劳动过程理论的解构与诠释：从西方话语到经典回归

柴 瑞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一、引言

劳动及其过程是国家创造价值与财富的来源，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劳动过程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本身被资本异化了，劳动者仅仅是作为劳动工具的角色参与社会生产。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1](P210)。劳动力作为资本的购买物，劳动过程便是资本对其消费的过程。“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1](P204)换言之，资本对于劳动过程中一切要素的占有，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下，资本消费劳动力的目的只在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或资本对于客观生产条件的垄断，构成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前提，并成为一种资本教义。

马克思对于劳动过程的论断是符合资本主义竞争与发展规律的，即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者的残酷压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斗争史。正是一部充满动荡的近代史催生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头换面，而生于表象之下的西方学者也适时地在“劳动过程”理论的创意中，以劳资共同利润等概念试图消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科学定义。但是，这些理论往往陷于当代资本主义为缓解自身危机而进行局部改良的技术性层面，以至于将技术作为引起劳动过程变迁的决定因素，对依然属于本质层面的所有制问题视而不见，这注定会陷入理论悖论和实践困境。

二、当代劳动过程研究中的西方话语

一般认为，较早修正劳动过程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哈里·布雷弗曼，他本人虽然坚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庸俗化为技术层面，把原本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演变为单纯的管理学或社会学问题，这显然脱离了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命题。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2](P23)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表现出其对于劳动过程本质问题的妥协性。他以《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基本观点为参照，结合自身十余年工厂工作的实际经验，企图说明资本主义的转变是资本积累推动下的必然。他认为：“对劳动人民来说，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各工业部门的劳动过程的不断变化，其次表现为劳动在各种职业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再分配。”[3](P10)但问题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和劳动者的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改变的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布雷弗曼之所以认为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其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过程始于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是概念和实行分离的结果。因为“概念和实行的统一是可以分开的。概念必须先于实行，并且支配实行。但是一个人想出的主意，可以由另一人去实行。劳动的动力仍然是人的意识。但是二者的统一在个别人身上会遭到破坏，而在团体里、在劳动场所、在公众当中，在整个社会里，会重新坚持下去”[3](P47)。所以，他认为劳动并不能交换，能交换的只是雇佣劳动力，工人出卖和雇主购买的只是“双方同意的时期内的劳动力”[3](P51)。因此，在劳动过程中如何发挥所购买劳动力的有用性，就成了劳动过程中资本家的职责所在。在布雷弗曼看来，概念和实行相分离必然导致脑力和体力劳动分离，必然出现两个劳动场所。资本主义职业管理部门出现与存在的意义，乃是通过监督和管理以回应来自工人的抵抗和不满情绪，使工人除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形式以外别无选择，从而掌握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国家的存在也相应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分配不公局面的维护者。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迈克尔·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主张不能忽视劳动过程中工人的主观性。马克思认为工人受雇于资本家，从而必定会受到资本家的监督和强迫，即强制是保证工人劳动过程中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工具。在布若威看来，这一假定虽然是正确的，但忽视了劳动过程中工人的主观性——工人意识。他认为工人意识或同意的来源并不是从外界带入工厂的，而且来自外界的意识及其变化对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消耗或者是生产中的关系向劳动的转化等方面的影响是在有限范围之内的。因此，布若威认为工人的同意是在生产之际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将同意的组织放在了国家、市民社会、家庭和学校——就是没有想到生产领域，后者总是被预设为阶级斗争的熔炉。我的经历则正好相反，它告诉我，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4](P12)他以此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1944年至1974年期间的动态变化形容为“伴随着从专制统治到霸权统治的、从通过强制和畏惧来榨取成果到通过同意的组织来榨取成果的连续过程”[4](P3)。

布若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并不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会成长为一个特定阶级，从而意识到自身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是一种对抗的关系，乃至实现“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他认为工人会成长为个体而非一种阶级，作为个体的工人未必认定资本家的利润是通过对自己劳动的无偿占有而获得的，相反，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更倾向于被“雇工个体”认为是对某种形式牺牲的弥补或对资本投资风险的回报，照此逻辑，个人的生计诉求与资本的扩张规模便可以紧密联结起来，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非但不是对抗关系，反而可以成为有着“共同利润”目标的“命运共同体”。基于以上逻辑，布若威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解释为资本意志下的“强制”或工人意志下的“同意”两种路径，他认为这两者的结合是诱发“追求利润”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合作的原始动机，由于存在追求利润的“共同目标”，工人于是逐步成长为产业技术条件下的独立个体而非阶级成员。与此种图景描绘下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那些机制或上层建筑便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将工人、资本家、经理等身份符号化，同时淡化他们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双重角色。实际上，资本家正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所谓强制和同意以及诡异的外部机制，达到了对剩余价值的事实攫取和行为掩饰的双重目的。

继布雷弗曼和布若威之后，西方学界于1983年创办了一个程序化的组织——国际劳动过程会议(ILPC)，至今已举办39届。历届主题反映出近40年西方在不同发展阶段、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对劳动过程研究的“与时俱进”，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88年)涉及工作的再设计、性别与劳动过程、管理与劳动过程。第二阶段(1988-1991年)涉及新技术与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理论、白领工作/非体力劳动过程等。第三阶段(1992-1997年)涉及转型中的劳工、技能和同意、工作场所的反抗与权力、全球日本化、质量至关重要、新工作场所与工会主义等。第四阶段(1998-2005年)涉及未来的工作场所、全球弹性劳动力趋势、管理知识、客户服务/授权和陷阱、重要技能、参与和民主等。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涉及创意劳动、工作事项/对当代工作的批判性反思、工作生活/更新劳动过程分析、零售工作、21世纪的工作趋势/决定因素和响应、身体/性/工作、把劳动力放在它的地方/劳动力过程分析和全球价值链、中国劳动过程视角下的劳动就业转型、新冠肺炎后工作场所的安全性等。

从历届议题可知，随着当代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和理论需要，西方对劳动过程的研究更加趋于角色性、工具性和叙事性，片面强调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等微观的技能性问题，显然是回避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最为本质的劳资体系的价值冲突和分配矛盾等核心问题，这就把人作为一个阶级形态的劳动者，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从实现自我劳动价值的过程中进而实现自身充分发展的社会化问题，拆解成零碎而机械式的物理性问题，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科学立场的刻意规避。尽管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区域性产业链以及更多的分工场所与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赖管理层面的技术改进就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人类本质的发展问题，也不能掩饰资本从原始积累时期到近现代资本主义野蛮扩张阶段，对世界一切劳动要素和劳动价值的极端不公平占有。

在这种被资本锁定的理论框架下，以保罗·汤普森为代表的理论可略见一斑[5](P913-930)。首先，汤普森认为劳动力的变化主要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控制和管理的新形式下，所对应的劳动技能的退化、女工的使用和劳动力的不确定性等。其中，劳动力的不确定性既源自雇主的管理和选择，又包括来自雇员在工作中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说，雇员的不安全感来自于雇主是否会继续雇佣自己的劳动力，因为雇主既能通过加强团队合作、员工关怀、企业文化等方式来调动雇员的工作积极性，满足员工的身份和利益，又可以通过它们来选择是否继续使用该雇员。其次，在汤普森看来，工作场所不能只是被当作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物理场所，还应该被视为冲突和身份认同的空间来源。汤普森认为劳动力和工作场所发生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因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所出现的生产和管理新形式带来了劳动力的退化。

以上理论可归结为西方学者基于非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其源于资本诱导下的改良主义，目的在于粉饰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强制，从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合理性，故而难以诠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全貌。

三、西方话语中对劳动过程研究的预设前提及其悖论

可以说，从布雷弗曼经布若威，再到汤普森的劳动过程理论，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近50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大致脉络。但是，这些学者的劳动过程理论所预设的前提本身是对劳动过程中基础关系的忽视，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中的资本权力和关系的美化和辩护，与马克思研究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相去甚远。

第一，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预设的前提是概念和实行的分离，他认为概念和实行的分离是资本得以控制和管理劳动过程的根本原因，并以概念和实行的分离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雇佣工人从事劳动的事实。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1](P658)。布雷弗曼认为，概念和实行分离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脑力和体力的分离，从而为职业管理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合理解释，这也是导致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技术退化的另一种原因。相应地，资本主义的管理部门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回应工人随之而来的不满和抵抗，使工人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事实上，概念和实行相分离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只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了特殊的表现形式。布雷弗曼没有遵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只是停留在管理学层面的解释，并没有揭开资本家可以不劳动却占有劳动产品，工人从事劳动却一无所有的深层原因，这是他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第二，布若威的劳动过程理论预设的前提是工人意识对于劳动过程的至关重要性，并试图以此说明霸权组织是如何在生产领域制造出工人的服从和同意的。他忽略了在资本对于劳动具有绝对统治优势的情况下，工人意识的主体性不得不让位于资本统治的主体性这一客观事实。布若威认为，正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两个机制，在制造工人“同意”的同时，也使得工人日趋转化为与资本家利益一致的个体，从而消解了阶级斗争。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领域恰恰是制造阶级斗争的战场，进而是产生工人阶级联合反抗的阵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6](P592)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对抗”指的就是阶级斗争，而且是源自于生产力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布若威所说的来自工人自发的同意和来自资本家微妙的强制，共同推进了生产行为，与马克思强调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推动生产不断进行的观点相去甚远。

布若威关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性及其作用，工人对企业的认同在维系管理者和工人之间起着某种妥协的作用这一观点，看似突出了工人意识的主体性，实质是遮蔽了马克思指出的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受剥削、受压迫的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7](P159)。在一般意义上，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被奴役感和被压榨感远远超过劳动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劳动者异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统治的主体性远强于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者的主体性则始终处于异化状态。

第三，汤普森的劳动过程理论的预设前提是将工作场所作为剥削发生的物理场所和空间来源，从而将劳动力、工作场所及其变化作为研究中心。因此，汤普森关注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就业、创造性之间如何在微观层面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其实出现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这些新变化，只是一些质的或量的规定性的变化，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一本质规定性并未改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1](P653)汤普森将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归结为雇主和雇员都拥有一定的选择权，即劳动力作为一种工作的能力先被掌握在工人手里，实现或者提取这种能力是资本家应该考虑的事情，从而为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提供了合法依据。但是，他的这一观点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在资本控制的前提下，工人除了劳动力可以出卖以外别无选择的科学论断：“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占有者。”[1](P658)可见，汤普森的观点明显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总之，马克思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将劳动过程及其要素变化作为研究的对象表面上看似“复兴”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很多观点，比如劳动从属于资本、重视生产领域的作用、关注劳动力和劳动场所等，其实这些理论成果只是从技术性层面或者是现象层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的考察，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问题在于生产关系。这些考察之所以是不彻底的，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只是从劳动过程所涉及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劳动过程的控制、工人的意识、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的变化等角度，尝试捕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变迁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并以此来回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产生的质的变化，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质层面的剖析，偏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视角，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剥削理论、阶级理论的消解。

四、回归劳动过程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上述西方学者的劳动过程理论将劳动过程的控制、工人的意识、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的变化等问题作为核心议题来对待。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论焦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在平等的契约关系掩盖下，劳动过程如何最大限度地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按照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一般形式的描述，“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P207-208)。人通过劳动资料将有目的的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身上，使劳动对象发生了预定变化，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物化，得到了满足人需要的使用价值。而这一系列过程，并不会因劳动者是为了谁劳动而有所区别，也就不会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有任何变化。但是，当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两个变化时，即工人的劳动及其过程和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才算是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变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劳动过程的论述。在理解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时，必须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与强制权的关系、分工与协作的关系、货币与资本的关系等分析加以整体把握，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是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新样态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原则。

第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石，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正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资本论》给出正确评价时指出的：“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8](P224)一方面，就生产的过程来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一系列价值形式的表现和演变过程的抽象，揭示了生产作为沟通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社会过程，资本是如何在这一持续的动态过程中，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断纳入社会关系之中的同时，又塑造并异化着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就流通过程来看，在表面平等、自由地交换消费资料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资本是如何在开启雇佣劳动关系之前就可以占有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资料的先天优势，而占有劳动力的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之外一无所有，这却是平等、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前提。可见，“资本和雇佣劳动(我们这样称呼出卖自己本身劳动能力的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同一关系的两个因素”[9](P64)。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运动与扩张的轨迹，塑造了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过程，实现了资本对劳动及其历史作用的隐藏，更为关键的是，使资本主义制度下客观存在的资本对劳动进行剥削的事实，以一种不经意、不容易令人察觉的方式进行着。

第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关系。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是通常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之间关系的维度。首先，从物质财富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确实符合劳动过程一般形式的规定，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载体，同时承担着“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双重中介作用。从而劳动过程展现出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1](P218)。其次，从劳动的二重性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只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生产使用价值过程中量的不同比例而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殖过程的载体，当用劳动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价值的生产时，价值增殖过程是超出补偿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即超出必要劳动的部分，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在于尽可能地延长这个超出的部分，或者是通过增强劳动强度来相对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这一目的都是在劳动获得工资的外衣下“悄然地进行着”。可见，跟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相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所特有的是将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1](P230)这就是通常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关系的两个方面。

不仅如此，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劳动过程不再是生产的目的，反而成了一种手段，成了价值增殖过程不断获得物质化的手段，这其实就使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使得追求更多的价值增殖成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各个要素的意义发生了转化、异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工人不是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7](P159)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求使得货币转化成了生产资料，使得“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1](P359)。

第三，科学技术与强制权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蕴含的重要关系。机器的使用，使得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马克思指出：“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8](P19)有人把这一论述当成“工具论”的理由，即认为以机器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是没有价值立场的工具。实际上马克思从没有把科学技术当作纯粹的工具来看待。因为，就价值增殖过程使得劳动过程各个要素的意义发生转化、异化来看，劳动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尤其是货币、生产资料、劳动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1](P360)也就是说，机器所承载的科学技术本身，虽然部分地融合进了价值增殖过程，但是却被迫完全地进入劳动过程，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资本会迫使一切的生产要素都为绝对的价值增殖来服务。

尤其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一旦确立，机器体系出现在工人面前，并不是为了减轻工人劳动时的辛苦，而是一方面为了使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减少从而使得劳动力变得更廉价，另一方面为了使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身上从而使得产品变得更贵。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应用，一开始就是作为工人的竞争者身份出现的，随着机器的发展进而发展为与工人的绝对对立，具体表现为：剩余工人的出现、妇女和童工比例增加、贫穷、工业病理学等。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对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农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当然，这可以看作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表现，但是“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1](P579)。科学技术一旦作为资本主义应用，并通过机器表现出来，那么机器及其蕴含的科学技术就成为了强迫甚至是扼杀工人的劳动资料，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就成为了资本强制权的物质化存在。

第四，分工与协作的关系，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容忽视的切入点。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就不会出现，而没有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商品生产就不能采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虽然，马克思对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进行了严格区分，但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出现来说，两者都是必要的。尤其对在充分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出现的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马克思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1](P427)这是马克思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所经历的变革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系列的生产方式变革，正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与协作的结果。许多具有不同技艺的工人被资本吸纳到一起，为了生产某种商品，又不得不在资本的指挥下，协作地进行，从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而“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1](P384)。也就是说，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变成局部的工人，协作又从另一方面将工人以资本的名义吸纳到一起，从而资本的指挥就成了形式上的必要之举，资本的指挥或者资本家的管理一旦转化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进行协作的工人也就转化为总体工作有机体的一个零部件，他们本来各自独立，但是一进入劳动过程，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变成了代表资本的存在方式，而这一切都是资本的力量使然。当然，这是与因交换而产生的社会分工是相似而又截然不同的。相似的是都表现出了分工的一般形式，各个独立的、专门化的工作部门，本质的区别在于，工场分工的前提是生产资料聚集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各个独立的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下完成对分散的零部件的重组，而社会分工的前提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分散的且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手中，各个部门之间因交换而协作。

因此，工场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结果必将不同，工场分工的结果就是生产上的智力必将成为凌驾于工人之上的统治力量，在这种资本凌驾于分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也必然打上剥削的烙印。因此，到了大工业时期，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势必成为劳动资料吮吸活劳动的资本的化身，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却造成是由技术的发展而引起的必要协作的假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看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其实是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重组的结果。

第五，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贯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总线索。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前提和必然结果，需要经历两个环节：一是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二是劳动力将生产资料和自身用于劳动过程。也就是说，一旦物品被资本家购买过来当作生产资料，用于劳动过程的生产性消费，不论是商品或者是产品以物的形式存在着，还是劳动能力以人的形式存在着，就当然地变成了劳动过程的要素，从而获得了劳动资料的形式。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劳动力的消费或者是劳动过程开始之前，资本家就已经占有了一切劳动的要素和劳动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占有劳动要素和劳动过程同劳动过程本身是一回事。在第一个环节中，被用作生产资料的物品以人格化的力量出现在了第二个环节与工人相对立，在第二个环节中，劳动力使用生产资料转化成了这些人格化的力量把劳动力并入劳动过程。这两个环节存在既相互独立又互为条件的关系：前者引起后者，后者又完成前者。

因此，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来说，劳动过程是其关键的一环，而劳动力又是关键一环中最本质的因素。因为，从劳动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来说，劳动过程就是劳动本身，而劳动本身又只是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劳动力的使用，从其产物(生产的新产品)所蕴含的价值量来说，超过劳动过程开始之前资本家用货币所购买的价值量，此时，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产物就出现了，劳动过程本身也转化成了价值增殖的手段，“这个过程不仅把活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而且同时把物化劳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活劳动也转化为资本。所以，它是一个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剩余价值从而生产资本的过程”[9](P78)。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从货币所购买的物的形式和人的形式成为劳动过程的各种要素后，就转化成了在资本家的指挥与监督下，使货币创造更多货币的过程，即资本本身的增殖过程。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分析的是资本控制的逻辑，并没有简单地将劳动过程的控制、工人的意识、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的变化等问题作为焦点。应该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起始于资本的控制，完成于资本的增殖。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榨取、占有劳动力的剩余劳动固然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揭露，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议题是掌握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变迁的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一直都掌握着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只要是资本控制的逻辑不变，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包含的上述五个分析维度仍然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判。

五、结语

自资本主义诞生至今，其生产方式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的变迁，然而资本寻求自我增殖的本质并无变化，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判断依然有效。表现在生产领域，变化的只是工人与资本抗争的形式。从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循环角度来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统一的商品生产过程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仍然是资本形态变化和循环过程的基础和中心环节。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发生领域，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劳动仍然成为资本的附庸而处于异化状态。因此，布雷弗曼、布若威、汤普森等人的理论虽然在一定背景下可以理解，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和劳动过程的新形态予以科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