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精神研究初探

周后运

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他们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潮流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光彩，这其中包括国民党左派领袖、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邓演达先生。

邓演达先生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革命先烈投身革命事业的传奇故事。他的故事是精彩的，是丰富的；他的经历是曲折的，是壮阔的。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结合邓演达一生的辉煌业绩和他的政治主张，笔者归结出他身上具有的四种精神。

一、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

邓演达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而殚精竭虑。从1924 年1 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起，邓演达便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一直到被害，他始终都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作斗争，一直在丰富和完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25 年春，邓演达忍痛辞去黄埔军校教育长职务，赴德留学。当时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都在德国，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救国救民的新思想。1927 年11 月1 日，邓演达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与此同时，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日益紧密。1926 年到1927 年之间，邓演达与毛泽东就农民运动有过亲密合作。1927 年3 月10 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与毛泽东等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提出并由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1927年6 月30 日邓演达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信中说：“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根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可见，邓演达信仰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工作路线是相通的、是默契的。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很有感触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邓演达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革命视野，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升华为“平民革命”思想。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的延伸，也是一种创新。正是邓演达敢为人先的创举，才让他背离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反动势力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邓演达先后到苏联、德国以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考察，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还谏言献策，希望发展社会生产力，富民强国。

邓演达充分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霸道的背景下，奢谈民主是不现实的。为此，他把民主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把国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作为实现民主的使命，把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作为争取实现民主化的工作。邓演达这种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在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

1928 年到1929 年旅欧期间，邓演达为了寻找“革命的道理”和掌握“革命的法子”，先后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有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许多著作，还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进行认真地研究。邓演达向往社会主义，认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前程是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他最崇高的理想。邓演达一生品格高尚，廉洁奉公，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说，我参加革命，不为官、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他时常教育学生，革命军人就是要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做到精诚、团结、友爱。邓演达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攻下武汉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他主政武汉时，明确提出“澄清湖北政治”的主张：整顿吏治，为求建设廉洁政府，防止行政腐败。邓演达认为，最可怕的是制度的贪污腐败，这同时也是南京蒋政府崩溃的主要原因。邓演达积极主张的便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形态所产生的集体主义和团结向上、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他要求人们思想解放，获得个性自由，但又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公共纪律、公共秩序，受集体生活的约束，不能我行我素，搞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

三、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国力孱弱，军阀混战，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邓演达反对侵略和剥削，一直致力于维护祖国独立和主权完整,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邓演达满怀爱国热情，可歌可泣。

邓演达说：“我们的革命，是要造成非资本制度的革命，是对帝国主义、对封建势力的革命，我们的政治目标是要造成真正民主的国家。”如何才能建成这种民主国家呢？他认为，要以工人、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联合其他阶层民众，维护满、蒙、回、藏等弱小民族的利益，“完全以下层群众作民主势力的基础，才能实现真正民主政治。”显然，邓演达始终把民众作为推行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充分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以民为本”思想中。

“平民革命”论是邓演达的国民革命论的新发展，是他在革命理论上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建树。何谓平民革命呢？邓演达下的定义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所谓民族革命，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以达到民族的复兴和自强。所谓民权革命，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全国各民族平等，建立平民政权。这个平民政权具有两大特质：第一，它“是生产者的政权。它不但要根本铲除寄生朽腐的官僚政治，而且要积极的发挥生产增进的机能。”第二，它“是反对特殊阶级的政权。它不但是在构成的成分上和传统的政权不同，而且它要适应于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使全国人民生活大众化、平民化。”所谓民生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和各阶层群众获得真正的解放，能够当家作主，享有民主的权利。

邓演达总结了中国革命自鸦片战争以来80 多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革命意识上的机械被动性，缺乏觉悟和自动性。他认为，要挽救中国革命，必须以文化为武器，展开启蒙运动，实现“人的觉悟与解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邓演达一直坚持不懈地斗争中，他的爱国精神贯穿他的思想理念始终。

邓演达先生先后两次出国考察学习,历经数年,虽然久别故土，但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和生活在祖国的亲人却时常在邓演达的牵挂之中。因此，每当有报效家乡之机会，邓演达无不积极响应，这充分体现了邓演达爱亲人、爱家乡、爱国家的深厚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邓演达精神的重要内核，家国情怀就是邓演达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邓演达曾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当时南京统治中主要人物的意识形态，得出结论：“蒋氏的灵魂是孔教”，胡汉民是“勇于改过的孔教徒”，戴季陶“差不多和胡氏一样，是改宗后再悔改的孔教徒”。可见，邓演达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愤懑。邓演达的行文用语也充斥着“共产国际式的语言”，如称南京政权为“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称民国十七年以来的内战“是那些买办、高利银行业家们和他们的竞赛者北方统治——地主及旧式高利商人的——争生存的决斗”，处处洋溢着邓演达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1930 年5 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 月9 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组党后，他一面策划军事倒蒋，一面主编《革命行动》，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邓演达的种种革命活动，使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基础被严重动摇。1931年8 月17 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 号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告密,邓演达被捕。8 月21 日，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临行前,他托人转告其他被捕同志，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一天。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之初，蒋介石使尽伎俩，以高官厚禄诱之改变其政治主张，邓演达始终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邓演达表现了他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邓演达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定革命必胜信念，保持和发扬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出革命新路线，并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革命事业,其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也激励着我们不忘合作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