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冲突与诗意调适中的历史演进
——《觉醒年代》情节的艺术建构

窦 薇，白 莹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红色”乃以颜色的象征符号隐喻“革命”，“经典”乃“一个文化拥有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1]。近期上映的《觉醒年代》，作为反映早期先进知识份子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一部优秀影视剧，好评颇多，暂可视为近年来红色影视剧中的经典。该剧艺术建构的一个最大特色在于高度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其情节的设置进行三种冲突与三种调适，使作品张弛有度，故事性极强。下文从三个层面逐一论述。

一、新旧思想的冲突与海纳百川之襟怀的诗意融通

该剧反映的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一群爱国知识份子寻求救亡之路的心路历程。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归国倒袁，创办《新青年》(1)《新青年》创办之初名为《青年杂志》，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编辑部设在陈独秀上海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的家中，由群益书舍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发行；1917年编辑部随陈独秀移师北京；1918年1月15日起(第四卷第一号)杂志改为同人刊物，参与编辑的人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一默、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作者主要有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文典、吴虞、王星拱、易白沙、杨怀中、吴稚晖、傅斯年、罗家伦；1919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回上海；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起成为机关刊物；1922年7月1日休刊；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由瞿秋白担任编辑，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是一本综合性的社会学期刊，每期100页左右，每六号为一卷，分为月刊、季刊、不定期刊，共出版63期。月刊 1915年9月至1922年七月，共出版 9卷54期；季刊从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共出版4期；不定期刊由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共出版5期。第一卷至第七卷 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第八卷之后由上海新青年社发行。参见：丁晓平著《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页。。彼时的中国，不断复辟的政治闹剧和皇权主义的军阀以及封建卫道士、守旧派、顽固派都企图继续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想与旧思想的之间冲突不断，构成了该剧矛盾冲突的主线。

(一)新旧思想冲突之表现

1.倡白话与守文言。《新青年》创办于新旧思潮交织的特殊历史时期，它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反对旧文化与旧思想的投枪、匕首，其思想之新潮、尖锐，成为现代中国之“青春”的代言。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新青年》中写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2]。这一宣言，告之：青年乃人生之最佳时段，新时代的青年应有不同于旧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对开放、自由、进步、民主的追求。同时，他在第一卷第一号中提出青年行为的六条原则(2)六条原则包括：(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参见：丁晓平著《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页。，是对时代之青年的殷切期望，也是对旧思想、旧权威的宣言与挑战。

新文化运动从文学革命开始，文学革命从白话文开端。1917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的“通信”栏目中提出推行白话文。1918年1月起，《新青年》大部分文章改用白话文。1918年3月25日第四卷第三号发表的《文学革命之反响》，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策划了新文化运动史上著名的“双簧戏”，打击反对派。新文学从提出“口号”到进行文学“建设”，最初是从白话诗的创作开始的，尤其是胡适的白话诗，但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鲁迅1918年开始创作的白话文小说。剧中，鲁迅对社会现状的睿智洞察与深刻反思，创作时的激情迸发、文思泉涌，化作白话写作之涓涓细流。封笔之时，仰卧于满地的文稿之中，镜头的旋转、特写，诗意地展现出一个文学革命斗士的艰辛与执着。

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学革命的阵营，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新青年》文化阵营在北大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攻击，最早公开反对的是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纾，此外还有辜鸿铭、严复、章士钊、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等人。他们在北大课堂上痛骂、讥讽革新派，尤其是黄侃与胡适之间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的争执，异常激烈。反对派形成一个性格各异，保守、顽固的反对阵营，加剧了剧情的冲突感。

该剧设置冲突的一个最大特征是还原历史的真实。“双簧戏”及胡适与黄侃北大讲坛的对决，黄侃借课堂大骂革新派、反对白话文，均为历史之真实。剧情的精彩之处在于语言交锋的激烈与睿智，通过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得以反映，辩驳的精彩中蕴含着彬彬有礼的对峙张力。

2.批孔与尊孔。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权与科学”，反孔是因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所反乃旧的规范及制度，而非儒学之思想精髓“仁”与“义”。1916年开始，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三纲教义”，1917年《复辟与尊孔》一文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3]。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易白沙、吴虞之批判孔教的战斗檄文，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和白话小说，钱玄同、胡适反对“孔教”的学术观点，均为反孔阵营的重要力量。

《新青年》批判孔教的科学之处在于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采取的并非全盘否定，他们都认为必须把孔子原始学说和被统治者利用的孔教相区分，反孔的真正本质在于揭露几百年来的统治者和官僚阶级强加在民众身上的一切伦理原则和制度。剧中，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部的激昂演说，表现出一个革命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

《新青年》知识精英们的反孔檄文激怒了旧思潮代表的封建卫道士。1917年上海封建文人开设“盛德坛”，成立“上海灵学会”，大煽妖孽之风。1918年5月15日的第四卷第五号，《新青年》开辟专栏与“灵学”争锋相对。剧中如实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成为新旧思潮冲突的另一个层面的体现，也是在情节安排上对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回应。

3.文化改革与政治斗争。《新青年》创刊之宗旨是“不谈政治”，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的办刊思想也在逐步发生变化。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民众强烈抗议，引发北京多所高校学生的请愿活动，并在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预演。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占领山东，五四运动由此爆发。面对日益汹涌澎湃的群众爱国运动，《新青年》不再回避政治。

1917年11月27日，《新青年》创办补充刊物《每周评论》，针砭时弊；1918年12月13日，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成为新青年的“卫星”。《每周评论》《新潮》的创立，说明陈独秀已从单纯的改造国民思想走向了政治关怀。

随着《新青年》影响的持续扩大，封建官吏也开始干涉新文化运动。在封建官员的弹劾下，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全国各地军阀也开始干涉进步新思潮。陈独秀毫不退缩，1919年4月13日和27日，《每周评论》与反对派正面交锋。在北洋政府的持续高压下，1919年4月8日，蔡元培提前实施文理合并，取消学长制，由马寅初担任教务处处长，陈独秀离任，这是对1919年2月22日北大高层决议废除学长制的回应，亦是对北洋政府的一次妥协。

(二)调适中的历史演进

新旧思潮的强烈冲突带来了剧情的张力，但只有矛盾斗争并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冲突在剧中主要通过蔡元培这个形象的塑造得以调适，形成松弛有度的结构安排。蔡元培的调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兼容并包营造自由之学风。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替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就职。蔡元培诚邀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着手进行教学改革。剧中“三顾茅庐”，终于打动陈独秀，《新青年》也随之入驻北大，遂形成北大新派教授联盟。支持《新青年》的同时，蔡元培长期聘任辜鸿铭和“筹安会”刘师培。新旧派之间冲突不断，且愈演愈烈。然而，剧情并未一直紧张激烈，而是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各行其道，自由发展，舒缓了剧情的紧张气氛。

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促成了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各种团体：音乐会、体育会、进德会、画法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夜校……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一时间，北大各种派别：守旧派、复古派、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激流涌动，促进了学术繁荣。剧中，辜鸿铭受到进德会道德标准之约束时的无奈，毛泽东参加新闻研究会精彩发言，傅斯年邀请北大工人参加平民夜校的尴尬……都得到充分地演绎。

2.惩戒适度赢得人心。蔡元培对新旧思潮的包容并不等于放任，也不等于支持旧思潮的政治主张，其所行之事，乃一个办学与治学者的本分。对于学校的管理，他组建校评议委员会，让学者治校，充分尊重民主，但对政治倾向有问题的保皇派与守旧派，则坚守原则，仅从学术上作考量而不能附和其政治主张。对于学风散漫，违反纪律者，则惩戒、敬告，乃至开除。在英国教授克德莱事件上(3)英国教授克莱德因学风散漫，违反校规，被北大开除。克莱德遂通过英国领事馆给北大施压，干预此事。蔡元培委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组成谈判团与以英方谈判，据理驳斥，不畏强权，坚绝拥护校方决定，维护国家尊严。，中方学者不畏强权，坚持原则。在面对辜鸿铭这样学术造诣甚高，但政治倾向有问题，性格孤傲，教学不利的复杂人物，蔡元培的调和方法甚为高明。

在校评议委员会成员的确定上，他与辜交谈之中直指要害，指出辜的保皇倾向，辜哑口无言，不得辩驳；在处置学风散漫的问题上，蔡在尊重与爱护辜的学术造诣的同时，不乏严厉的敬告，但并未置人于绝境，在指出辜无后路的现实处境时，仅做警告处理，辜在惊吓之余，感激不尽，对蔡心悦诚服，乃至在克莱德事件上，甘愿做胡适的智囊团，襄助谈判，并称天下只有两个好人，蔡公居其一，可见其内心对蔡公的诚服。

3.包容大度折服反对派。《新青年》与《新潮》两代新知识份子在北大组成的联合阵线，遭到以旧文学提倡者刘师培以及黄侃、辜鸿铭、马叙伦的反对，反对派得到著名古文专家严复和林纾的支持。1919年反对派开辟《国故》论坛，提倡文言文、孔教和旧伦理。以林纾为首的反对派，对蔡元培及北大新派教授的反对有两个重要事件，分别是1919年2月17日《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4)《荆生》恶意讽刺和隐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小说假借“皖人田必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隐射钱玄同、“不知何许人”的“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会陶然亭，田必美指责孔子，狄莫主张白话，忽然间跳出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把三人打得落花流水。参见：丁晓平著《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7页。，1919年3月29日至23日，《新申报》连载林纾另一篇小说《妖梦》。(5)林纾在小说中梦想在阴曹地府的一个白话学堂里，“教务长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以影射陈独秀，“复教务长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以影射胡适，“谦谦一书生”的“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因为田、秦二人提倡白话、反伦常而元绪公点头赞成，最后终有一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参见：丁晓平著《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0页。

在准备刊登《妖梦》之时，蔡元培邀请林纾为明遗老刘应秋遗著作序，林纾百感交集，致信学生张丰载追回《妖梦》，并在《公言报》发表《至蔡鹤卿书》，意在修好。1919年3月18日，阴错阳差，《公言报》同时发表《妖梦》《至蔡鹤卿书》以及攻击《新青年》同人编辑及新派教授的《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惹怒蔡元培。剧中，林纾追悔莫及，老泪纵横，怒斥从中作梗的张丰载叔侄，发出“政客与文人不同道”的长叹，一个耿直、顽固、守节的旧派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张丰载自知无力回天，致信道歉，蔡公回复，简短批评之后不予追究，并写长信《至〈公言报〉答林君琴南函》，据理驳斥，维护北大声誉，保护新派教授。3月24日林纾《再致蔡鹤卿书》坦诚认错，停止攻击。反对派对北大和新派教授的攻击，在蔡元培的大度包容下再次得以化解，蔡元培之进退得当，柔中有刚的性格特征得以充分展现，人物形象因此而丰满。

二、革命道路的冲突与林间把酒的诗意话别

该剧真实还原历史事件，把《新青年》主要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思想分歧表现的非常清晰，构成了剧情结构的第二条冲突路线。其中，陈独秀前期与后期思想转变很大，但三人表现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最终“沪上相聚”，各奔东西，诗意话别，成为剧情矛盾冲突的另一种化解方式。具言之，陈、李二人与胡的冲突表现如下。

(一)革命主张与改良主义的冲突

1.文学主张之异。《新青年》的诞生，是一次思想启蒙的文化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发表有关政治、思想方面的评论，兼顾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新青年》对旧思想的冲击最先从文学开始。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第二号中连载国人翻译之国外名著，在第三、四号中介绍欧洲18、19世纪的文艺思想，提倡写实主义。这种主张得到时在美国求学的胡适热烈地回应。1916年8月26日，胡适在致陈的信中提出了针对文学堕落的“八不主义”(6)“八不主义”分别指：“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参见：丁晓平著《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1页。，并在此基础上作《文学改良刍议》，刊发于1917年1月1日第二卷第五号。一个月后，《新青年》头条，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7)“三大主义”分别指：“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参见：丁晓平著《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页。，“改良”直接变成了“革命”。与陈相比，胡适的文学主张显得小心谨慎，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他申明《刍议》是个人之“私意”，仅供“讨论和征集意见”，而陈独秀则更坚决地表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坚定立场。

2.办刊宗旨之不同见解。办刊初期，陈独秀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旨在思想启蒙。这一立场与胡适高度一致，却与李大钊直面现实问题的主张有很大差异。随着《新青年》影响的深入以及国际国内形式的变化，对于办刊宗旨，陈独秀的思想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思想启蒙也属于政治，启蒙就是要从复辟、复古中解放。胡适却认为政治是交易、是权术，与治学无关，《新青年》旨在思想启蒙，不是直接解决政治问题。李大钊认为思想启蒙无法回避国家生死问题，启蒙思想如果脱离时事评论就是空谈，空谈即误国。

3.革命斗争之不同态度。1919年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激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由此爆发。面对日益紧张的时局，胡适的态度是不能硬顶，作无谓的牺牲，并主张以退为进，把北大搬迁至上海。李大钊矛头直指胡适，毫不留情地指出他是在取消斗争，缴械投降。陈独秀坚决地和李大钊站在一条线上，指出国民面对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是不能依赖公理；二是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治，并提出两大宗旨：一是强力拥护公理；二是要靠平民征服政府，主张坚决斗争。北大红楼的激烈争执中，李大钊拂袖而去，留下惆怅、委屈的胡适独自伤怀，陈独秀简短安抚之后也毅然离去。曾经的盟友，如今面临道路的分歧。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陈独秀主张坚决斗争，因散发革命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出狱后搬迁上海，《新青年》随之迁徙，陈独秀离开北大，赴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了劳苦大众“能像人一样的活着，能拥有人的快乐，人的尊严”[4]，陈独秀、李大钊决心建立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政党。1920年2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上海两地筹建党的组织，《新青年》也转型成为了党的机关刊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就是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写照。与之相比，胡适选择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倡导美国实用主义。

(二)相约田野把酒话别与骨髓深处的中国精神

1.君子和而不同。三人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即将赴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际，致信诚邀李、胡二人前往沪上相聚。林间溪流潺潺，鸟鸣嘤嘤，微风和畅的山野之间，三人席地而坐，把酒话别。“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醴二锅头”，忆起当年初见之日，受蔡元培之邀，三人在学士居饮二锅头，谈思想启蒙，寻求救国之道，志同道合，意气风发，而今，将要各奔东西。胡表示对陈、李二人的信仰选择和《新青年》的归属感到伤心。陈则表示关于信仰选择的孰是孰非，留给历史去评判，朋友之间允许人各有志，信仰虽异，但友情笃深。“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吟咏之间，君子话别。

2.中国人的精神。三人虽信仰各异，但能够成为挚友，是因为骨子深处所拥有的中国人之精神。这种精神有两层内涵，一是辜鸿铭在北大的演讲曾言及的精神，“是一种在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温良”，是“同情心和智慧”“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5]；另一层就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所具有的民族气节与爱国心。陈、李、胡三人，都有留洋背景，都受过旧学的教育，是思想觉悟较高的知识份子。因为传统文化的洗礼，使他们拥有君子之风，又因为对祖国深沉的爱以及对民族的深刻情感，使他们富有同情心，尽管信仰不同，但爱国与民族责任感是同一的。这就是三人道路相异，但友情笃深的原因，也是化解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源。

三、家庭、理想的冲突与亲情的诗意化解

在新旧思想、革命道路两大主线的冲突以外，还有一种冲突，那就是子女与家长的冲突。这种冲突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充斥着青春期的叛逆，对自由人生的向往与迷茫，寻找革命信念的坚定与执着，是交织着苦闷与希望的复杂情绪；对于家长而言，则是对子女安危、幸福、前途的顾虑和担忧。

(一)求索中的信仰与成长中的叛逆

1.执着与叛逆。剧中，主要体现在陈独秀父子的冲突上，这是交织着成长的叛逆、家庭的矛盾与执着寻找信仰的冲突。陈独秀在安徽老家曾与陈延年、陈乔年的母亲高晓岚育有两男一女，后来家庭破裂与高晓岚之妹高君曼重组家庭，育有一男一女。陈独秀常年干革命，无暇顾家，延年与乔年对父亲抱有很深成见，陈独秀对儿子的教育也有一套独特方式。为了锻炼这两位革命青年的意志，把他们撵出公寓、寄宿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每月只给10元生活费，兄弟二人只能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冬天无棉被、夏天无单衣，在社会底层历练。兄弟二人凭着坚强的意志考上了上海震旦大学。长子陈乔年有着极强的自律精神，为自己制定了“六不” 行为准则，过着一种近似苦行僧的生活。

在革命道路选择的初期，兄弟二人都选择无政府主义，认为全社会的人通过自律不断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有的人都结成一种超越家庭和恋爱的友爱关系。对于他们的信仰，陈独秀很无奈，只能“少年人生听他自行修炼也可”。但为人之父，怎能不关怀自己的孩子，这种关怀也是彼此的，它成为了这对表面上相互不屑的父子，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彼此间的关怀也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了陈延年这个刚强、自律的孩子温情、柔软的一面，从而突出了人物性格的多元性。

2.独立与自由。主要体现在与陈乔年、陈延年一起学习、活动的一群学生身上。其中笔墨较多的是两位女学生柳眉与易群先，她们都不愿依附家庭，希望挣脱家庭束缚，追求自由之人生。这是五四时代青年女性的代表，她们的叛逆与追寻所带来的家庭冲突，构成了剧情冲突的另一条补充路线，而她们与陈乔年、陈延年兄弟二人以及一群进步学生在一起的一系列活动：演活报剧，反对守旧派；办俭洁食堂，实验互助主义；上街游行，发放爱国传单……也是时代青年爱国行为的一种体现。在进步、爱国的主旋律之下，还有青春之少年关于爱情的萌动，这是剧情合乎情理的安排，但仅只是轻描淡写。柳眉与陈乔年之间的情愫，停留在青春之心“已经许国，难再许卿”层面上，以一种不经意的态度，增强了主旋律的革命基调，青涩而真挚的爱恋，成为主旋律之外的一抹亮色，凸显了时代青年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二)亲情的诗意化解与革命理想的殊途同归

1.亲情化解矛盾。易群先与柳眉的家庭冲突和陈家父子相比着色不多，最具冲突感与调和感的是陈独秀与陈延年之间的父子关系。这种冲突就像绷紧的弓弦，虽然刚硬紧张，但韧性十足。延年虽处处与父亲作对，但是一直默默关注父亲的革命事业，并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了父亲执着、坚定的，耿直、刚烈的性格特征。陈独秀表面对叛逆的长子不加管束，但内心深处却和天底下的父亲一样对孩子用情至深。剧情中着墨不多的医院守护、车站送别、炒南瓜子，都洋溢着浓厚的父爱。陈乔年赴法之前的一声“爸”，化解了这对父子之间的所有矛盾。这对父子情感的升华，则在于革命道路的殊途同归，最终，二人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中国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2.革命道路殊途同归。陈乔年兄弟在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道路上，经历了种种尝试，剧本翔实地展现了这种转变。从办互助社开始，俭洁食堂的实验，到参与反抗北洋政府卖国行径的革命活动；从留学法国，由于吴稚晖“法华教育会”中断对学生的支持，不得不中断学业，到工厂当纺纱工，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所受的深刻剥削，再到遇到周恩来，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少年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办《少年》月刊；从1924年夏，赴法学生急调回国，到1927年至1928年，上海龙华监狱的无尽酷刑，兄弟二人，“慷慨赴死，转身一笑”。那一回眸之间的自信与坚定，为革命只身赴死的无畏精神，渲染了该剧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表现了这对父子在革命道路上终殊途同归的爱国主义精神。

《觉醒年代》作为近来热播且好评如潮的红色题材历史剧，在情节设置的艺术架构上，通过新旧思想的冲突，革命道路的冲突，家庭、理想的冲突，塑造了新旧两派知识份子的典型形象。新派知识份子中又分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以及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焱、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另一批青年人。剧情的安排张弛有度，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以诗意的笔法化解了矛盾冲突的紧张感，带给观众视觉享受的同时又达到了爱国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