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
——基于“村庄社会文化系统”的分析视角

王向阳

一、问题意识：为什么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

从人口学相关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适婚人口结构男女比例失衡，适婚男性多出2000万以上，且这一群体将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1)刘燕舞：《农村“光棍”问题研究:回顾与前瞻》，《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6期。问题在于：这一极有可能沦为光棍群体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将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或哪些家庭呢？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解释是“婚姻市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这一研究多认为，贫困地区弱势家庭处于全国婚姻市场的低洼地带，家庭支付能力较差，与日益上涨的婚姻成本不相匹配，在日益激烈的婚姻市场竞争中，女性资源将首先向发达地区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流动，欠发达地区弱势家庭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婚姻挤压”的境地，由此相当一部分农村适婚男性将被排挤出本地婚姻市场且无力参与全国婚姻市场竞争而沦为光棍群体。(2)陈文琼、刘建平：《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6期。(3)王向阳：《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婚姻市场挤压逻辑对北方农村光棍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为我们理解农村光棍问题提供了研究基础和较大启发，但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在各地田野调研来看，相较全国其他区域，中西部宗族性村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数量尤其多且分布较为集中(表1)，而且当地彩礼价格并不高，婚姻市场竞争也并不激烈，这对既有婚姻市场研究解释力构成了重大挑战。为什么中西部宗族性村庄多光棍，这一问题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

表1 当前我国中西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分布表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一)文献回顾

针对当前农村光棍问题，我国人口学学者最先提出了这一问题，随后引起了包括人口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人口学主要基于人口数据对适婚人口结构展开分析，特别指出了人口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流动所产生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问题。(4)李树茁、孟阳：《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性别失衡治理的成就与挑战》，《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在宏观层面适婚人口结构失衡成为普遍共识的情况下，社会学视野下的不少学者在中微观层面展开了进一步丰富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视角。

一是微观层面的家庭视角和个体视角。光棍问题首先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尤其是对于多子家庭而言，“代内剥削”成为部分农村男性沦为大龄未婚群体一员的重要成因。(5)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此外，在此视角下，“婚姻连带”所产生“光棍成窝”现象(6)余练：《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1期。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在婚姻市场理论视野下，家庭支付能力不足，成为解释农村地区部分适婚男性致光的重要因素。(7)黄佳鹏：《代际合力、婚姻市场与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家庭视角之外，性格老实、身心问题等个体因素也成为部分男性致光的重要成因(8)王向阳：《姻缘难觅:转型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危机及其解释——基于关中扶风X村的田野调研》，《兰州学刊》2020年第11期。，为我们理解农村光棍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直观的场景性因素。

二是中观层面的地域视角和村庄阶层视角。刘燕舞(9)刘燕舞：《负性生命事件、地域性贫困与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机制研究——以大别山村为个案》，《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认为，地域性贫困导致光棍的形成,是由本地婚姻市场和全国婚姻市场对地域性贫困地区农村男性的双重排斥而造成的,个体负性生命事件则会强化地域性贫困对光棍形成的挤压程度。杜姣(10)杜姣：《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认为，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在同一地域中，身处村庄中下层的家庭，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格局中，上层竞优、中层跟进，底层家庭往往沦为被挤压的恶劣境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应对婚姻竞争失败所产生的婚恋危机，二婚市场和外地媳妇，往往成为重要的婚姻风险应对机制。(11)王向阳：《婚备竞赛、底层婚姻挤压与外地媳妇生成机制——基于豫南S县D村的驻村调研》，《西北人口》2018年第5期。

三是连接中微观层面的婚姻市场视角。在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条件下，各地均存在程度不同但均较为强烈的本地婚姻市场偏好，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本地婚姻市场天然比较激烈。在“女性要价”主导本地婚姻市场格局的情况下，“家庭支付能力”和“个体择偶能力”，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婚备竞赛成败的重要影响因素。(12)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家庭支付能力差或个体择偶能力不强，往往处于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中的低洼地带，面临婚恋危机将成为大概率事件。(13)杨华：《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基于此，在个体择偶能力相当的情况下，人为抬高彩礼价格、提前初婚年龄等成为应对婚姻危机的重要手段，天价彩礼、早婚、婚姻不稳定等现象也就随之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研究涉及村庄结构和文化排斥，认为是村庄层面的结构文化排斥导致了光棍问题的出现(14)何绍辉：《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南方人口》2010年第4期。(15)韩庆龄：《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这一解释值得商榷，究竟是结构文化排斥导致光棍产生，还是沦为光棍后引发了村庄结构文化排斥？笔者认为这类研究有因果倒置之嫌。

纵观既有研究，适婚人口结构失衡这一宏观因素，是理解当前我国农村光棍问题的大背景，既有中微观层面的家庭视角、个体视角、地域视角、阶层视角以及婚姻市场视角，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视角，但以上研究视角均共享或默认了相同的解释逻辑，即农村地区适婚人口结构失衡，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女性要价突出，婚姻成本高涨，部分地域贫困地区弱势家庭或男性难以承受高昂的婚姻成本，进而沦为光棍。这一解释逻辑，对代际责任规定性强、父母人生任务感明确、代际介入意愿强烈、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的北方农村解释力较强，但是却难以解释我国婚姻市场竞争一般、彩礼价格不高的相当一部分中西部宗族性村庄的光棍现象。经验世界的复杂性迫切呼唤引入新的分析视角。

(二)分析视角：从“婚姻市场”转向“村庄社会文化系统”

从笔者在广西等中西部宗族性村庄调研来看，当地受广东等沿海地区影响，婚恋文化观念转变较快，目前自由恋爱盛行，婚姻市场自由，婚恋成本不高，但是村庄内部大龄未婚男性却不少，甚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显然，既有婚姻市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解释力明显不足。基于此，笔者引入了“村庄社会文化系统”分析视角(16)王向阳：《当前我国普通农业型村庄大龄未婚男性分布的区域差异——基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集中体现在针对光棍群体的态度上，主要操作为三个层面：一是村庄社会文化，是关心保护，还是嘲弄排斥；二是家庭伦理上，是接纳帮助，还是冷漠轻视；三是父代人生任务上，子代结婚成家是子代责任，还是父母难以卸下的人生任务规定。

面对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宏观人口结构，参与婚姻市场竞争积极解决个体婚恋困境的前提是代际介入和个体主动，前提在于基于婚恋危机的社会压力传导，基础在于整体性村庄社会文化系统驱动。对中西部北方小亲族村庄而言，成为光棍是一件非常可怕且并不光彩的事情，既是个体婚恋危机，也是村庄公共事件，首先表现在村庄社会文化层面，成为光棍就意味着沦为村庄结构边缘地带，其他人会将其看作不正常的人，充满嘲弄和轻视，甚至蔑视，其次在家庭兄弟伦理层面，兄弟并不具备必然互助乃至接纳的义务，这就导致成为光棍的外部压力极大，社会压力传导充分，因此，极少有人愿意心甘情愿沦为光棍，加之北方小亲族村庄父母人生任务规定性强，为每一位子女结婚成家是父母义不容辞的义务规定，因此，父母介入子代婚恋的意愿和动力均较为强烈。因此，在北方村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在本地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极为激烈，大龄未婚男性和父母压力均较大，精神极为焦虑，但另一方面，也恰恰由于这种焦虑，驱使当事人及其家庭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婚恋危机问题，比如引进外地媳妇，在这一“父母介入”和“个体主动”的双重逻辑下，最终沦为光棍群体的大龄未婚男性反而是极少数。反观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村庄内部大都属于同一宗族，奉行自己人逻辑，对待大龄未婚男性多是关心而非嘲弄的态度，加之家庭内部兄弟伦理团结面向突出，导致外部压力传导有限，当事人并不认为成为光棍是一个问题，加之父母人生任务规定性不强，尤其是对多子家庭而言，只要其中一个儿子结婚成家完成任务即可，在人生任务规定上并不要求每一个儿子必须结婚成家，因此父母介入意愿和动力相对较为消极，因此，在适婚人口结构同样失衡的大背景下，当地婚姻市场竞争即使并不激烈，但当地大龄未婚男性积极解决婚恋问题的压力不大，动力不强，反而更容易沦为光棍，而且多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区域性青年群体现象。

参照贺雪峰(17)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划分，我国农村分为南方宗族性村庄、中部原子化村庄和北方小亲族村庄。为简化分析，本文主要参照北方小亲族村庄来建构分析框架。(参见表2)

表2 区域差异视野下中西部农村光棍问题分析表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解释性多案例研究方法

鉴于本文主要关注“相比中西部北方农村，为什么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这一问题，参照罗伯特·K.殷的观点，案例研究更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二是研究者几乎无法控制研究对象；三是研究的重点是当前的现实现象。(18)[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五版)，周海涛、史少杰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页。基于此，本文比较适合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同时，考虑到为有效增强本研究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笔者采用了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

本文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分别于2018年7月5日至7月25日在豫南农村和2021年4月20日至5月8日在桂南农村开展的田野调研。调研期间，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当地村两委干部、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村民组长、老计生干部以及部分大龄未婚男性代表等展开深入个案访谈，从而获取了大量一手素材。同时，为了增加所获取资料的信度，笔者运用三角测量方法对以上资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交叉验证。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笔者调研所在的豫南农村和桂南农村，分别符合学界既有关于北方小亲族村庄和南方宗族性村庄研究的典型特征，因此，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

(二)案例选择

笔者调研所在的豫南农村，为当地行政村下辖的一个普通自然村，下辖2个村民组，约150户、400人。当地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在地经济机会不足，中青年人外出务工经商普遍，留守型村庄特征突出，为中西部普通农村的典型代表。作为北方小亲族村庄，男孩偏好较为明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强势执行影响下，男女性别比结构失衡，加之当地父母代际责任突出，人生任务感明显，父母介入子代婚姻意愿和动力强烈，因此本地婚姻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在父代积极介入的情况下，当地彩礼价格近年来日益上涨，婚姻成本支付压力较大，但村庄内部大龄未婚男性数量反而不多。据介绍，目前当地村庄仅有一例大龄未婚案例：

案例1：LX，1988年人，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本人好吃懒做明显，加之母亲早逝，父亲在村庄内部素有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因此该农户一家在村内口碑较差。LX有兄弟姐妹三人，妹妹早就出嫁，哥哥1986年人，为人相对老实一些，但在本地找媳妇仍然困难，因此利用打工机会在广东结识了一位云南姑娘，后带回家成亲，目前已离婚。而LX本人却迟迟不见动静，当地村民也不愿意插手他们家的婚事，因此目前处于破罐子破摔状态，整日在村钓鱼、打鸟，偶尔做些零工，当地人评价是注定要打光棍一辈子。(访谈记录：20180708LX)

笔者调研所在的桂南农村，同样是中西部普通农村的典型代表，下辖约120户、600人，均为李姓，同一祖先。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当地青年男女结婚多通过自由恋爱结合，彩礼价格多在1万—3万元不等，婚姻成本支付压力并不大，平均结婚年龄是二十四五岁，目前二十八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却达30人之多。现择其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情况(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梳理。(参见表3)

表3 桂南农村某地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情况一览表

从以上梳理来看，桂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恋实践具有以下共性特征：一是婚恋模式以自由恋爱为主，相亲介绍较少；二是父母介入有限，介入意愿不足，介入能力不强；三是多子家庭普遍；四是相比北方农村，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有限；五是大龄未婚男性比例明显较高，占比20%以上，较为普遍。

四、南北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的区域差异图景

从各地农村婚恋实践来看，南北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的性质、分布及其生产机制均存在较大差异。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北方农村，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婚姻成本较高，农村家庭婚恋压力较大，但大龄未婚男性剩余并不多，多呈零星分布状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竞争剩余；以桂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宗族性村庄，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一般，婚姻成本不高，本地家庭婚恋压力并不大，但大龄未婚男性剩余却较为普遍，且呈现集中分布状态，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剩余。

(一)中西部北方小亲族村庄：作为“社会竞争剩余”存在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社会竞争剩余，主要指在当地婚姻市场竞争中，部分家庭中的部分适婚男性难以达到本地婚姻市场竞争要件而产生的剩余男性，长时间难以解决个人婚恋困境，以至于走向大龄未婚境地，成为光棍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当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的存在，起点在于适婚人口结构失衡，但相比南方宗族性村庄，打工经济普遍是共同变量，差别在于当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执行相对强势，儿女双全是理想生育图景，在存在婴儿性别筛选的人工干预条件下，男女性别比天然失衡，但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相对松散的南方宗族性村庄失衡严重。即使如此，反馈到二三十年之后的子代适婚年龄阶段，当地农村家庭依然存在较为强烈的婚恋危机意识。在适婚人口结构普遍失衡的大背景下，婚恋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出现婚恋危机之后怎么办。

对北方小亲族村庄中的农村家庭而言，农村父母多积极介入，一般途径有三：一是提前初婚年龄，一般在孩子初中毕业或辍学之后，早在十八九岁便开始为孩子安排相亲介绍，以期尽快解决子女婚恋问题，完成人生任务；二是提高彩礼价格，在同等条件下，争取以更高的彩礼价格以竞争本地相对稀缺的适婚女性资源，客观上也就助推了本地日益上涨的彩礼价格；三是引进外地媳妇，在本地婚姻市场难以解决子女婚恋问题的情况下，当地父母往往积极动员身边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引进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外地媳妇来弥补本地婚姻市场适婚女性资源的短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外地媳妇的出现，是作为北方小亲族农村家庭应对婚恋危机的应对机制而存在的。

在家中父母积极介入的情况下，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以下影响：一是当地初婚年龄提前，二是抬高当地彩礼价格，三是不同数量的外地媳妇的出现。也正是以上一系列婚礼危机干预机制的存在，使得当地自由恋爱模式受到挤压，相亲介绍模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将最大限度降低当地试婚男性沦为光棍的婚恋风险。在当地父母积极介入子代婚恋、以相亲介绍婚恋模式为主导、以本地婚姻市场为主阵地、以全国婚姻市场为辅助的北方小亲族村庄，当地适婚男性反而不容易出现光棍问题。而真正沦为光棍的少数案例，多由于家庭支付能力确实较差或男性个体身心障碍严重，两者若居其一，就容易被当地婚姻市场甩出去，进而沦为当地婚姻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值得关注的是，这类男性剩余的存在，是在父母积极介入、个体积极主动争取后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产物，本质上属于社会竞争剩余，而非婚恋随缘的自然剩余，这一剩余性质，也就内在锁定了其剩余数量不可能多，因此多呈零星分布状态。

(二)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作为“自然剩余”存在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

自然剩余，主要指在当地婚姻市场中，作为父母介入子代婚恋意愿不足或能力有限，多由子代主导本地婚姻市场，相亲介绍有限，自由恋爱盛行，婚配机会与个体择偶能力高度相关。在适婚男性父母介入有限或本人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导致自身进入大龄未婚阶段。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北方小亲族村庄，南方宗族性村庄理想的生育图景是两男一女，在当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相对松散的情况下，当地新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失衡较为严重，客观上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形式。关于这一点，当地村庄几乎不存在纯女户就是最佳例证，因此当地多子女家庭较为普遍。

相比北方小亲族村庄，在当地适婚人口结构失衡更为严重的情况下，当地适婚男性父母介入却相对有限，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又内在统一的现象，值得后文深入分析。父母介入有限，本地婚姻市场相亲介绍有限，自由恋爱普遍，子女主导特征突出。子女主导本地婚姻市场，自由恋爱模式下，以彩礼为主要内容的婚姻成本并不高，婚姻仪式也较为灵活，相当一部分适婚男女将通过自由恋爱较好地解决了自身婚恋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子女个体难以较好地解决个人婚恋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南方宗族性村庄受广东等沿海地区婚恋文化观念影响，婚恋观念转变较快，婚恋自由已占据主导地位，子代结婚是子代个体的事情，父代介入已丧失文化观念层面的合法性基础。

面对更为严重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这一客观形势，在父母介入有限的情况下，以下场景往往容易出现：相当一部分适婚男性将由于任性贪玩、爱赌、痴情等各类个体性因素，导致其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个体婚恋问题，加之在当地社会文化系统中缺乏相应的婚恋危机干预机制和救济机制，因此，这一群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大龄未婚境地。鉴于其适婚人口结构中男女比例失衡更为严重，因此这一群体走向光棍的概率更大，且呈集中分布状态。因此，在缺失父母积极介入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个体自由恋爱来解决个体婚恋问题，由此产生的适婚男性剩余，笔者称之为自然剩余。(参见表4)

表4 南北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区域差异一览表

五、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的社会文化解释

通过梳理南北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的区域差异图景，笔者发现我国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的核心是适婚男性父母介入有限，导致当地适婚男性出现婚恋问题后缺乏基本的婚恋危机干预机制，致使相当一部分适婚男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龄未婚境地。因此问题的关键就转变为：在面临更为严峻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形势下，为什么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父母介入却极其有限？从既有婚姻市场视角解释是乏力的，因此笔者在此引入村庄社会文化系统加以解释。婚姻市场的底色是区域性社会文化系统，在作具体解释之前，笔者有必要先对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北方小亲族村庄婚姻市场所体现的区域性村庄社会文化系统加以分析。

对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北方小亲族而言，从村庄社会文化整体层面看，成为光棍，意味着其本人及其家庭将沦为村庄社会评价体系的末端，绝大多数村民将持嘲弄、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将其作为不正常的人看待，这将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项，因此，如果当地适婚男性在婚嫁年龄不能如期解决个体婚恋问题，将面临笼罩性的村庄社会外部压力。从适婚男性家庭内部兄弟伦理来看，如果是多子家庭，为子代结婚成家是父母人生任务，而非兄弟间必然义务，尤其是兄弟成家之后，当地小家庭生活逻辑突出，兄弟之间是难以接纳一个大龄未婚兄弟一起生活的，因此其将面临程度不等的家庭内部排斥。村庄社会评价消极和家庭兄弟伦理排斥，笔者称之为村庄社会内部的“双重排斥结构”，也成为社会压力传导到父母意义世界的重要桥梁。从父母意义世界来看，为每一个儿子结婚成家，是父母人生任务硬规定，否则就意味着人生任务失败，必将面临严重的精神世界危机。因此，在儿子结婚这件事上，适婚男性父母天然具备较为强烈的积极介入的意愿和动力。在父母积极介入的情况下，提前初婚年龄，抬高彩礼价格、引进外地媳妇等一系列婚恋危机应对机制将充分发挥作用，最大限度降低子代沦为光棍的人生任务风险。此外，在父母积极介入子代婚恋实践的情况下，相亲介绍往往成为当地主导婚恋缔结路径，且当地适婚人口结构失衡越严重，婚恋形势越紧张，父母介入意愿越强烈，父母介入行为越普遍，相亲介绍婚恋模式越得到持续强化，进而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当地适婚男性子代沦为光棍的概率越低。因此，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内在统一的现象就普遍出现在北方村庄当中，即婚恋压力越大，当地光棍数量反而越少。

反观以桂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在生育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强度有限的综合作用下，当前当地适婚人口结构失衡更为严重，但当地父母介入却普遍有限，何以如此呢？从村庄社会文化整体层面来看，宗族性村庄多为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子孙后代，多奉行自己人逻辑，对待村庄内部存在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村民多以关心的态度而非嘲弄的语气来对待这件事，因此，在村社社会评价上并不必然消极，也就意味着外部社会压力传导有限。对当地较为普遍的多子家庭而言，兄弟之间团结面向突出，当其中一个兄弟没有成家之时，其他兄弟秉持接纳而非排斥的态度，这一家庭伦理面向使得大龄未婚男性兄弟同样不会感觉到明显的婚恋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对适婚男性父母而言，多子情况较为普遍，只要其中一个儿子结婚成家，也就意味着自身人生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对其他儿子结婚与否在人生价值上并没有必然要求，导致父母介入意愿天然不足。此外，南方村庄靠近广东沿海一带，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并日益普遍化，当地青年男女婚恋观念受发达地区婚恋文化影响较大，较早地转向了主张婚恋自由的自由恋爱模式。在自由恋爱占据主导地位的南方宗族性村庄，子女结婚成家是子代自己的人生大事，而非必然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即使父母内心着急，子代也往往以婚恋自由等更为强势流行的话语来加以抵制，致使父母介入有心无力。长期以来，自由恋爱成为当地主导性婚恋文化，父母介入彻底丧失文化层面的合法性基础。在父母介入有限的情况下，当地适婚男性客观上又的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婚恋形势，导致当地适婚男性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进入大龄未婚境地。

简而言之，相比中西部北方小亲族村庄，南方宗族性村庄双重保护结构突出，社会压力传导有限，加之自由恋爱盛行，父母介入有限，个体难以解决自身婚恋困境时，基于当地村庄传统宗族社会文化和现代自由恋爱文化结合而成的当地村庄社会文化系统，并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婚恋危机干预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这一文化系统，如不及时加以调整，必将导致相当数量的大龄未婚男性剩余出现。换言之，对于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而言，大龄未婚男性剩余的出现，与其说是父母介入有限的产物，不如说是在当地适婚人口结构天然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区域性村庄文化系统遭遇现代自由恋爱文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参见表5)

表5 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的社会文化解释一览表

六、结论与展望

学界既有家庭视角、个体视角、村庄视角、阶层视角以及婚姻市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难以解释中国农村光棍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围绕“为什么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多光棍”这一问题意识，本文基于“村庄社会文化系统”视角，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进一步探究。研究发现：相比中西部北方小亲族村庄，南方宗族性村庄大龄未婚男性数量较多，且分布较为集中，自然剩余特征明显。在当地婚姻市场竞争有限、婚姻成本不高的情况下，既有婚姻市场竞争逻辑解释力有限。同时，在面临更为严峻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客观形势下，当地农村适婚男性父母介入却极其有限，导致相当一部分无法通过自由恋爱解决个体婚恋问题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介入与救济。相比北方小亲族村庄，针对光棍群体，南方宗族性村庄社会文化包容度高，家庭伦理接纳性强，村庄内部存在较为明显的双重保护结构，导致社会压力传导有限，加之父母人生任务规定性不强，对子女结婚有期待，但并不存在明确的人生任务规定，外加当地村庄自由恋爱婚恋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濒临婚恋危机的大龄未婚男性父母并不具备介入子代婚姻大事的动力和基础，因此，一旦适婚男性个体解决个人婚恋问题出现困境，在缺乏有效的外部介入机制的情况下，当地相当数量的适婚男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大龄未婚境地，沦为光棍将成为当地大概率事件。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在父母介入等外部介入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适婚人口结构失衡，并不必然带来普遍的大龄未婚男性婚恋危机和光棍问题。对中西部南方宗族性村庄适婚男性群体而言，如果说当地光棍问题的出现，是基于村庄社会文化系统的区域性文化现象，也就意味着只要当地村庄社会文化系统不改变，在缺乏积极有效的外部干预机制的情况下，大龄未婚男性即光棍群体的普遍出现，将成为当地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此，改善思路正在于：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加强基于“家”文化的宣传教育，充分转变当地婚恋观念，婚恋自由并不与父母引导截然对立，要引发当地农村父母及其年轻子女对于婚恋问题的充分重视；其次，中观操作机制上，当地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等相关群团组织，应当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功能，积极搭建并组织面向适婚青年男女交往的各类交流平台和联谊活动，善于利用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为当地适婚男女开展积极健康的社会交往提供平台，以弥补短时间内当地村庄内生婚恋危机干预机制缺失的困境；最后，在微观层面上，引导青年男女转变婚恋心理，正确看待并积极应对自由恋爱过程中所出现的不确定性，不存在不需要主动争取和用心经营的家庭幸福，充分鼓励当地适婚青年男女积极争取婚姻幸福。

本文贡献主要在于：在婚姻市场竞争视角等学界既有研究视角基础上，提出了“村庄社会文化系统”分析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将南方宗族性村庄大龄未婚男性剩余归纳概括为“自然剩余”，同时提出了另一套解释体系，即村庄社会文化系统包容性强，社会压力传导有限，父母干预意愿不强，加之自由恋爱文化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大龄未婚男性缺乏及时有效的婚恋危机外部干预机制和应对机制，进而导致大龄未婚男性即光棍群体的普遍出现。本文在增进各界对当前我国农村光棍问题复杂图景认识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学界既有研究视角和解释体系。不足之处在于：目前尚缺乏基于多地更为扎实经验基础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关于光棍群体规模及其具体区域分布的定量研究明显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