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青团“为党育人”的百年演进
——基于“学校”视角的考察

任 园 杨文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总则开宗明义即阐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但在研究界，论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组织性质与职能定位时，“学校”都是一个常被提及却很少深究的概念。相比现有研究资料中对“助手”与“后备军”等上位职能①该说法来自胡献忠关于共青团“上位职能”与“下位职能”的区分，他认为，“上位职能”是宏观意义上的根本职能，对应“助手和后备军”“学校”“桥梁和助手”等，“下位职能”指微观意义上的具体操作层面的职能，如“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可以根据时代发展和党的阶段性任务的变化进行调整。详见胡献忠：《共青团职能历史演进与拓展的文本分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的阐释，“学校”几近成了明而未释的隐性概念。

扫描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发展史全貌，“学校”职能是其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实现方式，因而“学校”的定位不是党团关系所描述的结果，也不是类同“助手”和“后备军”表述的外在规定性，而是共青团职能定位的内在属性，其目标在于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此而言，共青团的职能定位不能仅仅担着“助手”和“后备军”之名，而忽视或回避共青团最本质、也是最有难度的培育时代新人之责。共青团作为一所特殊的“学校”，演绎的正是其百年来“为党育人”的光辉历史。其“学校”称谓沿用百年，既是党赋予的光荣使命和殷切期盼，也是对其履行“学校”职能可靠尽责的肯定。

一、共青团“学校”职能的价值审视

（一）共青团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受到广泛宣传和传播，基于此，通过新的政党政治体系将民众组织起来，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共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旗帜下，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为诉求的政治组织找到了自身的政治主体[1]，开始谋求现代国家的构建。其中，最为紧要的问题即是，如何判定、觉醒和锻造革命力量。青年团正是这种战略考量下的制度设计成果，1920年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上海诞生后不久，党组织的负责人陈独秀就决定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2]，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业，应具个政治教育的性质。他不仅仅应当教育团内的人，对团外少年的群众，也应当教育，以便引起他们来参加普遍革命性质的运动”[3]。可见，“学校”职能是青年团诞生的基因密码，通过创造新人及凭借其“根本之觉悟”，培养革命运动的新生力量与得力助手。

从1922年成立至今，共青团这一“学校”跟随中国共产党跨越百年历程，在时代律动中本色依旧。百年奋斗史中，共青团经历了两次建立，两次改名和一次改造，我们可以从这五次变革中辨明这所“学校”的性质。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新通过的纲领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1925年1月，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改名主要是为了使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绝对一致，“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4]。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根本改造共青团，及其组织形式”[5]，通过动员、组织和教育青年群众，将共青团改造成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1949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上，蒋南翔在《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的报告中提到了青年团的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仅仅是在政治纲领及社会基础底广泛性这一点上和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区别，至于这两个团体的基本性质和主要任务——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青年的核心组织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的革命学校，那是完全一致的”[6]。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的团章明确规定了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特别强调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帮助青年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7]。由此可见，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就是共青团为党做青年工作的初心。共青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青年学习党的思想和主张、开展共产主义教育的一所“学校”。这就从政治属性和教育内容上揭示出了共青团作为“学校”与一般学校的主要区别，也使这所“学校”具有了重大而特殊的政治价值。

（二）怎样办共青团这所学校

如何办共青团这所政治“学校”，首要的就是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为谁培养青年”这些根本问题。回顾百年团史，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关于这三个问题有不一样的表述，但“为党育人”作为共青团“学校”职能的根本任务没有改变。

1.培养什么样的青年。这是共青团这所“学校”的教育目的论，目的定位统领内容和形式，这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党的领导人都一再阐发、强调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对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教育，使无产阶级成为“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8]，而“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9]。列宁在反驳自发性工人运动观时说，“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10]。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的青年培养目标，“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2]。2019 年，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13]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党的领导人对青年的要求和期盼都关涉“觉悟和奋斗”。何谓“觉悟”，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理解和认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能够树立完成时代伟业的坚定信念。何谓“奋斗”，就是把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统一起来，把个人梦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志存高远、不惧艰难、勇挑重担、行稳致远。

2.怎样培养青年。这是共青团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论，实践性是共青团这所“学校”的基本特性，通过实践来教育培养青年是共青团的重要方法。1925年，恽代英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文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他除了在原理上要与团员以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外，最要是领导这些团员在行动上训练他们成为忠实强健的共产主义者，那便是说，训练他们成为肯为被压迫的青年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忠实强健的战斗者”[14]。1983年，团的十一大修改了团章，将共青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改为“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修改说明指出，“共青团这个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它特殊的教育职能，就在于引导青年在实际斗争中学习”，修改团章是为了“准确规定共青团在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的特殊职能，强调理论同实践的统一，使共青团更为自觉地把学习共产主义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全面开创新局面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15]。2003年，团的十五大对团的性质作了新的修改，明确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一表述沿用至今。事实上，共青团作为“学校”的教育形态和教育手段，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这种实践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回应时代任务，比如，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强调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育新人，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则教育和鼓励青年“建设四化、保卫四化”；二是进行实践转化，党的思想和主张只有通过“实践的人”与“人的实践”来获得转化。百年来，共青团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奋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培育和激发青年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3.为谁培养青年。这是共青团这所“学校”的教育本质论，“共青团是为党做青年群众工作的组织”[16]，团结教育引领青年亦即“为党育人”是共青团最根本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贯穿了共青团成立和建设的全过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17]，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就是共青团的本质属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有力地开展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大局中，助力青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建功立业，团结带领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新时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共青团强调要“做好为党争取青年人心的政治工作”[18]，“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是一切工作的逻辑起点，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引导青年，始终以为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

二、共青团“学校”职能的历史考察

基于上述对共青团“学校”职能的价值审视，我们再回到漫长的历史境遇中，从头考察共青团的地位和历史意义，探究“学校”概念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具体的文本脉络和历史事件中进行确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掌握青年”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开展广泛革命动员的需要，革命觉悟如果仅仅局限在少数进步人士和知识群体中，是无法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而群众是不会自发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因而必须通过外部“灌输”，群众才会变成革命的力量。贯穿此时期青年团“学校”职能的主线，即是通过“理论掌握青年”，促使青年群体成为革命有生力量。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处理革命力量的判定、觉醒与锻造问题。

1.革命力量的判定。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曾经指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20]。为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一直重视革命青年的吸收、培养和教育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团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各种主张，以共产主义争取青年、教育青年，扩大革命队伍。青年团早期发展对象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因其具备集群性、激情性、知识性的革命优势，而“工人中觉悟者也不及百分之一”[21]。后来，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青年团组织青年到工农中进行宣传与发展，团的一大召开时团员结构已经实现“大多数为工人”[22]。五卅运动后，团组织加大对青年的争取力度，大批青年工人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北伐过程中，共青团组织青年不断开展工农斗争，吸收大批青年工农参加共青团，至1927年5月，团员数已达近4万人。1928年团五大召开时，团员数量增至7.5万，组织结构上，团实现了由“学生团”向以工农劳动青年为主要成分的革命青年组织的转变。土地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在前期“供给中国革命很多的战士、革命家、煽动员、宣传队、组织者”的基础上，工作方针要移向“取得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引导他们作战”[23]。1933年，由一万多名青年组成的“少共国际师”成立，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为团员青年。1936年，少共国际要求中国共青团“与民族解放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的青年经常合作和联合，与还在国民党影响下的青年合作”[24]，同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共青团把自身由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的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此后根据地青年以青救会、青抗先①青年会，全称青年救国会，是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青抗先：全称青年抗日先锋队，是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半军事性的不脱离生产的青年抗日武装组织。等各种形式组织起来，投身抗日战争与根据地的建设，国统区青年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广泛团结各界青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决定重建青年团，要求其“更群众化、青年化，……在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中事业中组织和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并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25]。

2.觉醒与锻造革命力量。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后，中国共产党、共青团随即创办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投身工农革命运动，并选拔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1921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要“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26]。1922年团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规定，青年团要“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要发展青年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和“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27]。根据党的三大对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与调查”[28]的要求，青年团之后的工作都秉持“对内训练与对外宣传”[29]，如选派团员参加黄埔军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746名青年。①1924年7月—1926年9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了6届，培养了721名毕业生和25名旁听生，他们全是18-28岁的青年，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详见李玉琦：《中国共青团史稿（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又如青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杂志，以其为阵地坚决批判错误思想，政治动员效果卓著。恽代英为此总结说：“三年以来，他的组织扩展到各重要的省会都市与工业区域，他的团员多是各地纯洁勇敢而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分子。……人人都知道他们是共产主义者”[30]。1931年，团苏区中央局成立，随后创办了《青年实话》刊物与列宁团校，加强对根据地青年的理论宣教工作，开展“青年团礼拜六”活动，引导青年团员在休息日帮助军属、协助红军、垦荒种粮。抗日战争期间，党改造了共青团，与此同时，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帮助青年“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31]。1946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开始讨论重新建团问题，任弼时提出：“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32]194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草案）》，认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学习，并组织青年群众学习，教育年青[轻]一代”[33]。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红又专’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者进行“又红又专”的改造成为了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毛泽东对“又红又专”的解释是，“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34]。这反映了党的领导人对“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期盼。“又红又专”实质上是一个思想动员的观念框架，用国家所需建设力量的目标要求来形塑群众，主动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事业中。因此，共青团在这一时期的“学校”职能主要体现在贯彻党的教育方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塑造和培养“又红又专”的青年生力军。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其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35]。针对有人提出“青年团基本任务在学习，青年团岂不是和一般学校没有区别了吗？还要青年团做什么”的疑问，团中央书记冯文彬指出，青年团员“不限于学生，还要在生产中、工作中、作战中和各种斗争中去学习。无论在什么地方，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结合，都应该是青年团员在学习中的指南”[36]，而且应当认识到，“在建设新社会中需要大批青年能够好好学习，掌握技术，成为有用的人才”，所以，要为“团结教育青年一代而斗争”[37]。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路下，共青团承担起在实际斗争和建设中培养青年、教育青年的任务，在党的指导下为政权巩固与经济恢复奉献力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共青团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号召青年通过参加军事干校、爱国丰产、爱国捐献等活动支援抗美援朝。

1952年，团的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关于学习的问题，关于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关于青年团如何协助党教育好整个青年一代的问题，乃是青年团测验自己工作的标志[38]。1953年后，共青团在青年中广泛开展“把青春献给祖国”“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向荒原进军”“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向科学进军”等组织动员工作，号召青年积极投身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共青团坚持教育结合生产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观、正确的劳动观和学习观，带领广大青年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团章明确规定，共青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39]。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就更名问题专门作出阐释，“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40]。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从1957年开始，共青团的工作重心更加侧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树立青年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鼓励青年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时期，组织青年群众性学习活动和树立青年模范典型，成为共青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1958年6月，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青年学“毛著”活动对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和促进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后来这一活动在“文革”期间被扩展为全民“学红宝书”，背离了教育初衷。1963年初，共青团又组织发起学习雷锋活动，这一活动持久、广泛、热烈，加上后来不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激励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积极进取，奋发向上。1964年，共青团九大在北京举行，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1]。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团的九届三中全会后，共青团组织遭受严重挫折，共青团“学校”职能遭到严重破坏。直至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大召开，团的组织和职能得到恢复重建，共青团提出要“认真研究培养人的学问，要为党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生力军，做出自己的新贡献”[42]。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服务青年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共青团紧跟党的前进步伐，“要从以参加政治运动为主，转到以参加生产建设为主。团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现代化建设作安排，都应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43]。因此，改革年代的共青团在发挥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的基础上，对具体职能进行了大幅度的拓展和转向，“学校”职能在这一时期表现为以“四有新人”培育为核心，组织、教育和引导青年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共青团职能更加强调“服务青年”的工作理念。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统计分析，从1993年团十三大的工作主题出现“服务青年”开始，1998年团十四大报告、2003年团十五大报告、2008年团十六大报告分别提到“服务青年”12次、23次、9次，2013年团十七大报告将“竭诚帮助青年成长发展”列为专章。而之前的1988年团十二大提出团的三项职能中，“代表和维护青年利益”实际上是包含“服务青年”在内的[44]。

“服务青年”成长发展实质上关涉的是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此，共青团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有详细解读，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绝不能脱离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去空谈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只有与改革开放保持同向，才能真正显示其价值。……要寓教育于活动之中，寓引导于服务之中，使思想教育真正深入人脑”[45]。关于这一点，共青团既有持续、系统的理论思考，也有行之有效的工作实践。

1982年，团十一大通过了修正后的团章，把原先团章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修改为“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46]。增加“实践”二字，一方面，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共青团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即如何从新一代青年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这里的“实践”是指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广泛团结青年、为国家建设和繁荣富强作贡献是共青团的重要任务，而“积极服务青年，有利于共青团更广泛地把青年团结起来”[47]。

从1987年团十二大将《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的主要精神写入工作报告中开始，此后十年中，共青团根据国家经济体制变革与文化建设的需要，不断进行适应改革新形势的探索，带领和帮助青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建功立业、服务社会，成长成才。1998年团十五大召开，共青团对自身建设和如何教育引导青年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认为服务和育人要相结合，“只有竭诚为青年服务，团组织才能更广泛地联系吸引青年，团结影响青年，团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才能获得稳固的群众基础”[48]。进入21世纪后，共青团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教育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008年12月，团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共青团工作五年纲要（2009-2013）》，正式确立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共青团的四项职能，并且强调要用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相结合的方式来履行职能。

总之，这一时期的共青团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和青年实际，团结带领青年参与改革开放，投身科技实践，弘扬文明新风，广泛深入开展了许多特色鲜明、成效卓著、影响深远的品牌项目与活动，如“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活动、“学习张海迪”活动、“跨世纪中国少年雏鹰行动”“服务万村行动”“中国青年科技行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活动、“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活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希望工程、“保护母亲河”行动、“青年中心”建设等，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服务青年全面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聚焦政治引领”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的要求首次被写入十八大报告。团的十七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对团的根本性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指明“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必须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必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49]。

针对共青团在新形势下一度“偏离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制度设计和核心要求，致使在思维和行为两方面都产生了异化现象，严重削弱了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50]，201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包括共青团工作在内的群团工作“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仍存在许多不适应的问题”[51]，而“群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实质是脱离群众”[52]。就共青团而言，“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是影响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根源。2015年7月，党中央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群团工作会议，此后共青团中央和地方共青团组织先后出台改革方案，全方位推动共青团群团改革。

2018年，团中央书记贺军科在团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做好新时代团的工作，首先必须在‘共青团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自觉以有没有把青年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2020年，他在共青团干部教育培训和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共青团的主责主业，就是在青年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播党的思想主张、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讲话表明，新时代共青团实践“学校”职能，就是“要始终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教育引领青年，培养更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3]，充分发挥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意义非凡的“百年总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提出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要求。共青团要认真学习领会决议精神，聚焦“为党育人”的根本任务，旗帜鲜明地为党培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者、建设者。这是面向新征程共青团“学校”职能的应有之义。

三、结语

回顾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发展史，“学校”职能一直贯穿始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用“理论掌握青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塑造“‘又红又专'接班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服务青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聚焦政治引领”。虽然不同时代有不一样的内涵与方向，但其回应的是共青团这所“学校”一以贯之的性质、任务以及运作机理。从共青团“学校”职能的价值审视与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为党育人”是共青团组织质的规定性，能否团结带领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是共青团与其他群团组织、青年组织的根本性差异所在，也是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54]于共青团而言，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能够团结凝聚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是共青团实践和发挥“学校”职能的根本所在。置身新时代，面向新征程，中国共青团秉持不渝初心、继承奋斗传统，共青团“学校”之责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