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草古今炮制方法考证及饮片质量研究现状

段 君，许 海，沈 峰

（1.湖北中医药大学黄家湖医院内科/医务科，湖北 武汉 430065；2.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甘草属于豆科植物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光果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胀果甘草（Glycyrrhiza inflata Bat.）的干燥根及根茎，亦被称为红甘草、甜草根、甜根子、皮草、粉草、棒草。多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其味甘性平，善入心、肺、胃经，其可解毒清热、补益脾气，亦可缓急止痛、祛痰止咳，而于方剂中与他药配伍，亦可发挥调和诸药之效［1-2］。甘草药用历史极为久远，出现于各类组方之中，故前人有云“十方九草”。甘草生药可润肺止咳，清热解毒，长于清火，而炙制则可补益脾气，善治神疲乏力、心悸气短，长于温中，随炮制方法不同，其药性药效可发生一定转变［3-4］。目前甘草需经多种炮制手段制成规格各异的饮片进行应用，其炮制手段对药物作用之影响不言而喻［5-6］。本研究依据相关文献及历代记载对甘草炮制方法进行考证，并总结其饮片质量现状。

1 炮制方法

1.1 净制

《雷公炮炙论》作为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其内有云“凡使，须去头、尾尖处”指出甘草之炮制首要做法为弃“甘草头”留“甘草身”，此外，亦需将甘草梢弃去，但对甘草节处理方法及去皮方法并无记述［7］。宋代《图经本草》载之曰：“二月、八月除日采根，曝干；十日成，去芦头及赤皮”［8］，往后之记载多沿用该法，甘草去皮后用逐渐成为共识。宋代《校正集验背疽方》有云“去节去皮”，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亦云“去芦头，刮赤皮”［9］，明《仁术便览》载之曰“刮去赤皮”，清代《本草从新》亦曰“去外粗皮”［10］。甘草去皮之后多被谓之粉草，元代《丹溪心法》、明代《普济方》中均有相关记载，但粉草亦出现于清代《得配本草》［11］，与甘草定义不符，故不可完全一概而论。

1.2 切制

切制指将药物切为丁块，以便有效成分迅速煎出，其最早于晋代《刘涓子鬼遗方》中有所记载，谓之“细切”［12］，但早期切制操作并不严格规范，《雷公炮炙论》为方便甘草以酒酥制，指出“每斤皆长三寸剉”，其所提到的剉法成为切制中较为普遍的方法，而宋代《太平圣惠方》逐渐衍生出“先炙后剉”之法［13］，而同时《博济方》则有先“细剉”［14］，后接炒制之法。为确保炮制及临床应用便利，同时期往往可伴随多种切制方法的推广应用，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主张切制需首先将药物“破开”［15］，而同朝代《传信适用方》强调切为碎块后需“槌碎”［16］，《洪氏集验方》则强调将药物“碾为细末”［17］。时至明清，“剉”、“碾”等制法虽尚存，但“切”仍为首要选择，分析其原因与当时药物“煮散”之法逐渐被弃、饮片应用推广有关。明代《普济方》中有曰“切如大豆”［18］，清代《外科大成》强调先劈破，炙后切片［19］。但观明清时期相关文献，虽时间越近，关于切制之记述则越为简短。

1.3 火制

作为甘草炮制最为经典的办法，“炙”、“炒”二法均最早出自于东汉《伤寒杂病论》，但该书于编撰后不久佚失，针对上述二法的记载目前主要存于《伤寒论》、《金匮要略》。经过内相关学者考证，发现《金匮要略》所指“炙”与后世蜜炙不同，其主要代指烘烤，而“炒”则偏向于锅中干炒［20］。汉代以后，此二法逐渐得到普遍应用，相关记载可见于各类医籍，如《食疗本草》、《肘后备急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21］，至明清后，诸多方书、本草作品中持续沿用“炙”、“炒”二法，如五代《日华子本草》对甘草直接作相关批注，指明甘草入药需“炙用”［22］。

此外，加热炮制法亦包括“炮”、“煨”、“爁”等方法，其中“炮”法在《雷公炮炙论》相关描述为“先炮令内外赤黄用”，“煨”在元代《脾胃论》中有所记载，谓之曰“湿纸裹煨透”［23］，明代《证治准绳》曰“湿纸裹煨透，焙干为细末”［24］，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亦载之曰“纸包水湿火内煨熟”［25］，“爁”则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清代《本草述》中均有记载［26］。至宋元时期开，关于“炙”、“炒”二法加热程度亦出现较多规定，如《博济方》中曰“炒令紫黑色”，元代《瑞竹堂经验方》指出“微炒”、“炙赤色”等要求［27］。

1.4 辅料制

酒制及酥制。酒制作为一类常用中药炮制工艺，其于甘草中的应用最早记述于《雷公炮炙论》，其内载之曰：“用酒浸蒸，从巳至午，出暴干细锉。使一斤，用酥七两涂上，炙酥尽为度”。元代《丹溪心法》中亦有“酒粉草”相关记载［28］。

醋制。宋代《苏沈良方》有曰“纸裹五七重醋浸，令透火内慢煨干，又浸如此七遍”，指出甘草需在纸裹下予以反复醋浸，随后煨干以用［29］。而明代《普济方》中亦提到类似用法。

蜜制。蜜制作为一类重要炮制方法，需将药材与蜂蜜混合、闷润、炒制，其作为甘草辅料炮制方法最早记述于唐代《千金翼方》，其载之曰“蜜煎甘草涂之”［30］。而在宋代主要以“蜜炒”形式记录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至明清阶段，“蜜炙”成为甘草炮制的主要选择，明代《炮炙大法》中谓之曰“切片用蜜水拌炒”［31］，清代《医方集解》则载之曰“甘草经蜜炙能健脾调胃”，同时代《长沙药解》中亦有曰“熟用去皮蜜炙”［32］。

盐水制。中药盐制法以盐水作为炮制辅料，宋代《圣济总录》中有关甘草盐水制的记载为“盐水浸，炙黄”［33］，同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亦有记载：“盐汤浸炙”，明代《奇效良方》中亦有“盐水炙”相关制法，但此类制法在宋代之后较为应用较为少见［34］。

1.5 其他制法

除上述炮制方法外，关于甘草炮制的相关记载中尚存在油制、浆水制、米炒、制炭、猪胆汁制等多种方法，宋带《证类本草》中有云“炙，擘破，以淡浆水蘸二、三度，又以慢火炙之”，指出浆水制法之具体细节，而同代《圣济总录》中亦有曰：“候油入甘草用”，明代《医宗必读》亦强调“涂麻油炙干”，均指出油制之法［35］。清代《得配本草》中则记述粳米炒法，而宋代《圣济总录》中有云“猪胆汁浸五宿，漉出炙香”，细述猪胆汁制法；宋代《普济本事方》有曰“夏浸一宿，……慢火熬成膏”［36］。但上述制法所收载医籍数量并不多，相关制法亦逐渐失于应用。此外，调查发现，极个别“炙甘草”并非热制，亦区别于蜜炙，如清代《吴鞠通医案》中所记载的炙甘草需经黄酒湿透后炒至半黑而成［37］，需注意区分。

炮制方法不同可导致甘草药效不同，宋代《小儿药证直诀》载之曰“药性虽冷，炒焦用之，乃温也”，明代《医宗粹言》亦认同此观点，谓之曰“凉药中生用，温以补脾，必须炙熟”［38］，其言论虽为单独针对甘草，但亦为甘草炮制应用指出方向。

宋代医家于《证类本草》中指出，甘草入药前需“微炙”以避其凉性，至元代后，诸医家对甘草炮制的了解进一步细化。元代李杲谓之曰：“甘草味甘生寒，炙温纯阳”，首次提出甘草炮制对药效的影响，为后世甘草炮制应用及相关研究做出了重要铺垫，元代《汤液本草》对甘草用法进一步解读，谓之曰“生用大泻火热，炙之则温”［39］，指出甘草生、制两种用法所侧重之药效各不相同，需区别应用。明代《医学入门》有云“生用消肿导毒，炙则健脾和中”，清代《医方集解》亦有曰“甘草经蜜炙能健脾调胃”，同代《本草备要》载之曰“炙用气温，补三焦元气而散表寒”［40-41］。此外，甘草在实际应用中亦需注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明代《普济方》曰“夏月生，冬月炙”，通过凉温变性以应对外界气温变化之影响，而清代《温热暑疫》观点则相反，谓之“冬生，夏炙”［42］，提示临床需将气候变化作为考虑因素，结合病证及配伍要求选择甘草炮制方法，部分情况下，亦可根据需求共用甘草之生、制品，如元代李杲在其升阳散火汤、清阳汤中皆有甘草生、制共用之例，利于切中病机要害，对部分病机较为复杂的疾病更具参考意义。明代《普济方》则效仿上述用法，曰“一半生用，一半熟用”。

此外，甘草根据其入药部位不同，药效亦可表现出一定差异，金元时期张元素等医家已提出“用药分根梢”相关理论，指出甘草梢可“泻肾火补下焦元气”，为使表述不相混淆，部分医方注明“甘草身”等表述［27］。为兼顾甘草各个药物部位的药物价值提取，其对应的炮制方法亦有所调整，需针对不同部位不同功效侧重进行选择，清代《医宗说约》有云“蜜炙温中，生用火退”，同代《本草害利》亦有曰“补中炙用宜大者，泻火生用宜细者”［43］。

甘草炮制起始于操作较为简单的净制、切制以及简单加热的热制开始，而随着中医诊疗技术的发展，其炮制体系逐渐丰富，出现了多种不同炮制技术，其中虽有较大一部分逐渐消亡，但以蜜炙法为代表的炮制方法成功传承且广泛应用，成为甘草炮制方法的主流。现代临床应用的中药炙甘草仍为蜜炙甘草，《中国药典》亦将炙甘草炮制方法明确定为蜜炙法。甘草之“炙”原本为单纯加热，至唐代由孙思邈于《千金翼方》中首次提出蜜炙甘草，谓之“蜜煎甘草涂之”。

蜂蜜可兼用于药、食两个方面，具备补中益气、缓急止痛、调和药性之效，孙思邈谓之曰“取之而不伤生”、“常宜温而食之，此大利益老年”，对蜂蜜之滋补与甘草调脾益气之效相互协同，从而开创蜜炙甘草炮制法的先河。之后经多代演变，形成炼蜜兑水拌炒的通用炮制方法。但国内相关研究亦指出甘者性缓，若大量应用可致脾胃运化不利，其经炒制真火之气熏灼，凭借火性主动可防止过服甘草引发的脾运不利。

2 饮片质量现状

甘草具有较多品种，其中分布最广的为乌拉尔甘草，属于市面主流品种，国内乌拉尔甘草生长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为内蒙古黄河河套地区，该区较早开发，所产甘草品质表现亦最佳，此外，甘肃、宁夏亦为甘草主要产区。甘草根及根茎内含多种有效成分，包括黄酮类、皂苷类、生物碱类、多糖类，主要有效成分为甘草酸，亦被称为甘草甜素，其所含黄酮类化合物包括甘草苷、新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利酮等，目前针对甘草酸、甘草总黄酮、多糖等成分已经具备成熟的提取技术，其中甘草酸提取可通过渗漉法、室温冷浸法、煎煮和热回流法等传统技术提取，亦可通过微波辅助提取、超声波强化法、CO2超临界流体法等新型。高效液相色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作为一类可分离热不稳定性、非挥发性、极性化合物的检测方法，其在甘草及其各类制剂有效成分检测中快速准确，且重复性表现较佳，被现行《中国药典》推荐为甘草中甘草酸、甘草苷含量检测的主要方法［44］。

传统甘草蜜炙法对炮制温度及时间难以作精确量化管理，在实现工业化生产方面面临一定困难，而为改进炮制效率同时确保饮片质量，国内学者进行了较多探讨。周萃等［45］研究显示，依照《中国药典》相关甘草质量标准，对经不同方式蜜炙的甘草用重量法测定甘草酸含量，其中操作便利性较高的方法有恒温干燥法、远红外干燥法、微波干燥法等，此类方法在对甘草进行干燥处理时可有效调控温度、时间，所得甘草制品较传统方法具有更佳的内部质量与外观性状，亦具有良好的质量稳定性，更利于药物储存。若从甘草酸含量出发，上述三类方法中远红外干燥法所得炮制品甘草酸含量最高，微波干燥法最低，恒温干燥法则处于二者之间。此外，传统方法在进行蜜汁甘草炮制时，其蜂蜜进入饮片内部的难度较高，在加热时间方面亦难以把控，故有部分医家采用率先清炒、增加炼蜜量等方法以改善饮片质量［46］。张欣舒等［47］研究中对甘草各类炮制品进行正交试验，得出甘草炮制以加入25%蜂蜜冲锋闷润，随后在60℃温度下烘烤一小时为最佳。而基于传统蜜炙甘草在存储方面的不便利性，亦有人提出可通过蜜加酒炮制来获取更满意的存储效果，并保证药用需求，部分学者则通过高温高压蒸制的方式加大蜂蜜的渗透程度，使其均匀分布于甘草组织内部，但此种方法下饮片药用质量仍有待商榷。而有关甘草炮制前后药理、化学成分变化的研究较少。周倩等［48］研究发现，通过HPLC检测得出，与生甘草经蜜炙处理后，其甘草酸铵、甘草苷、甘草素葡萄糖芹糖苷、异甘草苷含量均发生明显下降，在蜜炙过程中，苷类成分均因发生水解且极性较低，故表现为难以煎出。文旺等［49］研究指出，蜜炙甘草较其蜜炙前甘草酸损伤幅度可达到25%左右。此外，刘雅茜等［50］研究发现，蜜炙甘草、炒甘草、生甘草内甘草酸含量与其炮制过程中的温度设定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炒甘草炮制温度最高，相对的其甘草酸含量最低。但甘草酸并非评价炙甘草质量的唯一指标，亦有学者认为，在甘草酸水平下降时可伴随甘草苷含量的轻微升高，在药物实际长期应用中可发挥一定减轻皮质激素样作用［51］，故蜜炙甘草仍属于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甘草炮制品。

目前针对甘草的相关研究已较广泛，但炙甘草饮片质量的研究仍然较少，对生甘草及不同甘草炮制品的药理作用并未与中医理论框架完全嵌合，相关研究可进一步扩充甘草饮片质量评价指标，明确成分变化与炮制方法的精确关系，同时引入更为适宜的甘草饮片质量评价体系，增强对炙甘草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