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行贿和个人行贿区别在哪儿

在《意见》中，最高检专门提出，要依法准确认定行贿犯罪，准确区分个人与单位行贿。其中提到的“单位行贿”概念，在近年来的反腐斗争中越来越常见。什么是单位行贿？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有何区别？

12 月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要以“遏源”“断流”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举措，依法精准有力惩治行贿犯罪。

在文件中，最高检专门提出，要依法准确认定行贿犯罪，准确区分个人与单位行贿。其中提到的“单位行贿”概念，在近年来的反腐斗争中越来越常见。

什么是单位行贿

“单位行贿”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我国刑法第393 条规定，单位行贿罪是指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查处受贿的同时，对行贿行为同样坚决予以打击，已成为一种常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2019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其中的“主角”——湖南省衡阳市原农业委员会（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委员颜桥生，就是一个接受单位行贿，由此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代表性人物。

在《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最高检专门提出，要依法准确认定行贿犯罪，准确区分个人与单位行贿

据有关部门调查，颜桥生在担任衡阳县委常委、副县长期间，在衡阳县城建投某道路项目中，为帮助其弟颜良生及合作老板万志刚减少竞争对手，通过更改项目报名条款，在融资报名时提高保证金门槛，允许两人在县城范围内随意选地，强行要求县城建投让出土地等方式，为颜良生、万志刚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衡阳县经开区道路项目中，同样的手段被复制，甚至变本加厉。颜桥生通过提高报名、保证金门槛，提高限期缴纳出让金比例，借用1000 万公款当竞拍保证金等方式，为颜良生、吕玉伍谋取不正当利益。颜桥生的做法，正是利用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私利的典型。

2018 年9 月10 日，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对颜桥生涉嫌受贿罪，万志刚、颜良生、吕玉伍涉嫌单位行贿罪一案依法提起公诉。其中特别提到，被告人万志刚、颜良生、吕玉伍分别作为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为单位谋取利益，向被告人颜桥生行贿，依法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有何区别

对于上述这起案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分析指出，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极其相似。在犯罪主观方面，两者都是出于直接故意，且都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犯罪目的；在犯罪客观方面，两者都表现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等。两者所不同的是犯罪主体，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行贿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另外，如果行贿的决定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以单位的名义利用单位的资金、财物进行，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也归属单位的，就可以认定为单位行贿。

《意见》强调，对以单位名义实施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归个人所有的，应当认定为个人行贿。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行为单独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与行贿犯罪数罪并罚。要从严追究性质恶劣的行贿犯罪，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包括适用财产刑的建议，有力惩治行贿犯罪。要严格把握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理，认真审查从宽情节证据，区分不同的情形、程度，做到罪责相适、宽严得当。行贿人认罪认罚，可以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

《意见》还强调，对涉行贿犯罪的企业，符合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监管条件的，要按照规定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并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严格督促企业合规整改，不认真落实整改的要依法提起公诉。要加大力度追缴和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通过认真审查、及时采取措施、探索建立机制、引入专业支持等，确保充分追缴和纠正。

强化诉源治理，推动标本兼治

《意见》还指导行贿案办理，要求依法适用强制措施，区分不同性质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要准确适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对用于生产经营的账户、设备等，一般不予查封、扣押、冻结，切实保障企业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

另外，《意见》还强调，要加强业务指导，做实配合制约。要严格执行行贿案件不起诉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的规定，并层报最高检备案，上级检察院要做好个案指导和综合分析研判。要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落实好办案衔接规定，确保配合有力、制约有效，促进凝聚共识、协同发力。要加强对行贿犯罪案件的审判监督，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监督效果。

《意见》指出，要强化诉源治理，推动标本兼治。要促进提升行贿犯罪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检察理念，分析研判相关行贿犯罪的规律特点和背后的管理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或者专项报告。要加强预防行贿法治宣传，揭露行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释放坚决惩治行贿的强烈信号，彰显坚决追缴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鲜明态度，促进形成杜绝行贿、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