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辟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献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体会

张海鹏 王凤青

(1.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2.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篇精辟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献。它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交汇点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高度概括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实现的历史性飞跃和新的飞跃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以《决议》形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放在一起进行系统阐释，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对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的内在联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推进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历程，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新飞跃的原因

《决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进入新时代以来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跃迁轨迹、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有了清晰、准确、系统和科学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使中国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曾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些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各种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使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中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闭关锁国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国家贫穷落后向步入小康的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建立了完整的生产门类，企业规模、综合竞争能力快速提升，金融业规模持续扩大，竞争力、影响力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对人才吸引力大幅提升，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绿色发展质量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国内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些成就的取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

《决议》在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的同时，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新飞跃的原因，这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它只是为进一步寻求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某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具体方案，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是千差万别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产物，是针对欧洲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来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虽然发生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沙俄，但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这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面临的任务、要解决的问题、要走的道路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需要解决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本本，不顾中国实际执行教条、本本，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事实证明，只有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面临的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彰显，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开拓性贡献。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了解中国情况”的方法是进行调查研究，“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5页。。后来，他又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共产党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的重大命题。毛泽东的这一报告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在党内迅速传播开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都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如邓小平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问题和时代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4)《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胡锦涛多次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既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和文化支撑。

二、几次飞跃前后贯通，相互联系，层层递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现基础

《决议》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三次飞跃，其中，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别是“新的飞跃”。飞跃意味着事物发生了质变，表示旧事物变成了新事物，它有时通过突然爆发的形式来实现，有时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步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来实现。从横向来看，无论是“历史性飞跃”，还是“新的飞跃”，都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的创新性理论成果，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三次飞跃，虽然面对的主要任务不同，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取得的成就不同，但目标具有一致性，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实现条件。其中，前面的飞跃为后面的飞跃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没有前面的飞跃就不会有后面的飞跃；后面的飞跃是在前面飞跃的基础上递进累积形成的，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面飞跃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要进行了理论创新，形成了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使中华民族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证明，依靠共产国际的经验，走中心城市起义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共产国际的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的基本经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种经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取得的，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也要凭借这一经验？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数人是不清楚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层认为，在中国也要按照中心城市发动起义的道路走下去。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多数失败的情况下，是否还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如《决议》指出的：“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领导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推动了一系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从实践到认识，经过了流血牺牲和失败，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终于确认了新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中反复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它上升为中国革命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经过28年前赴后继、浴血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使中国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根本社会条件是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根本社会条件，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是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跨入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除了理论上的了解，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在1936年通过《宪法》，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然可以借鉴，但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也是不行的。中国的实际是什么？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基础极其微弱。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我们要学习苏联的经验，也要看到苏联建设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要走它的老路，同时要总结我们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等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用了43天时间与相关部门领导人一起讨论、分析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次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调查研究，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处理“十大关系”的基本认识。中国共产党还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理论认识。这些基本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化了，有了自己的经验了，这个经验与苏联的经验有了区别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主要是指正确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与苏联经验完全不同的)，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的关系(中国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关系与苏联的重轻农关系是不同的)，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生产；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社会主义发展分两个阶段等。后来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使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它们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路和发展方向。没有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确立，中国就失掉了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性，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原因所在。“根本社会条件”和“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提供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基础性作用。《决议》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非常贴切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苏联解体事件、六四风波，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出现低潮，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任务。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尽可能快地赶上和超越时代，显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此，中国共产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总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大幅度提升社会生产力，做大大饼，同时注意分好大饼，即是正确处理积累(发展)与分配的关系，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偏离。这些都是鉴于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来的。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经济运行模式，是由交换手段演变而成的一种市场规范，是一种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种文明成果。邓小平非常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经营方式，不代表社会性质。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在苏联，是有计划，没有市场的。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巨大的理论突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农村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又提出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等。在政治体制方面，废除了领导终身制，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在各项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成就巨大。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1.8%；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占全球的3.5%；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从10万亿元大关到51.9万亿元，相继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从世界第六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体制具有稳定性、坚固性、持续性、延续性，一旦确立就会充分释放发展活力。物质条件是社会正常运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要素的总和，是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提供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作用和保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来到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改革开放是否进行到头了，继续改革朝哪个方向进行？国外存在着中国改革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论调，国内也有人怀疑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加上国内长期承平，党内有人丧失了理想信念，迷失了方向，出现的贪腐现象开始侵蚀党和国家的肌体。党是否要继续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是否要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的发展动力，是否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全党和全国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些涉及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问题、支持这种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问题、保障这条道路的制度问题以及支撑发展道路、理论体系的文化根基问题。习近平同志根据党的执政经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思考、原创性地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经济基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大幅跃升，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1万亿元，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发展韧性不断增强；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粮食产量连续五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巩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基础进一步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精神力量方面，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从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经济基础、制度保证、精神力量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基础性条件，由于有了这些条件，中国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链条上的最新理论成果

《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此，《决议》明确了“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是全党的核心。这是《决议》的最大亮点，也是一个重大贡献。这一论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做了系统阐述和说明，体现了对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对未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迫切需要实现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指导作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以坚强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强烈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决议》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肯定领袖人物、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观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改革开放发展稳定面临的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以及管党治党宽松软带来的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自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到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他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22页。，“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0页。。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必须坚持下去。同时，习近平还在考虑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多次回答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命运所系，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21页。在纪念建党百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2)习近平：《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因此，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运动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全人类根本利益和前途的运动，离开了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不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未能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坚强有力领导，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正是汲取了苏联和苏共的教训。

明确了道路，明确了指导思想，明确了人民至上，人民的愿望就是治党治国的目标，就要谋划治党治国理政的行动计划，这些，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涉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还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总之，涉及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涉及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和行动纲领。在两个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之配套，提出了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生态文明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放在同等的战略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国际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从生态文明到零排放、碳达峰、碳中和，正在推动着美丽中国的繁荣盛世，推动着地球气候的改变。为了保障“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推进，又提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从治党、治国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力度也是空前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定，提出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既是为了保证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也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25页。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了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任务，提出了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重要概念，提出了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总之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做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体现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们将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提高党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增强执政能力。”(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6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具体表现。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全过程民主，从民主决策，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人民代表大会到政治协商会议，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机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中国的民主政治是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与西方的选举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内民族关系上，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推动合作共赢，提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创新性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拓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决议》同时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要论断指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杰出思想和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如它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自强不息精神、使命担当精神、不懈奋斗精神、和谐包容精神、民为邦本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人类共同性，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异彩”；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扬弃地继承，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指针和根本遵循；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有利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用较大篇幅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所谓原创性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指这些原创性思想。再进一步说，所谓原创性思想，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是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没有讲过的，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没有讲过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没有这么详细论述过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决议》把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概括为十三条，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内容。十三个大的方向，每个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每个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每个都蕴含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包含了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决议》还重点概括了其中的原创性理念和思想，比如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绿色发展、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等等。

《决议》指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通过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从而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现基础。这也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使命任务。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将能够在第二个百年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那个时候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进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阶段。为此，我们要按照《决议》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继续努力，继续前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也要按照《决议》精神，重新回顾学科发展，为建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三大体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