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同传中后置修饰语对自我修正的影响

2023-01-03 06:30郑剑男谌莉文
英语知识 2022年4期
关键词:修饰语译员后置

郑剑男 谌莉文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1.引言

会话自我修正是言语交际中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指说话人在同一话轮之内自发纠正自己话语的行为(Pillai,2006)。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学者对话语中的自我修正现象进行了广泛讨论(Schegloff等,1977)。Kormos(1999)表明自我修正是自我监控机制的一种显性表现,当话语中出现错误或者存在不当之处,讲话者会打断语流,进行修正。但是,纵观之前学者所做的研究,大多数着眼于母语或第二语言内的一种语言的修正,很少将语际间转换过程中的自我修正情况纳入考虑,口译过程的自我修正现象并未受到重视。口译自我修正体现为在跨语言意义活动中的话语修正现象,而口译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自我修正研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曾记 洪梅,2012)。实际上,较之一般话语修正,口译自我修正现象更容易进行理论化、系统化考察。在口译研究中,译员意识活动中的概念成分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外显的方式予以考察,心理语言学家和口译研究者对于自我修正和起步失误中反映出来的输出规划和监控产出过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Pochhacker,2009)。

在同传的过程中,译员同时面临着四项任务——听解分析、短期记忆、言语生成和任务协调。这四项任务都需要译员合理分配有限的精力,加工处理来完成。当加工处理精力不够或者分配不适当时,译员就会面临一些困难(Gile,1995)。后置修饰语是同传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出现频率极高。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修饰语的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同传译员因为语言结构的差异而面临一定的操作困难,译员往往需要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实现传译效果。

本研究中,后置修饰语主要集中在介词短语、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以及各种关系从句等形式,研究聚焦同传过程后置修饰语造成的翻译障碍,主要考察后置修饰语对自我修正的影响。

2.文献回顾

经文献调查,关于自我修正的研究,国内外主要聚焦于母语或者二语,对口译的自我修正研究相对欠缺。目前,口译自我修正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替传译这一层面。Schegloff等(1977)从会话角度进行分析,第一次对“修正”与“修改”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最早的修正结构。以Schegloff等(1977)的研究作为基础,Levelt(1983)构建了自我修正类型的分类模型,这一模型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Petite(2005)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构建了同声传译中自我修正的理论框架。曾记和洪媚(2012)借鉴了中介语自我修正的分类,探讨适合口译研究的自我修正分类体系,并对学生译员在汉英交传产出中的自我修正模式和性质进行了分析。谭艳珍(2015)基于现有自我修正理论和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对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在英汉口译中的自我修正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提出大学英语教学应注重提高双语转换能力,加强口译技能和实践训练。张含笑和李志奇(2017)就英汉交传过程中译员的表现进行了自我修正研究,对自我修正类别进行了归纳总结。王炎强(2018)在《媒体直播同传译员“面子”保全策略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据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型”(Gile,1995:174),译员在口译的过程中,更多的精力需要分配到听辨和快速理解中,而用于信息处理、译语表达和自我监听的精力就会变得相对欠缺,从而容易造成翻译表达不理想。正因如此,同传译员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也导致了不自觉的自我修正现象的产生。

文献调研表明,虽然同传研究的视角相对广泛,但是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同传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对于同传过程中后置修饰语翻译中存在的自我修正这一认知事实还缺乏实证支撑。为此,本文针对同传过程中后置修饰语造成的翻译难点,以30名口译研究生为观察对象,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后置修饰语是否造成同传困难?第二,后置修饰语翻译如何影响自我修正?第三,同传过程中自我修正的作用如何?

3.实验设计

3.1 受试

在本实验中,受试对象为浙江XX大学外国语学院30名英语口译专业的研究生,其中15名为英语口译研一学生,另外15名为英语口译研二学生,语言背景一致,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一外语。其中,研一学生今年刚开始接受同传口译培训,研二学生则受过一年正规的口译培训。根据实验需要,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采取组内和组间设计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受试内实验,比较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的自我修正表现。30名受试对象皆对相同材料进行同传,并进行录音,记录当场表现。

根据语音录音,针对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各位受试在同传当中的表现,主要包括译员的翻译策略和译文以及是否出现自我修正现象进行定量的统计,从而分析统计出后置修饰语对译员造成的翻译影响,进而通过定性分析,归纳总结同传后置修饰语是否造成同传困难以及口译训练如何影响同传过程中因后置修饰语而产生自我修正。

3.2 材料

我们的假设是,在英汉同传过程中,由于中英文语言结构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受试碰到后置修饰语时会出现翻译困难,反映为不同程度和频次的自我修正。根据实验要求,我们选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正式对外公布受他认可的综合移民改革提案为语篇A,前总统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在东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为语篇B,作为同传源语材料,并且两个语篇风格统一,题材对于受试来说比较熟悉,可操作性强。基本信息统计如表1:

表1 选文基本信息

如表1所示,两个语篇长度较均衡,录音质量均清楚,最显著的差异为语篇A中包含9处后置修饰语难点个数,语篇B中不包含后置修饰语。组内测试差异能够充分说明英汉同传过程中后置修饰语对译员造成的影响。

3.3 实验步骤与评分方法

首先主试简单介绍实验流程,并帮助受试进入相对自然的实验状态。其次主试就本次同传语音材料做出简单的背景介绍,以帮助受试做简单的译前心理准备和译前准备。然后实验正式开始后,主试将在控制台播放语音材料,整个实验和口译过程将会被录音记录。等到口译实验完成后,主试通过问卷的方式,得到受试的现场问答反馈,问卷关注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对翻译造成的影响和自我修正现象。最后问卷得到回收,主试通过一对多的方式向全体受试提问相关的问题,从而得到更多的反馈,受试反思当时的思维过程并就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如何应对和对自我修正现象发表自身的看法。

通过匿名的方式,两位评分者独立评审受试译员的口译语音数据和转写数据,并按照百分制进行打分。通过依据Lambert等(1995:41-42)提出的“正确译出信息单位数量”,并兼顾理解与表达两方面,评分者进行评分,并按意义单位评审。受试最后得分为两位评分者给分的平均值。

本研究运用三角验证模式(Triangulation)评估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然后开展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数据的交互验证,减少由于数据而造成的不足和偏误,确保研究结果具有典型性和可概括性(郑冰寒 谭慧敏,2007)。

4.数据统计和分析

实证研究包括语篇A、B组内分析和语篇A、B组间对比分析两个环节,主要以受试对原文的理解、表达和自我修正现象作为标准。前者分析英汉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每一位受试的翻译情况,以考察后置修饰语对受试同传是否存在影响;后者分析口译训练对于受试的影响,即英汉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译员是否会因为接受过口译训练,在应对后置修饰语时在自我修正上产生较大的差异。

4.1 数据定量统计

(1)后置修饰语对同传造成的困难

在验证同传训练和后置修饰语是否分别对英汉同传产生影响前,我们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见表2)对两组受试的两个语篇的成绩进行分析,最终结果显示,“组别”和“语篇”这两个因素均对受试的分数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这两个语篇之中,最主要的差别为有无后置修饰语,两个组别的主要差异是是否经过同传训练,而口译成绩则说明同传的结果。为了进一步验证该论断,我们将通过下文的“语篇因素的多重比较检验”和“组别因素的多重比较检验”来实现进一步的佐证。

表2 “组别”和“语篇”多因素方差分析表

(2)后置修饰语对同传结果造成的差异

图1数据定量统计显示,两组受试语篇B的平均成绩都高于语篇A,两个语篇平均分相差分别为3.2和2.4。通过最小显著差数法(LSD)进行验证,统计数据所示(见表3),语篇A和语篇B在“语篇”因素之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两个语篇的主要差异在于有无后置修饰语,说明后置修饰语确实在英汉同传中造成了困难,影响了受试的同传效果。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由于汉语和英语之间句子结构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后置修饰语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上的难点。同时,造成困难的原因和环节更加值得深入的探究和挖掘,我们通过问卷的方式,对相关的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和验证。

图1 两组受试两个语篇翻译平均分(满分100分)

表3 语篇”因素的多重比较检验表

根据表4显示,在30名受试中,83.3%认为语篇A更具有挑战性,而83.3%认为造成口译困难的主要原因为后置修饰语的存在。并且,根据问卷的结果显示,在“造成文中后置修饰语翻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中,83.3%的受试认为是句子结构,10%认为是上下文,只有6.7%认为是单词量。由此可见,相比于词汇的含义,句子结构对于后置修饰语的理解和翻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最后一栏的结果同样也能向我们彰显出英汉同传中后置修饰语翻译的特殊性。73.3%的受试认为,相比于后置修饰语的理解,后置修饰语的表达才更加棘手。这一点将在下文展开具体讨论。

表4 后置修饰语翻译困难相关选项统计(问卷)30个人

4.2 数据定性分析

(1)后置修饰语对同传过程的影响分析

后置修饰语表现出一定延伸性,很大概率形成复杂的后置修饰结构,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类:(1)中心词带一个以上的后置修饰语;(2)一个后置修饰语修饰一个以上的中心词;(3)以上两种情况的混合;(4)一个后置修饰语嵌套在另外的后置修饰语中(李晋荣 柴静,2006)。而在汉语中,情况则大不相同。汉语名词短语通常囊括中心词和前置修饰语。中心词则由名词或者代词组成,前置修饰语通过副词之外的任何实意词构成(转引自邵志洪,1997)。而且,汉语没有后置修饰语(潘文国,1997)。反之,汉语的前置修饰语表现出延伸性。英汉名词短语结构上的差异也无疑对同传造成压力。

当英汉同传中出现后置修饰语,译员在理解和表达两个环节会同时感到压力,其原因主要来自源语解码和再编码的压力。对于后置修饰语的理解主要分为两个步骤:辨认语义和语义重组。对于非母语者而言,理解后置修饰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后置修饰语的表达上,因为时刻受到源语的影响,译员很难在瞬间“摆脱源语外壳”,以流利地道的语言来表达后置修饰语的内涵,因此不断采用自我修正以减少漏译错译。

上述观点得到了本实验的数据支持,以后置修饰语“a tremendous number of people from the House, the Senate, and my Cabinet”为例。多数受试在采访中表示理解并能正确表达“the House, the Senate, and my Cabinet”的含义。但是,录音和转写数据显示,该后置修饰语只有5人翻译正确。总的来说,虽然大多数受试都理解其内涵,却难以在同传过程中正确表达其准确含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名词并列出现,并且是作为后置修饰语,给译员的记忆造成了压力,导致译员在理解或者是表达上出现了偏差或漏译的现象,如“我们的议会,我们的内阁,你们都来了”“来自白宫、众议院和我的内阁”“能够与众多,众议院,参议院以及我政府内部的人员相聚”等。由此可见,后置修饰语确实对同传译员造成了困难。许多受试反映,虽然每个单词都认识,但作为后置修饰语出现,在同传过程中就难以完全正确表达。

表4最后一栏的统计结果也发人深思,73.3%的受试认为表达难度大于理解,这与英语和汉语的表达习惯息息相关,同时,这也与同传的特殊性分不开。在同传中,承接的策略可以分为顺译和语序调整。释意派理论认为,顺译(linearity)是一种常用的、基于“意群”的翻译策略(Lederer,1983)。张维为(2001:5)认为,同声传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顺句驱动”。他认为,译者必须将句子按照出现顺序和较小意群划分成更小单位,才能跟上发言速度,而不遗漏信息。至于调整语序,就是将译文按照目标语习惯进行语序调整。将同传过程中出现的后置修饰语转变为汉语中的前置修饰语,但是,虽说译文会更加地道,符合表达习惯,却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同传的压力。鉴于同传的瞬时性和表达的协调性,后置修饰语给译员造成不小的阻碍。由此可见,英汉同传中后置修饰语确实会造成同传困难,加大译员的听解分析压力,影响译语的产出,较为典型的例子如后置修饰语1、后置修饰语2和后置修饰语3,见表5。

表5 表达不当失分举例

表5中的例证表明,受试在后置修饰语同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因为中文和英语的语言使用习惯和结构差异,英汉同传中,有很大几率翻译出不符合中文习惯的语言,译文显得不地道,令人感觉为“英式”中文。其实,“有些问题不是因为理解不当,而是因为无法找到恰当的译文表达,或者欠缺抵制源语与目标语之间语言干扰的能力”(Gile,1995:205)。同传译员可以通过敏捷的思维和令人叹服的口译技巧,克服同传中由于多重任务而造成的干扰,以及大脑应对多重任务时的能量不足和注意力分配不均等挑战,听和说并行不悖,好比源语发言人(张吉良,2003)。但是后置修饰语的出现会干扰上述多重任务,造成译员注意力分配失调,听说难以并行。不仅如此,根据表4呈现出的结果,理解与表达的比例为“8:22”,那么这是否说明,后置修饰语在表达环节的难度远远大于理解?为了探究此问题,通过结合当时后置修饰语的得分情况,我们仔细回顾并分析采访中受试对8处后置修饰语的反思报告,重点关注受试口译过程中的思维过程,综合分析受试在口译过程中,由于理解或者表达不当而造成失分的情况和相关的表现,结果发现,后置修饰语对自我修正现象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不仅加重译员工作负荷,而且造成译语产出时自我修正频发。

(2)后置修饰语同传困难与自我修正的关系

表6中,8处后置修饰语当中,后置修饰语6中修饰语较长并且结构复杂,包含由what引导的从句,这对译员在短时间内理解源语含义、解析源语结构并输出译文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其中,40%的受试没有准确理解源语含义,另有66.7%的受试即便理解了源语含义,也受到了源语结构的限制,导致译语表达既不通顺也不达意,表达环节的失分人数大于理解环节,并且自我修正的比例达到了56.7%。该现象在其他7个后置修饰语当中也是如此,比例相差悬殊。该现象可以借助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来解释。Gile(1995:171)指出,“为了使口译顺利地进行,尤其是译员在面对各项口译任务时,译员自身所具备的总体处理能力必须等于或者超过各项任务需要的总体处理能力,并且译员在执行每一项口译任务时所需要的处理能力,也必须等于或者大于每项任务分别需要的处理能力”。可以说,如果在口译过程中,将处理能力过多分配到某一项任务,那么分配到其他任务上的处理能力也就相应减少,最终影响口译的整体表现。在同传中,译员需要做到一心两用,不仅需要做到理解原文,同时还需要做到译文的表达两项任务。两个任务都需要分配适当的处理能力,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牵制。作为难度极高的语际转换活动,同声传译还受到时间的严格限制,主要表现为译员不仅需要听解说话人的讲话,而且需要依靠已有的主题知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说话人表达信息的预测、理解、记忆、转换以及译语的计划、组织、表达、监听和修正,同步产出译文(Gile,1995;De Bot,2000)。而后置修饰语的出现则加大了理解源语和组织译文的难度。

表6 后置修饰语翻译时理解与表达的失分情况

不难推论,由于译员在同传过程中始终会受到源语结构的限制,出现后置修饰语更是如此,难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脱离源语外壳”,地道流利地产出译文。原因在于,同传译员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双语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而且需要掌握百科知识(仲伟合,2001)。英语当中一些特有的表达方式,一些连词的语意和句法内容,也应该为译员灵活应用,从而使自己能预测到整个句子的结构,增加遣词造句的余地,缩短双语的转换过程(王若瑾,1985)。但是由于同传的瞬时性要求,在译员还未正确、快速地理解后置修饰语时,又迫于表达方面的压力,导致理解和表达的失调,译文言不达意甚至毫无章法可循。许多受试表示自己在“译完之后才理解”,或者“采访回顾时才明白”,由此可见,后置修饰语干扰了受试的理解和表达。

通过组内数据的分析显示,上文可以为后置修饰语给英汉同传带来困难这一论点提供了论证支持,并深入探索了造成困难的主要成因和相关的环节。为了深入了解后置修饰语对译员自我修正的影响,笔者对受试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7所示。

表7 自我修正问卷统计

表7显示,大多数受试都意识到了自我修正现象,其比例高达73.3%,受试还表示,表达才是造成自我修正的主要原因,占据了63.3%的比例。在同传过程中,受试会重复已经说过的内容,从一个辅音到一个音节、一个单词至多个单词,比例达到76.7%;用其他的信息替换当前的信息,当遇到话语顺序调整或者表达不适合的问题时,可以通过不同事实进行修正,也可以采取新内容来替代的方式,放弃欲产出的信息,该比例高达80%;为了消除歧义,通过采取替代的方式,用恰当合理的表述方式置换当前的表达形式。通过自我修正的形式,可以让表达变得更加精确,从而实现前后内容的连贯,该比例达到70%;当前表达方式中的词汇、语法和语音方面出现错误时,进行适当的纠正,该比例达到66.7%。以上自我修正现象均在受试的语音记录中得到了证实。主观问卷与客观表现两方面数据相互支持,有力论证了在英汉同传中后置修饰语确实造成同传困难,同时,同传过程中自我修正可以提高译语的准确性,但是会影响译语产出的流利度。

5.结论

本文通过数据收集和实例分析,探索在同传过程中出现后置修饰语时自我修正现象,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同传过程中,后置修饰语会造成同传困难,给译员的听解分析和短期记忆增加负担,易导致漏译、缺译,从而加大自我修正的力度。

第二,后置修饰语引发自我修正。译员在译语言语生成过程中,缺乏译语重构策略,以致不断下意识进行自我修正;在译员任务协调的过程中,后置修饰语增加单一任务的负荷,造成多任务之间的不协调及失衡,从而影响译文产出时发生的产出,出现自我修正。

第三,自我修正可提高译文的准确性,遇到后置修饰语,特别是后置定语和后置状语时,同传译员往往采取如下自我修正策略:(1)采取增补的方式,适当添加名词作为句子主语,进行上下文的承接和过渡,或者增加一些连接词,让译文呈现得完整和自然。(2)当后置修饰语中出现介词时,往往采取介词动词化的方式,更好地承接上下文;(3)进行适当等待并推测可能出现的修饰语,以规避错误。

对同传口译教学启示表现为,需要教师在课堂中加强对受训者的同传训练,培养翻译后置修饰语的能力,平时培养学生听外语新闻的习惯,了解地道表达,熟悉英语中后置修饰语的使用习惯,不失时机地进行后置修饰语翻译的练习,增加同传的实战体验,提升同传技能和经验。

本研究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同传实验规模(参加实验的受试只有30名)、实验数据(比如译文评估成绩存在主观性)和实验参数(比如学生的个体差异)等方面,希望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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