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论王安石

汤江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林纾(1852—1924)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与画家，其古文、诗词、小说、戏剧、书画皆有较高的成就，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为光绪八年举人，早年即以文才名世，又颇有狂狷之名，后来功名困顿，一生不曾入仕，尽管如此，其忧时爱国之忱，实不让仕流名公。其晚年政治思想与文艺主张，与老派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衍等颇有不同，而与章太炎、黄侃弟子及新文化运动旗手等更是格格不入，双方曾有激烈交锋，因而饱受批判嘲弄。

林纾也是一位近代教育家。晚年应邀入京，曾主讲五城学堂与京师大学等学府，以讲授古文与传承孔教、保存国粹为己任。他的主课是讲授古文(赏析)及古文写作，故应教学之需，编写了一些古文讲义及古文选本、评本，同时应出版社与报社之约撰写了一些评论古文的论著，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推重。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序》即谓：“至若林纾之文谈，陈衍之诗话，况周颐之词话，以及吴梅之曲话，其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删其要，著于篇。”[1]今天来看，林纾的文论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为了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今特摘取林纾关于王安石文的评述，看看这两位“木强多怒”的人物在精神上的异代碰撞，借以窥探王安石散文在近代的接受状况及对当代的影响。

一、关于林纾的古文及文论成就评价再定位

林纾去世以后(逝于1924年10月9日)，人们对他的评价渐趋客观。郑振铎于1924年11月11日撰写的《林琴南先生》一文，可以看作深受新文化运动浸润而成长起来的学者主动与林纾的和解。这篇文章高度肯定了林纾的为人与品德：“他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他的热情直至于七十的高龄还不稍衰……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2]文章论述了林纾的小说、戏剧创作，对其翻译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他的古文创作则基本忽略了：“他的古文自称是坚守桐城派的义法的。但桐城派的古文，本来不见得高明；我们现在不必再去论他……总说一句，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3]这篇文章的写作，距今已近百年，似乎其基本观点仍为学界共识。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据作者注，此文作于1963年3月(距林纾去世近四十年，此文最初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1978年被收入《旧文四篇》)，文中即称“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并注云：“在评述到林纾翻译的书籍和文章里，寒光《林琴南》和郑振铎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林琴南先生》都很有参考价值。”[4]郑振铎的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触发钱锺书写作《林纾的翻译》的“媒”。钱先生对于林纾翻译的探讨，既有幼年热爱林译的“童子功”，又有极深厚的中西文化、文学的学养与创作、翻译的经验，故对众说纷纭的问题能有深广圆融的理解与智慧诙谐的阐释，对林纾的翻译有许多妙绝的新发现。文中当然也牵涉到了对林纾的翻译与古文的关系以及对林纾古文成就的评价等问题，指出“古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关照，一方面即所谓“义法”，“从这点来说，白话作品完全可能具备‘古文家义法’”，“林纾自己在《块肉余生述·序》《孝女耐儿传·序》里也把《石头记》《水浒》和‘史、班’相提并论。我上文已指出，他还发现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文法’。那末，在‘义法’方面，外国小说本来就符合‘古文’，无需林纾转化它为‘古文’了”[5]；另一方面即语言，“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6]。在谈到林纾对待译书与古文创作的不同态度时，指出：“他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古文’是他的一种创作；一个人总觉得，和翻译比起来，创作更亲切地属于自己，尽管他的所谓‘创作’也许并非自出心裁，而是模仿或改编，甚至竟就是偷天换日的翻译”。[7]这番话的后面，虽然是泛论人情如此，但是否透露出对林纾“古文”创作成就与翻译成就的评价，也持类似上文所引郑振铎的认识呢？

林纾与李宣龚书云：“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8]此为林纾给亲密晚辈的私信，故大胆放言，不作谦让。若读其《与国学扶轮社书》，则又自我贬抑至极，谓：“不敢以不学之身，冒得大名，为非分之获”，“乃顾盼及我，不止受宠若惊，几几骇为非福”，“诸君子过爱，采我小序入集，则吾丑益彰，羞愈加甚”。[9]看来自谦都是台面上的话。从林纾的“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之语，可窥见林纾于其古文成就自视之高。不过，当时名流认同此说者或难觅其人。《清史稿》林纾本传，于其人品气节、诗文、学问、翻译、绘画莫不称述，尤盛称其古文及文论，正反映了一部分旧学人物对林纾的推重，但也未推许为六百年古文作者中独与归有光并称的人物。

历史的年轮又走过了一百年，今天，我们评价林纾似已不能仍像郑振铎、钱锺书等前辈学者那样重视其翻译的成就与功绩，而忽视其古文创作与古文评论的成就。

二、《春觉斋论文》论王安石古文

林纾的文论著作主要有《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论文讲义》《文微》等，古文评点著作主要有《周秦以来文章名家》《古文辞类纂选本》《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种》，教材读本主要有《重订中学国文读本》《浅深递进国文读本》，数量可谓不少，其中最成系统阐述其古文论思想的当推《春觉斋论文》，故我们先从此书说起。

《春觉斋论文》一书，最早由都门印书局于1916年出版。据江中柱先生所收藏林纾《论文要言》手稿复印件，可知此稿乃作者任教京师大学堂时，因《奏定文科章程》有“论文要言”一门课程而撰成的讲义，后经修订，易书名为《春觉斋论文》付都门印书局出版。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文辞类纂选本》，据作者之序言，乃为古文讲演会诸同志而作，而论说、评点文字与《春觉斋论文》颇有重复。古文演讲会大略为1917年之事，《大公报》1917年2月1日的“特别记载”栏曾刊发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并配有照片。以出版时间先后而论，似《古文辞类纂选本》乃抄撮了《春觉斋论文》部分内容。若细读二书，会发现《春觉斋论文》实依傍《古文辞类纂》而撰述，或许《春觉斋论文》与《古文辞类纂选本》，并为林纾据自己多年阅读《古文辞类纂》而积累的笔记整理、充实而成。林纾1919年与《文学杂志》刘锦江书信云：“弟原有《春觉生论文》一卷，为游戏之作，刻已由都门印书局出版，不能寄与贵社，只有重新编识，分为门类，如古文入手法、造句法、分段法、谋篇法、读《左传》法、读《史记》法、读《汉书》法、读八家法，大抵可得一卷，月以三千字寄沪，不能五千也。”[10]可知此后林纾论文的著作多与《春觉斋论文》一书有关。其《论文讲义》即林纾专为刘锦江《文学杂志》所作，于《春觉斋论文》多有采择。

《春觉斋论文》涉及论述王安石文的内容大略有《流别论》(八、十三、十四、十五)、《神味》《忌偏执》《用伏笔》《也字用法》等八处，论述不多，且较简略。

从褒扬的角度来看，如《流别论》(十三)论赠序文类云：“其余欧、曾、临川、三苏亦各有佳处，原当一一选采流别之中；以惜抱盛推昌黎，故但即昌黎之文少加说论。”[11]《流别论》(十四)论记体文类云：“学记一体，最不易为；王临川、曾子固极长此种，二人皆通经，根柢至厚，故言皆成理。”[12]《流别论》(十五)论序跋文类云：“王介甫序经义甚精。曾子固为目录之序，至有条理。欧阳永叔则长于叙诗文集。”[13]分别对王安石的赠序、学记、经义序等三类文给予了高度肯定。《用伏笔》云：“朱子又言：‘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其实，详得起伏之法，虽长亦何尝不可照管？王临川《上皇帝书》处处皆能照管。所以能照管者，正以为说到彼，而此间先已埋伏，到兴会淋漓时回眸顾朌，则以上之伏脉皆见矣。”[14]《也字用法》云：“《始古录》谓欧阳《醉翁亭记》用‘也’字，东坡《酒经》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萧公墓铭》亦皆用‘也’字，不知谁相师法，然皆出《孙武子》十三篇中。以上三项，仆皆见之，窃意古人用之则可，吾辈学之则立形其呆相。”[15]则是列举了王安石两篇文章，予以肯定。

从贬斥的角度来看，如《流别论》(八)论论体文类云：“若苏家则好论古人，荆公间亦为之，特不如苏氏之多。苏氏逞聪明，执偏见，遂开后人攻击古人之窍窦。”[16]则是批评三苏之论体文好攻击古人时，顺带批评王安石“间亦为之”，但仍将“开后人攻击古人之窍窦”的主责扣在了“苏氏”的头上。又《忌偏执》有云：“古人性之偏执者，至王临川极矣；然观其文字，皆源本经术，虽不能见诸施行，然殊未敢显悖古训。(《字说》则不在此论。)后人学不及临川，而又不根于经史，据其铢寸之才气，率意发议，以为奇特；习俗或从而炫之，而稍明于理者，则决不称可。”[17]此则尚贬中寓褒，指出王安石之个性虽为偏执之至极者，但其文章“皆源本经术”，并非偏执之文。

另外，《神味》有云：“然则，治文者于此，终无望乎？而又不然。欧公曰：‘大抵道胜，文不难而自至。’王临川亦曰：‘理解者，文不期工而自工。’曰‘至’曰‘工’，原非易事，然大要必衷诸道理。”[18]所引欧公语，见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9]所引王安石语，当为林纾一时误记。此语实出于张耒《答李推官书》，原文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诎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20]张耒此文见《柯山集》卷46，又见《苏门六君子文粹》卷18、《圣宋文选》卷28、《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110、《宋文鉴》卷120等宋人所编总集，且《宋史》卷444《张耒传》亦节录此文，为张耒文向无异议。

由上所述可知，《春觉斋论文》论及王安石文者实仅上述七处，且每处着墨并不多，而推重时往往与欧阳修、曾巩并举，贬抑时往往连带三苏而言，并于王安石略有回护。

三、林纾文论谱系中的王安石古文

林纾对王安石古文的总体成就评价如何呢？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先对林纾有关历代散文经典作家的排序作一番考察，对其文论谱系有一个基本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观照林纾对王安石的评价，或许不至于胶柱鼓瑟。

林纾对历代散文经典作家的推崇，有多种说法。他曾于《〈左传撷华〉序》云：“仆恒对学子言，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21]此则为三家之说。

又于《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余生平所嗜书，曰《左氏传》《史记》《汉书》、韩愈氏之文。”[22]此则为四家之说。

又高梦旦《〈畏庐三集〉序》：“自言少时博览群书，五十以后案头但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汉书》、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23]此乃包含经史子集四部，若除去《诗》《礼》二疏与《说文》《广雅》等经学、小学著作四种，主要以文章而言，则为“《左》《史》《南华》及《汉书》、韩、欧”六家之说。

于唐宋八大家而言，林纾嗜韩、欧早于柳。林纾学习古文的经历，据陈衍《林纾传》称其“治古文词，祈向桐城诸老，寝馈昌黎”[24]，可知林纾乃由学桐城派而溯源而上，到归有光、欧阳修、曾巩，最后追溯到韩愈以上。其《古文谭——中央孔教会讲演》(约作于1914年5月左右)尝云：“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法当溯源而上求诸欧、曾，然归文正习此两家者，离合变化，较姚为优。总而言之，欧、曾二氏不得韩，亦无能超凡入圣也。”[25]正是阐明了这一学习历程与心得。林纾对柳宗元的醉心，大概在中晚年以后。其《韩柳文研究法》有云：“家贫，不能购书。三十以后，始得济美堂《柳集》，读之经岁。”[26]故知其细读柳作在中年以后。其《韩柳文研究法》，最早由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该书马其昶序文有云：“别三年，再晤，陵谷迁变矣，而先生之著书谈文如故。一日，出所谓《韩柳文研究法》见示，且属识数言。”[27]可知此书撰成民国初，亦属晚年之作。其《柳河东集选本·序》云：“余生平心醉者韩、柳、欧三家，而于柳之游记，颠倒尤深。”[28]此序署年为壬戌九月一日，即1922年。可知林纾晚年对柳宗元文尝有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对柳文的妙处比早年有了更深入独到的体会与抉发，故云于唐宋八大家中尤服韩、柳、欧三家，较早年极嗜韩、欧有所变化。

若合唐宋明清四朝古文作家而言，林纾《与姚叔节书》有云：“唐之作者林立，而韩、柳传；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欧、曾传。正以此四家者，意境义法皆足资以导后生而进于古，而所言又必衷之道，此其所以传也。”[29]又于《赠姚君悫序》云：“余观唐宋之文盛矣，而享世大名者，唯韩、柳、欧、曾。(中略)故明之归、唐，清之方、姚，穷老尽气，以四子为归。而两朝中能文者亦骈列而不可尽数，咸莫据其能古之名；能古者，必曰归、唐、方、姚，若毗于唐宋之四子焉。”[30]此则为唐宋“四子”、明清“四子”说。

但若专就宋文而言，林纾似对欧、曾、王的推服，要超过“三苏”。其《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专论宋代古文作家云：“至宋文，则学派兴而说理之文夥，以陈同甫之豪、叶水心之高，亦稍染习气。苏氏父子、张文潜、晁无咎、黄鲁直、陆务观、秦淮海诸人，似人家分筑小园，一草一木各有位置；谓之包罗万有，余亦不敢信其诣力即能至是也。欧公不主博而主精，读书不如原父兄弟，而起迄作止得韩之真，且一改其壁垒；与荆公相较，荆公肖韩处多，犹杨西亭之逐石谷，终身不脱石谷窠臼矣。故宋文以欧为上，而独不近柳。曾子固似发源于更生，有时骨干坚卓处，乃能为柳。读此三数家文，以深潜之眼力观之脉络筋节精细处，均似遵左氏、史公之法程，有时能变化而脱去之，斯真有本领矣。”[31]此所谓宋文“三数家”，当指欧、曾、王而言。前文已将苏氏父子与苏门四学士并入同等，故已不可能跻身此“三数家”之列。不过，林纾似乎又担心将王安石提升到与欧、曾并列的地位，容易招来他人的攻击，故于此亦颇言安石学韩而不能脱其窠臼的缺陷，用以堵塞攻击者之口。将王安石列为宋文的前三家，在林纾评论古文的论著中似仅此一见，或许也流露出他对王安石评价的矛盾。林纾似乎不愿意对王安石古文总体成就发表过多明确的意见，而更愿意作局部的评价，更愿意选择评价其单篇作品的得失。

四、《古文辞类纂选本》选评王安石古文

林纾对王安石的评价这种矛盾态度，在他的古文选本评点中，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对姚鼐原选进行了再次筛选，最终选出了韩愈文59篇，柳宗元文16篇，欧阳修文23篇，曾巩文9篇，王安石文11篇，苏洵文5篇、苏轼文9篇，而苏辙文未能入选。另外，《重订中学国文读本》此套书第三册、第四册皆为宋文选，第三册入选欧阳修文8篇，曾巩文3篇，王安石文8篇，苏洵文3篇，苏轼文5篇，第四册入选欧阳修文8篇，曾巩文1篇，王安石文8篇，苏洵文1篇，苏轼文1篇，苏辙文3篇，两册合计之，共选欧阳修文16篇，曾巩文4篇，王安石文16篇，苏洵文4篇，苏轼文6篇，苏辙文3篇。

二书所选择的读者对象不同，《古文辞类纂选本》主要为古文讲演会诸同志而作，读者层次较高，故选文更侧重展示古文的义理义法，更重视文体的丰富多样；《重订中学国文读本》主要面对中学生，故多选篇幅短小、阅读难度适中的名篇。因此，二书虽都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重点选文对象，但在具体选目上，重复率并不太高。以王安石、苏轼选文为例，《古文辞类纂选本》选王安石文11篇，《重订中学国文读本》选王安石文16篇，相重篇目有《送孙正之序》《游褒禅山记》《芝阁记》《伤仲永》《祭范颍州文》等5篇；《古文辞类纂选本》选苏轼文9篇，《重订中学国文读本》选苏轼文6篇，相重篇目有《荀卿论》《日喻》《表忠观碑》等3篇。可以看出二者在具体选目上林纾曾有用心考量，各有偏重。

从二书所选各家篇目数量多寡来看，亦同样取舍慎重，并非率尔为之。《古文辞类纂选本》选韩愈文59篇，排第一，欧阳修文23篇，排第二，既充分显示出林纾对韩、欧文的喜好，也凸显了韩愈在唐宋文中的至尊的地位；柳宗元文16篇，居第三，也证明了林纾自称“生平心醉者韩、柳、欧三家”的说法。

在选目数量方面，二书都明显表现出对王安石文的偏爱。《古文辞类纂选本》选王安石文11篇，位居第四；而选曾巩、苏轼文皆为9篇，并列第五；选苏洵文5篇，居第六；苏辙文未能入选。《重订中学国文读本》选欧阳修、王安石文皆为16篇，并列第一；选苏轼文6篇，居第二；选曾巩、苏洵文皆为4篇，并列第三；选苏辙文3篇，居于末。可见王安石选文数量在二书中并居曾巩、三苏之上，尤其是在《重订中学国文读本》中，他与欧阳修平分秋色，篇目数远远超越曾巩、三苏，几为四人篇数之和。虽然我们不能简单从选文数量的多寡，直接确定作家的文学地位，但至少这样的选文结果，能有力证明林纾对王安石文抱有偏爱之情，同时也能印证前文所论林纾所谓宋文“三数家”，将王安石提升至与欧、曾并列，而对三苏颇贬抑的态度，并不是一时失言，而是向来一贯的认识。

在《古文辞类纂选本》中，林纾所作王安石文评语11篇，大多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对王安石古文在艺术上都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对其执拗的性情，对其新学与新法都给予了批评否定。前文已论《春觉斋论文》评王安石文着墨不多，仅得七处，皆甚简略，而在《古文辞类纂选本》中情况已大为改观，此书依文体编纂，前有总序，每类文又有小序，于《春觉斋论文》内容多有吸收，且于每篇选文皆有详评，故在《春觉斋论文》评王安石文语焉不详者，在此书中多有深入周详的评论。

《古文辞类纂选本》所选王安石文，从文体分布来看，为赠序类1篇，箴铭类5篇，杂记类4篇，哀祭类1篇，共四类11篇，且主要集中于箴铭类、杂记类两大文类中。我们以箴铭类选文为例，略作排比、分析如下：

《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八箴铭类，评王安石《给事中孔公墓志铭》云：“上半用提字诀，后半用补字诀。所谓提者，两用‘尝’字也；所谓补者，一云‘复召以为中丞’，一云‘故出知郓州’也。”“立言至为得体。铭亦音节高骞，较欧公为胜。”[32]评王安石《孔处士墓志铭》云：“此篇叙事，亦无以异人，至其可以动人处，则末幅中得一矫字诀。”“百转翻腾，复归到‘异’字本位矣。”“用一‘异’字为干，而使人迷离惝恍，生其眼缬，此则文笔之善矫者也。铭亦奇倔近韩。”[33]评王安石《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云：“马君之智略，在‘时其刚柔以有为’一着。以时为刚柔，则非成法之所能羁绊者也。”“他人用意，往往以宦达为归宿，恒谓年果不夭，则可以自致于富贵而止。文独言不过终于富贵，必无可展布地位，把富贵看轻一着，则愈见马君之智略。”“文之力争上流处，元人决无此等干力。铭之音节，尤高厉可诵。”[34]皆从古文义法、字法方面着手，分析王安石文独到之处，尤其对其铭文成就极为推崇，反复称道其“铭亦奇倔近韩”“铭亦音节高骞，较欧公为胜”“铭之音节，尤高厉可诵”。

《文微·唐宋元明清文平第八》所载林纾评论王安石文，与上引《古文辞类纂选本》的视角、认识一致，亦主要从古文义法、字法方面加以点评，如：“茅顺甫谓‘半山为文应接不暇’。其实不然。半山之长，在善用提笔、补笔。”“折笔太小而多，则落纤碎之弊，此荆公所以为荆公。但其《上仁宗封事》，皆大转折，亦妙文也。”“文有‘抟’‘缩’二诀，唯昌黎能之，荆公亦间能也。荆公《祭范颍州文》，将颍州生平事略打碎，而以简语出之，所谓‘抟’也；尽说大事，不涉闲话，所谓‘缩’也。故其文包括得住，甚难作到。至《上仁宗万言书》，词锋疏广，本不易‘缩’，而能精心调度，善用其才，故‘抟’、‘缩’亦好。”“前人皆谓介甫《给事中孔公墓志铭》为其墓文中第一，说甚当也。其文提后又补，补后再提，步步照映，恰似锁骨观音。”“荆公《王深父墓志铭》，学韩最肖，但须看其脱卸法。《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须看其讥笑法。工夫在不说平之夤缘，专驾空发议。‘有所待’三字点眼，极圆极好；结穴‘彼有所待而不悔’，又从对面写来，倍见力量。”[35]诸条皆可与《古文辞类纂选本》各篇评语互证。

客观上说，王安石的文章，与林纾总结出的古文义法、字法理论、文体特征、美学趣味极为相合；王安石的文章有极力模仿效法韩愈的一面，同时也深受欧、曾的影响，这又与林纾学习古文的路数极为近似，容易引起林纾的共鸣。林纾的古文与王安石的古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林纾评王安石《王深父墓志铭》：“此文呜咽欲绝，真巧于叙悲者也。”“文吞吐含蓄，力追昌黎，是临川魅力过人处。”[36]林纾对王安石文这般评价，实与他人评林纾之文以及林纾的自评颇为相似。《清史稿·林纾传》曾谓：“纾所作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而其真终不可自閟。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37]因此，林纾对王安石古文艺术特色的评论，往往多会心处，当然也能发现王安石的不足。林纾《宋文序》：“荆公学韩，较欧为肖，而好为盘空横硬之语，乃得韩之质而不及其腴厚。须知韩公之盘硬处，固笔笔皆腴且厚也。欧唯以道气胜，故学韩而近韩；荆公褊狭，因莫之逮，然亦限于质耳。”[38]又《文微·唐宋元明清文平第八》：“学古人不必完全摹拟，须自善避其所不能。欧阳师法昌黎，神似而形不同，以能有所避也。半山神微肖于昌黎，而形貌亦类似，遂不免拖泥带水。”[39]再如《古文谭——中央孔教会讲演》：“宋人之学韩者无过王临川，然一望即知其类。欧文较之韩文，毫不相类，然而善韩者惟欧。”[40]皆言安石之能学韩肖韩，但病在过肖其形，不如欧阳修能“神似而形不同”，故真能学韩；安石能得韩之盘硬，而未得其腴厚，似为褊狭之气质所局限。皆为深知之言。

林纾在《古文辞类纂选本》中对王安石的经学思想与不恤人言的变法活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与《春觉斋论文》的论述已有所变化。如《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评王安石《送孙正之序》有云：“文字最宜觇人肺腑，此文拈一‘道’字，何等阔大，然三用‘得志于君’，则处处似求得权力，方能行道，乃不知孔、孟一无权力，而道亦长垂于后世，固未计得君与不得君也。”“且‘术修志定’四字，看似冠冕堂皇，然此术是安石误人之经学，此志是安石坚僻之意见；自以为修，自以为定，则正人君子更无所用其箴规。故安石平日与诸君子往还，得君以后，概行拒绝，正自以为修，自以为定也。”即直接批评王安石之“道”“术”，不过是求权用权，其经学实乃误人之经学，其所谓“术修志定”，其“志”不过是一己坚僻之意见，拒绝接受他人之箴规而已。但最后对此文在艺术上的成功还是给予了肯定：“此文在在由功利上计较，然处处用萦复之笔，骨力坚凝，自是临川本色。”[41]《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九杂记类对《游褒禅山记》的评论亦是如此，前半论其思想意蕴有云：“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未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但以文字决之，已足为公一生之行述。”在此文评语的结尾处，亦同前例，对其艺术上的创造大加赞赏：“惟文字之千盘百转，尽伸缩之能事，自属可贵。”[42]由此可见，《古文辞类纂选本》将王安石学术、政事与文章艺术成就分开来评价，已与《春觉斋论文》颇有差异。《春觉斋论文·忌偏执》评安石学术有云：“然观其文字，皆源本经术，虽不能见诸施行，然殊未敢显悖古训。”《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十四)》评安石、曾巩学术有云：“二人皆通经，根柢至厚，故言皆成理。”此皆合学术与文章加以肯定，并未切割开来，否定学术，高扬文章。《春觉斋论文·流别论(十五)》论序跋文类尝称“王介甫序经义甚精；曾子固为目录之序，至有条理；欧阳永叔则长于叙诗文集”，此语虽亦被摘入《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二序跋类之小序中，但在具体选篇时，此类文体中选欧、曾文各四篇，而王安石文未能入选。可见林纾对王安石经学所持的否定态度，对其选文取舍产生了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林纾对王安石经学思想与变法活动的认识，基本上继承了南宋以来的主流评价，并没有接受近代康、梁等高度评价王安石经学思想与变法活动的影响而改变传统认识，但对王安石古文成就则评价颇高，且能深知其造诣、得失，将其古文地位明确置于三苏之上，这与传统主流评价多言“欧苏曾王”又有明显的区别。

五、《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种》与《元丰类稿选本》

在《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种》中，林纾专门选有《柳河东集选本》《嘉祐集选》《元丰类稿选本》，而无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之选评本。考《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种》之各家序言，大略各集编撰于辛酉(1921年)、壬戌(1922年)、癸亥(1923年)三年间，至甲子(1924年)秋林纾即病逝，编集之时已是老弱多病，风烛残年，老人仍著述、讲学不辍，诚可敬也！

林纾选评《元丰类稿选本》共选曾巩文56篇，大大超过了《古文辞类纂选本》仅选曾巩文9篇的规模，比姚鼐《古文辞类纂》所选曾巩27篇也超出一倍有余，基本上囊括了曾巩古文的精彩篇目。林纾对曾巩为人及经学、古文成就的评价，颇受朱熹影响，认为曾巩“烛理精深，故行文大有条贯”，故选文皆取其“文之醇而近理者”[43]。又因曾巩与王安石交往密切，故在评点曾巩之文时，往往牵涉到对王安石的评议，展现了林纾对曾、王二人的臧否。如《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二序跋类评曾巩《先大夫集后序》有云：“然巩与王安石为友，力斥安石所为，亦可谓有祖风矣。”[44]赞扬曾巩有乃祖曾致尧之风，性刚直敢言，敢力斥王安石之非，实乃王安石之诤友。《元丰类稿选本》延续了《古文辞类纂选本》对王安石的经学思想与不恤人言的变法活动所持的否定态度，如评曾巩《〈礼阁新仪目录〉序》有云：“文所谓不至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固已合乎先王之意。所谓拂势骇情，似斥荆公之行新法而言。荆公之新法，即自谓为古法，然貌袭而意悖。南丰用一‘意’字，最活动，亦最平正。通篇均学古有得之言，不似荆公之执拗而拘局也。”[45]抓住“拂势骇情”，论先王之意，论安石新法之于古法“貌袭而意悖”，论安石之性情与学术“执拗而拘局”而不若曾巩“学古有得”。即以曾巩之文为镜，照见王安石之行事。实乃运用“从对面写来”的古文义法评析此文，抉发出曾巩此文批评王安石新法的隐含意蕴。再如评《与王介甫第二书》有云：“通篇扼要语在不宜操切、不宜偏听，已抉透临川一生病痛。临川欲新法之必行，即操切也；任吕惠卿、李定诸人，即偏听也。文委婉商榷，无一激语，把临川病痛历历道出，劝戒朋友之书，可云绝作。”[46]林纾抓住“不宜操切、不宜偏听”进行分析，既是抓住了“通篇扼要语”，也是“抉透临川一生病痛”，显示了林纾接受曾巩的看法，对王安石变法与用人加以批评商榷，但在行文时则尽量保持平情公允，不作过激之论。

此外，尚有疑问者，《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种》既包含了刘禹锡、欧阳詹、孙樵、陈师道、秦观等唐宋古文名家选集，于八大家中已选柳宗元、曾巩、苏洵三家，缘何未选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五家？林纾《与胡尔瑛书》(六)有云：“日来方批选临川、皮日休、李翱之文。”[47]但今未见林纾此三家之选评本，或当日已成书而未能出版，抑或书未完稿而后来散佚不存？不选韩、欧两家，岂因《古文辞类纂选本》已选韩、欧各数十篇，故不必另选？或于苏轼兄弟有所不喜，故置而不论？或如王安石、皮日休、李翱三家之文，选而未定，成而未传？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证。

六、林纾之抑苏扬王

前文已论《春觉斋论文》对王安石有所贬抑时每连带三苏而言，并于王安石略有回护。这里再就林纾于三苏与王安石之喜恶问题略作申述。

林纾评论三苏时，往往合称“苏家”或“苏氏”，并多摘其短。如《春觉斋论文·述旨(五)》中曾论苏家短长云：“苏家文字，喻其难达之情，圆其偏执之说，往往设喻以乱人观听。骤读之，无不点首称可；及详按事理，则又多罅漏可疑处。然苏氏之文，多光芒，有气概；如少年武士，横槊盘马，不战已足屈人之兵。后人不足于理，而但求足于文，势不能不抄故籍，因事设譬；一譬足矣，又复求多，于是枵响腾于纸上，滞气渍于行间，则贪多之病也。”[48]此段文字又见林纾《论文》(发表于1918年上海中华编译社发行的《文学常识》第一期)，林纾所称“苏家”“苏氏”即并三苏而言。林纾《宋文序》亦尝云：“时尚喜诵三苏而不及曾，盖峥嵘之文，为时辈所重，又当别论。”[49]直接表达了对时俗喜三苏而不喜曾巩的批评。所谓“峥嵘之文”，即上文所云“苏氏之文，多光芒，有气概；如少年武士，横槊盘马，不战已足屈人之兵”的意思。

再如林纾《与冒广生书》(一)有云：“苏文不喜《史记》，时时多浅率语，弟颇不喜读，由他不省得内转也。”[50]此谓“苏文”是否偏指苏轼而言，尚难遽指。但结合林纾《嘉祐集选》序文来看，林纾认为三苏皆有此病：“(苏洵)他文则皆警快爽目，独于碑版文字阙如；即东坡舍《表忠观》一碑外，亦寡传作。盖苏家文于《史记》不近，而老泉于驰骋外，亦无端凝朴老之观。”[51]论苏洵文体短处在“独于碑版文字阙如”，且谓东坡亦短于此，并进而分析其原因在“于《史记》不近”，指出此乃“苏家”之共性、通病。又《嘉祐集选》中于《权书上·攻守》评云：“苏家议论善用譬，又善引故事，读之爽目。”[52]《衡论上·重远》评云：“苏家议论警快条畅，眉目分明，读之未尝不悚然为动。”[53]《衡论上·广士》评云：“此论好为过激之谈，但能自圆其说。”[54]《衡论下·议法》评云：“苏家议论均急，则治标之法非可以畅行之良法也。”[55]合观上引诸篇评语及前引《春觉斋论文·述旨(五)》可知，这些议论、评价虽缘苏洵文而发，或言其长，或论其短，实兼三苏而言也。

林纾分论三苏的情况，我们在此亦稍作梳理评述如下：

林纾《嘉祐集选》其序署年为壬戌，即1922年，与《柳河东集选本》《元丰类稿选本》编选成书同年，共选苏洵文46篇。其序文有云：“老泉盖伤心人也，虽蒙欧公之知，官不过主簿，至其所为文，纵横腾踔，肆其辩口，能自圆其说。”“读者果能研治其文，于官文书中，最为动目。”[56]可知，林纾对苏洵的一生功名坎坷、遭遇不幸，颇抱同情态度；以“纵横腾踔”“警快爽目”称许苏洵文之优长；且于《嘉祐集选》评语中屡称“老泉自是有风节人”[57]“老泉固是有心肝人”[58]，可见对苏洵其人其文皆颇推重。

关于苏洵与王安石交恶的公案，林纾未尝直言论及。林纾《嘉祐集选》中未选《辨奸论》一文。据林纾《古文谭——中央孔教会讲演》云：“仆家所藏《嘉祐集》，则明人仿宋者，序已剥落无存，亦十五卷。纸良字佳，不知刻自何人。其中称‘陛下’仍低一格，遵宋刻也。阙《辨奸论》一、《题张仙画像》一、《送吴侯职方赴阙序》一、《谢欧阳枢密启》一、《谢相府启》一，至《洪范图论》，则朱竹垞《经义考》中已不之见矣。”[59]由此推测，林纾大概对《辨奸论》等文的作者真伪颇存怀疑，故未选入《嘉祐集选》。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王安石的一种回护。

林纾《文微》评苏洵文有云：“苏老泉《木假山记》，入题以后，意态自在，有骨，有气魄，有步骤，在唐宋八大家文中，盖少见者。”[60]此乃激赏《木假山记》一文，非就苏洵古文整体成就而言。《嘉祐集选》亦尝评此文云：“后论中峰及左、右二峰，左、右二峰喻轼、辙也。老泉之文似逊于东坡，而名位尤不及颍滨。父子相敬畏，不期流露于言表。”[61]可知林纾亦认为老泉古文整体成就逊色于东坡，这也是公论由来如此，不算林纾的新见。

就三苏而言，林纾重苏洵与苏轼，而对苏辙似颇忽视。《古文辞类纂选本》中苏辙文未能入选，《重订中学国文读本》亦仅选苏辙文3篇，居于宋六家之末，《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种》中亦无其选集，《文微》中亦无一条评论及之。林纾其他评论古文的论著中单独论及苏辙处亦不多见，仅《古文谭——中央孔教会讲演》云：“(苏辙)《栾城集》策问、上书、西掖告词、麻制、诏敕、札子，居集中十之七八。尚才任气，亦一时雄杰之士。然读之使人喜驰骋而寡静理。才与识皆至，而征实则否。盖士之余习也。……子由晚年佞佛，不期杂入禅语，即当朱子所讥。则文体之宜谨严可知矣。”[62]可算对苏辙之优长、得失略作概括而已，而批评亦较多。再如《春觉斋论文·忌糅杂》云：“糅杂者，杂佛氏之言也。……而子瞻兄弟，尤坐此病；子由之《栾城集》，制诰以外，竟集佛偈至于数卷，则殊无谓矣。”[63]此节指斥东坡兄弟受佛门影响，文体不够严净，浸染糅杂之病，且尤言苏辙之非。即承袭了上引《古文谭》中批评苏辙晚年佞佛的评价。

林纾论文中常表达出对三苏不满，有时甚至特别把矛头指向苏轼。如其《文微》评东坡文云：“吾生平不嗜读苏东坡文，以其为文往往不能极意经营。然善随自救弊，则由东坡天才聪敏。无其天才者，不可学也。”[64]虽说不嗜读其文，乃出于个人喜好，但又随即指出其毛病在“不能极意经营”，故其间多有不惬人意处，好在“善随自救弊”，能自圆其说；最后归结到“无其天才者，不可学也”，对盲目学东坡文者发出警告。可以说林纾对东坡古文的成就，并未因自己“不嗜读”而加以否定，但也未见深加推服。其《古文谭——中央孔教会讲演》论述苏轼文与苏洵、欧、曾、王古文之差异与特色，持论正与此一致，其文有云：“东坡文字，输老泉为颖妙。坡聪明超于等伦，文字无欧公之风度，逊子固之饫衍，又欠荆公之盘硬，顾能萦转自如，不可羁勒，又能不至蹶其霜蹄，此其所以为东坡也。”[65]此所谓“不可羁勒，又能不至蹶其霜蹄”，上文所谓“善随自救弊”意思相近，亦包含着贬抑之意，不以第一流作者许之。

综合而言，林纾不喜三苏之文，乃在不喜其剽略轻滑，有策士气；不喜其偏执过激，而多以设喻以乱人观听；且三苏不亲《史记》，不善碑版文字；不能极意经营，多罅漏处，多浅率语；其思想杂糅不醇，多染佛氏之言。总之，三苏之文，与林纾所主张的古文美学趣味与义法理论主张多有不合，故常为林纾所贬抑；如前文所论，王安石之文则与林纾论文主张颇为切合，因此在林纾那里，三苏之“失宠”与王安石之“得宠”实有关联，常常表现出抑苏而扬王的倾向。

余论

若以诗而论，林纾对苏诗则甚为推重。其《文微·论诗词第十》论苏诗有云：“东坡诗以七古、律诗为最，其拟古诸作，有陶靖节之心，不必为靖节之文，有其内，不必有其外。(羲胄尝闻之师曰：五言律学王摩诘，五言古学杜少陵，七言律学苏东坡，七言古学少陵、退之，而各有获，则其诗必大。)”[66]又其《与冒广生书(十)》有云：“见假《梅宛陵诗》，仆以读孟贞曜诗法读之，颇觉得不偿失。梅诗腴瘠各半，殊不类贞曜之艰琐，然吾性与坡诗近也。”[67]又《与李宣龚书》云：“吾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68]可知林纾对东坡七律、七古推服之情。林纾称自己性情与东坡相近，人或有疑，以为林纾实性情褊急易怒实与荆公相近，而与东坡相去甚远。其实林纾也有喜谐谑、幽默的一面。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曾云：“林纾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69]其注文第18、第65也专门谈到林纾的“好谐谑”，完全能说明在喜谐谑方面林纾与东坡是知音、同好。前文所引林纾书信中自夸其文自贬其诗云“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曾让钱锺书先生惊叹天下是否有第二例。这正是林纾开了自己一个玩笑，是不能当真的。

林纾对王安石诗亦颇推重，曾于《〈拜菊盦诗〉序》云：“纾每读临川、后山诗，亦未尝不心醉，即亦不知其所以然，殆真朴之气入人深也。”[70]又曾多次拿荆公诗送人情：《与陈宝琛书》(八)：“得大作数篇，近体似半山，而柔婉中却饶苍劲；古体伸缩倚伏，均得宋人实在诣力，无语不隽，尤无语不清新。读既，五体投地矣。”[71]《与陈宝琛书》(十三)：“大作自是叟之本色。荆公有此芊绵，无此温厚也。叟年六十有六，纾年六十有二，然叟诗有悲慨之音，却无衰衄之语，殆为寿征。”[72]几番恭维陈宝琛老先生，借半山以称扬弢庵，也是不能全当真的。

注释：

[1] 钱基博著，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9页。

[2]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6页。

[3]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4]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0、107页。

[5]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3页。

[6]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4～95页。

[7]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4页。

[8]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4页。

[9]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5页。

[10]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5～516页。

[1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1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页。

[13]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页。

[14]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6页。

[15]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9页。

[16]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17]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4页。

[18]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2页。

[19]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七，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22页。

[20] (宋)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9页。

[2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7页。

[2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0页。

[23]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3页。

[24]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四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60页。

[25]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34页。

[26]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9页。

[27]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3页。

[28]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77页。

[29]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0页。

[30]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8页。

[3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5～376页。

[3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80页。

[33]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82页。

[34]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82页。

[35]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2页。

[36]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81页。

[37]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7页。

[38]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6页。

[39]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2页。

[40]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34页。

[4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45～346页。

[4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95～396页。

[43]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7页。

[44]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7页。

[45]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9页。

[46]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24页。

[47]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60页。

[48]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页。

[49]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6页。

[50]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8页。

[5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3页。

[5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4页。

[53]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6页。

[54]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7页。

[55]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7页。

[56]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03页。

[57]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0页。

[58]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3页。

[59]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37页。

[60]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2页。

[6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11～512页。

[6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38页。

[63]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0～61页。

[64]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2页。

[65]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38页。

[66]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五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5页。

[67]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23页。

[68]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4页。

[69] 钱锺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3页。

[70]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92页。

[71]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0页。

[72] 林纾撰，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一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