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小说中的消费文化书写*

王昌忠，左正蓉

(1.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2.重庆綦江实验中学，重庆 401420)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在中国逐步蔓延、不断扩散，已经成了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与之相应，中国本时段的消费文化与文学书写的关系反映在由浅显到深入、由现象到实质的方方面面，其中较为直接、表面但又具有起点、基础意义的是作家们纷纷将消费文化吸纳、编织为文学话语组织和文学文本构成，进行着多角度、多层面的文学书写，从而对其加以审美转化和再造。作为包括“毕飞宇、鲁羊、韩东、朱文、陈染、林白、徐坤、邱华栋、刁斗、刘继明、何顿、海男、述平、东西、张旻等”在内的“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作家群体”[1]241打造的成果，新生代小说亮相在转型、断裂于“80年代文学”的“90年代文学”话语现场，彰显出“80年代先锋小说落潮后一种文体内容的反拨和审美形式的发展相互融合”[2]126的话语质地。就内容而言，新生代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园地中专注、敏锐用力书写本时期中国期消费文化的一个文学派别。新生代小说作家秉承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操持人文主义精神立场，将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运作为题材对象并加以审视、质疑和批判、揭示。新生代小说书写了消费文化但自身不是消费主义文学。消费文化是消费现象承载、体现的文化，它落实、反映于各种各样的消费活动之中。消费活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包括内、外层面的不同环节、要素，内在的如消费欲望、追求和消费观念、立场，以及消费体验、感受等，外在的如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消费情形、消费资源的争取和获得等。一般来说，涉及到消费书写的一部具体文学作品、一种具体文学类型，并不是将消费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都囊括其中，而是选择性地侧重处理某些环节、某些要素。将新生代小说所书写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放在同一平台上打量，可以发现，主要包括消费欲望、消费观念和立场、消费资源的争取，以及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消费体验和感知等承载消费文化内外层面的环节、要素。

一、消费欲望与消费观念

消费是人维持生存的基础条件。消费欲望指的是消费的欲望，于人具有不可辩驳的正当性、合理性。然而，在消费社会，“我们的身材、住宅、厨房、食品以及西方世界通行的所有消费习惯，都是意向性符号，体现着某一地位的生活方式；它们的标志性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3]357，这使得消费社会的消费欲望，已经超出仅仅维持生命、维护生存这一原欲层次了，它更多指向的是奢侈消费、炫耀(夸示)消费层面的消费欲望，即为消费而消费的欲望。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消费社会已“引入”中国，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地方被前现代社会“管辖”，还有许多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因而他们的消费尚属维持生命、维护生存阶段。但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具有的跨界性、流传性，导致了奢侈消费、炫耀(夸示)消费层面的消费欲望也滋生在了尚未消费社会化的地域和人身上。人类除了消费欲望还有消费立场、观念，前者是生物性、原欲性、物质性的，而后者是人性、理性、心灵性的。消费观念、立场作为精神成分和意识要素，内在地影响并决定着人的外在消费行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消费观念、立场，一个人的消费观念、立场是被时代消费观念、立场裹挟、化约的结果。一般来说，消费观念、立场对消费欲望起着抑制、平衡作用。但消费社会的消费观念、立场不再是抑制消费欲望而是激发并促成消费欲望的满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随着传统生产型社会向现代消费型社会转变，消费文化日趋盛行，消费欲望的释放、爆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合法性。值此现实背景下，无论是民族、群体还是个人的消费观念、立场，尽管一定程度延续了传统，但更多的是在消费文化的支配下调整、变化。

消费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话语场的大量涌现，是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这一时代语境中的文学生产和接受机制、文学风尚、价值取向催生与造就的结果[4]67-72。新生代小说作家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的消费社会现实，快捷、犀利地体察、把握到了其中的消费欲望潮流并将其书写成了消费文化文学话语。对应于上述20世纪90年代消费欲望的存在事实，新生代小说主要书写了三种消费欲望。第一种为维持基本生存、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消费欲望。比如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农民工)、陈村(底层教师)，东西《美丽金边的衣裳》中的李月月哥哥(农民工)、《送我到仇人身边》中的张洪和《目光越拉越长》中的刘井(农民)，熊正良《苍蝇苍蝇真美丽》中的“我”(盲人)和《无题》中余立、苏惠梅(无业贫民)的消费欲望。这些人都处于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以至难以维系正常生活的艰难境遇中，他们的消费欲望只能是初级的、基本的。第二种为“消费至上”的消费社会环境中，消费文化诱发的奢侈消费、炫耀(夸示)消费、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欲望。这种消费欲望是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消费欲望，也是新生代小说消费欲望书写用笔最多、着力突显的一种，其中以何顿和邱华栋的作品最为典型，如何顿的《我们像葵花》《荒芜之旅》《物欲动物》《我们像野兽》等长篇小说，邱华栋的 《手上的星光》《哭泣游戏》《天使的洁白》《午夜的狂欢》《化学人》等中短篇小说。此外，还有鬼子《苏通之死》中的苏通、东西《美丽金边的衣裳》中的希光兰、朱文《我爱美元》中的“我”、张者《唱歌》中的“老板”等典型人物。第三种指的是消费社会并未“光顾”到，但却被消费文化所作用的人的奢侈消费、享乐消费欲望，如鬼子《走进意外》中的李条、东西《目光越拉越长》中的苟日、熊正良《谁在为我们祝福》中的两个姐姐、毕飞宇《睁大眼睛睡觉》中的“我”等典型人物。

除了消费欲望，新生代小说还描写了大行其道于90年代消费现场的“消费至上”“消费有理”“我消费故我在”等消费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立场、观念。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消费、要高消费。事实上，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前提性、基础性的消费观念和立场。从国家层面说，消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的重要方式；对个人而言，消费是发家致富奔小康、享受生活的必然结果。这种消费立场、观念既是何顿《物欲动物》中的汉林、毕飞宇《款款而行》中的阿鸡这样的大款所具有的，也是何顿《我们像野兽》中初出社会的大学生、王芫《什么都有代价》中的白领阶层所具有的，同时也是何顿《我的生活》中的“小叶”、熊正良《谁在为我们祝福》中的大姐、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雨这样的失足女所具有的，还是鬼子《走进意外》中的李条、熊正良《沙米的陈大林》中的陈大林和《无题》中的余立、苏惠梅这样的底层贫民所具有的。其次，追逐物质财富、获取消费资源以满足消费欲望具有正当性、应然性。这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国家和个人达成一致的消费观念和立场。物质财富的追逐、消费资源的获取常常与伦理道德、法律规范、人情人性、精神追求存在着冲突，因而这一消费观念必然会抑制具有历史传承性的伦理道德观念、法律规范意识和人性人情立场。何顿《我们像葵花》《荒芜之旅》、鬼子《苏通之死》、邱华栋《哭泣游戏》《手上的星光》中的“创业”型人物，邱华栋《沙盘城市》《化学人》中舍弃艺术投身消费的女人，以及现身于众多新生代小说中的失足女，秉承的便是谋财有理、消费无过的观念。另外，炫耀消费、夸示消费即符号消费、象征消费的消费观念也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在新生代小说中，无论是《物欲动物》中的汉林这样的老板、《荒芜之旅》中张逊这样的书商，还是《美丽金边的衣裳》中希光兰、《手上的星光》中林薇和罗伊这样傍身大款的女性，以及《我的生活》中的小叶这样的妓女，其实都操持着藉消费以彰显身份、地位、品位、能力等的象征消费与符号消费的观念。

二、消费资源的争取和占有

无论是为了满足奢靡消费欲望、享乐消费欲望，还是为了实现符号化、象征化的夸示消费、炫耀消费，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体都要极力争取消费资源、占据消费对象。从历史来看，消费社会是社会发展到生产过剩、物质财富过度积累，以至于必须通过加大、倡导消费才能维系社会再生产的历史阶段。消费社会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够满足利润增值的需要，在于它对“可以满足(消费)欲望的当代资本主义体制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5]48。尽管如同洪治纲所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消费主义赢得了合法性的生存空间。从经济到文化，从都市到乡村，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了消费主义时代”[6]1。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并没有整体上达到全面过剩的水平，社会物质财富也远远没有“丰盛”到足够满足全体国民奢靡与享乐的程度。建构消费社会的物质条件并不具备，消费文化却已形成并作用于国民集体意识和个人心理。这便造成人们挖空心思去占据物质财富、积累消费资源的局面和态势，从而展演了一出出中国化消费社会的特殊消费文化景观。新生代小说作家卸掉了国家叙事、民族叙事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以个人姿态和平民身份打量、认知周遭现实和感受、体验当下生活。

其一，普通人通过正常渠道、合理方式获得消费资源。这里面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底层人或遭遇不幸的人谋求基本生存条件、消费资源。如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出身卑微的晓雷外出打工、代父讨薪，东西《目光愈拉愈长》中家境凄苦的刘井含辛茹苦、勤耕苦耘，熊正良《苍蝇苍蝇真美丽》中身心残疾的“我”(眼瞎)及父亲靠吹唢呐糊口，《无题》中家庭破碎(离婚)的余立通下水道，等等。另一类则是普通人为了“过好日子”(高消费)谋求超出基本消费需求的物质资源、消费条件。何顿《我们像野兽》中初出校门的艺术专业的大学生们为了获得超出在体制内就业的工资收入而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何顿《青山绿水》《蒙娜丽莎的笑》中从良后的小玉、金小平开美容店、洗脚按摩店，熊正良《沙米的陈大林》中的陈大林从事叶夏兰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张者《唱歌》中的“老板”做兼职律师，邱华栋《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从桑拿女一步一步做到娱乐城总经理、酒楼老板，《别墅推销员》中的沈方努力推销别墅，无不如此。

其二，老板、商人采取投机钻营、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等非法途径、不道德举措争取消费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的蛊惑、刺激下，挣钱成了人们理直气壮、天经地义的不二选择，人们所有的思想行为都围绕挣钱展开，所有行动通向的都是发财。某些老板、商人为了挣钱甚至不惜违背法律规章、践踏伦理道德、蹂躏人性人情。新生代小说立足现实，对此进行了细致逼真的描摹。从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采石场老板的残酷克扣农民工工资，何顿《我们像葵花》中个体户冯建军的走私香烟和《荒芜之旅》中书商张逊的欺诈蒙骗、《青山绿水》中“我叔叔”(建筑公司老板)的为非作歹，到王芫《投资时代的叙事》中欺骗消费者(收了客户房款却不建房)的何总(开发商)、毕飞宇《睁大眼睛睡觉》中无恶不作的马杆和大龙头，无不如此。

其三，女人靠出卖色相占据消费资源。与男人一样，女性的消费欲望在消费社会也被充分唤醒与激活。既然“消费无罪”，既然谋求消费资源有理，消费欲望的闸门一经打开，将性、身体、色作为资本去争取消费资源的女性也就大有人在了。在这方面，新生代小说主要“记录”了这样三种情形：第一，以卖淫为职业赚钱。新生代小说所书写的妓女(失足女)，多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将卖淫当作谋求消费资源、物质财富的手段和途径。除了熊正良《谁在为我们祝福》中的大姐、东西《美丽金边的衣裳》中的李月月(出租车司机女友)等有名有姓者，还有大量无名无姓的发廊女、洗浴女、三陪女，无不在通过卖淫挣得消费资源。第二，以性为交易谋得事业成功(实质是谋得消费资源)。这些女人有事业、有追求，常常通过性交易获得事业的成功进而占取了更多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邱华栋对这类女性进行了书写。《手上的星光》中的林薇、廖静茹，通过出卖肉体，前者换得了演艺事业的辉煌，后者换取了绘画事业的成功。《天使的洁白》中的孟叶，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职位，不惜被玩弄、被侮辱。第三，以性为基础建立情爱关系从男性那里获得消费资源。东西《美丽金边的衣裳》中的希光兰，之所以盯上了男主人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有钱；《什么都有代价》中的“我”与尹力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原因，也在于他能提供给她所需的手机、私家车。邱华栋《沙盘城市》中的林家琪放弃艺术与富商结婚，实质上同样是用性换取物质财富、满足消费欲望。

其四，在消费欲望的驱动下，普通人靠非法、出卖人格、反道德等反常方式或者偶然的机会求取消费资源、获得物质财富。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中国平民百姓拥有的经济条件、物质水平还很难满足奢靡消费、夸示消费的需要。一旦他们无法控制欲望，他们就会冲破法律限制和道德束缚去掠夺，或者希求偶然的机会去获取。比如，东西《送我到仇人身边》中的张洪采取的方式是谋财害命，《目光愈拉愈长》中的马红英采取的方式是拐卖儿童(马一定)、苟日采取的方式是骗钱，邱华栋《眼睛的盛宴》中的“我”和陈又新采取的方式是做“面首”，何顿《新青年酒吧》中的黄刚采取的是向占有老婆的彭镇长讨好，而李条(鬼子《走进意外》)则是因为意外中奖获得了实现一次享受型消费的条件。

三、消费情状

消费文化是物质性消费文化和精神性消费文化的统一，物质性的一面除了消费资源的争取、占有，还包括形形色色的消费情形与状况。“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7]1消费情状直接展现在人们面前，可感可见，涉及消费什么(反映消费水平和条件的消费对象)、怎么消费(体现消费品位、风格的消费场景、动作)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消费情状。一方面，“新富人”的确已经过上了消费社会的消费生活。另一方面，普通民众过上的不过是传统社会的温饱型消费生活，而少数底层百姓还处于维持基本生存阶段。对于20世纪90年代复杂多样的消费情状，新生代小说的消费文化书写有着准确的文学化、审美性表现。

首先，新生代小说书写了消费者们在消费什么，也就是展现了消费对象的性状、特质。消费对象即消费品，指的是消费主体衣、食、住、行、用、玩的物品、材料。消费主体表面上消费的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的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然而，正如罗钢所言：“消费所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试图在物品中、并通过物品的消费来建立彼此的关系，物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对它的消费构成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进行内在区分的重要基础。”[8]33-34消费品都附着上了超出物质实用性以外的意义、内涵。消费者在消费什么、能消费什么，关联着个人、社会的诸多要素。它反映出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消费条件，也反映出消费者的个性、能力、品位和情趣。在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境里，消费对象的价值已经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传达意涵、寄寓意义的符码价值、象征价值。文学对消费对象的书写，自是不在书写其使用价值，而在书写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也就是其社会、文化的和人性、人情的象征意义、符号意义。新生代小说主要书写了两种形态的消费对象：一种是简陋、寒碜、低廉的消费对象，一种是豪华、昂贵、高档的消费对象。

对于简陋、寒碜、低廉的消费对象的书写，主要出现在底层叙事、苦难叙事中。如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家里无肉可吃)，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东西《送我到仇人身边》(无钱结婚)，熊正良《谁在为我们祝福》《无题》(租住贫民窟)等。这样的书写一方面反映了消费主体消费水平的低下，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物质财富并不充裕的现实，表明了奢靡消费的不正当性。

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奢靡消费和夸示消费，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正是推动消费社会的奢靡消费、夸示消费的一种文化。奢靡消费、夸示消费就包括对豪华、昂贵、高档的消费对象的占有、享用。新生代小说“摆放”于文本的此类消费主体，有的是纯粹为着满足身体的奢靡需求，有的则是“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功能失去了联系”、对应的是“社会逻辑”和“欲望逻辑”[7]2，也就是为着炫耀财富、显摆经济实力。如李条(鬼子《走进意外》)中奖之后在“门前立着两名身着红马褂女子的酒家”享用着“完整的一只土鸡”“一碗蛇汤”“四瓶啤酒”，王微(东西《我为什没有小蜜》)新装修的住房，“我”(毕飞宇《遥控》)的现代化(“遥控”)消费对象，邱华栋《化学人》《直销人》《沙盘城市》等作品中贪图物质享受的都市男女的奢靡消费对象，便是前一种；后者在书写大款(如何顿的《物欲动物》中的汉林、毕飞宇《款款而行》中的阿鸡)、老板(如毕飞宇《睁大眼睛睡觉》中的马杆、大龙头，何顿《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邱华栋《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商人(包括书商，如何顿《荒芜之旅》中的张逊)的文本中经常看到。

消费情状还涉及消费者的消费状貌，如动作举止、表情神态和心理活动等，也涉及消费的场景、环境等。新生代小说苦难叙事中的消费自然也是苦难消费。作品中人物的消费动作举止体现出的是底层人、贫困人所具有的特征，如粗鲁、局促、简单、窘迫等，而消费时的表情神态大都是愁苦、伤感、沉重、忧郁的，心理活动则是无奈、失望、悲愤和向往(好的消费生活)的。苦难叙事中的消费场景常常是冷清、寒碜、恓惶的，消费环境也是破败、凋敝、贫寒、恶化的。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东西《目光愈拉愈长》、熊正良《谁在为我们祝福》《沙米的陈大林》《无题》等作品书写的是为生存挣扎的底层人的生活事实，其中都包含有上述消费情状。

新生代小说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叙事，花费了大量笔墨呈现老板、商人等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商海英雄”“成功人士”以及委身(卖身)于这样的“商海英雄”“成功人士”的女人们享拥奢靡和夸示消费时的言行举止、表情神态、心理活动以及场面、情景等。这样的消费情形常常被安置在光怪陆离、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即邱华栋在包括《沙盘城市》《钟表人》等在内的多篇小说中提到的“沙盘城市”。其场面是豪华、铺排的，情景是喧闹、热烈的，其环境不是在宾馆酒店就是在商场、购物中心，还有就是洗浴中心、夜总会等娱乐、色情场所。不少新生代小说作家，常常把奢靡的物质消费与性消费合在一起加以书写。如在何顿的《我们像葵花》《我们像野兽》和毕飞宇的《睁大眼睛睡觉》《款款而行》中，有钱人或者人一旦有钱了，就会到娱乐、色情场所享受奢靡的物质消费，也享受放纵肉欲的性消费。享拥如是奢靡消费和夸示消费的人行为举止是大气、潇洒、豪爽而且往往还是文雅、高贵、派头十足的，精神状态是红光满面、神气活现、欢畅痛快、志得意满的，心理活动则是愉悦、满足、享受、得意、舒适、快感无限的。在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哭泣游戏》《眼睛的盛宴》《化学人》中，随处可见被消费文化裹挟和包围、被消费欲望驱动和牵引的都市男女纵情消费、浸淫享受的场面、景观和动作、神情。

文学“在向人们展现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示着意义，并以审美情感诉诸人们的心灵和激发人们的情绪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审美意识形态作用”[9]165。呈现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外在形态、感性事实，固然是新生代小说作家的意图之一，但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将消费文化搬移、挪运进文本之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透视、解剖它，在本质上把握、揭示它“是什么”“怎么样”。一方面，新生代小说作家绝不只是对形形色色的消费文化照搬照抄、原样复制，而是经过了选汰、裁剪和改造。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活动是消费同仁联合建立价值体系的过程……消费活动乃是以商品为媒介，使人与事的分类流程中产生的一整套特定的判断显现、固定的过程”[10]53，因而除了描述，新生代小说作家还要操持相应的理论资源，依据自身的感受、体验，对纳入文本的消费文化加以诠释、阐发，从而对消费文化作出从现象到实质、从外在到内里的分析、辨识，以此把握、透视并传达、揭示消费文化涵纳的“价值体系”和“特定的判断”。总之，平民化的身份定位、个人化的写者姿态、非历史化的写作视域，导致了新生代作家不是从政治、经济视角而主要是从人性、人的现实生存以及伦理道德等层面打量、扫描并体验、感知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就此而言，促使新生代作家从事消费文化书写的主观原因在于审视、反思和质疑、批判消费文化，以求能够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版图上势不可挡的实存消费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冷却、纠偏、扳转效用，从而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得到美的享受”[11]182的良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