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商海往事

借船出海

深圳海方集团公司是大型国企。80年代末，公司财力已经雄厚起来了。这时，集团公司高层个个都有雄心，在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以及邀请市场调研人员做了可行性分析之后，便决定拓展深圳以外地区的房地产业务。这时，恰好又传来1988年海南即将建省的消息。海方集团于是急匆匆地注册成立其二级公司，即深圳海方集团全资子公司——海南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进出口贸易等。

集团公司同时决定委派具有集团创始元老级骨干、时任投资发展部部长的王树人出任海南海方公司總经理。

当时，我在海方集团总部任总经理助理。但我不想长期坐在机关、整天与文字打交道，于是便申请与王树人部长同赴海南，且获得大老板点头首肯。

我心里清楚，以我的年龄和资历论，我比王部长低一个级别。所以，他当海方公司总经理，我则屈居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与王树人总经理成了上下级同事。

我们两个人在与集团公司领导吃了送别宴、喝了决心酒之后，便直奔海口而去。

刚开始，我总想和王总搞好关系，可惜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王总不仅在主观上视我为不可信任的人，而且在工作上明显地无视我的存在。

有一天，王总领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张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志云同志，今后就叫他小李，是我从深圳外贸集团公司挖过来的人才，加强一下你们贸易部的力量。”

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所负责的贸易部要增加人，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在总经理负责制的情况下，我除了无奈地接受王总的指示，还能有别的表示吗？

李志云个儿挺高，胖胖的，眼睛不大，一笑就眯成一条细细的缝儿。从外表来看，他十分普通，但不长时间，公司上上下下就发现李志云有着不同一般的背景。

李志云与公司每个同事的相处显得挺随和，但只要他和王总在一起，不管旁边是否有人，他都操起叽里呱拉的潮汕客家话。一说起来，便眉飞色舞地没完没了，对我们这些北方人而言，听着如同外语一般。

作为贸易部经理，我很快与我的部下李志云发生矛盾。

按照王总的要求，我负责的贸易部实行着费用包干制，但小李带着公司200万元汇票，去东北采购黄豆，准备转出口香港月饼厂家。两个月过去，未见黄豆影子，他却带回一堆发票来报销。财务部的人早就嘀咕过，说200万离岸两个月，光利息就损失多少万元呢，而这些损失都要算在我们贸易部的头上。

我从小李的报销单上撕下多余的餐费、歌厅及桑拿娱乐发票退给他，小李怏怏接过，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随后与王总提到利息损失一事，王总竟然开导我说：“张经理呀，我们干工作要看大的方面，200万两个月全拿回来了，这就说明小李责任心强，靠得住，生意嘛，哪能有回回赚钱的？”

我无话可说，后来小李把我退还他的发票直接拿给王总签字报销了，末了还告诉我：“王总说了，黄豆生意改为公司直接管辖的项目，费用不占咱们贸易部的指标。”我笑笑无言。

那一阶段，贸易部的业绩平平，王总于是不止一次地说过，年终考核每个部门的业绩，不达标的负责人要引咎辞职。为此我召集贸易部成员多次开会，催促大家尽快开拓业务，力争打翻身仗。

令我意外的是，打开新局面的竟是李志云。

小李在沧州联系了150吨钛白粉，出口给香港一家公司，再由香港公司转口至德国汉堡。这笔贸易额一百多万，毛利预计有三十多万。王总这次没有再说什么总部直接管辖项目的话，反而要求贸易部全力配合小李。大家见一百多万已经拿出去了，便闲话少说，心想做成生意要紧。

小李先去沧州组织货源，再到天津报关出口，一个人大包大揽，我几次问他要帮手不，他都出奇地客气着说：“不用了张经理，以往我多花了不少钱，这次你就让我节约一回行吗？”

我在与小李频繁通话中，知道他与香港买家也保持着热线联系，一会儿商检的事，一会儿包装运输的事。小李这一回的表现挺任劳任怨。遇到困难，他仿佛还想了不少特殊的办法克服。据他说，商检就是他托当地的同学疏通关系才搞掂的。

忙碌一阵子后，货物装船出海，小李把结汇的单证快递给我。我立即安排人手办理结汇手续，美元很快到账了，换算成人民币后，再经核算，利润虽不像预估的那样多，却也有二十几万元。80年代末的二十万，可是个大数目哦！

一个干了多年外贸的朋友提醒我说，钛白粉出口可以退税，我随即按照朋友所指点的路子又忙活了一阵子。来来去去、反反复复过后，竟意外获得了三十多万元退税款，这下令公司上上下下都兴奋了好一阵子。我当时还纳闷呢，退税款比利润还高，真有彩票中奖的感觉呢！

王总在大会上一再表扬我们贸易部，但重点放在李志云身上，他说：“小李的确是一块干贸易的料，要不是这单钛白粉生意，贸易部恐怕连存在下去都没有必要了。”我听了王总这等表扬，比他以往的批评更难受。因为王总的潜台词是，我们贸易部的饭碗，是人家李志云给的。

小李一时有了功臣一般感觉，王总很快特批他的功臣外出休长假了。

然而意外的是，香港公司不久发来一份传真，说汉堡方面收到货以后，经商检当局化验，钛白粉一半的含量不够标准，另一半不知该称其为何物。德国公司已向香港方面提出退货和索赔要求，而香港公司向我公司提出同样的要求。

我急忙和李志云联系，却发现他并不感到突然，只是有几分紧张地说，由他与供货方联系。沧州方面倒挺积极，他们没有对传真所表示的化验结果提出异议，而是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一定时间内无偿补发同等数量的钛白粉，以此作为补偿。

之后的时间里，围绕钛白粉一事不知来往信函、传真、电话有多少，只是沧州方面一直没有发货的消息。由于公司没有产生实际经济损失，我们便凡事当二传手，直到合同规定的有效索赔期已过，沧州方面都在玩“球技”，最后突然销声匿迹了。

正在我纳闷的时候，沧州检察院来人了解这一业务的情况。据说沧州供货方是一家皮包公司，他们用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手法，骗了不少客户，这批出口的钛白粉，总价款仅仅是合同金额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货款被当事人私分，小李从头到尾地参与了这些事，而那张商检证，更是他们骗取的。

李志云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沧州方面不久传来消息，那几个当事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

不知为什么，香港公司知道了沧州的情况以后，再也不追讨补发的货物，索赔纠纷也不了了之。事后听说，香港公司也曾想取巧，给小李发过几次传真，要求如何修改商检证等。律师说，打起官司来香港方面会十分被动。

过了很久，听外贸集团的人说，李志云已经到澳洲留学去了，末了还补充说：“同行的有他们公司王总的儿子。”

我们在贸易部的业务会上，大家议论起这位手腕不一般的前同事，有的说：“李志云来海方公司时，就没打算长期干，他拿咱们当跳板！”有的说：“这叫借船出海，这小子借公家的船，出自己的海。”

香港太太

海方集团公司财务部的刘经理，是我在海方集团总部担任总经理助理时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一天我回总部开会遇见他，他笑嘻嘻地说要推荐一位湖南小姐到我现在任职的海南海方公司贸易部工作。我那时仅仅算是海方公司的部门经理，并没有人事权，我不愿驳了刘经理的面子，于是就对他说：“等我请示海方公司一把手王树人总经理以后再说。”

王总对我的信任度一直存疑，我转告他总部财务部刘经理推荐小姐的事，他不置可否，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不急，先放放再说吧。”

王总推诿，我一时不好答复刘经理，也就没有及时给他回话，心想，有机会见面时，再作解释不迟。

不料，刘经理是个急性子人，他在没有得到我任何回复的情况下，就让那个小姐从湖南来海南找我了。

我们公司那时在海口租了一个住宅楼整整一个单元的套房，作为员工宿舍。那天中午我在宿舍正休息，住一楼的方师傅喊我起来，说有一位小姐找你。

我到楼下，见有一位瘦瘦高高白白的姑娘站在那儿，脸红红的，额头冒着汗，一身风尘仆仆的样子，脚下还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

“您是张经理吧，我是小刘，深圳的刘经理介绍我来找您。”小刘说着，伸过手来，口齿显得蛮伶俐的，一双丹凤眼也水灵灵的，谁看了都会说她是个漂亮姑娘。

我午休被叫醒的不快之感很快被她的外表抵消了。

刘小姐既然从湖南远道而来，我也不得不讲点礼貌，于是就先领她到我的住处，洗漱了一番，下午上班时，我硬着头皮带她拜见王总，心想，行与不行由王总说了算。如果行，刘经理的面子我就算给了，如果不行，刘经理也怪罪不了我。

尽管小刘看上去像个中学生，可实际上她已大学毕业一年了。

我对于她能否被录用没有多大信心，只是反复强调，海方公司的人事权在王总手中，我帮你引见一下可以，但不能保证你一定被录用，你要做好各种思想准备。

小刘不说什么，只是甜甜地笑着。

王总有个特点，就是平时很严肃，但和女士小姐说话时常常例外。见了面，小刘刚开始还有一点拘谨，得知来的姑娘是湖南人，王总马上开了句玩笑“湘女多情呦”，现场气氛即时显得轻松起来。

我借故有事提前离开了，留下小刘独自和王总谈话。吃晚饭的时候，我见小刘已在公司食堂就餐，且坐在王总身边。饭毕，小刘到我的住处，向我表示感谢，她说王总已决定录用她，宿舍也安排好了，就在王总对门的空置房间。在她说话的当儿，王总的司机也站在她的身后，显然是要帮她搬行李的。

王总随后给我交代说，小刘既然是你介绍来的，那就先放到你们贸易部，你好好带带她。这样，我便多了一个同事，也多了一个下级。

刚开始的时候，小刘既听话，又勤快，尽管她对贸易业务一窍不通（她学的是中文），但大家乐意拿她当作小妹，事事耐心教她。我考虑到她是刘经理介绍来的，更是处处关照，小刘也口口声声地说要谢我，还说若不是我，她就来不了海南。她每天给大家送报纸，倒茶水，还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也正是在这阵子，大家给她取了一个外号——湘妹、刘湘妹。小刘也不反感这个外号，过了不长时间，她干脆弃用自己的本名刘树枝，改名叫刘湘美了。是啊，树枝、树枝一听就是村子里的娃娃；湘美、湘美，一听感觉家境就不错！

小刘的名字和衣着一起变了，刚来时的湖南湘妹子装扮换成了时下的流行服装，加上发型、化妆，她急速地向企业白领靠近。她的心态、脾气也跟着变化，且这个变化仿佛受到王总的肯定和支持。

我作为部下，实际上一直努力与王总搞好关系，但王总私下对別人说：“张经理与集团公司领导太熟了，得防着他！”我感觉王总处处信不过我，在工作上也伺机刁难我，而我忍不住也常常在贸易部发一些有关王总的牢骚。

可是令我意外的是，王总似乎知道我对他的不满，甚至还清楚地掌握了我说过他的什么话。显然，我的手下有人向王总打了小报告。

这个谜在小刘频繁进出王总办公室和住处的时候很快揭开了。不久，王总放出口风，要在适当的时候，把我从贸易部经理的位置上搬开，还说贸易部有人比我更有能力。

小刘慢慢成了王总的红人。王总的专车别人只有看的份儿，但刘湘美却可以随便使用。当然，她总会找出些为公司办某某重要事情的理由。比如，她说要陪公司深圳来的客人去三亚转转，可司机却悄悄对人抱怨说：“什么深圳客人！是她湖南来的父母。”

王总慢慢地把刘湘美当成骨干来使用。有一次，海方公司申请进口一批机械设备，有关进口批文的事需王总亲自出马去找主管行业的副市长。这个业务本是我们贸易部经手的，不料，王总却对我说：“算啦，你别管啦，让小刘陪我去办吧。”

不料，王总和刘湘美无功而返，那个副市长以海方公司涉嫌倒卖进口设备为由，没有批准我们的报告。

王总与我的摩擦和与小刘外出的次数同时增加的时候，王总有一天就在公司大会上郑重宣布，调刘湘美（已经正式更改了身份证上名字）同志出任海方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湘美随后调换了新的办公室，还亲自去家具店选购了一套高档桌椅，其规格标准介乎于王总与我及其他部门负责人之间。

小刘的烫金字名片上印着“海南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湘美总经理助理”的头衔，当初那个风尘仆仆的湖南小妹一跃成为王总之下、我们众人之上的大人物。她时常陪在王总左右，说起话来也多了些指令性的口气，尽管这口气与她娇小玲珑的外表颇不相称。

有一次她报销什么发票，财务部的人怠慢了些，结果遭到王总的严厉批评，最后还是乖乖地给刘湘美助理悉数报销了。

时过不久，王总却意外地对刘助理发起火来，虽然他们俩是在王总的住处争吵的，且严严地关着房门，但还是被王总的司机听到了一个大概——好像是王总带刘助理与港商洽谈业务，而刘助理与港商的关系不太正常，等等。

一年后，王总便被调回深圳海方集团，复任之前的投资发展部部长职务，小刘因此失去了往日威风。不久，她也辞去了海方公司的工作。又过了一个时期，听说刘湘美结婚了，新郎便是曾經来海南与王总谈过生意的港商。

王总后来出差到海口，顺便与海方公司的老部下们聚餐闲聊，当说起小刘，他的前助理，王总颇为得意地说：“我还是他俩的红娘呢！”

王总还说：“小刘生了孩子以后，胖了太多，真没以前漂亮了！”

我们后来时不时地还有刘树枝，噢，现用名刘湘美的信息，说现在她比香港人还像香港人，一副十足的港太模样，家安在香港半山，邻居还有在电影上见过的名人，宠爱她的老公还为她老家农村的父母在深圳买了住房。

买来卖去一座楼

我第一次见牛总的时候，他正在骂娘，骂得很凶，他的部下低着头，像是很怕他，但从头到尾他骂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因为他用的是海南话。

牛总当时约有五十多岁了，已有少许白发，他患过白癜风，额头和脸颊有不少斑点，乍一看，让人有些惧怕，尤其是在他刚刚发过火的时候。

牛总原来是一个政府机关干部，后来他下海了，他以其对海南经济环境的熟悉了解和广泛的人际关系，把国联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使国联公司从原来一个街道小企业发展成为现在颇有实力的明星企业。

我是拿着何处长的介绍信找牛总的，目的是想承租国联公司在市区主干道临街的几百平方米商铺。何与牛总原来是同事，牛看了信，严肃地问：“你是怎么认识何处长的？”我答：“一次开会的时候。”

“你租商铺想做什么？”

“初步设想是开餐厅。”

“那好，你准备1万元定金，明天来签合同。”

牛总生硬的语调开始令我有些失望，可他出奇的干脆利索却又使我喜出望外。第二天我去签合同的时候，他已经让秘书把合同打印好了。令我意外的是，合同条款只有5条，总共不到300字，我本想说合同太过简单了，但见牛总干脆爽快的样子，也便闲话少说，交了1万元定金后，我便顺利成了国联公司的商铺租户。

可是我后来没有按原计划进行，商铺拿到手以后，几乎天天有人打电话找我，说是想租我手上的商铺，而且出价十分诱人，我于是把商铺转租给东北一位女士，由她开了一家餐厅，名为“小松花酒楼”，我由此也尝到了当二房东的滋味。

这等倒倒手就赚钱的好事叫我无法不从心里感激牛总，于是有事无事我总要请他吃饭、听歌。

吃饭的时候，牛总从来不选那些豪华大酒楼，他总骂店家把客人当王八宰，他喜欢带我去海口老东门食街、火山口羊肉馆之类，而且他与这些店家大多熟悉，一见面总会叽叽呱呱聊上一阵。

唱歌跳舞是牛总的最大爱好，他会唱的流行歌很多且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视当红歌星梁雁翎为女神，爱唱《哭砂》《像雾像雨又像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雨中》等，也喜欢展示他过人的男高音，每每唱起《榕树下》的时候，听者无不赞叹他的唱功。牛总跳舞更有劲头，尤其是跳快三步舞的时候，就是年轻的舞伴也未必跟得上。

在这些频繁的娱乐中，我和牛总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了，他经常叙说自己过去吃不饱肚子，经过奋斗成了政府官员，又果断下海办企业的光辉历史。从中我发现，牛总实际上十分厚道纯朴，而当我把外出消费后“买单”变成习惯的时候，牛总也把我当成了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牛总女儿出嫁的时候，我应邀出席，那天有专门的摄像拍照人员，事后在牛总家里的墙上，就挂上了我和他两人的大幅合影照片，这令我颇为感动。

有天我和牛总又去歌厅，闲聊中他说他准备卖掉即将竣工的国联大厦，我听了以后不禁动心，一时便没有了唱歌跳舞的心情，而牛总的兴致正高，我只好在一旁默然作陪。

过了一会儿，牛总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问：“张总，你心里有事？”我摇摇头，笑笑。

“那你怎么无心跳舞呢？”

我怕他坏了兴致，只好如实相告：“我在琢磨买你的国联大厦。”

“那好呀，你买我就指定卖给你。”

“什么价呢？”

“一平方米1000元，总面积1万平方米，要1000万。”

“那好，我买了，你可要说话算数！”我盯着牛总说。

“一言为定！”牛总答。

我按捺不住内心高兴，随即便进入舞场，心花一时怒放。

虽然这只是我与牛总在歌舞厅里的几句对话，但后来国联大厦的买卖竟然真的做成了，尽管成交条件做了一些调整。

我之所以对国联大厦产生兴趣，那是由于我对当时海南房地产市场有个分析，认为未来的价格走势见好，而当时的市价还比较便宜，况且牛总的国联大厦是建在他们自有土地上的，成本低，转让价也就更便宜。不过，牛总所报的每平方米1000元也是让谁都会感到意外的放血价。

我们海方公司那时实际上拿不出1000万元，但我幻想着出现类似铺面转租的奇迹，于是对牛总紧追不舍。

牛总见我认真起来，也就连忙召集公司有关人员开会，计算成本、确定售价，最后的结果牛总不好意思对我说，但在我反复的追问之下，他才表示：“每平方米不能少于1500元，否则公司上下无法交代。”

显然，这可是坐地起价呀，但我知道，这个价实际也还在合适范畴，于是，我也没有计较他在歌舞厅的信口开河，不过将原来的1000万一下子提高到1500万，却也是生意场上不多见的个案，但我最后还是决定要买。

条件谈妥以后，牛总又打印了一份三页纸的《国联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我知道牛总凡事都简单，但想到他的信用非一般人可比，也便不觉得形式简单一些有何不妥。签订合同后，我通知海方公司财务部支付了20万定金给国联公司，如此，我们便拥有了国联大厦的销售权。

没想到紧随其后的春节把我本可以用来招商转卖的时间给耽误了。按规定，签约一个月后我得按月支付国联250万元。可当时间已过，牛总催我付款的时候，我要找的“下家”还无踪影。一时之间，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好在这时深圳有家房地产企业想打进海南，他们本来与我们上级集团公司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在他们全面考察了解了国联大厦的情况后，决定收购此项目，谈判十分顺利，海方公司很快与对方签约成交。当然，我们转让的合同总价已上调至1700万元。

海南房地产狂潮这时骤然掀起，深圳这家公司既让我方大赚一笔，自己也不少挣。他们在支付第一期房款以后，又以2000万把大厦卖给了湖南一家公司，之后大厦又被转让过两次，最后的买家出价已近3000万。

牛总心有不快，他曾感叹：“真没想到海南房地产火成这个样子！”

既然国联大厦是“嫁出去的女”，牛总也只能接受现实，在所有炒家给他支付过一笔换合同的手续费以后，牛总还是与最后一个无法再次转让（市场已开始滑坡加上政府明令禁止炒楼）的买家签订了正式的《国联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

令人惋惜的是，牛总用到手的1500万现金和银行的大笔贷款，又在三亚投资开发了一个项目，建成后房地产热已如阵风吹过，房子一时销售不了。银行见收不回贷款，便拿他的项目作了抵押。国联公司因此陷入困境，员工大部分被辞退，牛总慢慢地心灰意冷了。也许心情不好会加重白癜风的病情，他不怎么愿意见人了。

没有多久，国资委来人，宣布了牛总正式退休。

牛总因海南经济形势大好而成为明星企业家，又因海南地产风暴而沦为破产企业负责人，内心装满了排解不开的痛苦与困惑。

作为朋友，作为商业伙伴，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我有时给他打电话，可对于吃饭、唱歌、跳舞諸多过去的爱好，他已经意兴阑珊。一次我再三请他，他在表达过谢意之后，落寞地说：“不出去了，我在家陪孙子呢！”

飞机承包者

我不认识屠龙，也未见过他，他究竟长什么模样，我至今不知，但是我的朋友孙鹏认识他，且和他很熟。我从孙鹏的口中听过屠龙许多故事，只能用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完成这篇粗线条的屠龙素描，有些地方也许会失真。

忘了是哪一个虎年，某省有名的文学期刊准备推出一部报告文学力作，名叫《虎年通缉令》。后来听说这部作品的舆论导向有问题，刊物尚未公开发行就被主管部门责令收回销毁了，那一期刊物因此没有按时出版。

我不知《虎年通缉令》具体有什么问题，但我对这部被封杀的作品大名，却有一点耳闻。当孙鹏说他认识《虎年通缉令》中的主人公屠龙时，我就借一次与孙鹏吃饭聊天之际，让他说说屠龙都有什么故事。

孙鹏说屠龙是西安人，从小生活在坊上，也就是有名的回民街，外地人一般到了西安，都会到回民街品尝风味小吃，其中有一个臊子面馆，就是屠龙家传了几代的买卖。

屠龙性格狂傲，与两个厚道本分的哥哥合不来，于是就把面馆属于他的股份转给了俩哥，自己拿了些钱，一个人到海南闯荡商海了。刚到海南时，别人满大街找工作，他却能在海口市机场路黄金地段租房开店，专营西北风味，卖包子、拉面、牛羊肉泡馍等。当时来海南的北方人很多，屠龙又让老家人提供优质食材，餐馆生意一时兴旺得了不得。

有了餐馆，结识各路朋友便有了条件，而屠龙正是一个善于交际、能言会道之人。

当时的海口机场刚由军用机场转变为民用机场，机场规模十分有限，开通的航线也十分稀少。经常光顾屠龙餐馆的人，常常抱怨从海南到西安还必须在广州转机，实在太麻烦了，对此，屠龙自己也感同身受。

屠龙由此受到启发，认为西安来海南闯海的人很多，要是开辟海口到西安的飞机航线，客源绝对没有问题。

屠龙的餐馆离机场近，来餐馆就餐的客人中，也有南航公司的人，屠龙把“开通西安航线”这个建议给南航的人说了，不料，南航是国有企业，没有人会把一个餐馆老板说的话真当一回事。再说，有权决定增加航线的人，定不是光顾屠龙这种小店之人。

屠龙开始挺失望，但转念一想，他们不感兴趣，我何不尝试承包飞机、承包航线呢？既然安徽农民承包土地成为中国农业改革的创举，我屠某人承包飞机说不定也能成为另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成为改革英雄！反正又不是杀人放火，不用担惊受怕。

考虑成熟以后，屠龙就找人写报告，做方案，然后让经常来店里就餐的一个头等舱乘务员转交材料。

他提出的承包条件是，由南航公司提供海口到西安的飞行服务，由他按飞行次数给南航支付包干承包费，机票收益则归承包人屠龙。南航公司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客户，觉得如此旱涝保收的事不妨尝试一下，也正好体现南航公司“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于是双方就顺利签订了《客机航线承包经营合同书》，屠龙如约给南航公司支付了合同保证金。

开始的时候，屠龙也有些担心，因为他变卖餐馆所得的全部钱款，仅能满足南航的飞机去西安打一两个来回，但好在飞机上有那么多座位，只要每次把机票悉数售出，除缴纳承包金外，自己就会有可观的利润。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卖掉机票，尽量控制飞机空座率。

屠龙随后在报纸、电台上反复报道南航将要开通海口到西安、西安到海口航线的消息。由于初定每周一个班次，每周两百多张机票就有足足一周的时间推销。市场的反应令屠龙喜出望外，因为每到周三机票就早早卖光了。

这样一来，南航的飞机去西安来往一次，屠龙的口袋里便多了一笔不少的收入，钱来得易如流水。

屠龙得寸进尺。紧接着他与南航协商，逐步把每周一班增加到每周两班、每周三班……一时之间，屠龙的“空手道”故事广为人知，令所有商海中人惊羡不已。屠龙有次对孙鹏自得地说：“开什么餐馆呀！你想，那样从人家嘴里一筷子一筷子掏钱，容易吗？”

然而好景不长，南航对个人承包飞机的做法不久受到上级部门的否定，屠龙的第一个神话故事也就戛然而止了。

好在屠龙这时已经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很快，他就投资成立了“海南大龙实业有限公司”，巨大的金字招牌就挂在海府路临街的一座大楼的外墙上。这以后大龙实业干了些什么，已不再像他承包南航航线那样广受关注了。

当时的海南房地产热已经出现，我也在到处寻找投资项目，我公司一名业务员说海秀路边有一座楼，主体已封顶，开发商想卖，只是开价挺高。

我随后到现场察看，发现楼的规模、设计风格都很理想，价格也确实吓人。我随便和工地负责人聊了一会儿，这才知道开发商原来是屠龙的大龙实业。

“你们的老板叫屠龙吧？”我问，那位负责人点了点头。我于是扭头便走，因为我相信屠龙不会给投资人什么利润空间的。据说屠龙后来把楼高价卖给一个有银行背景的公司。

显然，屠龙又悄然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接着，他的步子更大了。他以大龙实业为发起人，很快成立了大龙股份公司。当时股份制热潮初步兴起，屠龙没费多大劲儿就募集了近亿股金。

这时的屠龙，早已习惯大手笔的作风了，大龙股份成立的庆典刚过，大龙国际大厦、大龙商业中心等巨型房地产广告牌就竖立在了海口的黄金地段，而那广告后面的土地，无疑尽在大龙公司手中。

90年代初，房地产热说降温就降温，大龙公司的那些项目都没有如期开发，屠龙也由此开始走了下坡路。首先，大龙股份上市基本无望；其次，公司募集的全部股金已经被烂尾的房地产项目消耗得精光。

煎熬几年后，屠龙在无奈中把僵尸一般的大龙公司闲置在一边不管了，自己跑去三峡。据说，他在那里和当地政府策划了一个开发区，他想再吃“卖点子”的饭。开发区设立不久，他就到处招商引资，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资未引到分文，应酬费却搭进去不少。时过不久，那个开发区也被新上任的领导给清理掉了，屠龙只好打道回府。

也许是猴急了，屠龙从内地一个石油企业拉了1000万存款到海口工行，然后他再从该行把这笔钱贷了出来。可是不知他们玩了什么花招，促使检察机关介入此事，屠龙也因涉嫌诈骗而被收审。屠龙在身陷囹圄之前曾火急火燎地捎信给孙鹏，向孙借10万块钱，让孙交给他夫人。

孙鹏说他借钱给屠龙时，根本不知道他以后能否出来，只知道屠龙说要的是救命钱，他没有不借之理。

屠龙受了大半年的委屈，案子查清以后，他由于问题不大，加之贷款也全部还给银行了，经过一番周折，便重获自由了。

此后，屠龙没有了太多正经事做，但他三番五次出国考察，至于向孙借的那笔钱，仿佛记不起来似的。

孙鹏开始不好意思催他还，心想，屠龙刚出来，手头可能紧，应该多给他些时间。可是过了一年多，屠龙几次在大西洋上空来来去去，竟然还不提还账一事。孙鹏这才不得不问屠龙：“屠总，你借的钱也该还了，你要是没有倒也罢了，可是看看你国内国外的开支消费，你不是还不起这个账呀！”

屠龙十分尴尬，在电话中一个劲地说：“不好意思，马上还，马上还！”过了几天，屠龙这才还了孙鹏那笔钱。孙鹏说，当他在开口要账时，他从心里已不再将屠龙视为朋友了。

“那可是他要的救命钱啊！”孙鹏连连感慨着。

渔家姑娘来深圳

丑小鸭会变成天鹅吗？会的，当天时、地利、人和都给了丑小鸭的时候，丑小鸭变天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当茂名海边渔村长大的叫阿杜或者叫杜妹仔的渔家姑娘，成为深圳海方集团公司下属的免税商场营业员，且改用大名叫杜晓茹的时候，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就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徐徐展开了。

当然，我对杜晓茹的了解仅限于皮毛，无法对她的故事作全面细致的描述。我只能把自己看到和听到有关她的故事做个简单的交代。

杜晓茹外表看上去有明显的渔家姑娘的特点，她长得并不漂亮，中等个儿，皮肤稍黑，面颊上常有几个青春痘，但当她穿上免税商场的白上衣、黑短裙、高跟鞋之后，却能给人青春饱满、婀娜多姿的感觉，加上她流利娴熟的粤语，在商场同龄小妹当中，也能算得上中等偏上的角色。

杜晓茹的优点是性格开朗，爱好交际，她的那帮姐妹除了上班下班以外，一般很少在海方集团公司写字楼里出现。但杜晓茹不同，她总能找到理由，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做客，或找这个老乡那个老乡聊天，或者与某人交上朋友。时间不长，海方集团公司里的人大都知道，免税商场营业员中有一个热情奔放的杜晓茹。

集团公司团委经常组织一些青年人的集体活动，比如爬山、歌咏比赛等。杜曉茹每次都是当然的参加者。但在这些活动当中，看不出杜晓茹有什么特长，只觉得杜晓茹开朗的笑声，与人见面熟的性格十分突出。尽管如此，大家那时也只是觉得小杜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商场营业员而已，甚至对这个手上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营业员还有些就那么回事的看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晓茹便慢慢展现出她的非同凡响，以至于令公司的同仁刮目相看，亦令她的同伴们开始嫉妒起来。

杜晓茹首先令人意外的是她换了工作，她从商场调到西翠阁酒楼当服务员了。就海方集团人事编制的角度来说，同属一个企业系统的商场营业员和酒楼服务员并无级差，但对于杜晓茹来说，这个改变却非同小可。

海方集团全资下属企业——西翠阁酒楼，既是一个独立的对外经营实体，又是海方集团宴客交际的固定场所，当然也等同于集团公司领导的工作餐厅。杜晓茹置身于此，便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酒楼的程经理只有一半心思在经营上，另一半心思在广交朋友上。他仿佛总有宴不完的客，但他肥胖的身板消受不了太多的酒精，而杜晓茹的过人之处恰好又在于酒量上。她常常是一斤白酒下肚，还照样可以与客人谈天说地、翩翩起舞。这样，程经理便自然而然地把杜晓茹当成了酒席上不可缺少的助手，而杜小姐也由于陪酒有功，且与程经理在多方面都有默契的合作，不长时间，便由服务员、咨客、领班，最后晋升为经理助理——成为与程经理形影不离的角色。

程经理的行为准则是把海方集团的头头们当作自己时刻都得伺候好的主子，而集团的于总也早已把这间酒楼当成自家的餐厅了。他位高权重，每每莅临酒楼，程经理都得倾尽全力以使老板舒服、满意，偶尔有哪个菜令于总的口感不适，于总便会立即差人把程经理和厨房的大厨叫来，批评道：“给我上的菜都是这成色，那么平时给客人的菜能是啥样呢！”每当这时，程经理和大厨都会笑着点头哈腰一番，于总这才放过他们。

程经理在伺候于总时，杜小姐没有落下一回。于老板身边虽然靓女不少，但能和他在酒桌上昏天黑地，在酒后又玩东玩西的小姐并不多，而杜晓茹属于例外，她可以一切随于总的意思，可以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让于总开心。

这个时候，外人也许只是觉得杜晓茹比一般女子热情、泼辣而已，但杜晓茹私下里却没有忘记给自己打算。

海方集团新竣工的商业城，由于地处罗湖商业中心区，一面市招商招租便形成争抢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外人要想取得租约，除了有钱以外，还要比一个关系。杜晓茹在别人不知不觉之间，就成了商城的承租者之一。为了避嫌，她是用她哥哥的名义承租的，且商铺到手以后，她回身就转租给一个在深圳开店卖衣服的香港人了，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二房东。

杜晓茹自此在工作之余，每个月都有可观的租金收入。面对这等好事，别人也只能在嫉妒之余发发牢骚而已。

杜晓茹钱多了起来，打扮也日益时髦。她口口声声地说，于总、程经理是她命中的贵人，帮了自己大忙，她又以要好好回报贵人的名义进入了于总和程经理的核心社交圈子，说为老板们“跑跑腿”十分高兴。

程经理在集团中层干部当中本是一个普通角色，但他自从被于总委任当了西翠阁酒楼经理以后，便加重了自身的分量。虽然他那肥胖的身体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中年油腻男，但在杜晓茹眼里却别有风采，天长日久，两个人的花边新闻就陆续出街了。

程经理是领导，杜小姐是助理，本来在工作上就朝夕相处，加上又经常吃喝玩乐，后来还有人见他俩悄悄去香港、泰国游玩过。这样，海方集团里的人便公认他俩有“那种”关系。对此，程、杜两人也满不在乎，一如既往地出双入对。

程经理在西翠阁酒楼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杜也假程之威，成了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角色。即使对程，杜的话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酒楼原有两个采购员，却先后被杜说服程，把他们换掉了。而新来的两名采購员也是茂名人，据说是杜晓茹的什么亲戚。有人反映说，深圳的酒楼采购，大多数都拿供货方的回扣，于是以此类推，认为杜小姐也在酒楼的进货环节大捞好处。但这种不利的传闻到程经理甚至是到于总的耳中却不起作用，杜毫发不损。不仅如此，在随后酒楼的改造装修工程中，杜晓茹又大展宏图。酒楼的装修工程款总额接近1000万元，承包装修工程的公司有杜晓茹哥哥的股份。有人分析，仅此一项，杜小姐可能会有百万进账。

于总调离海方集团以后，新来的领导不久就免去了程经理的职务。而程下台以后，杜晓茹也就悄悄离职了。

海方集团在对程经理进行离任审计时，并未发现程有什么经济问题，却发现杜晓茹的不少亲友与酒楼签订过这样那样的合同、协议。

杜晓茹离开酒楼以后，便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但有人在街上遇到过她，说她开着一辆漂亮的女式宝马轿车，样子十分潇洒。

至于杜晓茹的感情生活，她从前在免税商场的闺蜜说，曾经有一个公安民警与杜晓茹谈过恋爱，但那位民警听闻了她和程经理的故事以后，就断然与她分手了。

曼特瓦里先生

曼特瓦里先生是意大利人，由于我不习惯叫那么长的外国人名，于是就自作主张地改称他为曼特。他棕发碧眼，高大威猛，外形看着像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上的前锋或后卫。所不同的是，他的脸上挂着微笑，穿着正牌西装，让人感到他既庄重绅士又和蔼可亲。

曼特先生是意大利OOF公司中国部经理，我是在海南椰子节经贸洽谈会上认识他的。他们公司当时有意在海南投资办厂，正在寻找中方合作者。而我们海方公司刚刚在房地产狂潮中取得辉煌业绩，也想尝试在多元化发展方面蹚出一条新路子，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约时间举行双边合作洽谈会，共同探讨联营办厂的可能性。

OOF公司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滤清器生产商，从曼特先生给我的精美画册中可以看出，OOF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工艺，都居世界领先水平。那一时期，海南特区政府部门也在大力倡导发展汽车工业，而且新组建的汽车制造厂也已批量生产出如马自达牌汽车系列产品，这令我们对于投资兴建与之配套的零配件制造项目倍感兴趣。

随后曼特先生到访我们海方公司，一见面，他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好！你好！”那语调颇为滑稽，逗得在场的人忍不住地笑。

我对于汽车滤清器这一产品的认识十分有限，那天曼特先生介绍了很多，经过翻译员艰难的翻译，我大概明白过来了。曼特的大意是，汽车离不了滤清器，中国的汽车市场又很大。OOF公司别的不会做，但生产滤清器却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且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研发革新。听了曼特的介绍，我竖起大拇指，曼特开始一愣，不知何意，翻译给他说，这是中国人对别人称赞时用的手势，曼特这才耸耸肩，笑笑，做出一个幽默的点头动作。

我自然也介绍了海方公司的情况，当他得知海方公司正在筹划兴建40层的星星商业中心时，曼特还仔细端详了我们有意摆放在会议桌中央的建筑模型，末了也依样学样，竖起他的大拇指，大家于是又都笑了。

在晚上的宴会上，我请来了省政府主管工业的副秘书长作陪，副秘书长见多识广，他去过意大利，与曼特先生一见面，就谈笑风生起来，他说了自己的意大利见闻，同时，对于海方公司与意方的合作意向深表赞赏。

那天，我点了不少名贵菜肴，但曼特先生独对麻婆豆腐很感兴趣，副秘书长于是给他上了一堂关于豆腐的中国饮食课。

曼特先生回国不久，就发来一封邀请函。正好，我觉得有必要实际考察一下OOF公司，心想，总不能听他们一个中国部经理的花言巧语就做什么决定吧，那样显得我们中国企业家做事也太草率了。当然，我也有点私心，想借此机会去欧洲大陆开开眼界。于是，我通知秘书从速办理有关护照和出境签证手续。

次年年初，我带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江洪（兼做英文翻譯）经香港飞往罗马，在罗马观光两日后再转机飞往OOF公司所在——维罗那。

曼特先生到机场迎接我们，一见面，他即用欧洲人热情奔放的方式，分别拥抱了我们。随后，他亲自驾车，送我们一行到入住的酒店。曼特先生没有急于安排谈判工作，而是先带我们参观维罗那古城。

在意大利，维罗那只属于中小城市，人口不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少，但这里却因为诞生了文学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而闻名世界。

据说，直至现在，全世界写给朱丽叶的情书仍然络绎不绝地寄到维罗那。在小说描写罗密欧与朱丽叶幽会的地方，有一尊朱丽叶的全身铜像，只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依次用手抚摸着朱丽叶的乳房拍照留念。铜像全身本是青铜色，但两只乳房由于摸的人太多而变成金黄色了。我开始感到奇怪，曼特饶有兴趣地介绍说，当地人有一个说法，到维罗那来，用手抚摸一下朱丽叶的乳房，就等于获得了第二次再到维罗那的通行证。

我心里想笑，觉得这种行为在中国会被视为对朱丽叶的侮辱，怎么在意大利却被完全颠倒过来了呢？没有办法，我和江洪入乡随俗，在曼特先生指导之下，也依次上前，对朱丽叶做出自觉“不雅”的姿势。

“我们有了再来意大利的通行证了！”我开了一句玩笑。

在随后几天的谈判中，我的感觉当然要比观光紧张得多了。谈判的对手是OOF公司的总经理迪克里尼先生，曼特这时反倒退到二线，当起配角。

迪克里尼矮胖身材，肤色微黑，他那一大堆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实际上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OOF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办厂，但要求我方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资金，而OOF以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入股，且由OOF控股。

从迪克里尼的大眼睛里，我第一次感受到老牌资本家的精明。但我当然对他们的合作条件表示反对，坚持双方必须同样以货币资金入股，至于所需设备，可以通过国际招标的方式择优选择，股份比例按投资大小划分。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为了缓和气氛，曼特先生提出先休会一天，然后再作决定。

晚饭的时候，曼特请我们去一家山顶餐厅，那里充满了意大利的浪漫情调，曼特先生年轻漂亮的夫人也在座。

我们谈了许多生意以外的话题，曼特让我尝尝意大利烤鸡，但他说，可能不如中国的麻婆豆腐好吃。在这种情境之中，曼特先生像是朋友，而非生意伙伴。可是吃过饭，每个人上了一杯意大利特浓咖啡之后，曼特却提出了一个令我们十分意外的请求——他希望我们能暂时答应迪克里尼的要求，与OOF先签订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意向书，也不用付什么定金之类的费用，等到我们回国以后，过上两个月时间，再以其他理由中止合作进程就是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不解。

曼特的表情有一些不好意思，清了清嗓子后，十分婉转地告诉翻译，说如果我们依他的要求行事，他有可能在近期获得OOF公司的提拔，有可能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而且还能得到加薪。

曼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金发夫人也在旁十分友好地望着我。也许是吃人的嘴短吧。当对方提出不必我们支付任何成本，就能送他一个显得十分重要的礼物时，再考虑到双方达成最后合作的协议几无可能，我想那就答应曼特，送他一个顺水人情吧！

于是我沉默了一会儿，装作十分艰难地点了点头，说：“好吧，我答应你的要求。”

话一说完，曼特夫人先笑着双手合十，表现得比曼特还高兴。

第二天我代表海方公司与迪克里尼签订了《合作意向书》，OOF公司年迈的董事长也出席了签字仪式，末了董事长还在一个典雅的古堡餐厅设宴款待了我们一行。据说，这家餐厅罗马教皇曾经光顾过多次，我看到墙上也确实挂着教皇身着白袍的大幅照片。

回国后不久，我就收到曼特高升的喜讯，关于合作一事，当然一风吹过。不过，每年圣诞节前，曼特都会寄给我一张纸质贺卡。

模特甄美

有的父母真会给孩子取名，就像甄美的父母。

海南建省之初，引得10万人才潮涌而至，一时热闹非凡。

也许是因为我们海方公司办公地址位于海府路，距“三角池”露天人才市场太近，那时每天都有不少青年男女自动走上门来应聘。对于没有预约的应聘者，一般情况下，我们话不多说，婉言谢绝就是了。但有一天，有一位叫甄美的小姐来应聘，公司前台值班的小伙子却热情接待了她。小伙子的那点小心思，也不难理解。

甄美，与真美同音，但甄美其实长得只是有一点美，叫“真美”有点儿言过其实。她眼睛细细的，鼻梁也不太高，好在她有一副苗条出众的身材，皮肤也嫩白嫩白的，加上她挺会打扮，看上去确有十足的模特儿风度气质，其吸引力也就显而易见了。

人事部的同事与甄美闲聊一通后，认为甄美所学的模特专业与海方公司所需要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再喜欢她也还是无法录用她。但美是有说服力的，甄美离开我们公司后，直接上楼去另一家公司应聘了，而与我们海方公司的这家上下楼邻居，二话没说，当即就决定录用了她，而且这家公司还是海南知名的房地产大企业。

之后上楼下楼就常常碰到甄美。甄美对海方公司的人都挺友好，她说虽然海方没有聘用她，但海方公司的人对她挺热情，令她心存感激。也许她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我去了比你们更大、更有名的公司”。

市场低潮在建省一年，即80年代最后一年就降临了，无可奈何之下，海方公司的开发业务就暂停了，进出口贸易业务也只能做一些维持日常运营的小生意。

甄美不知是否也受到大气候的影响，这时也离开了海南，打算到更早的经济特区深圳求职。她知道我们海方公司的上级总部在深圳，于是就找到正在深圳总部学习休整的我，说她在深圳举目无亲，请我帮帮她的忙。她看上去情绪挺低落，有些楚楚可怜的样子，我不忍心让越看越耐看的模特失望，便答应试试看。

我与我认识的几位老板联系过，有的还请甄美去面试过，但最终还是未被聘用。一天，香港的黄先生来深圳和我相约谈事情，甄美正好和我在一块儿，于是我与黄先生闲聊时就提到甄美求职的事，黄先生上下打量甄美一番，反而不假思索地说：“到我公司来啦，我准备在深圳设办事处，正需要人的啦。”

甄美当即表示同意，并连连对黄先生表示感谢。晚上黄先生执意要请我和甄美吃饭，饭后又请我们去歌舞厅。黄先生舞技一般，人又矮胖，但他跳舞的兴致很高，一个劲请甄美跳舞。舞场上，他们一高一低，一胖一瘦，颇有几分滑稽，甄美也脸色尴尬。

“谢谢张先生啦，你介绍这么美的模斗（香港人对模特的称呼）当我的员工，太谢谢你啦！”黄先生好像比甄美还要高兴。

等到海南形势开始复苏时，我结束了在深圳的休整学习，赶回海南复职了，并开始筹划开发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无巧不成书的是，甄美稍后也回海南了，且仍然回到她原来的单位工作。

甄美见了我，一脸严肃地问我黄先生是我的朋友还是客户，我问怎么啦？她说：“张总您可别怪我说话太直率，姓黄的怎么是那德性！……”

我听了甄美有关黄的不可描述的作为，断定黄是心术不正之人，过后便与其不再往來。

甄美结婚的时候，给我送来请柬，新郎是他们公司年轻的副总杨先生。在热闹的婚宴上，我听他们公司的人说，甄美来公司不久，就和杨副总恋爱了，只是恋爱期间两人曾经闹了一阵别扭，甄美一气之下离开海南去了深圳，当恋爱的乌云散去，现在两人又和好如初了。

甄美穿着纯白色拖地婚纱，站在新郎身旁，笑得甜美、幸福。

海方公司第一个商品房项目开始销售时，甄美找到我，说她想买一楼临街的商铺，她说她已经辞职下海，想开一家美容店。我想，于我们海方公司而言，无论是谁，都是客户，没有不卖之理，当然，甄美可以获得多一些优惠。

甄美买下房子以后，却未如期开设美容店，在海南房价疯涨以后，她把上述商铺高价转让出去了，从中净赚差价数十万元。

也许是尝到了炒房的甜头，甄美之后频繁出现在多个楼盘的售楼处，不长时间，她便成了炒家们传说中的巾帼英雄。

此时甄美的老公杨先生声名更是如雷贯耳，他已去副扶正，且完成了公司股份化改造，募集了数亿元股本金，其股票也预计不久之后上市，他的尊容风采也多出现在报纸、电视上，而他们公司的广告，占据着省报一个又一个整版，内容设计既气壮如虹，又别出心裁，什么第一乐章——兴建亚太第一高楼；第二乐章——投资中国最大海洋度假村，直至第六乐章。如此宏伟的计划，让沉寂了几世纪的海南人眼花缭乱。

然而时间不长，许多头脑发热的“英雄”们都当头挨了一闷棍。牛气冲天的形势像泄了气的皮球，顷刻就疲软下来。不少壮志未酬的人等待着海南热再度兴起，可是令人失望的是，这一天久久没有到来。更为可怕的是，跑马圈地砸进去的钱收不回来，高额借贷留下来的巨额债务却越来越重。杨先生在这种困境中被解除了职务，他们公司的股票上市也已无望，股东们在原告被告的席位上争论不休。

与老公的路子相反，甄美却做到了见好就收，她很早就从炒房阵线上撤离下来，掉头便开设了名为美丽苑的美容店。

我去过她位于金贸区的美容店，那里边装修得高级而又有品位，先进设备样样都有。甄美说，她们的师徒都是香港郑明明的学生，产品也全是来自欧洲的进口货。

时间不过数月，美丽苑在房地产一派萧条之中逆风而上，很快成为海口一家有口皆碑的名店，之后几年，她们抓住时机，又连续开了好几间分店。

我调离海南以后，与甄美就没有了联系，当然，她老公杨先生对她的异性朋友戒备心很重也是一个原因。

尽管身不在海南，但心却常常惦记海南，为此，我还订了一份《海南日报》。我从报纸上得知，甄美和法国一家化妆品公司合作了，成立了美丽苑连锁有限公司，还设立了美丽苑美容美发学校。而美丽苑的美容广告，也定期出现在报纸上，与昔日不同的是，广告比过去所占版面大得多，也有了统一的标徽图案和广告词。甄美的头像偶尔也会在广告中出现，但她的头像依然不如她那婀娜多姿的S型形象给人的感觉好。

有次出差，我在机场偶然遇到甄美夫妇，几年不见，甄美已经完全女强人化了，言语之中充满着自信和成熟感。她告诉我，她在上海、南京也开了分店，经常跑来跑去。

她还说：“现在我老公没啥事，在给我当助手。”

昔日风光无限的杨总，有些不好意思地与我握手，匆匆而别。

画家于奈

海南建省带来“海南热”的那一阵子，只要你在街头走一走，那入得耳朵的多是南腔北调的声音，你要是与人聊上几句，可能会轻而易举地碰到老乡。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认识老乡画家于奈的，于奈当时快60岁了，身体还十分硬朗，有近一米八的个头，站起来腰杆挺得笔直，只是有些谢顶，耳根后不多的头发也已花白。说起他的名字，他说年轻时崇拜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于是就改名于奈了，他的真名“于富贵”是身份证上的名字，而真名只有在乘飞机的时候才用。

在闯海的人群当中，大多数是些不安分守己的青年男女，但像于奈这种看上去颇具德高望重气质的老同志却不多见。

于奈住的地方离我不远，他包租了海南省军区招待所一个小会议室，既当宿舍又当工作室。室内墙角有张铁架床，房子正中摆了一张阔大的画案，台面上铺盖着墨绿色台布，上面整齐地摆着砚台、笔架、镇尺、宣纸等物；四周墙面，临时挂着他的书画新作。

我常去于奈住处小坐，他也甚少外出，常见他站在画案前面，静静地写字、作画，要不就躺在沙发上喝茶、看报；他喜欢穿老头圆领汗衫和老式布鞋。

看到他的陈设，再看看他的人，总令人感到他与海南热火朝天经商办企业的特区大省氛围格格不入。

我和于奈闲聊，话题也常离不开他的本行，他常说他是西安很有实力的油画家，但现在改学中国书法绘画了，原因是油画在中国太缺少知音。言及那些与他同龄但名气颇大的同行时，于奈便没有好言语了：“狗屁，那帮狗日的只是比我更会钻营罢了！”每说到此，他都会习惯地指着墙上的书画作品，一边自得地介绍，一边发泄心中的不平，“总有一天，我的这些活儿会受欢迎的、会卖大价钱的！”

我是书画外行，当着老同志的面也总附和着说好，他听着高兴，兴致一来，还会郑重其事地送我一两幅小画。

当然，于奈也口口声声地说来海南就是要“干点儿事”的，要“干一番大事！”每每听他干大事的计划，我便发现，于奈实际上比年轻人更不安分，野心更大。

很长时间，我都怀疑老画家到特区大省能干成什么大事。但很快，我便被于奈出其不意的大事征服了一回。

一天，于奈来到我们海方公司，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份联营协议书让我看。原来，他与民族贸易公司签订了黎族自治区——通什兴办工艺品厂的协议。协议规定，民贸出资200万，他出技术，并出任总经理，全面负责建厂事务。

“你知道这是咋来的？王厅长！王厅长批的。”于奈很得意，一派神秘地笑着说，“王厅长原来是‘黎头（黎族出身的领导人，曾做过黎族自治县县长），当然要支持民族工业。”他说完，嘿嘿笑了，他一高兴，便习惯嘿嘿地笑。

我即时对于奈刮目相看起来，没想到他竟有此本领。要知道，谁手中拥有200万元支配权，谁就意味着拥有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要知道，這钱可是80年代末的钱啊！

于奈后来透露了他的取胜法宝，他说他给热爱美术的王厅长谈了想在黎族地区发展美术事业的打算，而王厅长又正在为通什工艺品厂物色合适经理人的事发愁，于是便有了这等瞌睡遇到枕头的好事。

于奈到通什建厂以后，招待所的房子成了他在海口的办事处，这里经常人来人往，看样子于奈的事业红红火火发展起来了。

我想着于奈（他的身边人称他为于总或于老板了）将被通什建厂的事务紧紧捆住的，没想到他很快又回到省城海口，而且还带了男男女女一帮人，说是准备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我不解，问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有产品啦？于奈笑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去广交会非要自己产的产品？这是谁规定的？”

后来我才知道，于奈想尽快出成绩，挪用建厂资金，从内地许多工艺品厂低价收购了一些样品，然后以他们工艺品厂的名义参加广交会。

我开始不以为然，觉得于奈只不过是取巧玩玩投机贸易而已，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获得了成功，拿回来几十万美元的订单。

原来，内地许多工艺品厂，只知生产，忽视推广宣传，很多产品是第一次在广交会上露面，于奈轻松地就拣了个便宜。

接下来他们忙着组织货物出口。开始几个月，于奈带领一帮人，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还颇受海外客户好评，给其他真正的生产厂家付款结算也挺及时。按照于奈自己所说的，每月平均可获20万元到30万元利润。

省贸易厅在总结行业工作经验时，选中了于奈所负责的工艺品厂，于奈也在报纸、电视上风光了一回，他所谓一手抓厂建，一手抓市场的做法一时成了典型经验。

我再见到于奈时，他身上已经基本没有画家气了，而多了几分企业家风采，他已穿上少见的西装，扎上领带，一下子焕发了青春一般，还一再给我报怨：“娘娘的，老想减肥，又老想靠海边吃海鲜，哈哈哈！”

我想着于奈一举成功了，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就来了。于奈手下的人说，为了提高利润，于奈开始拼命对内压价，对外涨价。这样，导致供货方没了积极性，产品质量也开始下降。问题露出苗头时，于奈还不以为然，笑着说：“没事，老外不懂，没事！”

但出乎意料的是，有的客户开始退货，有的跑到海南，要到厂家亲自看看生产情况，而于奈的工艺品厂此时才刚刚开始做完框架。

老外见鸡还没有，便也不买倒手而来的蛋，转而寻找真正的生产厂家去了，加上不止一宗索赔官司，于奈很快把不多的利润赔了进去，建厂资金也耗得所剩无几。

据离开于奈的前员工说，省民贸来人撤了于奈的职，王厅长为此还受到用人失察的批评。

谈到于奈的失败，前员工总结说：“那老头不行，心太贪了，谁都想蒙！”

几年以后，于奈在海口街头开了一间小小的美术社，承接打字、印名片、做店牌的业务。有次我在车上，见到于奈乘着自行车在椰子树下艰难骑行，他的装束又像以前那样随便了，只是身板已大不如从前。

房子不能炒

“房子不能炒”这句话，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被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认同的真理。

但在上世纪90年代，“炒房”曾经是少数人快速致富的手段，尽管他们披着积极投资、搞活经济的华丽外衣。

吴延安是陕北人，因父母向往延安而得名。他在海南建省之前就已经上岛（指海南岛）了。几年之间，吴延安换了好几份工作，但都没有令他安下心来。不过，他倒是人越换越灵活，衣着越换越光鲜，除了说话偶尔露出一点陕北口音外，陕北人的其他特点仿佛很难见到，尤其是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精明能干，反而透露出几分南方人的儒雅气质。

吴延安有一天找我，说他要包销海方公司梅园新村项目剩余的十余套房，我当时考虑公司需要回笼资金，便同意让他包销。当然，在他一个劲与我套老乡关系之后，我答应给他一个优惠点的价格。

实话说，他拿老乡关系搭桥，我虽然也口头上应付着“亲不亲，故乡人”的话，但我知道，由于陕西在中国中西部，地形地貌犹如坐着的山羊，头部在北方，尾部却去了秦岭以南，一条汉江就把陕南与四川、湖北拉一块儿去了。所以，陕西人的老乡观是很特别的，比如说陕北人离相邻的山西、内蒙古近，他们说话口音也多相似处，即使不是一个省的人，但情感上却显得更亲近。而陕北与同一个省的陕南，中间却隔着一个关中，这就使陕北人看陕南就远了。地理距离上的远，必然投射在情感上，想近也难。要不然，“远亲不如近邻”就不会成立。

于是乎，陕北人看关中，也确实要比陕南近，相互视对方“老乡”的认同度便要高一些。

我与吴延安的关系，是陕北与关中的同乡关系，但要是同为关中，我们便会说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否则，就不能用“地道”两个字来形容。

虽然我同意吴延安包销海方公司的尾盘房产，但我其实看中了吴延安包销的付款条件。

双方的合同签订后，吴延安拿到盖有红色大印的合同书没有几天，房价就缓缓攀升了，为此，吴延安十分高兴，还特意请我到灵山镇吃了一顿石山羊。

海方公司有员工议论说：“张总和吴延安是老乡，关系不一般，承销住宅一事明显是让利给吴。”我对类似议论不以为然，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说？

我打算照常履约，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吴延安后来却有去无回，没了音讯。合同是他以个人名义签订的，我只好安排公司员工分头找他，可是经过多方联系，仍不知他的下落。我们没有办法，最后以他逾期付款为由，中止了与他的包销合同。

后来海方公司把那些房子加价卖了出去，这样收入虽然多了不少，但因吴延安的失信，还是令我不快。过了不久，有老乡说吴延安因为什么事被关起来了，这才令我心里平衡了些。

过了两年，我们公司在完成了两个住宅小区的开发以后，投资兴建的第一个高层项目——星星商业中心隆重开工了。这个中心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层的写字楼和26层的商住楼组成，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

房地产热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93年更逐渐演成炒房狂潮。那一阵子可谓有房就炒。星星商业中心地处金贸区黄金地段，很快被众多炒家瞄准，尽管工地上还仅仅竖着几台塔吊。

起初我不以为然，婉言谢绝了一个个言辞恳切的买家，但眼见出价一天天攀高，有的甚至突破了我们竣工后的预估价格，于是我被迫连忙召开会议，又经请示集团公司领导同意，决定拿出两万平方米给炒家，以此回笼部分资金，从而缓解施工中的投资压力。

放盘出去后，炒家们闻风而至，来者当中，竟然意外地出现了早就听闻人已“出来了”，但又久未谋面的吴延安，他并未因“进去过”而改变什么，只是来头更猛，更像炒楼英雄。

吴延安反复对自己之前因故失信之事解释，请求原谅，又不停地叙述在别处的炒房业绩，还一口一个“张总关照”地叫着。我虽然不再扯历史旧账，但对他仍心存疑惑，于是就用“谁出价高就给谁，谁付款快就给谁”来搪塞。

我想以此把他拒之门外，也好避免再次出现“张总与吴是老乡……”之类的议论。

然而吴延安不知后退，他的价格也出得极具竞争力，而且随身携带着由他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合合公司开出的2000万元现汇支票，尽管合合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注明的注册资金仅有80万元。

吴延安自信地看着我笑，与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一个大个子东北人，东北人甚少说话，但又尽量做出讨好我的样子。

也许出自吴延安的习惯，他使了一个眼色，让东北人先走一步，末了压低声音说：“张总，事成之后我给你这个数。”他伸出一只手，小声说，“50万！”停了一下又补充道，“咱们是老乡，你该信得过我吧！”

我自从接替王树人总经理担任海方公司一把手以来，常常遇到此类“好意”，但我对此不屑一顾，不是我不爱钱，而是在我看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永远都不会过时。

吴延安微笑着等待我作出反应，我转念一想，他的这种心理未尝不可利用一下，于是便说：“至于我的好处，等你赚了钱再说，现在难办的是人家出价比你价高啊！”我流露出倾向着他的意思。

“高多少？”吴急切地问。

“每平方米50元，总价100多万呢。”

吴延安沉吟片刻，马上说：“没关系，我出！”看他的样子，100万和10元钱没什么差别。

我没法不与吴延安签约，但我当时心里也犯嘀咕，一个注册资金只有80万的私营企业，何以敢于签订成交金额高达9800万的合同。

可是后来接踵而来的炒家却把吴延安推到了飘飘然的地步，一个信托金融公司的孟总找到吴延安，出价300万，要吴把承销合同转让给他，吴不以为然地表示：“想好事，拿我当傻老帽啊！”

我猜想孟总比吴更有实力，便劝吴不要太贪，转眼之间就有几百万元利润，也该知足了，但吴坚持说：“转让可以，少于600万不谈！”

后来形势的骤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中央明令整顿炒房乱象之后，资金无序流动的势头也随之被扼制住了。

星星商业中心施工进度这时即将冒出地面，按规定，合合公司该付我们第二个2000万了，我通知了吴延安，吴和他的东北搭档火急火燎地赶来，让我赶快和孟总联系，说他已决定转让了：“300万就300万吧，要不200万也行！”

我打电话给孟总，孟幸灾乐祸地大笑后，让我转告吴延安，感谢吴总帮了他大忙，否则被套牢的便是他姓孟的。吴无话再说，只好怏怏离去。

吴延安因无力支付二期房款而违约，对此，经过协商，我们决定给他“付多少钱，折多少房”。这样，吴的2000万可以取得5000平方米的房产。吴当然连连道谢，他知道，我们如果严格执行合同，他的2000万虽不至于打水漂，但也会被我们吞去大半。

吴延安退而求其次，决定原价出售5000平方米期房，但令他失望的是，市场上同类现房已大大降至他的购买价之一半多，吴被困死已成定局。

吴延安的麻烦接踵而至，先是与东北人闹翻，再是某银行追讨债款，还有什么典当行找他算账。

一连串的官司紧接着就开始了，起初吴延安还在被告席上坐过几回，但没多久就不见人了，而且谁也找不到他。

不少债权人拿着缺席判决书来找海方公司，要求办理分割合合名下房产的手续，当地报纸上那一阵子总能见到法院传唤吴延安的通告。

许大老板

許建光在海方集团贸易部当经理的时候，样子十分普通。他中等个儿，皮肤粗糙，长着个肉肉的蒜头鼻子，西装穿在他的身上也显得皱巴巴的。他平时少言寡语，与单位的同事见了面，连招呼也懒得打。公司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不显眼的位置，而且是能不开口时就不开口，不得不说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久而久之，大家觉得他是海方集团里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可是许建光后来发达了，他移居香港，而后又回深圳搞房地产开发，数得着的大楼就有七八个，言及他现有的身价，有人说上亿，有人说十几亿，还有人说几十亿。不管说多少，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前同事许部长、许建光如今是个真正的大老板了！

那时的许建光深居简出，在深港两地都有豪宅，他乘坐的奔驰600挂着穗港直通车牌，甚少有人能看到他。过去熟悉他的人乐于说他的成功故事，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

我在海方集团总部工作的时候，曾被派去许建光负责的贸易部帮助他们整理经验交流材料，由此与许建光有了直接接触。当时许建光专门做香烟丝素（即过滤嘴原料）的进口贸易，他们有香港固定的供货商，与内地好几个包括云南红塔集团褚时健在内的大烟厂建立了长期的供货关系。这一项业务十分稳定，利润也相当丰厚。相比而言，其他业务好像也费不少力，但收效甚微，有的甚至亏损。

有一年海方集团总结评比先进的时候，贸易部由于经济效益显著而被评为先进单位，作为贸易部经理，许建光也被评为优秀管理者。在热闹的颁奖大会上，许建光没有露面，他们部里的员工说，许部长有事外出香港了。

海方集团老总在讲话中希望许建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同时，号召公司其他部门向贸易部看齐，要大家来年争取更大的成绩。

谁知许建光对于在海方集团当先进没有兴趣。没有多久，他就神秘地从海方集团辞职，改而加盟另一家贸易公司，据说那一家贸易公司属于私人承包性质。

这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许建光的消息，可在我赴海方集团下属的海南海方公司任职以后，许建光却派了一个部下找我，让我帮他在海南注册一家贸易公司，并申请进出口经营权。我也奇怪，许建光怎么会知道省贸易厅进出口处处长是我的朋友。

出于老同事的情谊，我帮助许建光在海南成立了新公司，并在几经公关之后申请到进出口经营权。要知道，在90年代初，谁拥有进出口权，谁就有先富起来的机会。

许建光把多年以来发展和培养的客户资源悉数带到自己的新公司里，继续做他的丝素进口生意。与以前不同的是，他无须再向任何人请示汇报，也没有任何人再与他利润分成，他就是他的老板。

那时的海南，在出口结汇、进口关税、报关、税费标准等方面有多项优惠政策。许建光很少来海南，他仍常居深圳，当着深港两地的双栖人士。他们的货物仍由深圳文锦渡关口进来，海南这边只留守一个青年小卢，跑跑海关、工商、税务部门的手续而已。

我对许建光的取巧开始并未注意，一天贸易厅的朋友问我：“许建光有什么背景？他的进口业务量怎么那么大？”

“多大？”我问。

“每个月不少千万，多的时候几千万！”

“是吗？”我顿时对许有些刮目相看，有天见到小卢，我有意问了问许的情况，小卢不假思索地说：“许老板已经入股香港兴隆公司（丝素供应商）了，而且是大股东呢。”

“那怎么可能，香港人跟你们做生意，能让你们轻易吞掉他？”

“那不一定，”小卢不以为然，“现在国际市场丝素大把，我们不要兴隆的货，他们就死定了，许老板入股兴隆，港方还求之不得呢。”

我早就听闻许建光已弄到香港身份证，但想不到他通过和香港公司做贸易，最后能人主香港公司。

如果说许建光入股香港兴隆只是被小圈子的人称道的话，那么许建光假香港兴隆之名向海方集团杀了一个回马枪，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海方集团原来与香港一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深圳龙兴地产公司，但港方没有实力，也只是挂个名而已，深圳龙兴公司也一直处在冬眠状态。许建光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于是几次约海方集团董事长赴港商谈，不久就签订了深圳龙兴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龙兴地产的注册资金本来不大，注册完成后各股东又早早抽回了资金，许建光表面上买的是股权，实际上买的只是一个深圳的地产牌照而已，这样支付股金也便成了象征性的了。而这个牌照在当年深圳限制外资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时期，其含金量不言而喻；海方集团原来控股深圳龙兴，此次签订协议后，就减持深圳龙兴地产的股份仅剩下10%；许建光接着又受让了龙兴地产原香港挂名股东股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深圳龙兴地产公司。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许建光地产大戏的序幕，海方集团的上上下下这时仍然没有意识到可能来自许建光的挑战。

过了不长时间，海方集团董事长与許建光签订了一份联合开发“龙兴茂业花园”的协议书。协议规定，由海方集团出地、龙兴地产出资，联合兴建五幢30层的住宅大厦，然后按3.5：6.5的比例划分房产。

这个协议签订的时候虽然并未张扬，但海方集团内部还是议论纷纷。有人说，海方集团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数这一块才是真正的黄金宝地，自己本来有能力开发，有什么必要与深圳龙兴公司联合呢？

海方集团董事长是个强势老板，他一手创立并发展了海方集团，功劳可谓大大的有！而且他在上层也有不少关系。针对这些议论，他在职工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向外扩张，要扩张到北京、扩张到上海，还要扩张去香港……‘龙兴茂业花园项目与他人联合开发确实有些可惜，但我们由此可以腾出手来，进入其他区域市场，这对海方集团的长远发展有利，何况龙兴地产毕竟还有海方集团一部分股份。”

许建光什么话也没有，他随后埋头抓工程，促进度，半年以后，龙兴茂业花园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而认购龙兴茂业花园楼花的客户，竟也排起长龙，价格直线上升，一时间创造出深圳楼市的新高度。许建光乘胜追击，又连续在市区开发多个楼盘，而且都以龙兴命名，如龙兴茂业公寓、龙兴茂业中心、龙兴茂业广场……

反观海方集团便不那么幸运了，在北京的项目因旧改手续复杂而卡壳了，在上海的项目因地处远郊而收益有限、香港的项目由于合作方资金不到位，也建建停停，结果让人羞于言说。

好在海方集团早已业大根深，其业绩可以通过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调整，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依然亮丽。

几年后，海方集团董事长因年龄超限而光荣退休，在市审计局对他进行离任审计中发现，老董事长虽然有好大喜功的毛病，但在私德方面他还是有着超强的自律精神。虽然有人怀疑他可能存在贪腐行为，但始终查无实证。

海方集团新任领导每遇节假日，还请老董事长回公司座谈，老董事长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有时候对市场前景看不准，过去有的决策呀，现在看，失误喽！让人家占了便宜啦！”言语中，老人家也不无遗憾！

刘君末路

商海中劈波斩浪之人，往往会把彼岸视作金山，而奔向金山的欲望又能送几个人抵达名叫金山的彼岸呢？我所看到的，抵达彼岸者仅有了了，而随波逐流者何止千万。当然，也有那么一些人，试图通过捷径抵达彼岸，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到头来不是被大浪吞没，就是果了鱼腹。

我们海方公司曾经的会计刘君，便属于后者。

刘君原名叫刘仲春，江西彭泽人。90年代初，他和同学兼女友潘惠刚从江西某院校毕业，就一起来到海南求职。刘君学的是财会专业，符合我们海方公司需要，于是就聘他做了财务部会计，而他的女友潘惠学的是化工，则应聘去了一家外贸公司。自此，他们两人算是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

刘君长相一般，身高仅有一米七左右，当年二十四五岁，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挺斯文。而潘惠外表也算普通，只是一白遮百丑，外加一对好像会说话的眼睛，也便成了刘君痴迷的恋人。

刚开始，刘君工作挺积极，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汇报，只是不少职工反映他不讲卫生，说他办公桌凌乱不堪，公司给他分配的单身宿舍简直脏得外人难以下脚，平时连衣服都不洗，只见女友潘惠偶尔过来帮他收拾。

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年轻人懒散一点无关紧要，何况他既然有女友，依靠一下也不妨，那可能是一种恋人的相处模式。

可是过了不久，刘君外出办事，回来却说给他配用的摩托车被盗了。他给我汇报时，痛惜不已，甚至流出眼泪。我连忙制止，说这毕竟是一宗意外，既然丢了，就吸取教训，把工作做好就是了。刘君提出自己来赔，我说不用了，你的积蓄有限。

“你先去报警，说不定哪天破了案，警察能帮咱们找回来呢！”我补充道。

摩托车是公司花了近三万元购置的，也进入企业固定资产账册了。我对刘君的宽大政策，导致有员工对我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我当时不以为然，心想，如果我对刘君过失的包容，能换来刘君对公司心存愧疚，加倍工作，也算是给他将功补过的机会。

谁知道有时候的心慈手软，会换来某些人的得寸进尺。就在刘君人职半年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外地，打电话到公司财务部（那时手机还未普及），想找刘君了解账务情况。财务部的出纳员说，刘会计请假去三亚了。我又打电话问我手下的邓副总，邓说：“是的，刘会计请假了，可他只请了两天假，现在已经第4天了，还不见他人影！”

我一听，立马对邓副总心生不悦，质问道：“刘君逾期未归，你咋不及时追查一下呢？”

出差之前，我已经给邓副总交代过，我不在海南期间，由他代行总经理职，没想到他却这样放纵下属。我当时想，一个离开了领导就出乱子的公司，不会是好公司。我一方面在考虑邓副总的履职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反思自己在员工使用与管理上存在的得失。

过不多会儿，邓副总来电话说仍无法联系到刘君，我不禁警觉起来，刘君本是一个勤于请示汇报的人，这次怎么反常呢？我指示邓副总尽快查查公司银行账户，看看有无异常。

邓副总很快来了电话，火急火燎地说：“出事了！出事了！咱们工行账号上周新收到的15万房款不见了！被人提走了！”

“什么！”我大为吃惊，“赶快核对所有银行资金，马上报案。”

当我赶回公司时，公安分局刑侦科已经成立专案组。警察来过公司财务部，又去过银行查询，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后，发现刘君是预谋作案。

海方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印鉴由出纳员保管。但有一天刘君告诉我，说银行要公司更换专用章，说原章太旧，有缺损。其间出纳员初为人母，整天忙儿子的事，我于是让刘君一人去办理更换印鉴的手续。

刘君刻好专用章以后，按规定交给了出纳员，但他以印鉴丢失为由，又加价让刻章店另刻了一枚。两章系一人所刻，别人难以看出分别。这样，刘君的手中便同时掌握了专用章和法人章。

后来他又建议说，在工商行存款方便，他认识营业部主任，今后可以考虑把款存人工商行。

我觉得言之有理，便同意在工行设立新账号。刘君装模作样地让出纳员在预留印鉴卡上盖了专用章，但他交给银行时，印鉴卡上盖的章已变成他自己手中私藏的那枚印章了。当15万元房款到账后，他便悉数提取现金踏上逃亡之路。

刘君的宿舍，除了一堆不卫生的日用品以外，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缉的线索。显然，他用心清理过。公安人员找到刘君的女友潘惠的单位，得知潘惠早于半个月前就辞职了。

海方公司的人对刘君无比愤恨，觉得公司待他不薄，他却做出这等令人不屑之事。

我想到刘君参加过海口市注册会计师考试，于是从报名表上找到了他的照片、身份证复印件、籍贯、社会关系及工作简历等。

专案组很快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公司的邓副总。

在刘君江西彭泽县老家的偏僻山村里.警车惊动了全村老少，刘君年迈的父母被嚇得浑身颤抖，当他们知道儿子犯此大罪时，贫穷了一辈子的老人倒地晕了过去。

邓在电话中说，刘君的家里太穷了，兄妹5人，除了他上大学、进城工作外，其他人都在农村种地。父母亲原指望这个上大学的儿子光宗耀祖的，没想到竟给他们带来如此奇耻大辱。

刘君实际上没敢回家，但他分明听闻公安机关正在抓他。有天我出门赶飞机，却意外接到刘君不知从哪儿打来的电话，他显然有些惊恐不安。在电话中，他反复请求我把他拿走的钱当作他的借款，并保证半年之内归还公司。他要我向公安局申请撤销报案。

“案都发了，又如何能撤！”我没有好气地说。放下电话前，我还一再劝他尽快自首，减轻刑责，但刘君不正面回应，还心存侥幸。

约半个月时间，公安人员找到了潘惠，潘惠谎说她与刘君已经分手了。潘惠还说：“刘君一直自卑，说我瞧不起他，他要等以后发了大财再见我！”

天网恢恢，半年以后，刘君被抓。在审讯室，刘君交代说，他想和女友结婚，不料女友决意分手，他十分苦闷，为此染上赌瘾，不仅输掉了平时积蓄，还欠了别人一笔赌债。问到15万元钱款的下落，他说一部分还了赌债，一部分在逃亡过程中花光了……

当海南成了我的往事，过去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相继退休的时候，忽有一日，邓副总打电话给我，问：“张总，你还记得咱们公司原来的会计小刘吗？”我说：“记得呀，贪污咱们公款被判刑！怎么啦？”

邓副总说：“后来提前出狱了，但现在又犯大事了，他成了江西大毒枭，与老婆潘惠研制贩卖冰毒呢！刘君被判死刑，潘惠被判无期！”

我赶紧按邓副总的提示，上网查看了刘君案情，果然如邓副总所说。原来刘君与潘惠从来没有分过手，刘君出狱后，两人借助于学化工的潘惠干起了制毒贩毒也吸毒的买卖，等他们赚了大钱，买了洋房、轿车，办了婚宴且当上父母没多久，就因东窗事发而赔了性命，折了夫人。

我在电脑前，反反复复端详着刘君被判死刑的照片，陷入沉思。

唉，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

网上说，刘君被执行死刑时，他与潘惠的儿子刚刚学会叫爸妈。潘惠入狱服刑后，儿子被人送到刘君在彭泽县老家的父母处。这时的刘父，已经因儿子犯了死罪而一病不起，剩下刘母一个人，既要照顾病中的老伴，又要照顾咿呀学语的孙子。

“造孽啊，造孽呀……”刘母弓身驼背地叹息着说，她深深陷入眼窝的眼睛已经没有一滴泪水！

替老板挡刀

李犟是海方集团工程师李工的侄儿。早些年，李犟来公司找李工的时候，还是深圳某中学的学生。我有一次见到李犟，问他你爸妈为何给你取了这么个怪怪的名字，李犟当时一脸稚气地笑着回答：“我从小脾气犟，我爷爷说取个叫犟的名字可以冲一冲，希望我不再犟了。”

“那你爷爷这个办法奏效了没有？”

“嘿嘿，没有吧！”李犟有点不好意思。

李犟的脾气大概率没有因名字得到改善，也许他的脾气也影响了学习，据说他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差，只有体育成绩无人能及。李工说，李犟之所以经常找他，那是因为李犟因学习的事经常和爹娘闹别扭，平时不是挨骂，就是挨打，他找李工就是想在叔叔跟前“避难”。

几年后，李犟意料之中地未能考进大学，但他却从幼稚的中学生长成了一个有运动天赋的健壮小伙子了。听李工说，李犟无事可做又不想待在家给爹娘添堵，于是就去了咏春武馆学了半年武术，接着又去驾校学会了开车，拿到了驾驶执照。

我到海方集团公司属下的海南海方公司任职总经理以后，李工曾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司机，说他想让李犟给我开车。“这小子书读不进去，现在看来只能吃这碗饭了！”李工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口气。

海方公司的车不多，司机也都有了。我当时挺抱歉地对李工说：“现在不行，等以后增加车辆了，我优先考虑你侄儿好吗？”

李工显然等不及我们买车了，不久之后，我听说李犟去给一个叫陈明的香港老板开车去了。

这本是一件寻常的小差事，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份“车夫”的工作却给一个考不上大学的深圳青年带来了连他自己也未必想象得到的大机遇。

老板陈明原是深圳宝安县人，六七十年代偷渡去了香港。在香港二十多年来，一直做些小本生意，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算有了一些积累。深圳对外开放以后，陈明就以港商的身份打回老家，在宝安投资开设了一个玩具厂，并委托一直生活在宝安的同胞弟弟陈亮负责管理。

玩具厂生意不错，为此，陈氏兄弟开始挺高兴，兄弟情谊也不错。可是生意一天天扩大，利润越来越多之后，兄弟俩却产生了矛盾。陈明认为厂子是他投资的，其弟陈亮只是他聘请的管理人员，并不拥有工厂产权。而陈亮则认为，工厂是他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他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比其兄多得多，理应拥有工厂的部分产权。

兄弟俩的矛盾后来通过法院判决得以了断，陈亮的“辛苦”持股要求不成立，法庭以陈明“出资人”的身份有原始的人资凭证，故应认定其诉请理由成立，裁定陈明胜诉。

陈明赢了官司，又以法院的判决书为依据从玩具厂把弟弟赶走了。但工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经理，陈明只好自己亲自打理厂务。开始的时候，天天港深两地跑，时间一久，人就觉得太累，于是就干脆以深圳为家，回香港倒成了偶尔跑一下的事。

李犟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给陈明当司机的，他也听说了陈氏兄弟手足决裂的故事。

李犟虽不是个读书人，但脑子并不笨，他实际上十分灵活、聪明，悟性也挺高。在陈明身边不长时间，就得到了陈老板的信赖和好感。

陈明爱交际、经常出入于娱乐场所，李犟总是跟在陈明左右，俨然就是陈明的贴身保镖。

一天晚上，陈明带着李犟到一间夜总会消遣，跳舞时陈明与另外一个青年男子发生冲突，不料对方一下子招来三四个打手，对陈明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还手持砍刀，追杀陈明。

李犟以前也打過架，加之练过咏春武功，一见老板有难，就冲上前去拼死保护。

可是对方人多，且有准备，他们两个人抵挡不住，连连吃亏。陈明见势不妙，连忙求饶，但对方不理，挥起砍刀直向他的头部砍去，李犟抬手一挡，挨了重重一刀，胳膊几乎被一刀两断……

由于店家报警及时，公安人员很快赶到，打斗虽然得以制止，但行凶打人者却已经逃之夭夭。

此次事件，陈明仅受到一些轻伤，李犟却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最后胳膊还落下伸不直的残疾。后来等案件破了，幕后真相却把陈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陈亮对其兄赶他离职一事怀恨在心，是他策划了这次袭击行动。他买通黑社会打手，以口角为名，借混乱之机，砍杀陈明……

陈明大惊，他想不到自己的亲兄弟因为在自己跟前输了官司，竟如此心狠手辣，丧尽天良。要不是李犟这小子神勇，替自己奋力挡刀，他可能就没命了。陈明为李犟的勇敢行为所感动。他心想，李犟仅是一个司机，却能在他的生死关头奋不顾身，最后还为他英勇负伤，落下残疾。

陈亮因蓄谋行凶，最后被判重刑。

此意外事故，促使陈明投桃报李，他一步一步培养李犟，提拔、重用李犟，直至让李犟做了他的玩具厂厂长。

李犟不负厚望，把玩具厂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李犟以“李厂长”为平台，广交朋友，几年下来，在宝安一带竞也成了呼风唤雨的角色。

随着深圳城建扩容，宝安县升格为宝安区，宝安辖区的土地一下子成了热门货。李犟认准时机，建议陈明花钱买地。陈明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就拿到大片土地。不久，地价翻了一番，他们又悉数抛出，顷刻之间，就取得数千万元巨额利润。从时间来算，他们应该属于最早“炒地皮”的人。

陈明不得不认定李犟是有奇才大功的，他也不想再次因利益分配一事与身边人产生矛盾，招致灾祸，于是就给李犟相当大比例的股份红利，李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一夜暴富的新贵族，过去人称李厂长，现在人称李老板。

后来，玩具市场慢慢萧条下来了，陈明也害怕陈亮出狱后再生事端，便无心再在深圳投资经营，计划安居香港养老，两人商量过后，就关闭了玩具厂。

我们海方公司开发的星星商业中心开始销售楼花时，李犟让他叔叔李工陪同着，一块来海口找过我，说他想认购星星中心整个一层写字楼，合同签订以后，他就把随身携带的150万元汇票交到财务部。这个时候的李犟，和当年那个中学生已判若两人。

不过，这一次“炒楼”，李犟却看走了眼。星星商业中心竣工后，“海南热”已开始消退。李犟不得已，只能把写字楼低价转手。为此，我曾对李犟带着歉意地说：“小犟，不好意思，叔令你做了亏本买卖。”

“哎——”李犟不同意我的说法，“这不怪你，生意嘛，这很正常！”李犟说得轻描淡写，俨然成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一般。

如今，李犟在深圳已购买了高档写字楼、豪华住宅和奔驰600轿车，有了妻子女儿。

哪有齐人之福

我在秒懂百科上查找了“齐人之福”的原始释义——有一齐国人有一妻一妾，出门后必酒足饭饱而归，并告诉妻妾这是与富贵者饮食。后妻妾尾随其后伺察，始知其夫乞食于坟间祭祀者。典出《孟子·离娄下》。后以“齐人之福”讥讽男子有妻又有妾。

显见上述文字意在“讥讽男人有妻又有妾”，但我在想，讥讽者是谁？被讥讽者又是谁？

我上小学时，岩王小学旁边的岩王村南队，有一个老头就有两个老婆。大人们在介绍这家人时，确实是语带嘲讽的，觉得他们是另类，是旧社会的余孽，是应该被唾弃的人。听着大人们这样说，我们这些孩子当然觉得他们好可怜，被人嘲笑不说，遇到什么运动，他们一男二女还被划归“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参加扫厕所、铲雪、淘粪等劳动。但我父亲却说，那家人旧社会是大户，男人是家族独苗，守着一大堆财富，总想着有人继承，谁知娶了兩房妻，却怎么也得不了一儿半女，新中国成立后家产被当作“土豪浮财”没收充公了，生活于是没了来源，三人便只能靠双手吃饭，现在人都老了，虽说妻妾双全，可是除了有双重的苦累，却没有什么“齐人之福”。

也许这是个案，多少男人的心里，都装着有妻有妾的美梦，尤其是那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有的是可住的房，可花的钱，于是所谓的“二奶”“三奶”便不是新闻，而是现象了。

这些人，可以称其为当代“齐人”了，但享没有享到“之福”，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所听到和看到的，举凡不能一妻者，其福其祸，往往就不由当事人掌控了。

我所认识的谢先生，便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齐人之福”的。

谢先生是深圳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深圳市深南大道谢屋围至今还有他祖宗留下来的老屋，他很小的时候随父母亲去香港继承遗产。他面相年轻，当时虽说已经快50岁了，但看上去却不到40岁。

我是第一次去香港时认识谢先生的。那次，同行的一位同事与谢先生是同宗本家，谢先生于是接待了我们一行，有天他还带我们去过他的服装厂参观。那厂挺大，来谈生意的客户也络绎不绝，谢先生一边给我们介绍情况，一边应付工作上的事，显得很忙。我们去他办公室小坐时，令我们颇感意外的是，给我们端茶送水的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谢先生不经意地介绍说，那是他的秘书。

女郎朝我们笑笑转头出去了，我们的话题由此转到中国人、外国人身上。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洋人仿佛都是大人、外宾、老板或受人伺候的尊贵客人什么的，因此，当我们接受金发女郎的服务时，不免有些意外。

谢先生不以为然，他说洋鬼子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之所以到香港打工，给中国人跑腿，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本国找不到工作，或者失业了。谢先生还说他到过欧洲许多地方，在那里，许多年轻女子，为了几十美元而出卖肉体……

我们听着，觉得谢先生很了不起，很有眼界，很成功，很长中国人志气。

此后，我和谢先生建立了联系。那时，我担任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刚刚学习做进出口贸易，而他除了服装厂之外，也常组织内地的土特产、工艺品等出口。这样，我们便成了生意拍档。

那时，谢先生身边常常带着一位年轻的女助手，人不十分漂亮，但挺有气质。开始，他俩正规得还像是同事，时间久了，便表现出彼此亲密的样子。谢先生后来也不隐瞒，说女助手是他的情人，他很喜欢她，有她在身边，就很开心。他们每次来深圳，都会咨询我哪家酒店好，或者有什么特色菜馆、歌厅什么的。

也许是情海翻舟之故，谢先生后来身边不见那位女助手了，他果然闷闷不乐起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再三追问，他才颇为沮丧地说，女助手离开他了。“她竟然决定嫁人！”谢先生好像愤愤不平。

在我看来，这很正常。你谢先生本有家室，人家姑娘家与你交友几年，但总是要找个婚姻归宿，你没有权力霸占人家呀！但谢先生却拐不过弯来，他为此消沉了挺长时间。有次一起吃饭时，我的朋友苏先生和他的未婚妻于亦梅也在，闲聊时扯到了谢先生想在内地找个女助手的话题，于亦梅十分热情、开朗，当即表示可以介绍她在杭州的同学给谢认识，末了还问谢：“你知道苏杭出美女吗？”

“知道，当然知道啦，不然于小姐怎么这样漂亮！”谢先生心花怒放起来，“你介绍的要和你一样靓噢！”

于亦梅的同学白艳不久就来深圳了，谢先生于是把他在谢屋围的老屋收拾了让白艳居住。但他背过白艳说他不太喜欢白艳，说她跟于亦梅不能比。

从外表看，于亦梅长得秀丽而苗条，而白艳白是很白，但却瘦得只有一副骨头架子，难说艳丽。

我们的生意往来多了以后，吃饭、娱乐的交往机会也多了，其间我发现谢先生对于亦梅求他的事儿有求必应，而对于白艳，则凡事应付。我曾担心苏先生吃醋，不料苏却大方无比，他看到谢先生的行为，也无所谓地笑笑，有时一起去歌厅，他还借故独自早退。

白艳不久找了一份工作，自觉地搬到公司集体宿舍去了。她告诉我，她不想当于亦梅和谢先生的电灯泡。

我知道了谢先生和于亦梅之间的一些暧昧事以后，就问苏先生，你和于亦梅处得还好吗？苏先生平静地说：“我与她已经分手了。”他说于亦梅一心想出国，而他不想。他还坦率地告诉我，他早看出了谢先生的意图，但他不想阻止，他觉得谢先生和于亦梅好上以后，他就解除了对于亦梅在道义上的责任，他感到轻松，也蛮庆幸。苏先生最后补充一句：“谢先生实际上不太了解于亦梅，他可能太注重女人的外表了！”

有一天，我为了提货、包装、运输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之际，谢先生却带着于亦梅花枝招展地来到笋岗仓库走马观花一番。于亦梅见了我，并没有因为先做苏先生女友，现在又做谢先生女友有什么不好意思，反而为自己时髦的打扮而沾沾自喜。

不知怎么着，谢先生和于亦梅在谢屋围同居的消息传到了谢夫人的耳朵里，于是，一场香港夫妻之间的暴风雨便开始了。

于亦梅要谢先生离婚和她结婚，然后移民美国。谢先生却对我说：“这怎么可能？我都快当外公了，现在和她结婚，岂不又要我回头当一回父亲。何况，我与老婆离婚，就得分一半财产出去，不划算嘛！”我已知道，上次去香港参观过的服装厂，实际不是谢先生的，他不过是他妻哥的高级打工仔，他的财力十分有限。

谢先生既不能满足于亦梅的要求，又不能令夫人满意。他夫人要求他立即断绝和于亦梅的往来，把于赶出谢家老屋。谢夫人说于亦梅住在祖屋，很丢她的人。

三角激战正酣之际，于亦梅却“意外”地有了身孕，谢先生要于亦梅马上去医院打掉孩子，但于亦梅不肯，说她深爱着谢，一定要给他生下这个孩子。这时的于亦梅，与香港的亚洲小姐吴某某十分相像。

谢先生惶恐不安，要我做做于亦梅的思想工作，于亦梅什么话都听，但就是不改初衷。谢夫人知道于亦梅的肚子大起来了，一病不起，住了医院，谢的儿女无一例外地把矛头齐齐对准了父亲。

10个月很快满了，于亦梅生孩子的时候，谢先生根本不露面，他说，谁知道那孩子是谁的？为此，于亦梅伤心得死去活来。

后来，围绕着孩子是谁的，俩人又爆发了多次冲突。其間谢先生见了我，十分感慨地说，怎么会沾上这样的女人！他明显憔悴了，明显流露出对于亦梅的厌恶。而苏先生也传话给我，说谢先生怎么那么“不男人”，“敢做不敢当，还怀疑起我了，她们俩搞到一起后，我就与于亦梅彻底断联了，现在竟然怀疑孩子是我的！”

后来在不少人的说服劝解之下，他们达成协议——等孩子满月之后，做亲子鉴定，然后再处理两人的纠纷。可孩子满月之后，谢先生却自动放弃了做鉴定，他对我说：“还做什么鉴定，10个人见了10个人说像我，更奇怪的是，孩子右手背上的痣都和我一样！唉！天意呀！”

这让我想起岩王村的那个土豪少爷，一妻一妾却无一子，谢先生却妻妾都能生，只是不生的和能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事与愿违，难言轻松与快乐。

既然是自己的孩子，谢先生不担当也不行，后来经过多次协商，谢答应给于亦梅母子在杭州买了一套住宅，给了几十万元，并答应保证按月给孩子寄抚养费，直至18岁。

事后，谢先生一下子老了许多。现在我们偶尔还会联系，但话题全是如何健身、养生之类，彼此再无关于女人的“浪漫”话题。

中国现时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应该是我们先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选择制定的最为优化的婚姻制度，尽管有人凭借权力或财力扭曲了这个制度，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无子夫妻，等于情人；有子情人，等于夫妻。”倘若过度放纵情欲，让计划外的非法的“婚姻”降临在自己头上，则那个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还是要老老实实担起为好。

问题是，你出钱养大的孩子，却没有可能陪伴你。彼此之间，除了金钱之外，会有亲情吗？如果没有，或者十分淡漠，那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时常想起张局长

转眼之间，44年的光阴就存封在了一册册破损了封皮的日记本当中，记忆犹如荒原上的野兔，有时候东，有时候西，有时候近，有时候远。

谁能不回忆，谁的回忆之中没有故人呢？每当我想起我投笔从商之初的岁月，我就会想起张局长。

记得1988年秋，我的远房叔叔李秉钓受邀从北京到湛江，参加粤西农垦局举办的新产品宣传推广活动。李叔当时在北京一个大报当记者，我那时则被深圳海方集团委派，任其下属的海南海方公司贸易部当经理。我想看一看久未见面的叔叔，接到他的电话，就急忙从海口乘船过海（琼州海峡）到海安，然后再转乘公共汽车到湛江，与李叔相会于滨海酒店。

湛江靠海，滨海酒店拥有美丽的沙滩海浪，有高大的椰子树，酒店的设计具有南洋建筑风格，咖啡色的屋顶，白色的外墙……80年代末，我还没有几星级酒店的概念，但印象中，这个酒店算得上是一流水准了。李叔就住在这里，他给我介绍说，湛江有南海石油的庞大机构，他们有不少外国专家，而这个酒店就是专家的常居之所。难怪我在酒店餐厅见到的客人中，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李叔参加的活动就在滨海酒店的会议室举行，活动结束的那天晚上，主办方举办招待宴会，李叔邀我一同参加，说：“你做贸易工作，多认识些商界的朋友好。”

活动的主持人是粤西农垦局的一把手——张德铮局长。李叔介绍我与张局长认识时，我赶忙双手递上我的名片。张局长也还了一张他的名片，他随即又念了我的名片：“海南海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贸易部经理，张建全，哎！你是我们张家兄弟噢！”张局长爽朗地笑了，“哈哈，原来我们是一家人，来，张老弟，咱们干一杯！”

粤西农垦局也叫粤西农工商总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张局长同时也是张总，他的名片上，在张德铮名字后面，印了两个职务，前面是“局长”，后面是“总经理”。这是政企还没有分家的特殊年代才有的现象，但那时大家还是习惯称他张局长。

粤西农垦局的产品由粤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他们主要有橡胶、剑麻等产品且质量优良，具有国际竞争力。

张局长在酒会上，仿佛生怕怠慢了来自北京和省内外的新闻界朋友似的，不停地穿行在酒席之间，一个一个地敬酒，一句一句重复地说：“拜托大家，多推广咱粤西农垦的产品，拜托！”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他的酒量令在场的人感到吃惊。

据李叔介绍说，张局长在部队时当过团参谋长，转业到地方后，一直保持着军人的性格和作风，他告诉我：“今后生意上如有需要，尤其是农垦的产品销售事宜，你可以找张局长，这个人是很值得一交的。”

两个多月后，我以海方公司名义采购的两车皮青岛啤酒运抵湛江，原计划是运到海口销售的，不料，海口的青岛啤酒价格已下滑，如果按原计划进行，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倒贴运费。我匆忙从海口赶到湛江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因为这单业务是我亲自经办的，是我担任贸易部经理的第一笔业务，一旦做砸了，无论亏损多少，都会被我的顶头上司王总抓住辫子，何况王总早已放出口风，想把我从贸易部经理的位子上挪开。

我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找到了张局长，那天他在办公室看文件，他的秘书带我敲门走进时，他猛一抬头见我，开始还未认出来，我不无惶恐地提醒说：“8月份，滨海酒店那个活动上，姓张。”

“噢，想起来了，张干事！”他放下文件，摘掉花镜，过来与我握手，一句“张干事”已令我踏实下来。他之所以改称我张干事，是因为那次酒会上聊了各自在部队的生活，他在知道我当过部队的新闻干事之后，就改用部队的称呼了。

“怎么？有事找我？”他示意我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我蓦然觉得，眼前这位五十多岁、身材健壮、充满活力的局长真有点像我在部队时的首长了。

我说明情况以后，张局长沉吟片刻，少顷便爽朗地笑了：“张干事，你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正在给农垦职工筹备过节用品，你把名牌啤酒送到我们农垦局的门口了，我哪有不要之理？”

我顿时心花怒放起来，有点儿不相信好事竟能从天而降。

“不过，我可不会让你赚大钱，让你有利可图就是了。”张局长又补充说。我心里想，都到这会儿了，我哪儿还敢想赚多赚少的问题呢？我只要卸了包袱，就谢天谢地了。

张局长随即让秘书找来后勤处长，交代完签约、提货、结算等事宜以后，就赶去参加一个会，我忙活一阵后，便顺利从他们财务处拿到了货款支票。

事后经过核算，我从啤酒生意中获得了区区数万元利润，但这却增加了我当好贸易部经理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我由此避免了被王总赶走的危机。

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在90年代日益泛滥，国际市场乳胶制品，如手套、避孕套等一时紧俏起来，乳胶原料也水涨船高。得到这一信息后，我再次来到湛江。

我打算好好感谢张局长在啤酒生意上的帮忙，同时借机让他给我200吨乳胶订单。在经过仔细琢磨之后，我准备了一万元港币，一箱海口出产的椰子汁。据说，张局长患有高血脂病，先后几次住院治疗，均未得到根治，而香港有一种降血脂的药，很贵，一瓶要几百港币。

我到粤西农垦局的家属院，打听到张局长的家庭住址后，就登门拜访了。张局长那天不在家，他夫人客气地接待了我，闲话几句后，我便起身告辞，将那一万元港币装在信封里放在了茶几上。

第二天我到张局长的办公室，如愿以偿地得到200吨乳胶的订购合同，张局长还像往常一样，嘴上亲切地称呼着我“张干事”。

200吨乳胶，按市场价来算，我轉手出口给香港买家就能轻松获得近40万元利润，我为此高兴，深感张局长就是我遇到的贵人。

可在签约的那一瞬间，我有些惭愧起来，觉得自己给张局长的礼物太轻了。以张局长给我的帮助来衡量，一万元港币太微不足道了。我暗自决定，下次另做准备，一定要重重报答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哥。

然而，就在我将要走出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张局长突然叫住我：“张干事，你放在我家那个信封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本想给您买些降血脂的药，恰好听人说您最近要去香港，您就自己买吧。”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

“我的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何况您帮了我那么大的忙。”

“两回事，张干事，你年轻有为，我帮你是看重你的前途，可你这样做，我今后咋能再帮你呢？”

我一时无言，只好答应他忙完以后，专程去他家取回。然而我食言了，由于忙，加上我也揣测，张局长也许就是口头上客气一下吧！在离开湛江前，我没有再去他家。

春节前我从海口回到深圳，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张局长拜年，他很高兴，末了问我正月初六在不在深圳，他说他去香港会路过深圳，他要我等他，一定要把那个信封还给我。

过了大年初六，我还没有张局长的消息，又过了两天，我将要回海南上班前，便打电话去湛江询问情况，这一问，顷刻令我惊呆了——张局长去世了。

电话中，张局长夫人说，张局长每年正月会依次给农垦局的职工们拜年，每到一家，盛情难却之下，都会喝上一两杯酒，可那么大一个家属院，一家一杯下来，酒就喝多了。晚上躺下后，他感到口干，然后翻过身，伸手去端茶几上的水杯，不料一头栽到了床下，顿时就昏迷过去了。家人送他住院以后，病情虽有反复，但他已意识到此关难过，于是交代完后事，便驾鹤而去。

我为此十分悲痛，但未赶上参加他的追悼会。据说，他的葬礼在湛江很轰动，农垦局的老同事、老部下自发地为他们的老局长送行。过了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一万港元的汇款，是张局长儿子汇的，附言上写道：遵父亲遗嘱，特归还此款。

我在拿过汇款单的那一刻，深深地陷入自责之中，我感到这一万元港币是我的耻辱，我做了一件对不起恩人的事，我用十分不堪的方式玷污了我想表达谢意的人。

但愿张局长在天国能原谅我，我想在此再一次表示：谢谢张局长、谢谢首长！您让我看到了比钱还重要的品格和情谊！

想念您，可亲可敬的张局长！

顶头上司

在现代商海，称赵总钱总的，叫孙总李总的人比比皆是，但这个所谓的“总”字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李总是我们海方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管理着几十家企业，数十亿资产，经常混迹于股市的人，在深交所股票显示器上，总能看到我们海方集团公司的简称——深×××A。

李总是地地道道的福建人，长得又高又黑又瘦，外表却没有明显的福建人特征。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建筑系，平时不苟言笑，比起那些挺着大肚皮的老板来，李总更多几分威严感。他的衣着比较讲究，时常西装革履，衬衫也白得耀眼，领带多是条绞花式，说起话来条理清楚，概括性强，处处透露着大企业家的魅力。

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是挺欣赏这位领导的，但遗憾的是，有的时候，李总在辨别远近亲疏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我与李总的接触并不多，但李总对我的排斥却显而易见，而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几个——我是北方人，而且在部队转业之前是政工干部，这在李总眼中，我是他看不上的那种“耍嘴皮子”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同是部队转业干部的董副总，却有着对我明显的偏爱。

海南海方公司的王总调离以后，围绕着由谁来接班的问题，李总就表现出对我的戒备。当时，董事会有两种意见。董副总旗帜鲜明地支持我接班，理由是我年轻有为，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理应把更多的年轻干部放到重要岗位去锻炼。但李總的意见相反，他极力主张由原任海方公司工程部负责人的邓工接班，理由是邓工年龄大，办事稳重，又是高级工程师，等等。

我知道，李总长期与董副总不睦，暗地里总在较劲，他把我看成是董的人，而邓工是他原先在长沙工作时期的同事，也是他调邓工到海南的，他当然更放心用邓工了。

两种意见僵持不下时，于董事长提出了一个调和意见，说先让人事部去海南搞一个职工民意测验，看张和邓哪个人更有群众基础，然后再作决定。

海方公司的数十名职工大多数是闯海的年轻人，我和他们早就打成一片了，而邓工的作风和情趣与年轻人总是格格不入。因此，民意测验下来，我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董事会以此为据，正式任命我就任总经理一职。

我为此挺高兴，准备大干一场，但没想到，李总从深圳来海口，他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对我的任命以后，紧接着给我浇了一瓢冷水。

他同时任命邓工为副总经理，而且额外给我强调了一条工作纪律——“今后，海方公司的任何决定只有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否则，”李总扫视一周，然后看着我说：“当出现意见分歧时，一定要事先请示我，最后由我裁决。”我听得出来，他的潜台词也许在说，我拦不住你小子当总经理，但我有能力把你小子的手脚绑住。

我吸了一口凉气，与会的职工也睁大了眼睛，只有新任的邓副总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仿佛在说，你正又怎样，我副又怎样，我有后台呢！

李总在海口逗留的几天里，要谈工作，就召我和邓副总去他人住的酒店房间，要是没有工作，就由邓副总单独陪他观光游览，远近亲疏不说自明。

我心里不是滋味，一想到未来要在上下夹击中工作，便倍感沉重。

在李总离开海口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去酒店请求见他，当时邓副总也在那里。“李总，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我说。邓随即起身怏怏告辞。

“说吧，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李总一脸严肃，点燃一支烟，示意我坐他右侧沙发上。

我于是鼓起勇气，把几天来反复思考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的原话了，只记得有这么几点意思：第一，你在职工会上的讲话，表明你不信任我，原因是你认为我是董副总的人。我承认，董副总是我的老上级，在我的进步过程中对我有恩，而我确实是知恩图报之人。第二，你是我现在的上级，过一些年以后也同样是我的老上级。我不忘过去，但我更重视今后的工作、今后的发展，当然更希望得到现任领导的支持。我是独立的人，我觉得用过去的关系画线是不准确的。第三，我知道你和董副总有矛盾，但我过去、今天、今后都不会参与到你们的矛盾之中。要我用损害现任领导的行为讨好老领导，是我做人原则所不容的，反过来说，要我靠近讨好现任领导而有意疏远甚至背叛有恩于我的人，也是我无法做得出来的。

我滔滔不绝一席话，仿佛令李总感到意外，也好像打动他了，我接着说，你原来介绍的一个朋友承包过我们公司的贸易二部，他曾经从财务部领走一本发票，而你曾做过“同意”的书面批示。听到这儿，李总侧过脸来，显得有些意外，于是神情也慎重起来。我说：“如果我有心做对你不利的事，这个事包括董副总在内的人怎么至今都不知道呢？”

发票是财务会计的重要凭证，也是税务结算的依据，非财务部人员是不能随便持有的。但李总却曾一时糊涂，指示给承包人拿走了，而这个承包人后来又不知去向……李总当然知道此事若是公开，对自己会构成什么影响。

“老张啊！”李总过去称我“小张”，而在此时此刻，他却改用这个与我年龄不相符的称谓，“听你这么一席话，改变了我对你的看法，不过，我还是要批评你，过去你对我总是敬而远之，那你要我怎么了解你呢？”

我的心热了，李总也慢慢露出笑容，我等待着他对职工会上所宣布的纪律作出否决的表示。不料，他却说：“我在会上说的，不可能再收回，要我朝令夕改，那怎么行呢？”

我满脸疑惑，他却笑了笑：“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会支持你的。”第二天，李总离琼返深时，明确对我说：“老张啊，你和邓工一块儿送送我！”

接下来一段时间，海方公司新班子开启我正邓副模式，邓副总开始还屡屡与我作对，但几个回合以后，他发现李总的态度已经改变，也便识时务了，甘心当着我的副手。

我在过后向李总汇报工作时，得知他的外甥想从武汉调到海南工作，我便主动提出，让他来我们海方吧，我们企划部正缺人呢。

李总的外甥一上班，我就任命他当了企划部长，同时分得一套住房。

几年后，李总便退休了，我的老上级董副总接替了他的位置。李总在失意之时，我邀请他再到海南度假，令他耿耿于怀的是，邓副总连看都没有看他，原因是邓副总害怕新任海方集团的董总对他“有看法”。

董总在得知我邀请、接待李总的消息后，却笑着说：“你倒是不避嫌啊！”

我也笑着回答既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现任领导的董总，说：“我不想当一个势利小人呀！”

董总了解我，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一辈子兄弟

商海中人，常常因利而聚，也往往因利而散。但也有例外，就像我与刘长春这样。

90年代初，我从深圳海方集团公司派往海南工作，当时担任其下属的海南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

那时，海南刚刚建省，主管招商引资的郝副省长解放初期曾在辽×市（原辽×县）当过军管干部，到海南履新之前又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他急于在海南建省初期干出些政绩，于是就面向辽×和深圳两地招商。辽×外贸的总经理刘长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海南的，随后就与我们海方公司的王总及海口港务局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书，由港务局出地，辽×外贸与海方公司出资，计划在海口兴建一栋25层的综合商业大厦。

协议签订后，辽×外贸很快汇来60万元合作诚意金，显示对上述合作很积极，我们公司上上下下也普遍看好这个项目，觉得上有副省长支持，下有南北两家企业强强联手，前景一定不会有错。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一是觉得堂堂副省长不会也不必为一个大楼的合作事宜劳神费力；二是区区60万元也不值大惊小怪。但仅有一岁半的海南省，那时是多么需要资金啊！何况在90年代第一个春天的60万，可比现在的600万有用哟！

尽管大家的愿望良好，可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项目仍然没有进展。据说港务局的土地权属与相邻的村民有争议，为此王总又往省政府跑了多次，最后结果还是出人意料地失望而归——项目泡汤了。

为了这次合作，辽×外贸方面原来派了几个人来海口，和我们公司的员工同吃同住，这会儿项目没了，他们一时成了闲人，王总不知出于何故对他们多有微词。

不知道王总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一天竟撕破脸皮对辽×外贸的客人发了一次火，这样直接导致客人们不辞而别，另觅去处。当然，他们也没好气地要回了60万元作诚意金。

后来，郝副省长调离海南了，王总也调回深圳复职发展部经理了，我则有幸升任海方公司一把手。

在其位就谋其政，我觉得辽×外贸这个合作者不应因一个项目而丢掉，于是我便正式邀请辽×外贸的刘总和他们市的李市长来海南考察。我特意宴请了他们一行。刘总中等身材，衣着整齐时尚，外表儒雅，看上去更像一个南方人，但听他说话，却尽显东北人的豪爽与干练。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却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我们彼此的称呼就改了，我称他“刘兄”或者“长春兄”，他则亲切地叫我“建全”。

据说，刘兄早年以自筹的几百元起家，经过十余年努力，已经把辽×外贸发展成为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大公司，为此我十分钦佩他的才干。他现在的生意做得挺大，主要是对苏边贸。李市长在酒席上也一再夸他，说他是辽×知名企业家，他们公司是市财税收入的大户。

刘兄在席间坦率地说，合作建楼的成本是客观原因，但王总的一些做法缺乏企业之间的尊重，他们原计划不再与我们海方公司发生关系，但见我与王的行事作风不同，于是决定再找机会合作。

刘兄一行离开海南时，我们尚没有具体的合作项目，但当他得知我们新开发的住宅滞销、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时，便当即决定全款购买两套房子，一来可作为辽×外贸驻海口办事处，二来可解我们海方的燃眉之急，自此我们又重续邻居之缘。

面对如此友好大方的合作伙伴，我决心寻找合适的项目，发展与辽×外贸的合作关系，创造互利双赢的美好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海口老城黄金地段获得了一个高层住宅的项目。这个时期海南房地产市场已经迎来春天，我们原有的积压房被各路买家一扫而空，新项目一出图纸，就有买家认购“楼花”（期房）。

我安排开发部的人把这个新项的资料特快专递给辽×外贸，标明“刘长春总经理亲启”。

奇怪的是，资料寄出以后，却无法与刘兄取得联系，问他们办事处的人，他们说他们也在到处找刘总，而打电话问辽×外贸总部，开始几天接电话的人一问三不知，几天后再问对方，反而干脆地告诉我们：刘总被抓起来了，他有重大经济问题。

我十分震惊，如此备受市长器重的国企负责人何以说抓就给抓了呢？心想，难道他在功勋卓著的背后，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决心把他的情况搞清楚，一是为了我们的合作项目，二是为了这个我自认可以深交的朋友。

打听、探询的结果更令我吃惊，原来辽×领导班子不和，书记和市长有矛盾，而市长与刘兄交情较好，对方想从辽×外贸寻找攻击市长的炮弹，他们把刘长春当作扳倒市长的突破口。

与刘兄同时被抓的还有他们的副总和财务部长，有关部门开始分头对他们三人进行各种审问，社会上的各种传言满天飞，可是令审问者失望的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可以问罪的证据。于是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如此仍然徒劳无功，不仅如此，办案人员反而收到许多为刘长春鸣冤叫屈的呼吁书。后来迫于缺乏证据和舆论压力，抓人的人很快释放了辽×外贸的副总和财务部长。

但刘兄没有那么轻松，据说有关部门不敢轻易放他，否则害怕“无罪放刘”令自己无法下台。再后来办案人员纷纷找辽×外贸的年轻女工问话，试图找出他生活上的辫子，最后也无功而返。

我问辽×外贸海南办事处的人：“你们刘总和李市长关系不错，李市长不是可以帮一下刘总嘛！”

他们一脸无奈地回答：“咳——李市长无能为力呀！”

出事以后，李市长本身已经承受了很大压力！类似的案件，往往不在于最后查到什么，而在于查你的社会舆论。一旦陷于马拉松式审查状态，可能在查的过程中，做企业的商机就失去了，为官的晋升的最佳年龄线就超过了。

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李市长无法阻拦办案人员，反而还要表明支持办案的态度。否则，盲目保护审查对象反而会授人话柄——你李市长害怕查辽×外贸，不愿查刘长春？那岂不正说明你们之间不干净，有猫腻吗？

刘兄的案件果然一拖就成了马拉松式的，辽×外贸内部也有迫不及待地想坐老总座椅的人，于是新领导一上台，刘总便被搁置一边。我们的合作计划自然被一风吹了。自此两个企业又一次与合作成功失之交臂。

虽然没有机会合作了，但我对刘兄的境遇十分关注。有一次，我出差路过长春，下了飞机，我想去看望刘兄，辽×外贸的人出于礼节，派车来接我，来人中有位刘兄一手提拔过的年轻经理小邱。

当他们陪我抵达辽×时，我说先设法看看刘总，他们却说刘总早就不在辽×了，人可能关在长春呢，而且办案机关拒绝任何人探望。

我无奈，只好把带来的一些慰问品送给刘总家人。辽×外贸的人晚上宴请我，我草草应付了一下就告辞了。我看着刘兄一手打造的企业，看着现任领导坐享其成的得意样子，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刘兄过了两年失去自由的生活，办案机关“挖地三尺”般查办，依然没有找到他们预想的问题，最后不得不放了刘兄。由此不难看出，刘长春平时是怎样严于律己的。

刘兄不明不白地被关押查办，现在又不明不白地重获自由。他怎么能就此罢手呢？

他委托律师，向办案机关要结论、讨说法，但刘兄显然不如秋菊那个农妇幸运。中国有名的法治杂志《民主与法制》以《此案如何了？》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为刘兄鸣冤叫屈。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不幸。

在我看来，所谓的结论实际上已经有了——刘长春没有被定罪，说明就无罪，无罪就说明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经受住了党性的考验。

法治杂志上的文章，岂不是变相地为受了两年委屈的刘长春平反吗？

刘兄后来没有再回辽×外贸复职，他说：“那些接班的人尽管有些私心，但他们并无大过，他们既然挑起了那副担子，那就让时间去证明他们的能力吧！”

刘兄被迫下海，自谋职业。好在古人有语，“堤内损失堤外补”，他利用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快与俄罗斯建立起了良好和稳定的贸易关系。几年过后，他赚的钱就足够养家糊口了，实现了财务自由。而辽×外贸在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过之后，却悄悄关门大吉了。原辽×外贸海南办事处的人对我说：“胡查乱办把刘总的心伤透了，也把好端端一家国有企业给搅黄了！”

不知刘兄是不是内心深处有一些难以化解的隐痛，他后来携夫人移民去了加拿大，且做起了中国食品出口美加等地的业务，直至年过六旬后，将企业转手他人，过起了退休生活。

回头一看，刘兄远走他乡已有二三十年了，其间我去加拿大做客，他尽足地主之谊，而他们一家每次回国，我们也一定会欢聚难离。如今，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在加拿大时，两个说英语的女儿，举手投足间都似海外华人千金般模样，而一回国，张口闭口却满是东北方言……

刘兄说：“走到天东头地西头，我们仍然是中国人！我们是东北人！”

人生果真如戏矣，我本视刘兄为商业伙伴，但我们彼此没有生财之缘。几十年相守相望下来，却成为牵肠挂肚的朋友兄弟！一辈子的兄弟！

“哥们，今天的咖啡喝了吗？”这是他常问我的话，他是咖啡达人，他在加拿大教会我爱上咖啡，如今，我要是一天喝不上两杯咖啡，就好像缺了些什么似的。

“喝了，老兄，我们家小区周围有好几个咖啡馆，风格不同，等你回国，我陪你一家家地去品尝！”

椰林酒店怎么了

现在的海南，尤其是现在的三亚，好的酒店、高档的五星级酒店真不少，但要是回望上世纪90年代初，则是另一番模样。我就是在那个时期介入三亚的酒店业的，可惜的是，我们赔了一笔学费，就算是被迫为后来的人当了铺路的石子。

海方集团公司在深圳发展壮大以后，就制订了域外发展战略，计划着在外地寻找新项目。为此，集团领导要大家思想解放一些，眼界宽广一些。

项目拓展部经理肖卫东算得上海方集团一把手于总信得过的人，他对于总的精神当然心领神会。他的原籍在海南文昌，有年春节回海南探亲，返深圳后就提出两项投资建议：一是在海口兴建25层的商业大厦；二是改造承包三亚椰林大酒店。合作方同为当地企业——海南椰发企业总公司。

于总对此大感兴趣，尽管他的副手李副总持有异议，但集团领导办公会呈现着“谁的权大，谁的意见就正确”的一贯倾向，最后研究决定按照于总的意见办——以上述两个项目为契机，进军海南。时值海南建省之初，此举倒也与当时的大气候相宜。

椰发企业总公司的黄老板是个典型的海南人，五十多岁，长得黑胖，大方脸，小眼睛。由于他在海南北部海口和南部三亚无人不识，无人不晓，且社会关系过硬，许多熟悉他的人戏称他是当代“南霸天”。

黄老板应邀到深圳和于总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之后便揣着定金汇票高高兴兴地回海南去了。

项目确定以后，于总很快便任命肖卫东出任海方集团海南联络办主任，负责海口、三亚的业务拓展并筹备设立分公司的事宜，而且定了一个原则——“项目成而公司立”。

肖卫东因此有机会以衣锦荣归的阵势返回海南，在他的同学们眼中，肖同学才是有出息的那一個。“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肖卫东十分享受这种感觉。

可是椰发企业随后声称拥有新港附近的那块土地，出现了所有权争议，致使我们在海口兴建25层商业大厦的计划尚未露头便胎死腹中。

肖卫东不得不接受在海口放哑炮的事实，他转而力推在三亚的椰林酒店项目。他心里明白，如果这个项目也出问题，他的脸可就丢人琼州海峡了。

椰林酒店是椰发企业前些年筹资兴建的，位于三亚湾海滨，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只是进出的道路比较差，路边的三两处民房，影响了酒店环境。加之椰发企业原来的投资也有限，酒店的硬件设施落后，装修档次本来不高，现在又更加陈旧，目前已关闭歇业了。

于总说三亚是旅游胜地，是中国的夏威夷，椰林酒店是个值得投资的项目。随后经过磋商，海方集团就与椰发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椰发企业以现有酒店作价，海方集团则投入800万现金改造装修，将椰林酒店改造成联营企业，然后由海方集团承包经营。

有于总的大力支持，800万投资陆续到位，几个月后，椰林大酒店便以崭新的面貌重张迎宾了。而肖卫东在忙碌一阵子之后，也顺理成章地当上椰林酒店的董事、总经理。

可令人失望的是，酒店热热闹闹地经营了一年，并未传来盈利的喜讯，反而寄到海方集团公司的关于肖卫东的告状信却一封接一封。有人说肖卫东在酒店的装修和设备进口上手脚不干净，也有人说肖卫东在酒店招聘的员工差不多都是他的亲戚朋友，椰林酒店快成了他们的肖氏家族企业。

肖卫东本来对于自己的不利传言按兵不动，可是令他意外的是，不久之后于总调离了海方集团，这使他失去一直以来的靠山。原海方集团公司的李副总已去副为正，李总起初就反对上这个项目，平时也对肖卫东死死抱着于总的大腿早就看不顺眼，这时便借机免去了肖卫东在椰林湾酒店的职务。

我就是在此期接任肖卫东的海南联络处工作的，随后又被海方集团任命为新成立的海南海方公司总经理，主营海口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而新任三亚椰林酒店的董事、总经理则换成了李总信任的刘成。也就是说，肖卫东原来在诲口、三亚两地的工作，现在由我管海口，刘成管三亚所代替。

刘成本来在海方集团属下的西翠阁酒楼任职，兼职椰林酒店之后，他一身两职，经常深圳、三亚两地跑来跑去。

可惜刘成短时间并未给椰林酒店的经营带来转机，但在短时间内也并未引起椰发企业什么反应，尽管他们怨言不少。

那个时期，椰发企业的黄老板热衷于做进口生意，比如汽车、家电等。这类商品的进口要申请许可证，一般公司做不了，可是黄老板经常做，且数量不小。当然他也时常遇到被海关查封、没收一类的麻烦事。有一次他进口了一船泰国香米，因为手续不全而被海关扣押，一扣就是三五个月。就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海南来了强台风，有一个地区受灾严重，黄老板于是打报告给海关，说他要把进口的大米捐献灾区，这才获得海关的特许放行。黄老板后来虽说受到表彰，也上了电视，但在经济上却蒙受了巨大损失。

刘成一开始当空中飞人觉得挺新鲜，可时间长了就有些负担了。刘成慢慢对椰林酒店的事务缺乏了开始时的热情，平时更愿意待在热热闹闹的深圳，酒店则交给他的一个小兄弟负责，当所谓的值班经理。

黄老板见承包金迟迟收不上来，酒店的管理还日益混乱起来，慢慢地就打消了什么“深圳人有经验，能把椰林酒店搞好”的幻想。当他三番五次地催促海方集团采取措施改善管理而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之后，便决定收回酒店经营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不能让刘成这帮人继续糟蹋我的酒店了。

刘成虽然缺乏热情，想放手椰林酒店，但他又不甘心被黄老板赶走，他当初可是给李总打过保票的，何况那一阵子肖卫东不断扬言，说李总把他赶走，却给椰林酒店安排了一个平时不去上班的经理云云。李总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刘成也想拖一拖，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脱身。

但黄老板对海方集团这种既交不了承包金，又不退出酒店的态度十分恼火，他派人把进出酒店唯一的一条路给挖断了，李总这时才不得不同意交回酒店经营权、召回刘成。也许是为了找补用人失察所丢失的脸面，李总事后决定把集团在椰林酒店的投资权益划转到同属海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的海南海方公司，并委任我出任椰林酒店的董事，至于由谁当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李总让我与黄老板协商。这实际上是李总甩包袱之举，试想一下，如果酒店经营良好，收益丰厚，李总会不会划转这笔投资权益给我们？我想大概率不会。

这也是海方集团面对椰发企业的认输之举，表面上由我接替刘成，实际上是黄老板赶走刘成。黄就此拿回酒店经营权，而让我与黄老板协商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当我拿着海方集团的红头文件找到黄老板时，黄眯起他的小眼睛，十分冷淡地说：“你们更换董事可以，但你转告你们集团公司的李总，让他先来召开股东会，研究解决酒店亏损如何处理的问题。”

李总曾给我交代过，集团在椰林酒店的投资已不可能取得什么回报，但我们不能把老本赔进去。他让我今后以新任董事的身份参与、监督其经营。对于黄老板提出召开股东会的建议，李总没有积极回应。我想，也许是亏损问题令他感到头痛吧。黄老板是个你做初一他一定做十五之人，后来，他就单方面把酒店承包给一位个体户经营，过了不久，经营状况竟然明显好转起来。

我把这个新情况告诉李总.李总这才着急了，他要我带着肖卫东、刘成一同奔赴三亚，和黄老板交涉有关问题。见面会上，我们一行反复强调海方集团的巨额投资权益应受尊重和保障，但黄老板请来了会计师，说酒店在肖卫东、刘成负责经营期间已造成巨额亏损，按照合作章程，双方理应共担风险。

肖卫东、刘成均是当事人，有诸多理亏之处被黄老板抓住，面对椰发企业提出的问题，尴尬地不知如何作答。

“你们是不是请示一下李总，让海方集团把你们弥补亏损的钱汇过来？以后咱们再讨论下一步的经营问题。”

双方最终也未达成共识，我的董事职务后来也悬在空中，海方集团与椰发企业从友好合作开始，到互相扯皮结束。我的經验告诉我，那800万投资打水漂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椰林酒店像一个舞台，不同的人轮流登台表演。现在，那个老旧的酒店早已被拆除，被一个别墅区所代替。黄老板退休的第二年就因心梗去世了，再过三年半左右，肖卫东也因脑溢血步其后尘，两人享年均六十开外。刘成则后来辞职下海，据说开了个典当行。

黑脸法官

纵横商海，明争暗斗，有时候的争斗是当事方在私下进行的，但有的时候却不得不拿到法庭上进行。而一旦上了法庭，主动权往往就转移到了法官手上。试问商海中人，谁又没有当过原告？谁能保证自己就不当被告？当原告初一，当被告十五，初一也罢、十五也罢，谁能不跟法官打交道呢？

我在海南海方公司任职期间，曾经两次遇到辖区法院的吴志能法官。与他打过交道的原告和被告不约而同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黑脸吴”。据说，这是因为吴法官的脸黑、做事也黑而得到的馈赠。社会上与他有着一样心思的法官还有不少，于是便有了“吃了原告吃被告”之說。

我第一次当被告的时候，主审法官就是“黑脸吴”。不过，那一次我始终没有与他直接见面，因为我把所有的应诉事务委托给徐律师全权代理了。我不出庭的原因，并不是我有意蔑视法庭和法官，而是我对那个原告有些不屑。

原告叫闫勇，他想炒买我们海方公司梅园新村楼花的时候，海方公司已经把计划推出上市的楼花全部预定给一个有实力的买家了，后来闫勇托我在规划局的一位朋友说情，希望调整两套给他，我碍于朋友的情面，不得已才照顾性地另外拿出两套给他，随后也与闫签了合同。

可是闫勇没有炒家的素质，他是见别人炒房赚钱眼红了，才依样学样地跟上来的。他脑子不活，动作也慢，楼花在别人那里会见机出手的，他对市场缺乏敏锐观察，把房子死死地抓在手上，等房地产价格暴跌的时候，他的20万元首付款自然就被牢牢套住了。

对于有经验的炒房人而言，输赢本属正常事，可是闫勇输不起，他先是找我退房，后来又搬来我的那个规划局的朋友说情，但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了，我不能因他一人而坏了公司规章，因为来炒我们海方公司楼花的人很多，都像他那样退款的话，海方公司非倒闭不可。再说，我要是出于人情面子而随便答应炒家退房还款，干这等损害公司利益的事，那我的位子恐怕也坐不稳当了。

闫勇见求情不成，又不忍心20万元打了水漂，于是就在区属法院把我们海方告了，说海方公司的广告不实、无力履约等等，要求退还他已支付的首期房款本息。

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海方公司为了使众多炒家无法抓住违约的把柄，不顾市场变化，一直抓紧施工，而工程进度和质量令所有炒家无话可说。

鉴于这一点，加之闫勇的诉讼金额不大，我还有别的大事，就没有太在意这个案子。另外，我也坚信海方没有违约，徐律师的专业能力也很强，胜诉应该是唯一的结果。

可是第一次开庭过后，徐律师却不无忧虑地说，闫勇搞了不少伪证，而且与吴法官的关系有点“那个”，形势对我们颇为不利，末了他悄悄建议说，要对“黑脸吴”公关一下。

我对徐律师的建议不以为然。后来我一来太忙，二来实在不想对法官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公关工作，加之我们海方公司也算财大气粗，对二十来万的案子劳神费力亦觉不值。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判决结果被徐律师不幸而言中。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说海方无力履约，限令海方退还原告房款本息，且对方不等我方上诉，便以诉讼保全为名从海方公司银行账户冻结了25万元。

而此时此刻，梅园新村早已拔地而起，一片半截子楼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建设，工程进度每天都在刷新，任何一个睁开眼睛说话的人，也不会说我们海方公司无力履约。

我算是第一次领教了“黑脸吴”之“黑”。

过了挺长时间，第二场官司接着又来了，我又被送上被告席，原告是承租我们海方公司商业楼开夜总会的马原马老板，而主审法官又是“黑脸吴”，真可谓冤家路窄。

我与马原签过一份租赁合同，后来因财务部建议说不如改为名义上的联营合同，说这样可以避免缴纳租赁税，我于是接受了这一建议，与马原又补签了一份联营合同，且去办了公证。娱乐业兴旺的时候，马原每次付款都很积极，如今生意萧条了，他不仅交不了钱，反而要求我们海方公司共担风险，说这是在联营合同中有条文规定的。如此一来，海方公司的房被他们白用不说，还得弥补他们的经营亏损。

这个项目涉及年租金上百万元，在90年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我不得忽视，再说我也不想再受输官司的窝囊气，我只好接受别人“做做吴的工作”的建议。

海口不大，我实际上没有费太大力气就把吴请到了酒桌上，一来二去之后，我还邀他不止一次地光顾过歌厅。一次酒兴上来时，吴法官主动提及上次海方公司与闫勇的官司，说：“张总上次一直没有露面，我还以为你这个大老板根本不把我吴某人放在眼里呢。”

“哪里，哪里，怠慢兄弟了，我是太忙，哪能小看吴法官呢！”我拼命自找台阶，努力消除他的心理影响，尽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没有所谓，你判得没错，闫勇也只是拿回自己的房款而已。听我这样说，吴法官显然有些释然。“是呀，闫勇是个人，你们海方家大业大，你就当救济穷人吧！”吴法官说。

“我还得感谢闫勇，他让我认识了吴法官，这不是歪打正着吗？”我忙附和着他。吴法官这会儿嘿嘿地笑了。我看得出来，吴志能这时已经表达出来想与我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毕竟这时的海方公司确实已是家大业大了。吴法官尽管帮过一回闫勇，但也没有必要一直与我们为敌，尤其是我们也给了他台阶，给足他面子。

在这种情况下，吴法官对我们与马原的官司在诉讼策略上提了一些建议，后来我与徐律师商量，海方公司首先申请公证处撤销了对名义上的联营合同的公证，理由是合同内容不符合联营条件，另外，还找回了第一次签订的那个租赁合同以及马原依照此合同支付租金的会计凭证。

开庭的时候，吴法官坐在高高的法官席后面，由于他身材矮小，这会儿便只露出小半个身子和突出的黑脸，他说起话来冷冰冰的，给法庭平添了几分肃穆的气氛。马老板及其代理人开始还为自己的诉讼请求不停地诡辩，但在吴法官几次打断他们过后，也便老实下来，而在海方代理人出具了租赁合同及其撤销联营合同公证的证据后，便彻底认输了，最后马原可怜兮兮地提出调解要求，说市场低迷、娱乐业每况愈下，希望海方公司降低租金，令其渡过难关。

我见马原说了实话，且考虑到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坚持原有价格也不现实，便同意马原按80%付租，最后在吴法官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在此之后，吴法官像帮了我们海方公司大忙似的，有时候借车用，有时拿来一堆发票让给他报销，有时候请什么客人吃饭也让我派公司的人作陪，末了买单的任务自然又落在我们头上。

马原打了一场官司，把房租降了下来，可还是我们的租户，还要经常拜见我这个房东。当他不用吴法官时，却用吴在他那边吃拿卡要的故事讨好我。“吴在我的歌厅，连小姐的小费都挂账处理，最后还不是我给陪他唱歌跳舞的女孩子把账填上！”马原一肚子苦水，“张总，以后有事咱们俩商量，打官司只对法官有利！”马原彻悟了，我也不得不对他的说法深以为然。

我离开海南以后，与吴志能便断绝了往来。一来没有了在他那儿的官司，二来与他实际上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这种“朋友”关系因“事”而结，因“无事”而了。

前不久有朋友从海南来，我们见面吃饭，聊起海南往事，他说吴志能法官前些年就已经“进去了”，说当时检察院的人去他的办公室把他抓走了，事后在他家里搜出了数百万元现金。“我早就看这小子要出事，现在果然出事了！”朋友补充说。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不感到突然，二不感到惋惜。

掐指一算，吴志能该到了刑满出狱的时候了。真不知人生之起伏，从法官到囚徒，从囚徒到百姓，他将如何应对自己的一日三餐，又该如何看待清风明月。

朝里有大哥

在中纪委《反腐永远在路上》的专题片上，有一位西南某省的政协主席余富贵（化名），作为腐败典型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他无比痛悔地表示：“我不缺吃不缺穿，可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埋你呀！”

他因涉贪数亿，被判死刑，转为无期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民间对此刑期的通俗表述是：“把牢底坐穿！”

我想说，这位前省部级高官的人生真的被金钱埋葬了。他是从省政协主席位子上退休两年后被查办的，之前他担任过该省省委副书记，再之前他担任过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琼山市的市长和书记。他曾被海南官场誉为当遍了海南三大城市一二把手的人。在到海南之前，他还在北方某县担任过县委书记，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高位的成功者。

余富贵为官几十年间，身边总有一些老板朋友，还有一些鞍前马后的小兄弟，其中有一位名叫丁二宝。

我任海南海方公司总经理时，与丁二宝打过一些交道。

那是1991年初冬的一天，一辆崭新的皇冠轿车停在我的办公楼下，不一会儿，销售部的小美带着两位三十多岁的男士到我的办公室，说是想买房，让我给他们优惠一些。

我们公司的资金充裕，剩余的住宅本想卖个好价钱，我便给他们讲了许多理由，想就此搪塞过去。这时，丁二宝笑着说：“张总，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刚来海南，你就当作是给我和我表哥一个面子。”他说着，随意指了指同伴。

丁二宝的同伴一直没有说什么话，这时蛮自信地掏出名片，单手递给我，我一看，才知对方是省政府的秘书。丁二宝补充说：“我表哥在包副省长办公室。”

我知道了对方有背景，何况包副省长正好管着我们基建口，我于是便卖了一个人情：“你怎么不早说呢？那好，我给你最优惠的价钱，你可以挑最好的房子。”

交易结果令丁二宝和他表哥挺满意，我也多了这么一个有背景的邻居。

丁二宝说他在唐山时给领导开小车，这个领导调到海口这儿当副市长了，就是余富贵余副市长。

“既然我们老大来海南了，那我还待北方干毛呀？”丁二宝大大咧咧地说。

丁二宝说这些话的意图很明显，无外乎有两点，一是想让我瞧得起他，二是云遮雾罩地说要和我合作干一番事业，并暗示到时候余副市长会帮忙的。

丁二宝当时的衣着还挺朴素，和沿海城市人的着装有着明显的差距，但他有副市长和副省长秘书撑腰，自信心爆棚。

丁二宝人住新房后，我们见他的门口经常停有轿车，来往的人也神神秘秘的。时间不长，丁二宝送来一叠康泰歌舞厅的优惠券，说：“张总，我把康泰承包了，招来一批小姐，挺靓，有空来玩，包你满意。”他这时衣着已很时髦，戴上了粗粗的金项链、金手链，说话就笑，一笑就露出因抽烟而泛黄的牙齿。

我有天陪外地来的客人去了康泰，丁二宝把歌厅的小姐全赶到我们的包房里，笑嘻嘻地说：“挑、挑、你们挑，没关系，别不好意思。”

我的客人没有挑，随意留了3位，其他人怏怏地鱼贯而出。

唱歌时，我发现丁二宝的表哥也在，他在大厅当麦霸，一曲又一曲，一会儿《我的中国心》，一会儿《我是中国人》，他不再像平时那么严肃，很放得开。我过去与他打招呼时，他还特意让丁二宝拿着半瓶白兰地，一定要和我喝一杯。他肯定是这里的常客。

丁二宝当了歌厅老板后，住处的小姐来往就多了，他表哥和余副市長也时常出入他的住处，我们见惯不怪了。只是有天在他的阳台上，蹲着一个衣着极其普通的中年妇女，不停地哭，令我们纳闷。后来在楼下碰到丁二宝，他倒无所谓地说：“那是我老婆，我说只要离婚，老家的房子、存款，包括儿子全给她，她还不同意，真是的！”丁脸上一直堆着笑。

“你小子喜新厌旧！”我说。

“谁不喜新？你不？”丁颇不以为然，“不瞒你说，我表哥也在闹离婚，余，余副市长，唉，不说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不知道丁二宝后来怎么了结他的家事，只是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老婆的影儿，不久，丁的住处就有一个年轻的女主人，样儿当然蛮靓丽的。

一天，丁二宝来找我，说他想承销我们正在建设的梅园新村住宅楼，正好我们也想整体转让该楼，用回笼资金保重点工程。我在召开公司领导会议研究后，决定与丁二宝成交。

丁二宝于是把唐山的几个银行行长请来海南，转了一圈，又是听歌，又是桑拿，用丁的话是，让他们当了一回神仙。他想向他们贷款，用贷款支付我的楼款，但行长们一去不复返，丁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后来彻底没影子了。我们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只好与石化公司成交了，石化为此大赚一笔。我再见丁二宝，就调侃他几句，他也只是露出黄牙笑笑。

海方公司有一个颇重要的项目须包副省长批准，我找到丁，让他通过他表哥疏通一下，丁一口答应下来，但事情办得一点儿也不顺利，丁还不时给我吹风说，他表哥与表嫂分居了，新房没空调、没家具等。我想到公司的事儿重要，也就答应帮帮他表哥。后来我兑现了承诺，丁二宝也送来省政府的批件。

1992年房地产热的时候，丁二宝转让了歌舞厅，大肆炒房，从他频频换车就可以看出，这小子发达了。

丁二宝的表哥后来也下海了，据说是被包副省长开走的，他假借这位省长的名义干了不少事。他连海口也待不住，去三亚开了一个公司，丁二宝笑着跟我说，他表嫂太厉害了，他表哥不敢在海口露脸。

我隔了一段时间再见到丁二宝，他趾高气扬地说，他在熊谷组开发的银谷苑高层住宅中，包销了一栋。当时，银谷苑因其品牌效应，已成为当地房地产的“龙头股”，丁能包销一栋，牛皮得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房地产热降温，丁二宝就急了，他把自己前期赚的钱，还有大笔银行贷款，全押到银谷苑里去了。那一段时间，我见到丁二宝时，他总是火烧火燎的，连说句闲话的工夫都没有。他那部漂亮的灰色宝马，整天像从赛车场下来似的，碰得到处是伤，还老糊着泥土。

我预测丁二宝会和其他大炒家一样，把一夜赚的钱，再一夜还回去。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丁二宝有别人没有的招数，他化险为夷，很快又露出了笑脸。有天在一个宾馆咖啡厅见到他。“我已经脱手了！”他得意地对我说，“熊谷组开始不肯退，余副市长亲自约他们老总吃了一餐饭，当面给他打了招呼，嘻嘻……”

“怎么样呢？”我探寻着问。

“原合同作废，我用自有资金折成房子，银行贷款部分悉数退还。”丁二宝习惯性地露出黄牙笑着，“我现在成了银谷苑最大的房东，这总比让别人没收已付款、中止合同强得多吧！”

银谷苑入伙的时候，丁二宝搬了进去，他请我参观了他的新家。那时，他的新夫人已身怀六甲。而聊到他的老婆，他说离了，后来再补了一笔钱就离了。

因工作关系，我调离海南后，就很少见到丁二宝，从报纸上得知，余副市长已调任三亚市委书记了。

有位熟悉丁二宝的朋友说，丁二宝已成大富豪了，他的新夫人当了银谷苑有名的收租婆，而他在三亚市承包了大批市政工程。

“能不发吗？”朋友问我。

“是啊，能不发吗？”我也自问。

丁二宝被一大帮做生意的人羡慕嫉妒恨，直至省政协原主席余富贵被判重刑为止。

丁二宝作为余富贵的白手套之一，抛下妻儿，也跟着余富贵，在余曾任职的西南某省吃牢饭去了。

相比这位大哥，丁二宝算是幸运的，因为十余年后，他在七八十岁时，可能出狱。

我们王总

深圳海方集团计划筹建海南分公司的时候，海南建省尚且是个内部消息。集团公司领导安排市场调研小组要去海南考察，负责人是集团投资发展部的王树人部长。

王部长是海方集团公司的元老，五十多岁，以脾气暴躁著称，常常看不惯别人的言行，但他颇受集团领导们的器重，这是因为他的脾气从来不向上边使用，何况他有事没事总爱往领导那儿跑，有话没话都要聊上几句。

我作为海南分公司筹建小组人员已经提前派驻海口了。这时就成了调研小组当然的接待人员。我想把王部长一行伺候得好一点，心想，不仅让他们对海南的发展前景满怀希望，也对我们筹建处工作人员希望满怀。

可我没有想到，先是入住酒店为了房间空调噪音的事就不顺利，再是在观光的途中车辆又出了故障，致使王部长一行十分不快。当然，大热天在椰子树底下等候修车的滋味确实难受。同行的人中，其他人还能给作为东道主的我留些面子，只有王树人部长，一会儿把海南骂成“这鬼地方”！一会儿恼怒地对着我们喊叫：“你们这些人，能干好什么？”

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个月后，集团公司宣布王树人出任新成立的海南海方公司总经理。据说，这一人事变动是王部长频繁出入于几位老总办公室的结果。

王树人上任后第一次召开职工会，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他的发展大计，信誓旦旦地要带领大家迎接辉煌的未来。说到个人动机时，他说：“我不贪图安逸，否则深圳的部长位置比海南这个分公司总经理舒服多了。”

这一点我相信，相比深圳的高楼大厦，80年代末的海南，我们的吃住、办公都在租来的民房里，可谓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位朋友曾开玩笑地说：“一来你们公司，见门前这番景象，还误以为这儿是废品收购站哩！”

大家改称王部长为王总了，私下里议论说，既然王总有心艰苦创业，那咱们就信步跟上吧。好在闯海人中，大都是些不安于现状的角色。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总的长处和短处我们也就见识多了。王总挺会公关的，他常往省政府跑，嘴里也常挂着省长、厅长的名字。当然，这使得他在财务处报销的应酬费以惊人的数额上升，同时也令我们见识到他的公关成果。比如，王总申请到进口轿车的免税指标，并很快坐上了公爵王小轿车。

公爵王基本屬于王总的专车，别人无权享用，一天有位职工的妻子要赶飞机，王总正好出差在外，这个职工急忙找到王总的司机，让他跑一趟机场。司机却说：“王总说了，他不在，车不能动。”话毕转身离去，无奈，这个职工只好打的走了。

可是叫人看不过眼的是，公司两个年轻的女秘书——小刘和小林很快就打破了用车的规矩，她们有时陪王总外出，有时说王总安排她们办事，但时间长了，她们也就懒得找借口了。

一天，刘秘书要去海边游泳，让司机送她，司机在麻将桌前激战正酣，就不想去，不料，小刘站在楼下高喊：“王总，王总——他不去嘛，你给他说说嘛！”

司机一听刘秘书大声告状，连忙推开麻将，乖乖伺候刘秘书去了。他虽然平时也牛，但自知牛不过秘书小姐。

公司的人，慢慢从谁离车近谁离车远，看出了王总的用人之道。

显然，王总把小刘、小林视为他的得力干将了，大小事都交由她们经手，可小姐们却并不那么争气。据王总身边的人透露，有次王总带刘秘书拜会省领导，小刘像个贵族格格一样，一手插进裤袋里，一手懒懒地伸向省领导面前，搞得王总十分尴尬，事后王总说小刘太没教养；还说小林更是离谱，王总带她与港商见面，她却与港商眉来眼去，像个三陪女似的，王总批评她损害了公司的形象。

我们听了这些传言，以为王总早晚会调整一下用人政策了，谁知王总自有王总的方法——他在周末带着两个秘书从海口去三亚了，说是做做她俩的思想工作。

不过，王总偶尔与我也有单独活动的时候，一次香港某公司邀请我们赴港考察，我把邀请信呈给王总时，他随即吩咐说：“行，你去办咱俩的护照。”

到了香港，港方十分热情，晚上设宴款待了我们，饭毕又请我们去名人夜总会，还让妈咪给我们一人安排一个小姐。夜总会的灯光暗暗的，周围的环境也充满浪漫气息，在浑身散发着香气的香港小姐身边，我虽然拘束无比，但还是想好好见识一下这花花世界的真面目。然而遗憾的是，王总一进来就沉默寡言，待坐一会儿后，便起身告辞。王总起身一走，我也只能紧随其后，让那两个想赚取小费的午夜女郎一脸的失望。

回到住处，我百无聊赖，买了几本杂志打发时间，王总说他累了，回房睡了。

深夜的时候，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竟是王总夫人打来的，她问王总去哪儿了，我说在房间，她说那为什么打了多次都没人接电话。我说你等等，我过去敲门，敲了半天，确实无人应声。我只好过来告诉王夫人，王总可能外出办事了。王夫人颇为不快：“这么晚了，还办什么事！不是规定在香港不允许个人单独行动吗？”

第二天王总知道夫人来过电话，颇有几分尴尬地说：“我下楼一趟买牙膏去了。”我心想，酒店配备的不是有牙膏吗，王总找这个借口，到底想要掩饰什么？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王总熟悉的省领导调走了，“海南热”骤然冷却下来，王总这时回了一趟总部，说家中离不开他，要求调离海南。

王总如愿走了以后，海方集团公司让我负责海方公司的工作，这时公司的账面上，除了两块尚未付完地价款的土地外，只剩下几十万元了。上帝保佑，我的运气不错。海南低潮时，我转让了上述两块较偏远的土地，又另在市中心购买了两块土地，从银行贷了一笔款，开发了两个住宅小区，房子竣工时，又赶上地产升温，于是大赚了一笔，事后我还获得集团公司的表彰。

王总后来随总部的客人又来过海南一次，谈到海方公司的发展业绩时，他对其他客人说：“现在看来呀，我们当初在海南的基础没有白打。”

闲下来聊天时，王总饶有兴致地与老部下们说到小刘，他说小刘嫁给了当年来海南的那位港商：“我原来以为港商只是玩玩的，没想到他们真结婚了！”

而说起小林，他则有些痛心疾首地叹息：“不说那丫头了！”背后像是有故事，但是什么呢？难免叫人起疑。

比我年长的副手

海南海方公司作為深圳海方集团的下属企业，干部的任免权归于集团公司一把手。

海方公司的王总在海南任职不长时间，就被集团公司调回深圳总部，回任投资发展部经理了。

集团公司的李总这时兼任海方公司董事长，他人虽在深圳，却遥控指挥着海方公司的一切。

李总想找一位信得过的人接替王总的空缺，就把他原来在长沙的同事胡一民、孙茜夫妇调入海方公司，意图是让胡一民接替王总的职位。

但此计划遭到海方集团于董事长的反对，他说李总调胡一民夫妇到海方公司没有给他打招呼，现在又想任命胡一民担任一把手，如果此时不加阻拦，海方公司今后岂不成了李总独自漫步的天下。

后来于董事长和李总达成妥协，即由我担任总经理（之前我任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此为升职），由胡一民出任总工程师。

来海南之前，我在海方集团总部曾给于董事长当过秘书，他觉得我怎么说也要比李总的前同事胡一民要放心一些。而李总私下给人说，于董事长是通过我给他主管的海方公司“掺沙子”。

胡一民的夫人孙茜是他的大学同学，胡学建筑专业，孙学给排水专业，此时都持有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公司的员工平时分别称呼他俩胡工、孙工。

胡工戴着黑框眼镜，平时不苟言笑，看上去高傲深沉，可是孙工却与之相反，她不仅不用眼镜，而且两个眼睛很大，人也白皙，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有人传言，说李总之所以调胡、孙夫妇来海南，与李总对孙工有特别的好感有关。

孙工的优点是工作认真勤奋，缺点是爱说闲话。每每聊起天时，她好像就从知识女性转变成为卖菜的大姐了。

据有的员工反映，孙工曾经说过，我当总经理只是一个临时过渡，李总最终还是要让他们家老胡负责海方公司的。

我听了这种反映，心里当然不愉快，也由此对胡一民夫妇多了一份戒心。

胡一民虽然有五十多岁，中等身材，也许是平时缺少运动，浑身显得虚胖。

他们夫妇刚来的时候，胡一民曾摆出过即将出任公司领导的架势，又是找职工谈话，了解情况，又是外出调查研究。就是和公司的小青年在一起闲聊，也每每表现出领导者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幽默感。那时我的职位还只是公司贸易部经理，年龄比胡工小了近20岁，因此，胡见了我，也称我为“小张”，我则尊称他为胡工。

集团公司人事部很快派员来海南宣布了对我和胡一民的任命。胡对于我位于他之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他过去在长沙时，曾担任过一个设计院的小头头，何况从许多迹象来看，李总对他可能有过什么许诺。

胡一民自此成为我的年长的下级，我也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胡凡事都尊敬三分，连称呼也率先由“胡工”改成“胡总”了。可他心里好像有个疙瘩，之前的笑容与幽默很难看到了。尽管他不再用“小张”来称呼我了，但也仅仅换成“老张”而已。这令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想想看，一个三十几岁的人，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称为“老张”，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他也许是不舍得给我的姓氏后面添个“总”字吧。

胡一民看上去十分无奈地履行着总工程师的职责。他在私下里，对我这个当兵出身且没有技术职称的领导时不时地要表达出不以为然，甚至散布什么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

终于有一天，我与他发生了正面争执，胡一民更摆出别人全是外行，只有他是行家的姿态，出言不逊。

“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不是买来的！”他高声喊道。

我当时十分难堪，我不能否认，胡一民的技术能力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待冲突平息之后，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召开了职工大会。会上，我郑重声明——我承认自己在工程技术方面是个外行，正因为如此，我们公司除了设置行政领导以外，还设有技术领导，总工程师就是技术领导，所以，我要求胡一民总工程师切实负起责任来，把工程技术工作抓好，否则，我要追究失职者的责任。

胡一民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会担起技术总负责的责任，但他会后却对人说：“老张太狡猾了！”

后来胡一民害怕在自己分管的范围出现差错，被我抓辫子，处处小心谨慎，工作倒还认真负责。

我当然无心抓什么人辫子，只是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工作方法。

但胡一民一有机会还在找我的茬。有次我去外地出差，胡一民临时代行我的总经理职务，他让小车司机送他去三亚，司机不从，两人便发生争执。司机年轻气盛，不仅顶撞了他，甚至还想打他。胡于是给集团公司李总报告，说我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我即使出差，也不让他用小车，还支持司机骂他打他。

我回公司后，问司机是怎么回事？司机说，他去三亚不是公事，而是约朋友去旅游，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一边，我因此不去，他后来骂我是你的狗，我这才忍不住回骂了他几句，要不是有人拦住，我非揍他一顿不可。

我认为司机做得不对，他不应该违抗领导命令，于是在员工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要他当面向胡总道歉。司机不从，我当即决定，请司机交回轿车钥匙，停职反省。

几天之后，司机承认错误，并向胡一民道歉过后，我才同意恢复了他的工作。

胡一民心里仍然不服，紧接着又向李总告了我一状，说我在购买公司办公室的时候，不按李总的指示办，超出规定四十多平方米，成交价也超出计划标准等。

我是在回深圳的途中，被胡告的状。因此当我走进李总在深圳的办公室时，李总铁青着脸，连问我几个为什么，末了还斥问我：“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领导？”

我平静地说：“李总，如果没有猜错，有人又向您打过小报告了，只是这小报告与事实不符。”

我拿出手中的材料，送给李总，并介绍说，购房一事，我仅仅与人签订了一个意向书，而超出规定标准的原因，是人家一个单元最小也超出我们计划四十多平方米，我们无法要求开发商削足适履以符合我们的面积；关于价格，那是因为市场价格正在走高，再过几天，说不定这个价格还买不来呢。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有待于李总您最后拍板決定。

李总听了汇报，觉得我并未出格，也便同意了我的建议，几个月后，房价涨幅达到我们购买价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大家一致认为我干了一件漂亮事。尔后听别人说，李总曾在电话上批评过胡一民，说以后汇报工作，情况一定先搞清楚，免得令领导尴尬。

我在担任总经理一年半时，公司就开始扭亏为盈，为此，我还获得集团公司“优秀管理者”的称号。

胡一民慢慢也转变了态度，不再对取代我抱有希望，开始甘心当我的副手了，且凡事都客客气气，对我的称呼也升格为“张总”了。我当然也不计前嫌，大会小会也都把他当作公司的领导之一，请他讲话，发表意见，要是遇到公司重要宴请，也一定拉他与我同坐一端。

只是不知为何，胡一民对李总疏远了很多，李总退休后来海南度假，胡、孙夫妇竟借故有事而未去探视。他俩私下发牢骚说：“李总说话不算话！”

肖云刚上岸

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晋商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看过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的人，都会感到山西人的祖上是有好商且能商的传统的，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基因，也许影响着一代代山西人。

肖云刚出生在山西运城，他大学毕业后没有多久就到海南了。他开始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我与朋友聚会时，他作为朋友聘用的助理角色忙前忙后，一来二去之后，我与他也就成了熟人。我比他大了七八岁，他称我张总，我则叫他小肖。场面上介绍对方时，也常常用“大家彼此都是朋友”来客套一番，但论不上有什么交情。

朋友说小肖为人精明灵活，有晋商遗风，他上的是师范学院，本该当老师的，但他抵御不了商海大潮的诱惑，决定在商海弄潮。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民下海经商风起云涌之时，海南作为特区大省，政府提倡，民间助力。肖云刚东奔西忙一阵子以后，向我的朋友提出辞呈，随后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新世纪有限公司。那天，他来向我报喜，还领着一个与他一般大的年轻人，说是他的合作伙伴，名叫杜斌。杜斌少言寡语，剪了个板寸头，穿着萝卜裤，看上去挺有个性。

我平时忙着自己公司的业务，甚少留意肖云刚在做什么，偶尔遇见他，好像他比我还忙。那时的海南，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但到底忙些什么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一年半载过去，我们海方公司由于有深圳海方集团支持，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这令我的感觉十分良好。公司有了钱，员工就建议改善一下办公环境，于是我们在海口金贸区滨江大厦买了半层楼，用作办公室。

在我们公司庆祝乔迁之喜的酒会上，我邀请了我的朋友，连带也邀请了肖云刚。肖在恭贺我们过后，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座大楼二层的商业裙楼我已经全买了。”

我十分诧异。我们是国有大企业，肖只是下海不久的小公司，他怎么能轻言买楼呢？何况气魄比我们还大——买了一层商业裙楼。

肖云刚看出我的疑惑，笑着解释说：“这不奇怪，别人炒房炒地，有的楼一栋一栋地买，我们仅仅买了一层，这没有什么。”

我由此知道了，肖杜联手，成了一对大炒家。而涉及炒楼，便难以按正常的方法评估其中的暴利了，有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多利润。

因为在同一栋大厦，肖云刚更像是大老板，我对他的称呼也将之前的“小肖”改为“肖总”了，肖云刚也只客气了一下：“张哥你叫我肖总就显得生分了！”

肖云刚后来一有空儿就上楼来我的办公室，聊他的五马长枪，说他们准备在二楼搞海口最大的KTV，预计投资2000万，一大帮前望海楼的少爷公主小姐已决定跳槽过来。肖云刚信心满满地说：“张哥有空可要多多捧场呀！”

年轻有年轻的优势，敢说也敢干。肖云刚说到做到，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名为“豪门KTV”的歌舞厅就开业了。那天，他们把整个大厦都打扮了一番，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歌舞厅的门口，堆满了各式花篮，铺设着一直延伸到大路边的红地毯，海口的各界名流，蜂拥而至，各种轿车挤满了停车场。杜斌为主，肖云刚为辅，两个人都西装革履，佩戴着雅致的花朵，穿行于酒会当中，频频与来宾握手、致意、寒暄。

我当然也以我们海方公司的名义，送了一对大花篮。稍后我悄悄问肖云刚，这么大的投资，回本预期要多长时间呢？

肖云刚的回答令我意外，“我们不想在这个项目上赚钱，只是用它公关、作局而已……”他的轻描淡写，使我大为诧异与疑惑。

随着“豪门KTV”的声名鹊起，新世纪公司也很快知名起来，杜斌与肖云刚同时成了名人。直到这时，我从表面上也难以看出他们到底会公什么关，做什么局。

但令我眼花缭乱的情况陆续出现了。

以新世纪公司为发起人，有石油、煤炭、钢铁等大企业参与的新世纪股份公司宣告成立了。这一消息是用省报半个版面刊登出来的。

我知道，此时正值海南股份化改制热潮，谁能完成股份制改造，并能尽快使其股票升高，谁就能获得巨额利润，而这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因为所有股票都是议价发行，况且高出实际价格很多倍。

肖云刚原来玩的是这等把戏，我不禁有些嫉妒和羡慕起来。

利润对商人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我于是打电话问肖，是否还需要增加法人股东，肖云刚委婉地拒绝了，他说他们董事会已经研究了，暂不吸收其他股东，他一个人实在不好坏了大家制定的章程。

我稍感安慰的是，新世纪的股票后来一直没有上市。不仅如此，在由谁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问题上，新世纪股东之间还发生了矛盾。有大股东说，由他们担任董事长理所当然，但杜、肖两个人不同意，理由是股份公司是由他们发起创立的。

好的时机稍纵即逝，当证监会下发了严格审核上市公司的文件以后，杜、肖的股份公司也便在一片吵闹声中宣布解体了。

祸不单行的是，娱乐业随后迎来一波萧条期，豪门KTV失去了昔日的豪气，这时他们不得不想着法子招揽客人。曾经口口声声说在KTV上不图回报的肖云刚，这会儿也不得不天天守在收银台旁，指望着每天万二八千的营业收入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支。

尽管如此，营业额也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就猴急了，为了留住客人，暗地里搞色情服务。一时间，豪门KTV的艳名高高挂起。

但公安部门“扫黄打非”开始不久，肖云刚就被收审了，理由当然与豪门KTV有关。我颇感意外，因为肖云刚平时夸耀说他在公安局里有大把哥们儿，这会儿怎么一个都没用上。

还好，肖云刚在收容所待了不到半年就获释了。

我再见到肖云刚的时候，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说他与杜斌分手了：“那小子胆子太大了！”他惊魂未定似的摇着头。

一天在我办公室楼下的东山羊肉馆请他吃饭，是为他压惊洗尘。他在酒过三巡之际，聊了许多他与杜斌从合作到分手的内幕故事。原来，肖云刚被收容以后，杜为了挽回公司危局，便以歌舞厅的财产作抵押，向内地信托公司贷了6000万，然后又去南京投资搞什么豪门高爾夫球俱乐部。

“这是好事嘛！”我说。

“可你不知道，豪门撑死了3000多万资产，杜斌这小子伪造资产评估，然后骗取银行6000万贷款。”

“这可是犯罪呀！”我惊叹。

肖云刚确实是应该害怕的。他想发财没有错，但他还不是一个敢赌命的人。在杜斌面前，他是个胆小鬼。

肖云刚说他已不是新世纪的合伙人了，他确实被杜斌的胆大妄为以及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吓破了胆，他颇有些自我安慰地说：“好在我没有参与这些，将来事情败露以后，也与我无关。”

此后，肖云刚告别海南，说是去上海浦东找找别的路子。他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方法，躲开了杜斌做的大局。

仅仅几个月之后，肖云刚所担心的事不幸被他言中了，报纸上登出了案情报道，六七个涉案者中确实没有肖云刚的名字，而杜斌却赫然列为首位……

几年以后，我在飞机场偶遇肖云刚，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沪上山西刀削面连锁有限公司，肖云刚，总裁”在总裁头衔下是座机电话、传真号码、手机号码、邮编、地址；名片背后，密密麻麻印满了总店和第一至第十分店的地址。

“行呀，肖总裁，你成了面馆大王了！”我称赞道。

“过奖了张总，经过反思，还有我去五台山抽过签，最后我下决心改变初衷，觉得做生意还得踏实地做产品、做服务为好。我们山西人的优势是会做面，能开店！”肖云刚的口气与当年在海南的年轻气盛已有天壤之别。

由于时间匆忙，我们来不及多聊，简短的会面，我看得出肖云刚的志得意满，不由得联想到还在监狱中的杜斌，心中涌出一些感慨，海南潮起潮落之间，有的人沉入海底，有的人及时上岸。这一切，考验的可能是自我控制的内功矣！

商海波涛，人欲横流，谁是一时之枭雄，谁是一世之英雄，时间会给每个人答案。

海鲜仔起伏

我和罗右平仅仅见过一面。有一天晚上我陪国联公司的牛总去观海酒店歌舞厅消遣，迎宾小姐带我们找位子坐下来以后，牛总问一位他好像蛮熟悉的服务生：“罗仔在不在？”

“罗仔？啊，你问我们罗总吧？”服务生笑着反问。

“是的嘞，就是你们的罗总啊，你去叫他过来。”牛总原在政府工作，后来下海了，他的社交极广，全海口的人他好像都认识。我和他外出，他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熟人朋友。

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老板模样的青年人就满面笑容地走过来，非常热情地握住牛总的手说：“啊，牛老哥哥大驾光临，你怎么不事先给小弟打个招呼呢，我也好给你安排一下。”

牛总把来人介绍给我，说这位是观海酒店的罗总。

罗总个头不高，脸圆圆的黑黑的，上嘴唇留着细细的小胡须，穿着深色西装，扎着花领带，一派老板模样。但他走路有点跛，好像脚部有点残疾。

那天晚上，罗总特意安排我和牛总到一个挺大的包间，还请来两位小姐陪唱陪舞，中间又送来啤酒果盘等，末了我要结账，也被罗总拒绝，他说：“牛老哥哥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今天能光临我这小店，是你们给我阿罗的面子，我还收你的钱？！”

牛总笑着示意我算了，说罗老板现在发达了，也不在乎这一个单子。

我和牛总早就是常来常往的老朋友，之后从他的口中就知道了罗右平的一些故事。

罗右平和牛总都是海南文昌人，老家在一个村子里。罗刚来海口时，在菜市场开了一个海鲜档。一开始，生意还不错，可是不久，他因为争地盘的事，和当地一些海鲜贩子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发生打斗。罗右平势单力薄，被人重伤了脚脖子，现在走路一颠一跛就是那次事件留下的印记。

罗右平成了残疾人，也有了同行冤家，此后就无法再卖海鲜了。但由于他熟悉海鲜市场情况，又对基围虾养殖有一些研究，于是就和几个海鲜佬合伙，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养虾场。

养虾场搞起来以后，罗右平就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时，他的基围虾在海口市场供不应求。

罗右平见虾市前景巨大，加上自己已经积累了这一行的丰富经验，招牌与口碑都有了，他就决定扩大养殖规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他就以现有的养殖场作为抵押，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把养殖场扩大了两倍多。

可是不幸的是，就在他投入巨额资金即将收获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强台风（多年不遇），把他的养殖场彻底摧毁了，价值数百万元的虾苗回归大海，罗右平再一次尝到了生意失败的滋味。

这样，罗右平顷刻之间身无分文了，罗老板又变身成了罗仔。不仅如此，还欠了银行的巨额债务，合伙人对他也多方指责。

牛总说，他就是在罗右平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了他，并扶了他一把。他们公司当时正在筹建国联大厦，他开始安排罗仔在筹建处跑跑腿。

“我见阿罗这小子挺聪明，以后能成就一番事业，就有意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帮他。”牛总这样说过。

罗右平见国联大厦有许多分项工程，比如挖土方、拉运沙石之类，便向牛总提出他想承包。牛总在公司是说一不二之人，他答应了罗仔的要求。罗仔于是从国联大厦开工到竣工，承包了大大小小许多分项工程。罗仔对这一行本来不熟，每个项目拿下来也都是转包给别人干，但他从中却获得了丰厚利润。

罗仔有了一定积累后，就离开牛总，并对牛总说：“大哥把我罗仔重新扶持起来，阿罗一定要再大干一场，不然有负大哥对我的期望。”

罗仔再次起步时，走的仍是老路，只是他已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第一步，他在海口码头附近开了一个海鲜批发市场，他从渔民和养殖场直接进货，再包干供应各大酒楼、餐厅，海鲜价格取中，不牟暴利。这一招还真灵，一时间批发市场异常红火。

银行这时找罗右平讨债，罗不愿还，强调说，生意刚有转机，如果此时还债，他便没有了生蛋的鸡。他要求银行先放水养鱼，并表示等他发展起来后，一定清偿债务，哪怕承担高息也行。银行见他的批发市场发展势头不错，也便只好给他办理了贷款延期手續。

罗右平发展的第二步，是在批发市场的楼上开了一个平价海鲜酒楼，这个酒楼以海鲜品种齐全、价格低廉而取胜。开业不久，即一炮而红，一时间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型食肆。

牛总和我光顾过的观海酒店，是罗右平第三个杰作。这个酒店原是海南农垦系统的一个招待所，建筑规模不小，但装修陈旧，经营管理不善，每年不仅无利润可言，还常常亏损。罗右平得知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从农垦手中租赁下来，一租就是15年。之后，他拉进两个小股东，在招待所的基础上，重新改造、装修，并更名为观海酒店。观海酒店位置好、设施齐全，很快就知名起来，此时的罗右平，已被成功的光环笼罩。牛总这时说起罗，就这样讲：“阿罗成功了，可我反而不去找他，我这人就是这样！”

海南炒地热的时候，罗右平也大展拳脚，据说，他赚了不少钱。不久，在海甸岛一个名叫世纪国际的大酒店开始装修。这个正在装修中的酒店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牛总说，这个酒店是罗右平搞的新项目。牛总在说这事的时候，仿佛对罗有了一些微词，心里有些酸酸的样子，可我对罗的三级跳式的发展确实有些羡慕和嫉妒。

然而过了不久，牛总却告诉我，说罗右平被抓起来了！原因是他在炒地过程中大肆行贿。现在，他的非法所得被没收，而且检察机关正在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这个消息传出以后，世纪酒店的装修就停止了，观海酒店也宣布更换了老总。

两年后，罗右平的案子还未了结，却有一个姓韦的处长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五年徒刑。据说，韦就是因为涉及罗右平一案而东窗事发的官员。还有人说，罗被捕以后，总想着韦处会设法救他，开始对韦受贿一事守口如瓶，可是过了两年，罗仍未见韦保他的动作，便对韦的“不仗义”心生怨气，于是便把韦受贿一事和盘托出，心想，既然有福同享，那就有难也同当吧。

后来，罗右平的刑期比韦处长多了一倍，因为他对另外的官员也有行贿的罪证。

现在的罗右平已经出狱了，他回到了老家文昌，仍在办养虾场，只是规模小，没有雇员，全由家庭成员打理。

养虾场的主人也换作他的儿子了，罗右平的脚疾更严重了，出门要用轮椅，他儿子为他请了24小时护理人员。

依我看，做企业有大小之别，大如老虎小如猫。老虎虽然威风，但吃食不能太少，而猫是老虎的袖珍版，好在只要有一点食物，哪怕是老虎的零食，它都不会死。

空姐下海

香港著名影星兼歌星钟镇涛（阿B）在新婚蜜月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娶老婆回来就是为了宠她的！”

被宠的B嫂章蓉舫十分年轻，漂亮得艳压香江，就是那些当红影星在她面前，也显得有些黯然呢。

显然，这对俊男美女的爱情一度羡煞旁人，但这个美丽神话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B嫂章蓉舫炒楼失败，连累老公B哥破产，两人不久离婚。

也许美女向来不缺追求者，恢复单身的章蓉舫改名为章小蕙，转身投入外号“白头曼”的老板怀抱，可时间不长，白头曼先破产，后病逝。接着，有一位与白头曼年纪相当的富商又追到章小蕙，诡异的是，这位富商的命运很快复制了白头曼……

我写的主人公，是一位长相堪称翻版章小蕙的空中小姐，名叫莫倩。她比章小蕙个头更高，举手投足之间更显得干净利落，当穿上空姐制服，走在机舱过道时，美得好像一道光。

莫倩不久便辞职了，她说在头等舱结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她要学着做生意。

我那时担任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但我们海方公司的王总经常插手贸易部工作，美其名曰帮我们开拓业务渠道。

有一回王总直接和北京顺通贸易公司洽谈钢材生意，他安排我到北京找住在京伦饭店的莫倩。莫倩这时给我的名片是“大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当时正值隆冬，别人都衣着臃肿，她却穿着黑色皮裙、皮夹克，脖子上圍着白色纱巾，显得妩媚而英气。

我与她坐下来交换了彼此的情况之后我发现，莫倩是两手空空而来的。她一手拉着我公司，一手抓着北京路通，她自己只做中间人。

但她的能量不小，顺通公司围着她团团转，而我们王总对她的态度也和言听计从差不了多少。这不，王总派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把订金汇票送到北京，一旦完成签约手续，便可即时付款。

我仔细分析了买卖双方的合同，心生一些疑惑——我们海方公司动用巨资而可能获得的利润却少得可怜。反观作为中间人的莫倩，却凭着一张嘴，按规定竟可在双方买卖完成后，获得近百万元暴利。

莫倩从一开始就对我热情异常，相比过去那些在我跟前习惯于高冷的美女们，莫倩真是另类，我有点儿甘于被公关的冲动。她请我吃烤鸭、涮羊肉，我虽然一再告诫自己不可大意，时刻惦记着保护好身上的汇票，但也抗拒不了莫倩安排的吃喝玩乐。

与她的闲聊自然免不了，当我得知她竟然是河南南阳人，而那儿是我们部队师部所在地，我上教导队时，在南阳生活过两年，于是觉得莫倩有几分可亲。

原来，莫倩在东方航空公司当空姐时，认识了一个在深圳做生意的男朋友，她辞职后来深圳与男友同居了半年，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她与男友分手了。海南建省之初，她就告别深圳，独自来海口办公司了。

钢材生意在交款提货的最后关头，却因中央突然宣布严禁倒卖钢材的规定而泡汤，我有点儿轻松感，莫倩虽然失望，但脸面上表现得倒还轻描淡写。

回海南以后，我与莫倩就开始交往了。有一天，她让我去她的住处，说让保姆做了河南烩面，还是道口烧鸡，让我去尝尝。

她的住处在租来的一栋民房里，我在那里又碰到了一位同来吃饭的男士，莫倩介绍说：“这位是侯总，你俩认识一下，咱们以后可能常打交道呢！”

我大方地与侯总握了握手，算是彼此认识了。侯总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从头至尾没说什么话，我也特别拘束。

后来听别人说，那位侯总原来当过某省副省长，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被迫下台。大方贸易公司就是他与莫倩合作的。

不方之后，当我看到海口街头到处跑的、车身印着“大方出租汽车公司”字样的夏利车时，我对莫倩和她的大方公司真不敢小看。

那一阵子，常见莫倩与侯总进进出出的身影，后来侯总的风头越来越劲的时候，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位陌生的女子，莫倩由此离开了大方公司，重新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海南天宇公司，她是不是想用“天”杠子把“大”字压住呢。

与侯总散伙后，莫倩投资的天宇酒楼开业的时候，我作为应邀嘉宾出席。莫倩那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可谓满面春风，与莫总并排站在酒楼门口微笑着迎宾的竟然还有北京顺通公司的周经理。这令我想起泡汤的钢材生意，也使我体会到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境界。

那天，周经理豪气十足地与宾客喝酒，莫倩却面若桃花般反复感谢周的通力合作。后来，我去过莫倩的新居，她把房间收拾得极具特色，客厅里摆着高雅的藤器家具，还有各种式样的艺术品。我在那里常常见到周经理，他也常常从我进来到我离开，一直都安坐在藤沙发里，对我有很多礼貌、却很少热情。

半年以后，天宇酒楼却难以为继，我曾捧过他们的场，酒楼的客人也只有三三两两的几桌，而当我见识了他们的菜肴以后，心里也说，这种酒楼不倒闭才真见鬼呢？酒楼关门之后，听说莫倩和周经理还闹出了一场颇大的纠纷，他们没有把纠纷带进法院，却动用了各自不少朋友。纠纷最后如何了断的我至今不知底细，只是有次碰到周经理，听他抱怨道：“莫倩太不像话，事事都想坑人。”

为此我问过莫倩，莫只是脆生生地笑着说：“得了吧，你别听他胡说。”她凡事都表现得轻描淡写，仿佛对她来说永无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在心里向着莫倩，但每次莫倩提出与我做什么生意时，我便不由得想到周的话。

我接替王总担任海方公司总经理以后，鼓动莫倩在我们开发的白露花园买了一套住宅，由此我们成了邻居。但莫倩的房子平时只住着保姆，她一年四季都在外旅行，我曾问她怕不怕飞机失事，她不以为然地反问：“那怕什么。”不过曾听她叙述过自己经历的一次空难，她说当时飞机在跑道上断为两截，而她从断裂处跌落下来，竟安然无恙。我挺佩服她，但一直对她所说的到底是哪次空难而心存疑惑。

莫倩有天问我想不想买福利房，她说她的朋友负责此事，特意给她留了两个指标，她已订购了一套。我算了一下，价格十分优惠，到手后转让出去就有成倍利润，于是满口答应下来，而且很快交给她6万元现金作购房订金。

然而时隔不久，报纸上披露有人非法倒卖福利房，现在有关部门正在查处。

我打电话问莫倩，她不慌不忙地说：“你别听风就是雨，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想也是，既然一个女子都无所谓，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又慌什么。可是等人家公布福利房分配名单，上面根本没有我与她的名字。

再问莫倩.她说她的朋友答应以后退钱，可这以后下来，便是两年有余，中间我催过莫倩，她用不同的理由搪塞过我，而我又不忍对一个女子把话说得太重。

前年，我从海南回深圳，莫倩则又了断了一个不盈利的服装公司之后，说她去了北海，有一个与她关系不错的什么头头，在管什么港口开发。不久之后，港口的有关报批文件真的让她跑下来了，这时，莫倩就打算把项目炒出去。为此，她还让我在深圳帮她招商。

我把莫倩的材料给了一家交通运输企业的老总看过，那老总表示有兴趣面谈，莫倩迅速从北海赶来，见了面，先把我已失去收回信心的一半福利房订金递过来，并说余下的她继续帮我催。

但港口招商的事最后没有谈成，莫倩无功而返。

这以后我就很少再见过她，有一年中秋节前，她去澳洲前夕要到香港转机，途径深圳时，我请她吃饭，是为送行。她跟我说，她在悉尼要开中医诊所，且由知名老中医轮流坐诊。

“我后半辈子要赚老外的钱！”莫倩仿佛信心满满。

算起来，我与美麗的前空姐、翻版章小蕙交往时间不短了。她的行事作风，与章小蕙像又不像。此时此刻，她孑然一身，她那广泛的人脉关系，走哪儿哪儿都有朋友的人气，顷刻均消失无踪。但她说，悉尼那边的朋友等着她呢。

过了几年，莫倩从悉尼打电话给我，说她的诊所没有太大成功，但也能维持下去。

时间在飞快地流逝，亮丽而英气的莫倩离我越来越远了，她已不再年轻了，不知她现在成家没有，生活得怎样？

老九去哪儿了

老九姓刘，叶刘九荣。他在家排行第九，所以我们同年入伍的战友习惯称他为老九。当然，这与当年因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而流行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有关。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和老九一道从陕西关中入伍。开始，他在通讯班当通讯员，我在连部当文书。由于两人都在连长、指导员身边工作，所以我们俩的进步比在班排的战士快了许多。

入伍满一年后，我们俩同时入了党，之后又过了半年，连部上报干部苗子的名单上，就有我们俩的名字。当我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九时，他高兴地买来一包水果糖，说要与我一起庆祝一下。

但是后来我上了教导队，毕业后又顺利提升为排长，并被派到在北京担任施工任务的连队任职，而老九却因干部制度改革（未经院校、教导队培养，不能提干）而只好一直当着不再令他兴奋的“干部苗子”。

深圳设立经济特区以后，老九所在的连队被划拨到唐山的一个师，约两万多人，又集体转业到了深圳。原来已经准备复员回家务农的战士们（当然包括老九），奇迹般地成了深圳市民。这一命运的改变，不知令我们那两万多同兵种的战友高兴了多久，也不知令其他兵种的同龄人嫉妒了多久。随着深圳的声名鹊起，他们每每谈及集体转业之事，无不感到庆幸非常。

我在北京先当排长、后当新闻干事，本来是有一点身在北京的优越感的，但后来因为被迫转业西安而有了失落感。1984年底，当我出差到深圳，顺道去老九家作客时，这种失落感因为深圳的超前发展而变得更为强烈了。

那时，老九已从原来集体转业的那个建筑公司调入机关，成了一名机关干部（他是经过夜大学习而获得文凭，并据此转干），而且结了婚、分了房，夫人是广东汕头人，叫阿莲。

老九在家请我吃饭时，有六七个同年入伍的老乡作陪。当时他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还有21寸彩电、冰箱、双卡录音机、洗衣机、电话等设备，令我赞叹不已。当时觉得，一辈子有了这些，还会有所求吗？

酒席上，老乡们无不钦佩老九有能力，说他现在正儿八经像回事儿了。但大家甚少说阿莲什么，不知是因为阿莲长得奇瘦、皮肤蜡黄、样儿不佳，还是由于大家都不大能听懂她的汕头话，总之，仿佛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我返回西安后，一直无法忘记老九那套房子，而当时我所在的西安单位领导明确告诉我，你结婚也不可能分到房子的，我当即就下决心投奔深圳。

还好，我的老指导员这时担任深圳海方集团公司人事部主任，他把我在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拿给时任集团公司的于总看了以后，海方集团就给我发来了商调函，于是，我也成了深圳人。

80年代后期，深圳的发展一日千里，大家也忙忙碌碌地经营着各自的人生，同处一城之后，我与老九的来往反而稀少了。

也许是当过工程兵的缘故，我对房地产开发的业务挺容易上手，不久就担任了海方集团下属的海南海方公司经理，而老九期间也在一个政府部门当上了副处长。

过了几年平凡的日子后，老九却闹出在老乡圈子里颇大轰动的丑闻：他因与女下属的婚外情而被开除党籍，并被调离机关。

身处逆境的时候，老九拜访了已在海方集团公司担任党委书记的指导员，提出想调入我们公司，然后希望也派到海南，和我一起工作。

老九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欢迎。因为在我觉得，此时不能不向他伸出援手。老指导员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这样的话，有人会抓他的把柄。

后来，老九在老指导员的推荐下，调入深圳富田公司。不久，又被富田老板派去广西筹建北海富田公司。此时，“北海热”刚刚兴起。

老九与阿莲持久的离婚战是在他的婚外情曝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和老乡们原以为老九出事以后，离婚已成必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反而风平浪静了。

一次老九和我闲聊，感叹道：“算啦，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以为老九收心了，谁知老乡们却说老九现在是喜新不厌旧，他在北海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走到哪带到哪，可谓“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可能是深圳和北海的距离让老九有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他甚少回家，因为北海那边确实热闹非凡，他又是北海富田公司的老总了，自然忙得有理，阿莲也说不出什么。就是回深圳，他又围着富田总部的头头们应酬个没完，家便像个旅馆似的，好在阿莲一心做饭洗衣照顾儿子，也练出一副好性子。

后来有几个老乡下海，纷纷当了包工头，见老九负责的富田公司在北海买了地，准备上几个项目，便前后围着他要工程，老九也对他们多有许诺。刚开始的时候，传回来的消息说，老九当老板以后，很有些大企业家风度，有奔驰车、有秘书、也有保镖，光顾海鲜野味馆更是家常便饭，就是上歌舞厅，给小姐发小费也像发扑克牌似的，“嗖嗖嗖”就是几张百元大钞。

然而好景不长，“北海热”过去了，老九的富田公司被荒地吞去了所有资金，而且还欠了大笔债务，就连老乡的一点平整土地的土方工程款也没完没了地拖着。

后来，老九就撤离北海回了深圳，只是他待在熟人找不到他的地方，因为他欠着不少人的钱，公债和私债都有，而且他从未有还人家钱的意思。

对此，我反而体会不深，印象中老九也借过我的钱，那是由于他和阿莲打架，外出住旅馆，从我手中拿走1000元，事后再未提起。不过我未曾想让他还，一直是当作帮他应个小急而已。

前不久，老九意外地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回家乡做点事，我表示无力为之。末了要他留下电话号码，他说不方便，我也不好再问他怎么个不方便。

我有天在万达广场电影院门口遇见阿莲母子，那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样子与当兵时的老九像极了。问他还记不记得他小时候我去过他们家，他冷冷地说：“忘了。”

阿莲却有意给我说，她早就与老九分开过了。

“一个把家当成旅馆的人，要他干啥？”阿莲的普通话比过去好了许多，心情也出奇的淡定。

所谓的大师

从海口到三亚，如果开车走中线，则必经海南腹地万宁。万宁有个知名的旅游胜地——东山岭。东山岭山石奇峻，有古庙、有老亭，还有古人在石头上雕琢刻留下来的奇字妙文……一般人路过此处，大多会走马观花地看一看。

我陪同深圳来的朋友贾先生去三亚，照例带他到东山岭一游。那天阳光明媚，游人如织，攀登到半山腰时，平时多是以车代步的我们，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于是，我们便到一大树下歇息。不一会儿，有一身着青灰色长袍，束着发髻，一副道士打扮的青年人缓步爬上山來，见我们在树下歇息，也便凑上前来。

我和贾先生看着陌生人的打扮，不敢贸然搭讪，不料陌生人却上下打量着我们，且在反复端详过贾先生的面孔后惊叹道：“啊呀，先生，我看过无数人面相，却从未见过您这般深藏大贵之相。”

贾先生被陌生人突如其来的赞美之词弄得来了兴致，于是便与之攀谈起来。

陌生人自称姓阮，少时离家出走，跟着一个江湖高人云游四方，现在已修炼到一定境界，尤其是深谙相学之道.常能问卜未来凶吉，人称阮大师。

见阮大师言辞伶俐，我们也闲得无聊，便与大师逗着玩了起来。阮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任凭我们怎么逗他，他都不恼不躁，只是反复强调，他确实看得到我们的未来命运。

“这样吧，你先说说我的过去情况，如果说得准，我就让你好好相一次面。”贾先生说。

阮大师无语，只点点头。

“你相面一次怎么收费？”我索性提个实质问题。

阮大师显得有些不快，摇摇头：“莫谈钱，莫谈钱。我要相得准，先生大可自便。”

阮大师见我不太配合他，便面向贾先生，用手指指贾的腰：“你这儿有一颗命运痣。”

“是吗？”贾有些疑惑，“你怎么肯定？”

阮大师没有说话，但示意贾先生将衣服撩起来。贾笑着撩起衣服，但并未见痣，阮又示意贾脱下裤子，贾照做，这一回，阮果然在贾的胯部找到一颗不大且颜色淡淡的痣。

我不以为然，但贾却大感神奇，于是来了真精神，且老老实实让阮大师给他相了一面。阮说贾是木命之人，命中缺水，要想发达，则应在靠近海的地方发展；还说贾的外相普通，但内相却属大贵之人等等。

“何谓内相？”我问。

“这就是我们这一行的秘密了，不能明说，说了你也难以明白，只能悟，慢慢地悟……”大师有些故弄玄虚了。

尽管如此，但阮大师的五迷三道，令贾先生有些心花怒放起来，临了，贾先生大大方方掏出500元给阮，大师接过钱，补充说：“5与无谐音，此为不吉，不如加1为6，而有6即有路，则是大吉。”

贾听了，生怕因为少了100元，便招来5之不吉之兆，赶紧又补给大师100元。

“600，666才顺，贵人何不凑个大顺的吉数呢？”阮大师巧舌如簧，贾先生连忙又掏口袋，找出一张50元，一张10元，一张5元，一张1元的纸币给了大师。

离开东山岭，贾先生仿佛用666元买了个护身符一样，在整个旅游行程中，他都被阮大师给他描绘的前景所激动。

回到海口以后，我渐渐把这个旅途见闻淡忘了，可是有天去一个朋友的公司，却意外地碰到阮大师。阮正在煞有介事地帮朋友摆弄桌椅板凳，屋子里一时横七竖八。我不解，问朋友这是为何？朋友说，他近来诸事不顺，请阮大师看了看，才知道原来是办公室的布置破了风水，所以，现在按照阮大师用八卦图推出的方位重新布置。

阮大师见了我，一时还未认出来，我提示了几句，他才想了起来，于是便像老朋友一般，连忙从灰色长袍里掏出一张名片给我。我一看，他名片上印着风水大师的头衔，而且住址在什么花园×栋×室，还有电话和BB机号码。

我心里暗笑，现在什么都现代化了，连云游四方的风水大师也不例外。

阮大师要我也给他一张名片，出于礼貌，我也就给他一张。我以为我不会与阮有什么交道的，因为我不太相信他那一套。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天深夜，阮大师却从竹岭下村派出所打来求救电话，他让我带5000元去派出所保他出来，且言辞恳切地要我一定帮他，钱他会一出来就加倍还我，救人之恩他以后也不会忘记。

我深感意外，又不知底细，但见他求救心切，于是带着5000元去派出所，想先看看情况再说。

原来，阮大师因嫖娼被扫黄队的干警抓住了，派出所要单位领导领人，而且要阮交5000元罚款，阮说他是我聘用的风水顾問，是他的领导。派出所的人先说要对他批评教育，严肃处理的话，末了挺当回事地问：“钱带来没有？带来了就交钱放人。”在那个年代，有关嫖娼的处理还比较轻，通常罚了款马上就放人。

我见是这等事，也相信阮大师当然有钱还我，便替他交了罚款，带他走出派出所置留室。

“他妈的，今天真不凑巧，平时都没事，今天不知怎么碰上他们了！”阮大师这会儿没有了道上高人往日的斯文，心里有些愤愤不平。我有些好笑，心想，你阮大师常替人卜问前途凶吉，怎么连自己眼前的坎坷也算计不到？

阮也许意识到自己一时语失，连忙换了口气：“张总，多谢你帮忙，以后只要你用得着我，尽管吩咐！”

阮倒也说话算数，第二天就把5000元还了我，只不过我一直没有要他帮的忙，也就与他再没有联系。

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我离开了原单位，这时朋友贾先生已升任某局局长。我与贾相聚时，自然聊起东山岭的趣闻，贾说：“阮大师还真有两下子，这两年我觉得自己一切都挺顺利的。”贾没有明说，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今天的局长之贵，正是阮大师昔日所预言到了的。

但我笑着把阮大师嫖娼被抓一事告诉贾先生，贾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地问：“是吗？真的吗？”

就在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富苑酒店咖啡厅等候一位客人的时候，又意外地遇到了阮大师，当时我差点没有认出他来，他穿着花格西装，理了一个板寸头，手里抓着大哥大，一派商人模样。

“你什么时候到深圳来了？”我问。

阮说他来深圳很长时间了，原来那一行做不下去了，因为信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搞了中介公司。说着，他递给我一张新名片，上面印的新头衔是总经理，总经理后面还有一个职称：经济师。

明星股东

海宝集团在庆祝成立五周年的典礼上，总裁汪海洋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其中就有时下被人称为大腕的影视红星于小如（恕我在此用了化名）。于小如容貌出众，身材娇美，有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灵秀和妩媚。她出道挺早，曾出演过多部影视剧，但真正令她大红大紫的是一部长达45集的电视连续剧《坎坷岁月》（化名）。于小如在剧中扮演女主角——一位在苦难中自强不息的农村大嫂。这部连续剧曾经获得当年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作品奖，于小如也成为该年度最佳女主角。此后，于小如一直受到媒体的关注，在各种社交圈子中也异常活跃，尽管她也是30岁上下的人了，但还是倍受各界人士的青睐。

我也出席了汪海洋组织的活动，在活动上也和于小如认识了。我未曾想和一个当红的女明星发展什么友好关系，但后来一些意外的事情却令我和于小如慢慢熟悉起来。

我在省文化厅的一个朋友——华小建，有一年在海南椰子节期间组织了一个夏威夷草裙舞的晚会，由于演员素质太低而导致演出计划难以完成。华小建为了救场，情急之中，让我帮他请于小如参加他们后续在三亚的演出，并答应承担一定数额的演出费用。于小如当时正好在海口拍摄电视剧，在我再三劝说之下就答应帮华小建一个忙。于小如的出场，使华小建在三亚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可是华小建后来背信弃义，拒不兑现应该支付于小如的酬金。我不愿意在明星跟前丢脸，只好代华小建付了于小如的酬金。我在和汪海洋闲聊时说过此事，于小如后来便从汪海洋的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表示一定要把钱退还给我。我坚持说这是她应该得的，何况当初在她面前我亦为华小建的信誉做过口头担保，我理应对此负责。至于我和华小建之间的事儿，我会另外了断。

于小如因此便认为我挺够哥们儿，每来海口，都会与我一聚。有次她来拍戏，晚上突然牙疼，我陪她去黄医生开的黄氏牙科诊所治牙，末了黄以十二分的真诚要和于小如合影留念，于开始担心黄会以此来做广告而不同意，黄一再表示他长期以来只崇拜于小如，想有一张和于的合影照片用于珍藏，于推辞不掉，又见我也劝她大方一次，于是就颇为犹豫地和黄照了一张相。

不料事后，黄医生用他和于小如的合影照片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其诊所广告，说他如何给著名影视明星治牙，于小如如何称赞他的医术高明等。而广告设计让人会误以为于小如是黄氏诊所的代言人，于小如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在电话中愤怒地说：“他这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于小如有牙病呢！怎么会有这样不要脸的人！”

我为此专门去找黄医生，说再用于小如照片做广告的话，当心于小如到法院告他侵权。黄听了，不仅不以为惧，反而有些求之不得的意思。我发现这小人有借名人官司出名的企图，便不再提告状之事。后来我为于小如打抱不平，只好采用其他压力手段，迫使黄停止了于小如的照片广告。

于小如为此感谢了我一番，末了还笑着说：“张总，谢谢你了，我以后得防着这些假粉丝了！”

这件事以后，我和于小如的联系就稀少了。平时，我忙于商务，有关她的行踪，只能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一些，印象中她总是天南地北地奔忙，不是拍这个电影便是拍那个电视。

但在海南房地产热的时期，于小如突然对房地产开发大感兴趣。她知道我在这一方面有些经验，于是便问这问那。我开始还以为她只是心血来潮而已，后来才知道，汪海洋在游说她，让她名义上加人海宝集团，然后与汪海洋合作搞房地产开发。

海宝集团是汪海洋靠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有一定实力。但在银行资金大量涌人海南的时期，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有效的公关措施。不然，地段不好，项目收益也有问题。

于小如被汪海洋描绘的美好前景打动了，后来就以海宝集团名誉董事的身份，在省市政府频频活动，广泛宴请各路诸侯。于小如在荧屏上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加上生活中的她秀丽端庄，举止文雅，其公关效果当然非一般人可比。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由海宝集团投资开发的如宝花园别墅果真动工兴建了。别墅区的规模不算很大，但好在它依山傍海，环境优雅。开工典礼上，汪海洋和于小如陪同省区市领导出席剪彩仪式，无不显得踌躇满志、喜不自禁。

典礼结束后，于小如就回京忙她的艺术去了，以后便甚少在海南露面，有关如宝花园的开发经营事宜，尽由汪海洋操作。汪海洋不是商海新人，他巧妙地抓住了如宝花园推出销售的最佳时机，充分显示出他的精明老练，于是很快回收投资，且取得豐厚回报。

于小如在她拍戏的外景地知道了这一喜讯，电话中难以掩饰极度的喜悦之情，一个劲地说着海宝集团、说着如宝花园，一时间仿佛她不是明星，而是成功的女商人，末了还感叹道：“谁想到搞房地产开发赚钱竞这么容易呢！想想我们拍戏拿多点的片酬还被人说三道四呢，真是不值！”

和于小如的表现不同，汪海洋见了我却含而不露。我问他如宝花园的情况，他也只是淡淡地说：“还行吧。”

过后不久，于小如来海南一次，说是与汪海洋处理如宝花园分红结算的事。不料两人在利润分配上发生矛盾，汪海洋说于小如只是跑跑项目，搞搞公关而已，他给予的酬劳已经不少了。于却说没有她便拿不到这个项目，当初汪海洋亲口许诺给她百分之多少的股份，现在却言而无信，以口说无凭为由拒不认账。

可想而知，两个人不欢而散。于小如在咨询我的意见时，我只能劝她说就算上了一课罢了。因为她当初和汪海洋并未履行任何合同手续，一切都是口头协议，这怎么能说得清呢？

尽管于小如失望地走了，但她仍然有不少收益，随后我去北京出差，到过她的新居，也坐过她新买的高级进口轿车。

汪海洋后来在南航路投资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南方娱乐城，但却因为遇到海南市场低潮而惨遭失败。再后来他离开海南，与昆明一家地方企业合作，搞旧城改造项目去了。当时昆明市委书记很有名，有改革市长之称，姓仇。但仇书记后来涉贪被判了挺长的刑期。我从报纸上得悉，汪海洋是涉入仇案中的老板之一。

于小如在演艺圈仍然活跃，在王中军的华谊兄弟公司还持有股份，她丈夫也是一名导演，在所拍摄的影视剧中，偶尔也有于小如的角色。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她已经很少担任主角了。

部下江湖

我在担任海方公司贸易部经理的时候，尽管手下仅有七八个员工，但也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由我出面招聘来的成员组成的，另一个是由我的顶头上司王总直接调来的成员组成的。在我和王总的矛盾半公开化以后，两个阵营随之也泾渭分明起来。

江湖属于贸易部的骨干，他是我在众多的应聘者当中挑选的，我之所以选择他，除了因为他是外贸学院毕业的，有几年的外贸工作经验以外，还有我所欣赏的一点，就是他的着装整齐，头发整齐，爱干净，表面看上去很有朝气，身材也高低适中，举止干练。

也许王总注意到我对江湖的欣赏，而我的欣赏当然会影响他对江湖的看法的。他习惯于把他从某省外贸公司调来的李志云等作为自己的心腹加以重用。

江湖心里明白，我虽然是他的直接领导，但海方公司的人权与财权都在人家王总手中，江湖有一段时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好几次越过我，直接向王总请示着什么、汇报着什么，尽管他毕恭毕敬地往王总的身边去靠。但王总在安排李志云去东北做大豆生意、去沧州做钛白粉生意时，仍然没有让江湖沾手，摆明了信不过他，不想让他插手这笔当时的大买卖。而与李志云“穿一条裤子”的一个小兄弟，有天还自恃有人支持，与江湖为什么事大吵一架。这样，江湖才慢慢地打消幻想，老老实实做我的部下。

我能理解江湖过去的行为，也不拿为他“浮上水”的行为当回事，后来，江湖在我主导的湛江乳胶生意和江苏工艺品生意当中，担当骨干角色，事成之后，我还是拿他当自己可靠的部下和伙伴对待了。

风流水转，80年代最后一年，王总调离海南，我接替了他的海方公司总经理位置。水涨船高，我把贸易部经理的位子也让给了江湖。

海方公司实际上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开发，我当了一把手，当然要把主要精力用在主业上，之前贸易部的工作只好全部交由江湖负责。为了便于对贸易业务进行考核，同时也想给予江湖更大的自主权，我便把贸易部改组成海方公司直属的贸易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并任命江湖为贸易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

江湖把贸易公司成立的仪式组织得挺隆重，但很长时间却在业务上没有什么起色。江湖随后也借此机会，把他的老板架子搭了起来——他的办公室独立在外，新近购置了子弹头面包车、大哥大，还请了一个女秘书。有些事江湖虽然跟我打过招呼，但他说的与做的往往“货不对板”。有天我问他：“听说你给自己配了女秘书？”

江湖的脸马上泛红，连忙否认说：“张总，不是啊。不是什么女秘书，只是个打字员，真的，只是个打字员。”打字员也罢，女秘书也罢，那只是个职位名字，实际上是身边有个年轻的女性员工。

我没有勒令让他辞退女秘书的意思。心想，贸易公司既然交给他负责，那么给他组建队伍的权力，应该有助于团队的素质与团结。男女也不应区别对待。

我后来忙于房地产开发事务，慢慢对贸易公司的各项工作就疏于监督了。江湖一会儿说搞什么汽修厂，一会儿又说搞什么豆腐厂，我除了在原则上强调项目要选准，不要出现失误以外，具体工作均寄希望于他了。

可是现实情况令我大失所望，划拨给贸易公司的200万元注册资金没有多久便被江湖折腾得差不多了。我为此颇感不快，好在公司有房地产主业带来丰厚收益，财务账面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存款。

江湖再来找我的时候，便打起了钱的主意，他申请借款，说计划购买南方置业公司的法人股，待上市后就很快归还借款，而且会有巨额利润。

我本不打算再给江湖拨款了，当时听到有一种“张总用人不当”的传闻，反倒使我不愿意贸易公司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垮掉，何况当时认购股票是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事。于是，我又忍痛划款给他，想让他用这一项短线投资捞点本回来。

江湖如愿拿到180万元拨款，顺利办理了购买南方置业法人股的手续。一天，他又到了我的办公室，悄悄告诉我，说南方置业公司还特意分配给认购法人股的企业负责人一定数量的个人股，他建议我和他各认购一半。我想，既然这是股票发行方的一项政策，那就不妨享受一下，于是，我如数给了江湖50000元股金。

可是，南方置业迟迟没有上市，我们的投资已被牢牢套住，开始一两年，南方置业还给股东有一点分红派息，尽管比率低得可怜，但总有那么一点象征意义，后来连股东会也不敢开了，更遑论分红了。

几年后，我辞职前夕，上级主管公司派审计部对我进行例行的离任审计。于我而言，这是好事，因为我有了一个清白的结论。

公司财会部分很快就有了一切正常的定论，这令我欣慰，而由于我的履新时间有限，有关属下的贸易公司的审计只能分第二步进行。这样，我只好在新单位等候最后完整的审计报告了。

在忙碌的临别应酬中，江湖一定要单独设宴为我送行，我不好推辞，也就应邀而至。那天，江湖反复说我是他的恩人，没有我的信任支持，就没有他的今天。

我听了这些话自然也感到舒服，但还是叮咛他配合审计部搞好审计，不要出什么麻烦。江湖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问题，你还不了解我吗？张总！”

我希望江湖是可信赖的，可是当我回深圳上班没几天，却传来江湖在贸易公司财务上有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涉及我的议论。

事实是这样的，江湖的“大哥大”（手机）是高于市场两倍的价格从另一家公司购买的，而卖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他哥哥；南方置业给认购方负责人确实赠送有个人股，但该股不收股金（属变相行贿，后在审计时发现），江湖和我名下各有50000股。

我深感恼怒。我多年来小心谨慎，目的在于有一个吃得香、睡得着的心态，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声，可在我离任没过几天，竟传出我有问题的传闻，始作俑者，竟是口口声声我对他有恩之人。

审计部回头找我了解50000元个人股的情况，还好，我事先已找到当时交钱时，江湖亲笔给我写的收据，这样，我的清白就很快讨到了。

江湖却无法洗刷自己，他辩解说，市面上手机紧张，所以就议价买了哥哥的“大哥大”；关于股金的事，他说原来以为要交股金的，后来得知不交了，他一时忙，就忘记了归还张总交的股金了。多亏他忘了，否则，他要是把钱还给我，而我名下又收了南方置业的股份，那我该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在海方公司的继任者也算宽容，他没有向检察机关举报江湖，只是让他退回多余部分的手机费和50000元南方置业个人股（还有我交的50000元股金），并劝江湖自动辞职，另谋出路。

江湖眼见在海方公司丧失了清白，也就乖乖辞职了。后来，听人说江湖去给一个江西来海南的私人老板当助理了。有一天他开着新轿车回家（家暂时仍在海方公司的住宅小区），因停车的事与海方公司管理人员发生口角，江湖大骂现任领导，说是整他，还高喊：“张总在的时候，你们谁敢！”

我只是在心里笑一笑，这世界什么人没有呢？

上海滩帅哥

80年代后期，我和王金同在深圳海方集团公司，只不过我在总办当秘书，而他是下属公司聘任的贸易部经理。

王金的生意做得不错，整天都是满脸风光，他干的最令人注目的一件事，是邀请上海新丝绸时装模特队来深圳演出。作为出资筹办人，他时而穿梭于美艳的模特儿中间，时而陪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观摩模特排练或演出，很是让人觉得他挺有能耐的，自然也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

过了不久，王金意外地和那次演出中的一个叫孙叶的模特儿结婚了（他属再婚，前妻带着儿子在上海），而孙叶正好又是那个模特队颇为出众的一位。

王金后来在生意场上常常携模特夫人来来去去，也许身边的女人是男人的镜子。人们可能觉得，那么漂亮的女人喜欢的男人，恐怕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和王金常在一起闲聊，他多次说，他的经历有点儿像杜月笙，最早都在街头当过水果小贩，但他的这种说法有时又和他自夸曾在政府部门当过科长相矛盾，好在我只是听听而已。

王金每当说起过去，就给人流露出好在今天大不相同的神态。他现时名牌缠身，脖子、手腕都戴着极粗的金项链、手链。他的烟瘾本来不大，但他的皮带上挂着一个火柴盒一般大小的皮套（那个时期，每个人腰上挂着个BB机），里面装着一个十分精良的打火机，打火时，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铛——”

“你猜值多少钱？”一次在咖啡厅闲坐，王金一边把玩著他的爱物，一边问，我摇摇头。

“8800元港币。”王有点炫耀地说，“用这种打火机，你一点火，马上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王说完，随手就打了一下，在旁边闲坐的一个小姐回头看了看，王金随之得意地笑了。

和王金有时在外边消费，我常有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的囊中羞涩之感，而王金又总是做出慷慨无比的样子，每次买单，无论需要多少钱，他都会从裤袋里掏出厚厚一叠人民币来，然后拣出几张递给收银小姐。在那个没有手机支付的时代，现钞，有时候是给自己增添光彩的工具。

意外的是，有天在王金的办公室，王金突然把一沓共5000元的人民币扔过来给我，微笑着说：“拿去用去，我知道你不太宽裕。”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别人无缘无故给我送钱的“好事”，我开始还心存感激，但我很快又觉得不是滋味，矛盾了一下过后，我把钱收下了，但在那一刻，我做出了一个至今还在影响着我生活的决定——弃文从商。因为，我一直被作家梦所缠绕。

那时，我下决心合法致富。后来，我争取到海方集团下属的海南分公司做贸易的工作，王金随后也赶到海南。区别在于，此时的王金，已辞去公职，到这儿开办自己的私营企业——海上贸易公司。当然，过了不长时间，我以送西服的方式，归还了王金赐予的5000元。我无法承受花别人钱的困扰，自尊心受不了。

王金一出手就在闹市中心租了一栋小楼，紧接着又在机场路附近开了一间餐厅。这令我当时惊羡不已，心想，有钱人之有钱，竟已是这般景致了。

王金的人在哪儿，关系自然也带到哪儿，也许是财运使然，我竟然在意料之外帮他做成了一笔生意。

王金当时在上海定购了2000台录像机，一时又难以找到买主，而我在北京某商场工作的一个战友，却有意进货。我立即从中牵线搭桥，又落力游说，促使他们顺利成交。就在货款一进一出之间，王的账面上竟然出现五十余万元利润。

王金与我战友在谈判的关键时候，曾给我天花乱坠地说，到时要兑现我“五五二十五”万元的佣金，我亦为此做起了一举暴富的黄粱梦，可是后来我只收到王金给我的区区2.5万元，比他的承诺少了90%。

我虽然没有当面对王金的失信表示什么，但我从此与他开始疏远起来。

海南的形势突然骤变，王金随即撤离海南。据说，他开的餐厅生意也不好，他请他小舅子管理餐厅，而他小舅子整天感兴趣的事，就是骚扰女服务员，于是他就把餐厅转让给别人了。原来租用的小楼，合同本未到期，房东也不同意退租，但王金后来带着他的小舅子和一个马仔一起去找房东，说话时，小舅子不停地玩着手中的鸟枪，而马仔手里提着半瓶子白酒，一口一口地喝着，房东见了这个阵势，嘴里用海南话嘀咕了几句，乖乖同意退租收房。

王金和老婆孙叶回了深圳，不久后王独自去了新西兰，说想在外国打一番天下。他时不时会打电话给我，还多次邀我同去，为了说服我，他在来信中竟然还夹寄过一些“三点式金发女子”的画页纸，说他为了尝试找“鬼妹”交朋友，英语学习也十分见效。

就在王金大谈异域风光和日日无边的夜生活时，闲待在国内家里的孙叶又重出江湖，领着一帮苗条身子的姐妹们到处表演时装。王金在新西兰闻知后，大为紧张（他们婚后，曾协议规定孙叶不再上台表演），后来又听闻有什么老板开着奔驰车送过孙叶，没多久王金就回国了。他可能怕后院起火吧？

王金回国后，在上海开了一间酒楼，合伙人赵庆我也认识。赵庆原来在深圳一家银行工作，这会儿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随王金奔赴上海。此外，王金还借了深圳某国有酒店龙总共几十万元，答应给龙总高息。可是酒楼开业不久，赵庆又离沪返深，他说王金在瞎整，王金不仅让小舅子来当经理，还让孙叶当会计，更甚的是经常宰客。

“上海人多，一人挨一刀也发达了！”王金竟然对赵庆如此说。

然而上海人虽多，但甘愿挨刀的上海人不多，不久就听说王金的酒楼就靠卖包子、油条来维持日常运营了。王金与赵庆散伙后，答应按期归还赵庆的20万投资款，但王一直没有履约，俩人一来二去曾翻过脸，王金一翻脸竟说他可以不承认赵庆给过他20万，赵为此气得到处骂娘。

龙总也为借钱给王金而大伤脑筋，但龙总有一个当武术教练的女婿。王金来深圳出差，教练闻讯找到王金的住处，要王金立即归还其岳父债款，王金还想狡辩什么，教练扬起胳膊就给他两记耳光，王金见对手不是软柿子，遂答应还钱，教练却要求先收钱、后放人。无奈，王金只得让孙叶送钱，方才恢复自由。

赵庆没有教练的强硬手段，继续与王金交涉，王金后来虽不再赖账，但也只是把他在深圳关外的一套不大的旧房给了赵庆，以此抵债。

“好赖是一处房子，先拿过来再说，否则，王金的账是要不回来了！”赵庆无可奈何。不过多年以后，深圳撤销了二线关，城区扩大，赵庆装修改造了那套房子，还卖了个大价钱。也算是“人一亏，天一补”的生动案例了。

赵庆又申请回银行上班了，没多久还荣升了个官职，王金听闻后又曾经找过赵庆，说他想回深圳发展，希望赵原谅过去的过失。

“鬼才信那小子呢！”赵庆有一次电话上对我说。

高云龙涉案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在海方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当秘书，高云龙当时在海方集团下属的二级企业当经理。集团公司一把手于总经理是部队转业干部，而高云龙早在部队时期就给于总当过司机，于总是高云龙的首长。于总当了总经理，自然也把高云龙调过来，直接委任他担任了下属公司经理。

高云龙虎背熊腰，外形很像保镖，烟瘾特别大。我每次见到他，都会看见他的手指夹着一支香烟，动作娴熟优雅，站在他跟前，肯定会闻到他身上浓浓的烟草味。海方集团公司每次开会，高云龙都很积极，他常常习惯于坐在于总身边，发言也挺踊跃。无论对什么问题，他都会说出个一二三来，尽管其他与他平级的干部对他每每口若悬河的大论不以为然，但于总仿佛始终都挺欣赏他的这位老部下，天长日久，大家也不得不说：“高云龙是个人物呀！”

我与高云龙本只是泛泛之交，平时见了面彼此也挺客气。有一段时间，职工反映他的问题比较多，集团公司为此还成立过一个工作组，对他的工作及账务进行全面检查，检查中发现了他的几个决策失误，于是在考察报告上作出高云龙不适合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的结论，建议领导调整高云龙的工作岗位。工作组是于总同意并由李副总负责的，有关结论也由李副总定调子。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之一，负责整理起草并打印送审了《高云龙同志考察报告》的材料。但高云龙私下里说李副总在整他，说李副总看不惯转业军人，还说我被李副总拉拢过去了。

李副总确实是广东人，和于总也存在一些矛盾，两个人的工作作风差异很大。但于总有个特点，谁要拿转业军人这个身份说事，多半在于总跟前是要吃亏的。高云龙当然知道老板的脾气秉性，他给于总恶人先告状，还说李副总传过话，说搞掉高云龙之后，他计划介绍一个学过企业管理的大学生来接班的。

“能由了他？”于总睁着眼睛看着高云龙，高知道他的法子奏效。

果然，在集團公司有关人事任免的会议上，于总和李副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表面上看，高云龙的位子确实没有保住，但他不是撤职，而是高升——高云龙从二级公司经理改任集团公司贸易部经理。虽说都是经理，但前者掌控的资金是几百万，后者是几千万。

高云龙的职务变更，除了李副总不以为然，在集团公司职工当中，引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议论。李副总事后无可奈何却又意味深长地说：“小高这么干，好不了！于总早晚会因这小子吃大亏的。”

高云龙履新后，我曾经到过他的办公室，当时被那种豪华的装修和高档的家私震呆了。我当时心想，省长的办公室也不一定比高云龙的高档吧？

于总见了这番阵势能舒服吗？说不定也会批评他的部下太奢侈，也不知道节约闹革命了。

高云龙不仅要一流的办公室，而且还招聘了一个有着一流仪表的江南女子吴红。

吴红人长得好，性格也开朗活泼，不久就成了集团公司里里外外叫得响的人物，有她鞍前马后地跟着，高云龙就更加神气了。然而时间不长，就听人说高云龙与吴红关系有些不一般。

高云龙本是有妻儿的人，只是他的妻子是早年从农村随军到部队，再随部队转业到深圳的，人长得又胖又黑，打扮得土气十足，和老板气十足且一身名牌的高云龙像是两个世界的人。高云龙与吴红的故事传到老婆耳朵后，一场离婚大战爆发了。

吴红的老公也闹到公司。据说，高云龙到吴红家约会，不料被出差早归的吴红老公堵在屋里……

这样一来，吴红两口子也势不两立。半年以后，吴红首先恢复自由。据说，吴红的老公曾痛心疾首地对吴红说：“你以后会后悔的！”

高云龙老婆开始死活不同意离婚，后来高云龙搬来了许多人做说服工作，同时答应老婆他可以净身出户，另外再给妻儿留一笔可观的抚养费，这才艰难地拿到了离婚证书。

海方集团公司的人以为，下一步将会传来高吴联姻的喜讯。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高云龙结婚喜帖倒是很快送来了，但是与他并列的名字不是吴红，而是一个陌生女子的名字。

我没有参加高云龙的结婚酒会。据说高云龙那天包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摆了几十桌宴席，应邀出席的嘉宾有几百人，大家都说高的新娘子更年轻、更漂亮。还有人说，新娘子大学毕业，来深圳时间不长，是高云龙不久前才在夜总会重金追到手的。

高云龙虽然在个人生活上有热闹精彩的故事，但在公司贸易工作上却少有成绩。据公司财务部的人私下说，高云龙所做的生意，大多会获得于总的支持。高云龙要钱容易，花钱也就大方。他长期动用大笔资金，但拿钱出去后，便很难顺利回笼，有时候本钱都见不到，更遑论利润。

于总后来被市国资委调到另一个企业任职了，继任领导一上任，就开始全面地清理整顿贸易部，高云龙眼看纸包不住火，就在整顿期间，急匆匆私自离职，不知去向。

俗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公司马上报案，检察机关首先带走了吴红。吴红本来就因高的背信弃义而对他恨之入骨，这时便把高云龙过去的作为一五一十地全部交代，而吴红与办案机关良好的合作，也换来她的自由。之后，社会上就因吴红“没事”而传说高云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工作失误而已，不然的话，吴红也不会那么快就“出来”了。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在任何人都找不到高云龙、也没有他任何消息的时候，我却在到重庆出差时意外地碰到了他。那天，我和几位转业在重庆的战友在老码头火锅店聚餐时，见高云龙也在那里宴客，我于是上前与他打招呼。他听有人叫他，先是一惊，回头见是我，才缓过神来，然后十分热情地给我让座，递烟，末了还一定要帮我们买单。

戰友当中，有人知道高云龙的近况，说他现在是港商了，在重庆投资办了一个木材厂，生意挺红火。

我与高云龙握别时，他叮嘱我替他保密，我向来也不爱管闲事。

但过了几个月，高云龙却在深圳的酒店被抓了。据说，检察院制定的外松内紧的策略，终于让高云龙自投罗网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蒋建伟、谢燕妮

美术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