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产业园蜕变

2023-01-15 08:37赵天宇
财经 2022年24期
关键词:生物医药产业园园区

赵天宇

截至2020年底,仅生物医药产业园或涵盖生物医药产业的园区,已超过2000个。图/视觉中国

路很宽,远处有新工程在建,高耸的塔吊影影绰绰。近处,每栋楼外观极其相似,区别只在于大门处的公司标志。左邻右舍装修的噪音偶尔会传到会议室中,站在窗前向外望,有测试的无人驾驶车正在驶过。

咖啡馆是标配,生意不错,在这家离北京市区30公里的生物医药产业园里,星巴克很快送到这群即将开会的人手中。这里的公司大多在千禧年后创立,创始人是一群博士。

从园区的一家企业跳槽到另一家,从园区的运营方直接跳到园区企业中去,类似的上升路径,贯穿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多的人守着园区过日子。

整个中国的产业园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底,仅生物医药产业园或涵盖生物医药产业的园区,已超过2000个。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园区的变迁,也是整个行业的缩影。一家典型的研发型生物药企,甚至可以做到四处办公地落脚在不同城市的生物医药园区里,而且有一处在海外。

园区、企业与投资,在拉扯纠缠共生之中,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

刘维脸上带笑,侃侃而谈,夹杂着中英文专业词汇,他正尝试把复杂的生物计算解释清楚。他是百图生科的CEO,也是两位创始人之一,另一位是李彦宏。

百图生科在2022年9月初刚搬到北京海淀区的贝伦产业园,最近一年,员工从二三十人增到两三百人,刚搬进来时,一楼会议室的角落里还散落着活性炭包。

刘维想做药物研发,为此构建了一个蛋白质药物研发平台,试图用计算生物学的手段,解码免疫系统。在贝伦产业园的这栋小楼里,他们如愿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两三百人在做的事情,类似于新药“海选”,刘维说目前有十多种药物进展较快,针对胃癌、肝癌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进度最快的预计明年做全球临床试验。

关于李彦宏,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不少人也听闻过他对生物计算的热情,20多年前他在华尔街做程序员时,曾拿到过默克公司一份生物信息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入职邀请,但他没去,因为太太是生物分子学方面的博士,她认为到那里也做不出什么来,那时基因测序技术还非常初级。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有了百度。

但李彦宏的生物科技热情没有熄灭。刘维佐证了这一点,百图生科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是李彦宏用个人的时间和个人的财富创立的。

与百度之间的联系,公司尽管不愿多谈,但并不回避。百度是投资人之一,但百图生科不属于百度体系,究其原因,仍在于李彦宏的兴趣与选择。

刘维知道自己公司做的事情非常抽象,为此他抽出整个下午有问必答,把技术平台比喻成“乐高”,由多种构件拼接而成,非对称、紧耦合、多彈头,各种不同的构型。

一脚踏入生物医药,刘维和同伴们思考过自己的身份。他的结论是探索者——参与者有点小,颠覆者又过于强烈。为了方便理解,刘维把公司归纳为一家试图批量做原创新药(First-in-class)的平台型药企。

刘维做过十几年的投资人,擅长早期项目投资,后来自己做公司,身份转换倒没那么困难。因为做早期科技风险投资,要义在于打造一个项目组合,这个组合既要有很强的逻辑,又不可能完全靠确定的数字。如今做平台化的生命科学公司,给他带来的感受是类似的。

在贝伦产业园里的邻居们,面目高度相似。志道生物去年融资B+轮,从事新型蛋白质药物研发,核心团队有海外留学、大型生物药企经历,有这个行业的典型特征。思合基因,从事反义寡核酸药物(ASO)技术平台开发;康迈迪森,一家以计算化学驱动的新药研发平台公司;百放英库,新药发现平台。

这些“邻居们”的事业看起来很抽象,阶段偏于早期,但并不边缘,与大药企、上市公司时常能聊到一起,达成项目合作。然而,新药研发烧钱之狠,使得这些公司谈盈利尚早,它们的存活有赖于融资能力。

贝伦产业园明亮、整洁,多数人的工作不是守在电脑前,就是泡在实验室里。身处其中很难想到,这个产业园的前身是废旧的钢结构厂房。园区方下了很大功夫,电力增容、完善物流线,以满足这个高端产业对能源、空间、工艺、机电的种种要求。这是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的手笔。

1600公里之外,那些抽象的专业名词远去了。张滨在为非常具体的事情发愁,他接手了一块地,在江西一个县城的生物产业园里,正为究竟引入哪家企业而举棋不定。

张滨透露,当地政府期待中的企业是产品有亮点,能带动当地产业上一个新台阶。

这个生物园已运行了几年,园区里多数企业主要做药膏。

张滨生活在北京,能接触到新兴的科技公司,中途接手这块地,他也希望找些具备“科技含量”的公司,医疗器械、保健品、食品都行,可以直接把知识产权卖给他,合作也行。

这块地离高速路口近,一出高速三四分钟就到。园区内员工住宿也好安排,位置好。当地政府还表示,如果张滨真能把这事做起来,能给的优惠条件都给到位。不过,在张滨的经验里,做商业不能指望这些,否则早晚“死定了”,盈利得靠真正的产品、服务,这是最基本的底线,没这个底气就不来了。

张滨看过不少企业。有一家做舒缓疼痛喷剂,他去看产品时,正赶上那阵子腿时不时会麻一下,有点影响走路,于是他试着喷了喷,没复发,据说是天然植物成分,使用特殊工艺制作;又有一群人做一款医疗器械,声称“第四代医学”,他也去试了试,最开始腿不直、弯不下腰,在这个器械上拉伸一会儿,竟可以直接把手伸到脚尖以下。

五花八门。看来看去,他选定两三种产品,能在当地园区生产。他心里明白,县城适合加工生产,研发显然是不恰当的。他还在寻找,有更合适的就替换。

全国2000多个园区名称带生物医药,但中国地域之间的差异之大,使得园区的叙事千差万别。各自的雄心壮志,有围绕着解决当地国内生产总值(GDP)或税收的,也有志在提升未来技术竞争力的。

湖南岳阳县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到2020年底有14家生物医药企业入驻。其中,上市公司科伦药业的子公司科伦制药,在当地建大容量注射剂、粉针、胶囊剂的制药基地。毗邻的同安医药,建的是物流基地,仓库面积1.1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以便于药品存放。

岳阳县是岳阳市的下辖之地。两年前,市里的官员们就希望建一个生物医药及应用产业链,为此有不止一位“链长”从中谋划推动,一位市委常委担任“第一链长”。

这条产业链吸引来的企业,上游是做熔喷料、熔喷布、无纺布等原材料;中游则从事药品研发与防护产品、消杀产品、医疗器械的生产;下游是医药流通企业和医院。

这是一个典型偏向制造业的产业集群。2022年7月,岳阳县集中开工、竣工、签约了70个重大项目,不乏医药产业项目,因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被视为岳阳县近年来的招商重大成果之一。最终,能否如愿完善这条产业链,还得再等几年看成效。

贝伦产业园明亮、整洁,多数人的工作不是守在电脑前,就是泡在实验室里。图/新华

向北600公里,河南省项城市的官员们也在忙着打造一个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在这个集群中,有上市公司乐普医疗的子公司生产降压药,康达制药生产头孢菌素类原料药,六合堂药业生产口服液和注射液,蓝天药业生产风湿马钱片、金钱白花蛇药酒、健胃消食片。这也是一个以“制造”为主线的园区。

全国2000多个以“生物醫药”为名的园区和集群,由于地域差异,实际指代的内容并不一样:靠近一线城市,往往是海外人才和新技术在国内的第一落脚点,要么是极少人能听懂的前沿科技,要么是研发与生产走上正轨的大型公司;靠近三四线城市,人才相对受限,于是更偏重于药、械制造和物流,一些大型公司的子公司落户于此,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被当地视作“头雁”,起带动作用。

项城就是如此。这是河南周口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1994年撤县设市,也是这一年,乐普医疗的药厂在当地建成投产,历经28年成为周口市医药企业第一纳税大户。在这只“头雁”带动下,2021年该市生物医药行业总产值54.44亿元,上缴税金2.4亿元,在周口市同行业位居第一位。

园区本质上是政府规划、引导的项目。一位产业园区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地方政府对产值、税收,以及吸纳就业,是有一些要求的,而且相对刚性。

投资体量大、税收贡献多,仍是项城青睐的项目类型。按当地文件,凡世界500强、国内100强医药企业落户项城,且投资额达到2亿元以上的重点医药项目,一事一议给予支持,可从工业发展基金中最高拿出投资额的6%作为基础设施奖励资金。

每个园区都有自己想实现的愿望,要的东西也不一样。北京贝伦产业园希望,在未来三年打造成以生物计算引擎为核心、创新药物为驱动的综合性国家级生物医药生态园区。

这符合2021年底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战略,引导创新资源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发展,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培育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

将办公室安置在何处,对药企而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多数时候,公司的办公选址由核心管理层决定。一位生物公司从业者干脆地道,“肯定是公司老板的策略。”

选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人才、政策、临床、产业集群、当地环境等都在考量范围内。一家生物药企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整个选址的过程,至少需要数月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由此还催生了一些专门从事选址的中介服务商。北京立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CEO陈立参加行业会议,有时会遇上中介人员主动来加微信,专聊这事。

做决策的老板们,对选址感到困扰,一般与公司的发展阶段有关。生物医药企业的产品,走出早期实验室阶段,需要建设生产基地时,就会考虑增设新址;有海外业务了,想要国际化,就会想到增设海外新址。

上述药企管理人员所在的生物医药公司,以研发为主,在中国及海外均有办公地,分布在生物产业园区里。多城市布局,是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的惯常做法,依据各自拥有的研发、临床和商业化等区位优势,尽可能找到最优解。

多数企业走到选址这一步会犹豫,因为关系到未来发展的规划,这得慎重。往往在几个满足需求的园区之间权衡,双方怎么也得谈上好几轮。

企业与园区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一点微妙。

国内大多数园区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有支持政策,也代表着一层政府关系。

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在启动选址工作后,相关负责人前往国内各知名的生物产业园进行实地考察,除了考量园区所在地的政策、配套设施,及新设办公点的土地使用性质、楼宇是否符合国家监管标准等,甚至有时,园区的办事效率及工作风格,也会被考虑进去。

一家偏早期的新药研发公司称,自家选址时,主要还是考虑能否满足实验室的建设需要。

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建生物实验室或药物实验室。实验室需要满足许多要求,微生物/病毒的安全等级、化学试剂废气废水的排放处理、环评,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对环境、场地空间也有要求。

这些园区有的亲自下场参与企业投资,配置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以及招商、研究、投资团队。图/视觉中国

选择新址的审慎程度不亚于一次大考。他们手中有一长串名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上海的张江、临港,北京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亦庄生物医药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广州中新知识城、国际生物岛,此外成都、武汉、南京等地,也有很多生物医药园区可供选择。

细致认真的企业在选址时会列出许多个维度,对考察过的园区进行评分。规模相对小的早期研发公司,核心团队成员会一起商量,并参考同行的建议,选出符合业务需求和发展的园区后,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和洽谈。

这时,园区的工作人员仅摆出专门的政策支持,如实验室的审批、建设验收等条件是不够的。遇上看重的企业,园区还得充分表达诚意,给出一整套解决方案,从房租的减免、人才购房资格,到各项补贴、金融保障——虽然早期创业企业未必走到全部用上这些优惠的成熟期。

有地方政府官员直言,“扶持的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有3家能活得久就不容易。”但这不妨碍诚意的表达,因为企业一旦活下来,带给园区的收益会比100家房租补贴更高,还能在上下游带动一批其他企业,总账算下来不亏。

“越是头部的、成熟的产业园区,越会更看重企业新技术的突破性、前沿性;往中部地区走,会更看重产业化的部分。”火石创造CEO杨红飞观察到,很多产业发轫于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这是由于一开始的早期研发,需要北上广深的创新资源来培育;当产业逐渐成熟,规模扩大,就会偏重到产业化阶段,向中部地区拓展。

在生命科学产业,这个规律很突出。新药研发型企业,能盈利的还不多。更多企业从事的是药物或器械的生产制造,贴近于制造业逻辑。各地园区青睐的企业类型,由此产生了分野。

一位一线城市的园区从业者认为,相对成熟的园区,愿意鼓励创新,尤其是希望企业能在关键的底层技术上取得突破。至于创收,园区每年会有一个大致的衡量标准,会适时调整,但有的不会把重心只放在企业的营收上。

杨红飞观察到,相对富裕地区的园区会更关注企业的科技属性,技术是否前沿,以及对当地人才结构的改良。

生物科技的前沿研究,离了人才就垮了,园区如果不是背靠知名高校,一般会有人才不足的隐忧。一家北京市的生物科技公司正在寻觅新址,依旧考虑在北京。其负责人对《财经》记者坦言,因为很多从业者在园区附近买房、租房,容易招人,憑这点,他根本不考虑去三四线城市。

然而,三四线城市搞生物产业园都非常积极,上述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观察到,“这和供需关系有关”。

在产业园区“1.0”时代,园区能解决企业的空间需求即可,本质上是盖房子、收租金。在杨红飞看来,现在这类园区是供大于求。到“2.0”时代,企业提出更多需求,如园区的产业链是否完善、能否提供资本支持等,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园区实则供不应求。

审评、审批,是药械企业的日常工作,需要与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索性将一部分审评审批职能放在了当地园区。2020年底,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落户于上海的张江科学城;在深圳市,也挂牌成立了药品、器械大湾区分中心,办公地在深港国际科技园。企业不用带着材料一趟趟出差,这类优势让园区更有吸引力。

一家生物药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最看重园区所在地的政策优势。“2.0”时代仅有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税务优惠政策,魅力值不够,园区是否在自贸区、政策试验区中,对药企的国际化布局是否有支持政策等,是新型药企的着眼点。然而,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园区放眼全国,并不多。

当一、二级资本市场出现变化,产业园区的运营方马上察觉到了,这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明显。它们与资本市场的操盘手有着同等的敏锐。

这些园区有的亲自下场参与企业投资,配置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以及招商、研究、投资团队。

一位一线城市园区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近来比较喜欢在Pre-A轮参投,因为新药在这个阶段已有一部分数据,效用能得到一些验证,又不太贵。

不少参投项目的生物园区,出现了相似的特征,就是由以往相对比较靠后的轮次,变得越来越往前,喜欢投早、投新。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是信达生物(1801.HK)A轮、C轮融资的投资方。这家公司2018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七年前即创建于此园区。在信达生物B轮融资中,亦有苏州工业园区投资控股企业的身影。

“现在创新药行业走向了资本相对比较冷的阶段,出手本身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如果你投资的轮次太靠后,可能根本就没有收益了。”上述园区从业者说。这和投资机构的视角类似。

现在连明星资本也更想投早期。如高瓴今年已表示单独设立种子投资序列,按照创始人张磊的说法,帮助更多“种子”绽放可能,计划用三年时间投资100家左右的种子期企业,生物科技是领域之一。

有潜力的生物科技企业谁都想引入。不少园区引进项目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要看赛道,看创始者团队专业水平,也看投资方是否有明星资本贯穿其间。

2022年资本市场遇冷后,园区看项目的侧重点也悄然变化。虽然科学家创业的故事依然吸引眼球,但园区考虑得更实际了。比如,要看团队中有没有具备产业化经验的人,能把新药从实验室推进到临床试验,最终上市使用。

这中间既有药物研发流程上的规范,又要协调临床资源。一位生物科技公司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意味着企业不仅要提前布局临床试验相关的中试车间,还要提早一步布局产业化生产基地。

整体就是奔着让产品商业化流程无缝衔接。现在有产业化人士配置的团队,才被认为是相对成熟的。“有产业化经验的人,对哪个关键环节的节点,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心里有数。”上述园区人士说。

为了寻求一种确定性,部分园区还喜欢引入一些平台类的公司,比如临床合同研究组织 (CRO)、上游关键材料、模式动物等领域的公司。因为在生物医药产业的关键节点,这类公司掌握着特定的稀缺资源。

园区投单个项目,远不如投一个相对持久性的、对产业有深度话语权的平台公司,因为由此可贯穿整个生物医药链条。这是一些成熟园区的共识。

在上述园区人士看来,如果一家新企业有某些特定需求时,可以不出园区就能解决,企业沟通成本极大降低,做事更快,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企业愿意不出园区和近邻合作,很方便,交流成本更低。一家新药企业负责人说,早上上班时顺道去合作方的工厂看一下自己项目的进度,然后回公司处理事情,下班之前还能再去看一眼,何苦要跑到外面去选合作伙伴。

开公司、搞投资、做园区,转来转去的这些人都在同一个圈子,关心的事情高度相似,使用同一套语言体系。生物医药产业究竟能不能翻开一页新篇章,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在做的事。

产业园的行事风格,在为这些人不断改进。一位前国家药监局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到底,需要让各方看到稳定的市场预期,才有可能对生物医药重燃希望。

(文中张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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