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下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与分析

钟海玥 叶孟婷 全永波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舟山316022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贡献[1]。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其本质在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经济效率水平的高低是其中一项重要评价指标。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要求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摒弃粗放的、生态不友好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实现人与自然间物质交换的和谐与协调。协调和共享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在于解决区域、城乡间的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公平。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做出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继续强调了高质量发展在我国未来经济工作中的主线地位[2]。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由传统物质资源推动的增长方式转换为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即资源配置高效、高质量投入产出比的发展方式[3]。20世纪70-80年代，人类对海洋资源经济开发的热情和规模不断高涨[4]，以海洋风能、潮汐能、海洋生物科技、海洋装备制造、滨海旅游等为代表的海洋产业蓬勃发展[5-6]，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对比其他产业部门，海洋经济展现出了更稳健的增长能力[7]。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现有统计资料显示，2001-2018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GOP）的年均增长率为10.97%，高于我国同期GDP平均增速（10.49%），远高于世界典型海洋国家的GOP年增长率[7-8]。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尚处于资源型经济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所驱动的规模扩张而非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质量提升，且引发了资源萎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为改变这一现状，提升海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中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发展路径，其首要任务是“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学界现有成果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讨论不多，国外海洋经济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具体海洋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潜能提升[9]、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联性、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向。1980年，Pontecorvo等基于美国商务部对海洋产业的界定，首次在国家层面对海洋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度进行了测算[10]。随后，Rascl、Pugh等学者又相继对海洋部门和海洋经济活动进行了界定，并在产业增加值层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经济国民经济贡献度进行了测算[11-14]。Colgan将海洋经济国民经济贡献度的测算由产业增加值延伸至经济活动领域，从生产总值、公司数量、就业岗位、雇员工资4个维度对美国海洋经济的国民经济贡献进行评价，认为海洋经济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贡献巨大，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具有更强的增长力，尽管其波动趋势与国民经济一致，但在经济扩张期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在经济萎缩期的萎缩速度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平均水平，甚至在萎缩期出现逆向增长[7]。Morrissey等基于投入-产出表对爱尔兰各海洋经济产业部门与其他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海洋经济产业部门尤其是海上交通运输业对爱尔兰国民经济的作用巨大[15]。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海洋经济行为对海洋及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破坏，强调应加强对沿海地区的综合管理，确保海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4]。国内海洋经济研究则集中于对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海洋经济效率测度及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耦合关系的探讨，其中，海洋经济效率测度的讨论最多，少量文章提到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王双[16]、张耀光等[17]分别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差异特征，并在省级尺度上对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进行区域分类。狄乾斌等从时间和空间2个角度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和动态变化进行分析[18]。张继良[19]、赵昕等[20]先后采用DEA及其改进模型对我国的海洋经济整体运行效率进行测算。丁黎黎[21]、盖美[22]、赵林[23]等在相关研究中将环境损害等非意愿产出纳入DEA模型，以测算我国海洋经济的绿色经济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差异。王泽宇等分别从资源消耗[24]、资源约束[25]和资源空间异质性[26]的角度讨论了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经济增长的关系。钟华在学位论文中最早提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说法，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等同于海洋经济增长效率[27]。李博等从海洋综合实力、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社会福利、海洋生态环境4个维度界定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构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分析[28]。

前期学者的研究为探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但也存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外延界定过窄或过广，指标选择主观性较强等不足之处。本文在“经济增长”的范畴内开展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结合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各维度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要求，构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分析，以期找出制约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短板，为更合理地制定海洋经济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从海洋经济和经济增长质量两个方面界定。当前各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在海洋经济概念上未形成统一认识。Park和Kildow对各国海洋经济的定义比较后发现，主要沿海国家普遍同意Colgan的观点[29]，认为海洋经济大体上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活动；另一类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海洋环境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30]。国内研究对海洋经济的界定也各有不同，但已逐步接受国家海洋经济核算中对海洋经济的界定，认为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本文亦遵循此观点。现有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思路，一类从狭义视角界定经济增长质量，一般将其等同为投入-产出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单位经济产出的投入量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经济增长质量越高[31]。另一类从广义视角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强调经济系统运行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均应归为经济增长质量范畴，经济系统产出水平和效率越高、系统运行越稳定，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均衡，生态环境代价越小，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狭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仅考虑经济增长效率，过于狭隘。而广义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包罗经济、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由于过于宽泛，已失去经济增长质量的本意。虽然经济社会乃至自然环境的一切变化，本质上都源于经济增长，但不能据此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各方面都纳入经济增长质量的范畴[32]。

本文认同叶初升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既不是狭义的增长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也不是增长速度以外的所有经济增长问题，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所蕴涵的“质”及其 “部分质变”[33]。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应限于“海洋经济增长”范畴，而不是扩大至海洋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发展水平、海洋生态环境变化等多个方面。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应以增长的属性为基础，重点考察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紧密相连的质量特征。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各维度目标与海洋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从海洋经济增长源泉、海洋经济资源配置、海洋经济增长波动、海洋经济增长潜力的角度出发，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以提升经济效率为手段，在结构协调、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与海洋开发、利用、保护相关的各类产业活动经济产出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具体包括海洋经济效率、海洋经济结构、海洋经济稳定性和海洋经济持续性4个维度。

1.2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经济效率是海洋经济增长质量4个维度中的最核心维度，也是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本质要求。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海洋经济效率反映的是海洋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海洋经济效率越高说明相同的海洋经济要素投入可带来更多的海洋经济产出。研究对海洋经济效率的测度从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其中，单要素生产率主要考虑资本、劳动力、海域资源等主要海洋经济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分别采用海洋经济劳动生产率、海洋经济资本生产率和海域资源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立足考虑主要生产要素外的生产要素质量变化、资源配置、规模收益递增等，采用海洋经济TFP增长率测度。

协调是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海洋经济结构反映海洋经济增长中海洋经济的要素配置和生产分布，结合我国当前的海洋经济特征与可操作性，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结构三个层面度量海洋经济结构。其中，产业结构反映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采用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OP的比重测度；区域结构反映海洋经济增长成果的分布情况，主要考虑区域发展的均衡度，采用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面积近岸海域GOP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测度；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结构反映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考虑海域资源开发利用的均衡度，采用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泰尔指数测度。

海洋经济稳定性反映海洋经济增长过程的波动状态。根据经济增长一般规律，海洋经济增长的波动和周期性不可避免，但过度的增长波动会造成海洋经济动态效率低下。海洋经济过热易带来海洋经济领域的高通货膨胀，进而造成福利损失；过冷易带来海洋经济的高失业率，进而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因此，高稳定性的海洋经济增长才是高质量的海洋经济增长，本文从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两个方面对海洋经济稳定性进行测度，选择的测度指标为海洋经济增长波动系数和海洋经济价格波动系数。

海洋经济持续性反映海洋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水平不变、单纯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所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效应。本文采用技术创新水平度量海洋经济持续性，选择的测度指标为海洋R&D投入和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表1）。

表1 部分陆海统筹的概念辨析

2 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研究的时间序列为2002-2016年，所涉及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上海航运交易所网站。所有包含价格因素的数据统一折算至2007年价格水平的实际值。指标体系中所涉及复杂变量的计算及相关说明如下。

2.1.1海洋经济效率指标

海洋经济TFP增长率借助超越对数函数采用增长核算法测算，设Yt、Kt、Lt、At分别为t年的海洋经济总产出、海洋经济资本存量、海洋经济劳动力投入数量、希克斯中性的海洋经济技术水平。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希克斯中性的海洋经济TFP增长率可近似表示为其中，ΔAt=At-At-1，ΔYt=Yt-Yt-1，ΔKt=Kt-Kt-1，ΔLt=为t年海洋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34]，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主要海洋产业劳动收入占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代替，主要海洋产业劳动收入按各主要海洋产业从业人员数乘以该行业平均年收入计算。海洋经济总产出Yt取t年的GOP，海洋经济劳动力投入数量Lt取t年的全国涉海就业人口数。海洋经济资本存量Kt以2001年为基期，依据全国沿海县 （市、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采用永续盘存法，按Kt=Kt-1×（1-η）+It计算。其中，K2001=I2001/10%；η为资本折旧率，取9.6%；It为t年沿海各县（市、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和。单位海域使用面积GOP用年末全国累计查明海域使用总面积计算，涉及GOP的指标数值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2.1.2 海洋经济结构指标

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泰尔指数采用Tt计算，其中，Tt为t年中国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泰尔指数；Git为t年i地区GOP占全国GOP的比例（i=1，2，3，其中，“1”表示北部海洋经济圈，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4省（直辖市）； “2”表示东部海洋经济圈，包括江苏、上海和浙江3省（直辖市）； “3”表示南部海洋经济圈，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4省（自治区）；N为地区类别总数，N=3；Sit为t年i地区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占全国海域确权使用总面积的比例；Gijt为t年i地区所辖j省（自治区、直辖市）GOP占i地区GOP的比例；Mi为i地区所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量；Sijt为t年i地区所辖j省 （自治区、自辖市）海域确权使用面积占i地区海域确权使用总面积的比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面积近岸海域GOP用该地区GOP除以其所辖近岸海域总面积计算。

2.1.3 海洋经济稳定指标

海洋经济增长波动系数取当年海洋经济环比增长率与邻近5年海洋经济移动平均增长率偏离度，设Ct为t年的海洋经济增长波动系数，Rt为t年的海洋经济环比增长率，则2002年以前的海洋经济环比增长率采用主要海洋产业的产业增加值计算，2002-2018年的海洋经济环比增长率采用GOP计算。海洋经济价格波动系数取航运价格环比变化率和海洋水产品价格环比变化率的均值，其中，航运价格环比变化率取中国沿海（散货）运价环比变化率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环比变化率的均值；海洋水产品价格环比变化率取海水产品价格环比变化率。

2.2 指标权重的确定及综合指数测算

2.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观赋权法，如Delphi法、AHP法、专家评分法等；一类是客观赋权法，如熵权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35]。本研究采用客观赋权法，取熵权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的计算均值为各指标权重，即Wi=其中，Wi为指标i权重；W1i为熵权法计算的指标i权重；W2i为标准离差法计算的指标i权重；W3i为CRITIC法计算的指标i权重。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①熵权法（W1i）

②标准离差法（W2i）

③CRITIC法（W3i）

CRITIC法是通过指标标准差大小和指标间冲突性判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采用计算，Ci为指标i所包含的信息量，按计算，σi为指标i的标准差，rij为指标i与指标j的相关系数。

2.2.2 综合指数的测算

测算综合指数前首先要对各指标的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对于正向指标，按进行标准化；对于逆向指标，按进行标准化。sit为t年i指标的指标标准化值；xit为t年i指标的指标值；ximin为i指标在所有参评年份中的最小值；ximax为i指标在所有参评年份中的最大值。

t年的海洋经济质量综合指数Qt按计算，其中，为海洋经济效率指数；为海洋经济结构指数；为海洋经济稳定性指数；为海洋经济持续性指数。

3 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趋势与原因分析

3.1 总体水平的变化趋势与分析

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算结果（表2）和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的变动轨迹（图1）可以看出，2002-2016年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在波动中呈上升态势，由2002年的0.393 1上升至2016年的0.482 2，提高了22.67%，研究期内有所提升，但提升效果不明显。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4个维度的波动幅度来看，海洋经济效率维度和海洋经济结构维度的波动较为剧烈，海洋经济稳定性维度和海洋经济持续性维度的波动较小，相对稳定；从4个维度的变化趋势来看，海洋经济效率维度整体呈下降趋势，海洋经济结构维度基本保持不变，海洋经济稳定性维度小幅上升，海洋经济持续性维度则较大提升。以上表明在过去15年里，中国海洋经济的整体发展环境相对稳定，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主要依靠海洋科技水平的进步，但科技成果的经济转化能力不足，海洋科研成果没能有效转化成海洋经济增长动能。海洋经济数量令人羡慕的2位数增长可能只是生产要素大量投入所带来的虚假繁荣，单位海洋经济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出15年里没有明显提升，甚至有下降趋势，若不能走出靠资源投入拉动的海洋经济增长模式，我国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将很难得到提升，海洋增长数量也将因规模报酬递减效应的影响而陷入停滞。

图1 2002-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变动轨迹

表2 2002-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3.2 各维度的演变趋势与分析

（1）海洋经济效率维度

海洋经济效率维度在研究期内先由2002年的0.173 1迅速跌至2003年的0.088 6，后逐步提升至2006年的0.183 9，又逐步下降至2009年的0.106 9，2010年反弹至0.174 7，随后波动幅度减弱，缓慢下降至2016年的0.104 9，并趋于稳定，整体呈下降趋势。从各分项指标来看，研究期内，我国海洋经济的劳动力要素生产率持续稳定提升，海洋经济系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水平不断改善。海域资源要素生产率在2002-2011年间快速提升，2011年后停止增长并趋于稳定。200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 “国家实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从而增加了海域使用者的用海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域资源粗放利用，提高了海域资源要素的生产率。海域有偿使用制度确立后，沿海各地针对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和配置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进程缓慢。当前海域使用权出让仍以申请审批为主，市场化出让的占比不高。此外，海域使用权价格评估标准、海域使用权基准价等相关配套措施缺位，现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过低，海域使用论证只注重用海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对海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程度关注不够，海域资源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难以为继。资本要素生产率在2002-2006年间缓慢提升，但2006年后持续快速下降，资本投入未能形成规模效率，整体利用率较低。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驱动，海域资源投入成本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资本投入要素的增长，这也是资本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海洋经济TFP增长率在波动中下降，2007年以前海洋经济TFP增长率尽管波动较大，但基本为正值，2008年起，波动幅度变小，但几乎全为负值，最终稳定在-7%左右，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自2008年起持续下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靠要素投入拉动、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事实。

（2）海洋经济结构维度

海洋经济结构维度在研究期内先由2002年的0.163 9大幅下降至2006年的0.073 0，2007年反弹至0.149 8，随后持续小幅下跌至2012年的0.096 7，又逐步缓慢增加至2016年的0.145 8。从各分项指标来看，研究期内，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后稳步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度增强。区域发展均衡度在2002-2014年间持续下降，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不断拉大，但2014年以后有所好转。海域开发利用均衡度在2002-2007年间波动明显，2007年后逐年下降，下降速度逐渐加快，海域开发利用水平的空间差异不断增强。从海域开发利用经济效率泰尔指数的分项测算结果来看，我国海域开发利用水平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省际差异上，但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间的差异也在研究期内不断拉大，不容忽视。

（3）海洋经济稳定性维度

海洋经济稳定性维度是4个维度中波动相对最小的，除2002、2003和2010年的指数水平较低外，其他年份基本稳定在0.1左右，无明显波动，表明在过去的15年里，我国海洋经济产出水平的增速和海洋经济市场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保持稳定。稳定性是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维度之一，相对稳定的海洋经济环境有助于海洋经济增长运行机制和秩序的稳定，为提高我国海洋经济资源配置有效性和增长可持续性提供了良好的宏观运行环境。

（4）海洋经济持续性维度

海洋经济持续性维度是4个维度中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其变化轨迹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2002-2008年稳步缓慢提升至0.045 6；2009年出现一次异常波动，迅速提升至0.110 6；2010-2015年又恢复至原来的增长轨迹，但增速快于2002-2008年的平均增速；2016年出现第二次异常波动，快速下降了40.87%至0.126 6，此次波动是导致综合指数在2016年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从各分项指标来看，海洋R&D投入与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基本保持同步变化，即2002-2015年间呈增加趋势，2016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2个分项指标的变化速度来看，可以分为4个阶段，2002-2010年，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速慢于海洋R&D投入增速；2011-2014年，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速与海洋R&D投入增速基本持平；2015年，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速快于海洋R&D投入增速；2016年，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的降速大于海洋R&D投入降速。R&D投入的增加可有效提高海洋科技成果的产出水平，尽管其未能有效转化成海洋经济产出，但若据此降低R&D投入，将更不利于海洋经济产出水平的提升，降低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总结前人海洋经济、经济增长质量、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展理念，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限定于海洋经济增长范畴，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进行重新界定，测度2002-2016年的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分析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波动趋势和原因，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来看，中国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在过去15年里的波动较大且提升程度十分有限，表明我国海洋经济的各项动力和机制尚不健全，主要表现为海洋经济效率持续下降、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不均衡度增强和海洋科技成果的经济转化能力不足。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不断调整和优化海洋经济增长结构，提升海洋经济效率；重视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确保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和经济政策工具稳定性的基础上，实行差别化的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积极探索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模式，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主体与实业部门合作，提高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第二，海洋经济效率水平持续下降，除劳动力生产率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外，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并不理想，海域资源生产率在前期有所提升，后期趋于稳定，最终停滞在一个较低水平，资本生产率和TFP增长率持续下降。基于此，研究认为未来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应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为重点，着力转变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以技术进步带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的组合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对海域资源要素的监管，推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进程，提高海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第三，海洋经济结构改善不明显，尽管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域资源开发利用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不断增强。空间发展不均衡是制约我国海洋经济增长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重要原因，在制订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水平。

第四，海洋科技投入和产出水平不断提升，但未能有效转化成海洋经济增长动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海洋科技投入的积极性，研究期末年的海洋科技投入量和产出水平出现了断崖式下降。海洋科技水平提升才是海洋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关键，因此，应加大对海洋科技的投入。

受限于海洋经济数据，本文对个别二级指标的指标值测算不够严谨，如测算海洋经济价格波动系数时仅考虑了海上航运价格和海洋水产品价格波动。数量和质量是海洋经济增长的两个方面，研究中仅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和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若其能与海洋经济增长数量的演变情况整合分析可更好地揭示我国的海洋经济增长路径。未来可进一步完善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并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与海洋经济增长数量研究相结合，以尝试揭示两者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