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往中国笛箫类乐器流变小考

2023-01-30 02:20蒋薇
百花 2022年11期
关键词:流变

蒋薇

摘 要:笛箫类乐器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极具表现力的音色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常常居于各种乐队之首。学界对现代中国笛箫的理解共识是,竹制,横吹为笛,竖吹为箫。然而,历经数千年的斗转星移,中国笛箫在濫觞之始就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它们名称众多、形制各异、吹法不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传承更迭、历久弥新。远古至秦汉时期是这类乐器发端、塑型的黄金岁月,本文尝试以时间为脉络,通过梳理出土文物,查证历代文献,比对传世的图画、石刻等,厘清它们的渊源、流变,一探笛箫的历史。

关键词:秦汉以往;笛箫;流变

我国的笛箫类乐器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材质多样、内涵丰富,广泛流传在华夏神州的天南海北。本文中“笛箫类乐器”特指管状(单管或编管)、无簧类型的吹管乐器,无论竖吹、横吹、斜吹,它们都是使用口腔内吹出的成束气流,以斜面的角度吹入管状乐器的吹口端,从而产生边棱振动,在管内形成音波,并以横开的音孔缩短管长,发出与管长相应的音高频率。这类乐器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传承更迭、历久弥新,远古至秦汉时期正是它们发端、塑型的黄金岁月。

李白诗云:“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因其极具表现力的音色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笛箫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的地位极高,常常居于各种乐队的首位。那么,何为笛箫?学界对现代中国笛箫的理解共识是,竹制,横吹为笛,竖吹为箫。然而,历经数千年的斗转星移,中国笛箫在滥觞之始就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各种称谓落英缤纷、披沙拣金。

从命名来看,史载就有笛、箫、篴、篪、龠、楚、筹、篍、羌笛、长笛、雅笛、膜笛、龙笛、泰始笛、姑洗笛、太常笛、洞箫、横吹、排箫、尺八等,不一而足。[1]它们有的是同一名称、不同乐器,有的是同一乐器,却有不同名称。久远的历史和为数不多的文物、文献遗存,必然会带来学术上的理解差异。好在通过梳理出土文物,查证历代文献,比对传世的图画、石刻等,还是可以大致厘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并让它们各归其位、一目了然的。

一、远古探幽

远古,指的是现存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中国的远古时代一般指夏以前的时代。这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依据存世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展开探讨,并从考古实物上查证。根据考古研究,那时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丰富多彩的远古文明。在这些人类智慧的遗存中,笛箫的始祖——骨哨、骨笛,便已鲜活地展现于世人面前。[2]

1973年,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发现了许多利用禽类肢骨制成的骨哨,它们的一侧均刻有小孔,有的是在骨腔中插了一根可以移动的肢骨,以便狩猎时可以吹出声响,用以诱捕飞禽走兽。经科学测定,这些古哨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反映了距今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流域氏族村落的情况。[3]笛子演奏家赵松庭和音乐理论家吕骥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实测与录音。《笛艺春秋》中写道:“它们的形制大多数为手指一般粗细和长短,横开两个或三个音孔,和今天流行的口笛基本一样。另外,还有一根非常宝贵的骨笛,中指一般粗细,十厘米左右长,有一个横吹的吹孔,六个音孔,这和今天六孔竹笛十分相似。有这些珍贵文物作根据,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笛子不但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而且是所有管乐器的鼻祖。”

无独有偶,骨哨、骨笛在我国远古时代的多个文化遗址均有发现,其形制也是五花八门。我们一般将少于三个按孔的骨管视作哨,将按孔较多且排列规整、音列丰富的骨管视作笛。音乐史学家李纯一依据考古类型学方法,将目前所见远古哨的考古实物大致划分为三种,即无孔管Ⅰ型、孔管Ⅱ型(图1)、活塞孔管Ⅲ型。[4]

Ⅰ型哨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哨,其形状如两端较细而腰部较粗的圆管,管长5.2厘米,中空,内外径分别约0.4厘米和2.3厘米,两端开口,无按音指孔,似将一端作为吹孔,另一端作气孔之用。

Ⅱ型哨的考古实物出土最多。一孔式的案例如河南长葛石固遗址二期墓葬出土的骨哨(2件),距今8100年左右,其哨管截面呈马蹄形,椭圆形指孔位于腰部,表面曾经过烧烤,有红黑色斑迹和因长期触摸而形成的凹陷。二孔式和三孔式的哨是在管的侧面开两到三个指孔,例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T254:45、T224:22、T244:35。

图1 浙江河姆渡孔管Ⅱ型骨哨

Ⅲ型哨为活塞孔管样式的哨,以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的T314:54为代表。这支哨是用禽类的肢骨制成,下部一侧残缺,上部有一圆形指孔,骨腔内插有一根禽肢骨,可作为活塞拉动改变管中气柱长短,进而调整骨哨的音高。

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中出土骨哨和骨笛(图2)距今约8000—9000年。[5]经过1987年、2001年两次发掘,贾湖共计发现了30余支笛、哨。这些笛、哨有五孔、六孔、七孔、八孔和无孔之别,它们制作精良、开孔规范,虽经近万年的掩埋,有些至今仍能吹出七声音阶。198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测音员就用其中一支吹奏了民间乐曲《小白菜》。[6]

1994年,内蒙古赤峰松山初头朗乡三座店村的农民在植树造林时发现了一支距今55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时期骨笛。这支骨笛为管状,深黄色,用飞禽类的肢骨制成,已经石化。骨笛长约15厘米,外径1.5厘米至0.7厘米,其上有等距离的5个音孔,音孔直径约0.3厘米,底端处还有两个约0.2厘米相对的小孔。

这些远古遗珍是为现今已知的部分考古成果,从它们的制作工艺来看,不难推想远古的中国人应该也会使用竹子等材料来制作哨、笛,毕竟相对于坚硬的骨头,后者会更容易制作,只是竹木类材料难以长期保存,目前尚无相关考古实物参照,但在历史典籍中,还是可以发现其存在的痕迹的。战国末《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伶伦取竹制笛、调律的传说,便是我国远古笛箫类乐器实存的佐证,也是乐律出现的重要标志。

二、夏商周溯源

史载,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王朝——夏,有礼乐乐舞《夏籥》(又作《夏龠》,又名《大夏》),用以歌颂大禹功绩。《吕氏春秋·古乐篇》曰:“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西汉戴圣《礼记·仲尼燕居》中记:“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东汉郑玄对其注为“《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唐人孔颖达作疏:“《夏籥》谓大夏文舞之乐,以《象武》次序更递而兴。”

《夏籥》得名于表演时的道具,舞时舞者手中拿着的“龠”就是一种目前只见于经传的笛箫类乐器。[7]据载,龠由西方的伊耆氏传入中国。《礼记》称:“苇龠,伊耆氏之乐也。”关于龠的音孔,历代各家所说并不相同。三国魏张揖撰《广雅》曰七孔;汉代《毛诗故训传》曰六孔;汉郑玄注《周礼》、晋郭璞注《尔雅》均说是三孔。明朱载堉《律吕精义》中说:“籥、龠二字,本是一器。”书中绘图可见,龠为单管,竖吹,有三孔和六孔两种,吹口一端有豁口,颇似现今流行的箫。笔者认为,早期的龠为三孔。西周周公旦的《周礼·春官》载:“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又曰:“龠师掌教国子舞羽、龡龠。”龠舞者应是一手舞羽,一手吹龠的,因一只手兼按六孔似不易掌握,据此推断,初时龠为三孔较合理。随着乐律和乐器的发展,后世又产生过六孔等多孔龠。只是这些龠都被后来的其他笛箫类乐器替代,慢慢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周礼》中的“篴”,郑玄注“杜子春读篴为荡涤之涤,今时所吹五空竹篴”,他延续了西汉末年杜子春的说法,认为篴即东汉时流行的五孔竹笛。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曰:“篴,涤也,其声涤涤然也。”明代朱载堉认为篴与当时的笛是同一物,其在《律吕精义》中载:“盖篴与笛音义并同,古文作篴,今文作笛。其名虽谓之笛,实与横笛不同,当从古作篴以别之可也。尝考古制籥、篴二物,大同小异;籥之吹处,类今之箫;篴之吹处,类今之楚。吹处不同,此所以异名也。”依文,这里说的笛应该不是后世出现的横笛,而是一种竖吹的管乐器。朱氏认为籥和笛几乎没有分别,只是吹孔设计不同。他指出:“篴制与籥全同,唯吹处与籥异,上端比籥长出五分,以木塞之,其木后畔微削,使通气于吹孔,吹孔在篴之后,其制即今所谓楚者是也。”由此可见,直到明代,笛仍有竖吹的,与如今的箫异曲同工。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实际上既有竖吹之笛,也有横吹之笛。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就曾发现过两支竹制横吹单管多孔乐器,其中一支长24.7厘米,另一支长21.2厘米,均是正面六个音孔,侧面一个吹孔,吹孔与按音孔成90度直角。[8]墓内记有陪葬品的竹简上,写有“篴”的字样。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古时交通不便、交流不易,文献资料记载、留存、流传的磨难颇多,使吹奏方式不同的笛箫类乐器的名称一直存在通用、混用、代用、误用的情况。其实,类似情形也并不罕见,例如琵琶和阮的定名亦是这样。

接下来再说《周礼》中的“箫”(即“箾”)。《尚书·虞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意思是韶乐轮番演奏九曲后,凤凰翩翩起舞。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被传为音乐欣赏中的千古佳话。《韶》即乐舞《箫韶》的简称,传说是舜时代的宗教性乐舞,在周朝被奉为宫廷雅乐中的杰出代表,它以当时流行的箫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

唐杜佑所撰的《通典·乐器》引初见于《周礼》的《世本》:“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广雅·释乐器》云:“箫,大者二十四管,无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朱子语类》中朱熹说:“今之箫管,乃是古之笛,云箫方是古之箫,云箫者,排箫也。”据考,至少在唐代以前,箫是一种编管乐器,即今天的排箫,元明以后为了区别于单管的洞箫,才最终把它命名为排箫。

排箫是把若干同种材质的管状物按一定顺序排列固定起来的整体乐器,每支管的内部均用软物堵住,分别构成独立的吹管。吹奏时,气流从吹口上方吹入管中,在管的内腔中振动而产生乐音。1997年,河南鹿邑太清宮镇长子口的商末周初长氏贵族墓出土的5件骨排箫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排箫实物。这些排箫由长度递减的禽类腿骨制成,其中保存最完好的M1:112为13管,最长管为32.7厘米,最短管为11.8厘米,出土时管身有带子束管的痕迹,现存于河南博物院。

此外,目前还发现不少其他材质的排箫实物,例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2500年前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13管石排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2400年前的两件竹排箫(图3),它们形似凤凰一翼,都是由13根长短不同的细竹管依次排列并用竹丝缠缚而成,表面饰有黑底红色三角回纹的漆绘。这两件曾侯乙墓排箫形制相同、管长有别,是一对“雌雄箫”,刚出土时,在没有脱水的情况下,有8根箫管尚能吹奏出乐音,而古时的雌雄排箫常作合鸣。

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可知,中国是排箫的发源地,南北朝、隋、唐各代的宫廷雅乐中,排箫都占有重要位置。遗憾的是,清朝中后期,或因战乱,它逐渐于中国乐坛销声匿迹,而传统演奏技艺并没有传承下来,还有待于我们不断挖掘和复原。

三、春秋战国索隐

《诗经》中“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的记载,映射出春秋时期民间流传着一种叫篪的乐器。宋《太平御览》引《五经要义》载:“篪以竹为之,六孔,有底。”宋陈旸《乐书》卷一百二十二记:“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1978年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文物(图4),使我们看到了《周礼》中的篪。

曾侯乙墓出土的两支篪是目前仅见的实物,它们也是一对雌雄篪,均由单节苦竹制成,外形基本完好,内壁稍有腐烂,全身髹漆,器形和纹饰基本相同,局部和尺寸略有差别,均为吹孔在上的横吹单管乐器。其中一支两端封闭(有底),一端以自然竹节封底,一端以物填塞,全长29.3厘米,径约1.9厘米,在管身一侧近两端处,各开一椭圆出音孔,在与吹孔、出音孔呈90度的管身另一侧条形平面上面,并列开5个指孔。

图4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篪

篪的演奏方法,据湖南长沙杨家湾汉墓作乐木俑(图5)与山东南武阳汉代画像石来看,吹奏时可能是双手掌心向里,篪身放在大拇指、食指之间,吹孔与出音孔向上,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分别按一、二、三孔,右手中指、食指两按四、五孔。从《尔雅·释乐》的晋人郭璞注可知,最晚在晋朝,篪的吹孔已改用一个高出管身1寸3分(约4.3厘米)的“翘”(即后来所谓“义嘴”)吹奏。随着清商乐的兴起,篪成为吴声的主要伴奏乐器;隋唐时,篪仍是宫廷音乐的主角之一;宋以后,随着雅乐的失传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图5 湖南长沙杨家湾汉墓作乐木俑

四、秦汉拾遗

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历史向前,秦朝的统一,终结了战乱频发的局面,也使古老的中国走出了青铜时代。随后历史很快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繁盛的汉朝。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对笛的解释是:“谨按《乐记》,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于雅正也。长二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唐李善注:“羌笛与笛,大小不同,故谓之双笛。”汉马融在《长笛赋》中说:“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笾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在这段话之前,马融感叹“笛生于大汉,而学者不识”之余,又进一步说明:“有处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长笛赋》还说,长笛是“上拟法于韶箾南龠,中取度于白雪渌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而制成的,可以吹出中正平和之声。所以可推测,上述双笛中的羌笛应比笛(即长笛)短些,而且两者都是竖吹的笛箫类乐器。

其实在此之前,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中原向西的探索不断加强,促进了外来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或是从那时起,我国就传入了一种新的笛子——横吹,它与竖吹的长笛等一同书写着中国笛箫类乐器的历史。

横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横着吹的笛子。晋崔豹《古今注》云:“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汉乐府中已有了“横吹”的身影,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载:“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根据文献来看,汉代起,横吹的笛就已在宫廷和军队的鼓吹乐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唐代诗人王维《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中的“横吹杂繁笳,边风卷塞沙”便可见一斑。而从河南邓州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画像砖上(图6),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鼓吹乐队行进奏乐的模样。画面上领头的演奏者正横吹着笛子,他持笛的方向与角度、左右手演奏笛子的姿势都与今天的笛子演奏几乎完全一样。

图6 河南邓州南北朝画像砖

这一时期,中国笛箫类乐器的发展诠释着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在彼此促进的同时,这类乐器还展示出多样性的外观与演奏法,不仅在自身音律、形制等方面更加合理、完善,而且在乐队的协调配合中也愈发默契。

五、结 语

远古至秦汉,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笛箫类乐器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这类乐器的诞生與发展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不定音高到确定音高、从音列简洁到音列繁复的过程及规律。在那遥远的年代,龠、箫、篪、篴等争相辉映,与来自西域的音乐文明交融共存,和鸣奏响着华夏古韵,一起见证了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也为穿云裂石的笛箫之音奠基了永恒。虽然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散落在了陈年古籍的文山字海中,可是考古工作的推进使其得以重见天日。无论姓甚名谁,它们都将继续为中华笛箫的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振兴动力。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吴钊.中国古代乐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 林克仁.中国笛箫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3]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

[4]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 张居中.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骨笛[J].华夏考古,1991(2).

[6] 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J].文物,1989(1).

[7] 刘正国.中国古龠考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8]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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