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就是“好读”
——论《千里江山图》与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刘诗宇

孙甘露出版于2022 年的《千里江山图》是“主旋律”或“主题创作”吗？是也不是。小说书写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共产党人的奋斗与牺牲，很明显属于这个范畴，但却没有一点同类创作常有的生涩、僵硬。《千里江山图》是“纯文学”吗？同样是也不是。小说的整体氛围端庄肃穆，但作品中谍战、推理、动作甚至幽默的成分又要将其推向“类型”与“通俗”的范畴……这是一部颇为“矛盾”的作品，它的情节、人物关系充满张力，题材、写法、叙事更是充满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异类”，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佳作。

开篇：山雨欲来的艺术

《千里江山图》（下文简称为《千》）开篇意外地“好读”，言外之意是很多长篇小说的开头都“难读”。所谓“难读”在文学史和文学现场的意思并不相同。今人再看《巴黎圣母院》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开端连篇累牍的环境描写实在让人费解、烦躁，这种“难读”缘于其所诞生的时代风气，是事实上的阅读难度。而在文学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长篇小说是写着写着才“渐入佳境”的，开篇部分仿佛“试水”，由于创作时间紧，作者又很难在终篇后回头再将开篇重写一遍，于是，读者在阅读时会一头雾水，这种“难度”纯粹变成了创作上的问题。

相比之下《千》的开篇着实出彩：地下党上午十点接头，以骨牌和骰子为信，地点是图书馆后面的密室；地下党中有叛徒，行动已败露，侦缉队、巡捕房只等人齐就抓捕。如果不细数，读者可能很难意识到在地下党接头之前，叙事转场多达十次，主要人物的特征、大背景与小环境（接头地点的入口、逃生通道、埋伏点）都在风驰电掣间一清二楚。这一过程的清晰、流畅得益于作者极为精准的时间感与整饬的空间感，作者俨然片场导演，手持对讲机，盯着监视器，一切都在他的指挥下按部就班，读者在不同机位的交替旋转中，不知不觉就深陷故事中心。

小说开篇的快节奏、对于影像感和“强故事”的追求，很容易让执着于文学严肃性的读者认为，曾经“先锋作家中的先锋”是否改弦易张写起了“通俗文学”。但仔细看就能发现小说的开篇极不寻常，真正深湛的叙事技术羚羊挂角，不着痕迹。与谍战相关的题材，往往要求作品中接连出现反转，反转多了就容易出现情节上的硬伤，《千》的开篇不仅抓人，还经得起重读，两个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叛徒，即崔文泰、卢忠德（在小说中有“西施”“易君年”等多个代号，下文统一写作卢忠德）身上都有反常笔墨，其反常的程度拿捏精准，初读时它们只化为情节上细小的刺，直到重读时读者才会为作者的深谋远虑叹服——例如崔文泰曾扛起菜场的一爿猪肉遮面，逃脱后担心是否会被上线误认为偷窃，初读时读者至多以为共产主义战士未免过于拘泥公德，重读时才会发现这是卧底时刻自我省察的表现。卢忠德在被抓捕前收起接头用的骰子，只有了解后续情节，才能理解这个行为既是为了进一步骗取同志信任的障眼法，也是身为叶启年嫡传弟子，卢忠德有意阻碍游天啸这种攀高结贵的“假学生”占据头功。

中场：“明牌”叙事的魅力

扑克中有一种玩法是“明牌”，如果玩家对自己的牌和技术十足自信，可以选择这种高赌注玩法。牌局会因此更加刺激，小说创作也是如此。

卢忠德打入共产党内部，整部小说的矛盾都围绕这个角色展开。共产党方想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就必须揪出这个卧底；国民党方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把逮捕的共方情报人员处死，就是因为相信卢忠德能放长线钓大鱼。《千》正文共377页，但在第49 至51 页处就先让卢忠德露出马脚，不像《风声》这一类作品，直至终篇才揭晓卧底身份。卢忠德刻意打探同伴的身世，又在获取了信息之后有意中断讨论，这至多算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伏笔。《千》总体是第三人称叙事，部分使用“POV”手法，即小说会以不同视点人物呈现故事。视点人物的思考、感受必须为“真”，因此只能隐瞒部分信息而无法欺骗读者。当其他视点人物都主观上怀疑过其他人为卧底，只有卢忠德一人对此讳莫如深时，叙事学上的条件限制就证明他的卧底嫌疑最大。

作者这么早揭示底牌似有“失误”之嫌，但随着情节推进，这种“明牌”叙事的魅力便逐渐浮现。地下党员在卧底面前暴露了信息，读者会替书中人着急；怀疑的视野触及卢忠德，也会让读者随之欣喜；更重要的是，因为早早亮明底牌，读者也仿佛是侦缉队的密探或肃反的地下党，在寻找细节漏洞中享受与作者斗智的乐趣。

如果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层，或者持不同观点也无妨。除了卢忠德，主人公陈千里和“终极反派”叶启年曾经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其他地下党员的身份因为开篇的抓捕也是透明的。《千》一方面是悬念重重的谍战题材作品，另一方面，对于有一定推理小说阅读经验和对叙事学较为敏感的读者来说，小说无论正派反派，一招一式都直指人心，经得起反复观赏。

“闲笔”或“彩蛋”：构成长篇小说厚度的关键要素

全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叛徒崔文泰拉着装秤砣的皮箱亡命天涯。他以为皮箱中装着金条，从此无论国还是共，都“滚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自己”！这个旁逸斜出的片段实在亮眼，连一向渊渟岳峙、老谋深算的叶启年都“一口茶差点喷出来”。

《千》出版后，很多人认为这是孙甘露作为“先锋作家”的转型之作，但仅从这个情节来看，作者对习见的解构、跳出叙述者身份对观众心理的拿捏依然“先锋”气质十足。如果说《信使之函》等过去的创作中，所谓“先锋感”根植于叙事形式和语言本身，那么《千》中这种气质则源于对历史和人情世故的洞悉。革命队伍里一定混杂各色人等，有人为信念革命，就一定有人仅是贪图名利。五根大金条——有这样一笔足以改变命运，让欠债的赌棍变成富翁、从此再也不必出生入死的钱摆在眼前，崔文泰的选择绝对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总是因为过于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显得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缺少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笔墨。实际上真实的历史一定是由无数不确定性组成的，长篇小说需要崔文泰这样与主线若即若离的“闲笔”。那些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东西，能给读者带来“喘息”的空间，意味着读者发挥经验和创造力，使小说密度与质量成倍增加的可能性。

西方复活节中寻找“彩蛋”的游戏，常被用来比喻影视作品中意味深长却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千》中正有无数“彩蛋”，既让小说变得更丰富饱满，也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乐趣。例如，开篇戏院外张贴的《海外鹃魂》海报，电影中三个主角都死了，似乎寓示着《千》结尾地下党人们的牺牲命运；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是音乐史上的名篇，它在形式上缺少完整的第三、第四乐章，但内容和情感已经充沛完整，正如革命烈士短暂却壮烈的人生。书中的食物也让人印象深刻——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炖萝卜、油爆虾、糟钵斗、爆鱼、腌笃鲜、三头宴、稻草扎肉、炸猪排、猪杂汤、罗宋汤、冠生园点心、五仁年糕、桔红糕、桂花糖芋苗……食物的细节为革命增添了烟火气，也为叙事增加了历史感，就像每个地下党人都需要一个地上身份，后者经营得越好，地下身份越能深藏不露。

作者对每个小人物的刻画都极尽心思。卢忠德杀死凌汶之前，有位诡异的算命老人，借唐代诗人朱泽的一首《嘲郭凝素》（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点破了卢忠德在事业和爱情上的双重伪装，诗中的西子还对应上了“西施”的代号。卢忠德在广州时的情妇小凤凰，是受无数膏粱子弟追捧的台柱花旦，她泼辣世故、阅尽千帆，却看不穿特务卢忠德的虚与委蛇。陈千里暗访时，小凤凰哀婉地请求陈千里向卢忠德转达四个字——“胭脂用尽”。与谢野晶子是1878年出生的日本女诗人，曾著有短歌“胭脂用尽时，桃花便开了”（陈黎、张芬龄译），从时间上看与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合。胭脂为桃花所做，这句诗是桥到船头、水落石出之意，但小凤凰却永远等不来徘徊在多个虚假身份中的卢忠德。

千里江山：壮丽的同义词应该是丰富

像小凤凰这样的次要人物，不仅本身引人瞩目，更极大丰富了卢忠德的形象。作者在这些反派身上倾注了很多笔墨，崔文泰为了逃赌债进入纠察队，他因为“混不吝”在战乱年代受到两党赏识，与后来拿着假金条逃跑首尾呼应。叶启年一方面兼具大学教授、国民党高官的身份，是“知识”与“权力”的强大结合体，另一方面又是个无法忍受女儿自由恋爱的老父亲，这种撕裂加速了他的失败。卢忠德恃才傲物、好大喜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手上人命无数；但他杀死卧底期间的好友龙冬后，整夜辗转反侧，对爱慕的女下属凌汶下手之前，整个叙事氛围都因心理的纠结显得扭曲、诡异。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总要分出正反两派，只有反派形象“立得住”，才能真正凸显正派形象的品德、能力、信仰。正如批评家陈福民所说，“孙甘露非常警惕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文学陷阱，他不对凶险的对手做脸谱化描写，尤其拒绝做表面性的道德化贬低。”“承认敌人很强，承认他们是智力和道德都正常的对手，不仅是一种文学能力和勇气，也是一种能够自我尊重的品质。”（《暴风雨中他们的微笑》）这一判断可以扩大到整个当代文学范畴。

与反面人物对应的是正面形象。小说表面上的主人公是陈千里，此人很像我们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的那种特情人员，他举手投足气度不凡，若有所思又故作自然地行走在三十年代上海街头，仿佛《暗算》中柳云龙饰演的安在天，动起手来雷轰电掣，仿佛《邪不压正》中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国民党的跟踪从来没有一次成功，陈千里设定的陷阱对方只能乖乖跳入，在英雄人物的领导下，一切似乎都在运筹帷幄之中……然而地下党人的每一次胜利，却都是“惨胜”，于是陈千里这个智勇双全却也有些“套路化”的形象，也许不过是作者为我们设下的一个“幌子”，一个可以为小说增添传奇性和画面感的“符号”。真正生动鲜活、感人至深的，是那些看上去无甚特殊，甚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显得有些弱不禁风，却又悍不畏死的普通共产党人。

作者专门在结尾构思了一份名为“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用具体死亡时间揭示了小说正文没有正面描写的惨烈结局。这些正值盛年的人们，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为了顺利转移上海的党组织、重建交通线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如繁星点点，如野火燎原，陈千里的名字虽然和书名呼应，但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千里江山”。

尽善尽美在文学中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千》还留有一些遗憾的话，大概在于对民国时期不同政治思想交锋的刻画让人意犹未尽。叶启年、陈千里都是“知识分子”型特情人员，对时局、道路、信仰都有自己的理解。叶对陈的敌意中，除了有误会后者“策反”女儿叶桃并导致其死亡的仇恨，还有对共产主义的彻底否定，因此两人最后的对决除了解决“家仇”，更应该有关于政治道路的终极辩论。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特务治国论或是无政府主义，具体描写人物行为动机背后的思想倾向，对于提升小说的历史感和思想性都会有很大帮助。对这个问题，也许作者是有清晰认知的，就如书中人所说，“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也许历史本身就是这么混沌、扑朔，掺杂着理性与非理性。

总而言之，《千》是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一部佳作。除了历史感、人性深度、思想性之外，对于此类创作来说最具难度的事情就是做到“好读”，这意味着作品既要满足主题创作的政治要求、长篇小说的艺术追求，同时又要将一切转化为普通读者也能够接受、享受的形式，这要求作家仿佛也化身为地下党人，看似轻描淡写不露声色，实则惨淡经营如履薄冰，用革命的心态去对待文学。孙甘露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在革命历史和文学之间看到了千里江山，也为今后的相关创作开拓了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