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闫永琴，崔叶婷，屈永恒

（山西财经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引言

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与生产活动中的各个环节息息相关，相互影响；消费状况可以直接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与产业结构关系，并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消费需求水平及满足程度可以反映出该国居民达到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以此衡量一国的经济态势（吴炳新，2016）[1]。经济增长能够提升消费水平，同时经济增长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消费规模。消费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关键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规模超40 亿元，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上升空间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发展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消费领域巨大的增长潜力有望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

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要素的迭代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数字时代所带来的强大竞争力是实体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在百年变局下，全球传统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社会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凭借其独特优势逆势发展，催生出各种新业态、新模式。据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同比提升2.5 个百分点，经济结构的变化悄然改变着价值的创造方式。数字经济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消费端体现得尤为显著。在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呈现出不同年龄消费群体的强偏好、消费方式便捷化、消费模式多样化与消费载体多元化等新特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大降低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消费生活产生的影响，同时还加速了我国居民消费向智能化的转变，为我国居民消费提质扩容赋予了新动能。

二、研究成果回顾

1996 年，DonTapscott 描述了新经济形态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标志着数字经济时代即将来临。此后，对数字经济基本内涵的讨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基于数字商品与服务，由数字要素数字、数字平台与平台服务构成，经济产出的一部分完全或主要来自于数字经济（BarefootK 等，2018）[2]。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作为由信息通讯技术或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经济形态，是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生产要素，通过通讯网络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实现社会经济价值和活动变革（刘军等，2020；逄健和朱欣民，2013）[3-4]，数字经济作为全球价值链中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其表现形式多样（ZhuangM 和PanWT，2021）[5]。在数字经济中，创新边界得到了显著拓宽，传统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以及流程创新已不能充分代表市场现实。数字经济是包括人、企业、机器和数据之间无数在线联系产生的交易，这些交易是由导致流程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技术促成的，这些创新的设计、扩散和价值占有特征可能与前互联网时代通过研究企业获得的现有学术知识不太一致（SorescuA 和SchreierM，2021）[6]。虽然在不同视角下，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内涵认识存在差异，但多数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可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需求（赵春明等，2021）[7]。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的消费市场短期内受到严重冲击，消费者在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能力与消费对象等方面均发生改变（关利欣，2020）[8]，从原本的功能性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消费内容也开始向非商品扩展，消费者更加追求消费体验的升级（韩凝春和王春娟，2021）[9]。当前，居民消费呈现出品质升级加快、消费结构优化、网络消费趋于个性化与特色化等新特征（马香品，2020）[10]。其原因在于：首先，新技术、新产品在生产阶段的应用提高了产品生产能力，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加快生产端向创新型发展，与此同时，生产端的变革在满足现有需求的情况下，不断开拓新产品，创造出消费者尚未表达的新需求，加快居民消费理念与行为的转变（马玥，2021）[11]。其次，数字经济跨越时空限制的特殊优势带来了居民消费方式的改变，增加了消费渠道，扩大了居民可选择范围，降低了消费门槛（吴铭栋，2021）[12]。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重组与分配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作用与循环升级，进而促进居民消费。从消费能力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方面。“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具有显著增收效应，主要体现为就业、创业与示范效应（张莉娜等，2021）[13]。首先，数字经济发展优化了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环境持续改善，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新契机；其次，数字化时代的就业组织原则与就业职能发生深刻变化（Chen 等，2020）[14]。但也有学者表明，新技术的出现也将导致一些职业和工作种类的消失，尽管它们可能创造新的职业和工作，然而替代效应并不一定在相同的领域发生（Pugacheva，2021）[15]，就业机遇与就业挑战并存。但就我国的就业规模来看，替代效应和抑制替代效应并存，数字经济的出现并没有减少就业（孟祺，2021）[16]。数字经济创造了新场景的同时又促进了产业升级，激发出了新的消费需求。要实现把消费能力变现为消费行为，发展数字经济是重要一步（张歆，2021）[17]。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研究集中于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居民消费方式、行为的转变、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某一因素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理论层面，鲜有从实证角度直接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基于整体和区域层面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及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区域均衡发展路径选择，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一般作用机制

新经济形态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新消费产品、消费服务、消费场景以及消费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基于现有的对数字经济内涵的认识，互联网、数字化与信息化是消费环境的基本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则可以为提升消费者支付能力提供有效支持，因此，本文将从以下两个角度阐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

（一）互联网发展与居民消费选择

互联网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深刻地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首先，互联网发展拓宽了消费者的消费渠道。传统的消费或通过线下实体店渠道，或通过广告媒体信息引导消费。在传统消费模式下，居民可购买的商品种类有限，同时，商家由于缺乏对消费者偏好的了解与判断，生产与销售无法与消费者需求相匹配，在一定程度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线上”消费模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技术条件，拉近了消费者和商品或服务供给方的距离，提升了消费体验，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产生消费决策搜寻成本。其次，“互联网+”形式的销售平台大幅提升了各类消费产品的丰富程度，消费者获得了更多的产品选择机会，根据自身偏好寻找更加符合心意的消费品，增强了消费满意度。随着线上购物的兴起，各种直播带货形式迅速升温，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为了吸引更多消费群体，谋求竞争优势，品质保障与特色创新成为商家的主要竞争手段，在消费实现提质升级的过程中兼顾消费者多层次需求的满足。

互联网通过流通效率、成本优势、就业等经济效应间接影响居民消费。第一，信息流动性的提高将带动居民消费。传统的信息传播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信息在流动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改变。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流动更加充分和畅通，这一变化可以有效提升信息的传递速度，打破城乡信息层层下递的壁垒。第二，交易成本的降低将提升交易效率。从消费端来看，基于互联网发展的网络平台可以通过信息渠的反馈有效搜集用户群体的日常浏览记录，将商品信息推送给用户群体，减少消费者的搜寻成本。从生产端来看，互联网的引入提高了企业效率，降低了商品的制造费用与管理费用，同时，互联网发展还会带来流通行业的变革。传统营销渠道中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之间交易的达成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加快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时空限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显著提升。第三，互联网发展带来消费的同群效应。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种交流软件的发展与完善使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消费除了受收入和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容易受周围熟人圈对产品的使用体验和评价的影响。第四，互联网发展催生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居民收入来源，同时，依托网络平台产生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衍生出大量就业与创业机会，成功的就业和创业信息在互联网社交活动中会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带动周边群体的就业和创业（周广肃和樊纲，2018）[18]。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现有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收入水平以及城乡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在一般意义上，数字普惠金融在消费结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赵晓鸽等，2021）[19]，实现企业效率提升。企业效率产生主要源于创新水平的提升、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以及管理活动的创新。为提升产品质量，产品创新将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从供给方面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并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第二，“能消费”取决于消费者获得收入的能力，收入的提高将使得居民有能力实施购买支出，从而提高从消费欲望向现实消费转变的可能。首先，一方面，借助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使更多的消费群体接受多元化金融服务。金融服务门槛降低增加了居民创业的意愿，丰富了收入来源；另一方面，金融服务门槛的降低为更多的居民进行理财提供途径，帮助居民实现资产增值；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的风险控制能力将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带动居民消费；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源要素使用效率，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使得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有所提高（颜建军和冯君怡，2021）[20]。第三，信贷约束抑制了消费的跨期平滑，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进而拉动消费。当前，以支付宝、微信等为代表的小额信贷软件的出现有效促进了居民未来支出的流动性，其交易方式的便利性优势改善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第四，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普惠金融的服务界限，使居民能够突破时间界限享受金融服务，产生明显的普惠网络效应（白志红，2021）[21]。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中，lnconsume表示居民消费；lndigit表示数字经济发展；lnx代表控制变量；ρ1表示数字经济系数；μi、γt分别表示个体、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省份，t代表年份。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选取省份人均居民消费支出。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22]采用的数字经济综合水平指数作为测度指标。

（3）控制变量：人口抚养比、社会保障、教育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采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比实际领取待遇人数，教育水平采用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现有学者研究成果[23]。

3.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为了更直观地体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绘制了图1。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为了得到更加严谨的结果，下文将继续进行计量回归分析。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图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居民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及拟合曲线

4.模型选择与处理

为排除变量共线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即不存在变量共线现象。本文采用Hausman 检验进行模型判定，Hausman 检验结果统计量为113.16，p=0.000<0.05，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经wooldridge 检验与Wald 异方差检验存在自相关与组间异方差，因此采用Driscoll 和Kraay（1998）提出的渐进有效的非参数协方差估计方法。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合豪斯曼检验结果以及实际的情况考虑采用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见表2）。第（1）列是加入数字经济水平的结果，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第（2）列～（5）列），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依旧保持不变，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可以解释为新技术发展带动生产，流通各领域产业链向数字与智能化方式转变，进而推动居民消费方式和心理的转变；同时，新模式、新业态带来的新的就业与创业机会也为促进居民消费提供了可能。就模型涉及到的控制变量中，人口抚养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解释为居民消费与家庭的就业情况与收入相关，人口总抚养比的提升，家庭就业人口与收入相对变少，面临的抚养负担变大，为了应对未来未知开支，居民会减少当前消费以维持后续生活稳定。教育水平、社会保障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原因在于受教育水平通过提高居民整体素质使得居民获得收入的能力提高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同时，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也与文化程度相关；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影响居民消费效果。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与否也会影响居民消费。社会保障的健全与提升能够更好地解决居民对未来的担忧，从而增加居民消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利于地区软硬件设施条件的完善，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从而刺激居民消费支出。因此，为拉动居民消费，应提高居民教育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抓住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表2 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根据前文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居民消费。在此，为了进一步增强这一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采用GMM 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表3 的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与我国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与前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也基本保持不变，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此外，AR 序列相关检验表明扰动项差分不存在二阶及以上高阶自相关。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也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故GMM 模型适用。

表3 GMM 回归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整体上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拉动我国居民消费，但考虑到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同，在我国呈现出显著的东部强于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因此，推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可能具有差异性。为此，本文将我国31 个省份进行划分，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

表4 中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消费的系数仅对东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具有差异。尽管从全国角度看，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拉动我国居民消费，但其促进作用仅体现在东部，对其他区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刺激作用；相反，从系数上看数字经济发展反而是抑制这两个区域的居民消费的，产生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存在软件与硬件上的优势，例如宽带、网络终端设备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存在的政策倾向等等，使得该地区数字红利充分发挥，进而拉动了居民消费。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起步晚，各项基础不论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还是人才资源、政策等软条件等都相比不足，也有遇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挑战的可能性存在，因此错失了数字经济时代红利，使得该区域没有体现出数字经济促进作用。

表4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四）分位数回归

为了全面探讨数字经济不同水平下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前述实证基础上进行了分位数回归（见表5）。表5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均与我国不同水平下的居民消费支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符合前文研究结论，且通过对比不同分位数下的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水平下的居民消费影响不同，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人口抚养比的抑制作用逐渐也减弱；教育水平在0.5 与0.75 的分位数上显著，且分位数越高，教育水平估计系数越小；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先降低后提升。

表5 分位数回归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策略选择

（一）研究结论

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一般作用机制，其次基于我国2013—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居民消费。GMM 回归稳健性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再次证实本文结论的稳健性。（2）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东部地区不论是硬件条件还是软条件都具有相对优势，使得该区域居民能够更好地享受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红利，从而刺激该区域居民消费。（3）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支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影响不同。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

（二）策略选择

第一，助力中西部共同发展，缩小区域间数字差距。引导各个地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政策。不同地区具有独特的区域条件，数字经济发展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策略，各个地区应基于自身的综合条件，如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进行适当的调整，制定契合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建设，扩大数字化覆盖范围，以硬件设施升级为缩小数字鸿沟创造基础条件；营造良好的人才培养与发展环境，积极实施鼓励、奖励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实行跨区域合作发展，提高落后地区的数字技能。通过东部与中西部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等数字经济发展要素的双向流动，实现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发挥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助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

第二，从供给侧入手，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经济社会体系中经济各个要素的发展与变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能孤立地考虑单个问题，要将生产和需求相互联系，统筹安排，社会生产应当适应当下消费升级与消费创新的新趋势，根据需求的演进不断调整产品供给的数量和结构，在螺旋式发展中实现新的平衡。基于现有新技术，改进传统的生产结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淘汰落后生产力，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以调增量和改存量；完善商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实现供给侧改革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的协调发展，使得产品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释放因供给不足而被压抑的需求，实现我国居民消费提质扩容。

第三，密切关注、及时研判潜在风险，找准并利用好数字经济新动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领域出现由于网络外部性形成的垄断、信息泄露引发的用户隐私等安全性问题与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现象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意愿。环境作为外在条件影响着居民消费意愿，要想让居民“愿消费”，应采取积极的、有效的措施优化消费市场环境，促进消费市场的良性发展，提升消费者的信任感，维持消费的可持续性。通过强化互联网平台监督，加强消费者用户隐私安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积极推进征信系统发展，促进和完善消费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以及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等措施夯实消费市场建设，保障居民消费的安全性，刺激消费意愿，真正实现让居民“敢消费”和“愿消费”。如何在新经济形态下不顾此失彼，把握机遇的同时严防潜在风险，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最大限度的扩大居民消费对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科学引导合理消费，形成正确消费观。拉动居民消费固然重要，但引导居民消费合理化，形成良好消费方式，树立正确消费观也是重中之重。数字经济时代，“618”“双11”“双12”等大型促销节日争相出现，形成一种几乎“月月有节日”的现象，加上淘宝、京东等各种购物平台提出的各种满减优惠项目，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等小额借贷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当前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些消费手段虽然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拉动生产、流通与消费各领域的创新发展，但也出现了人们口中所谓的以“剁手”“吃土”“凄惨尾款人”等消费现象。要保持可持续的消费增长应积极引导居民消费行为，倡导绿色环保、健康的消费方式，避免不切实际和过度超前的消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