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受众需求的新主流电影叙事创作探析

绳健勋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由马宁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原指与好莱坞电影相对的、低成本的、有新意的国产电影，是相对主流电影的困境而提出的战略性的创意[1]。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主旋律电影的固有模式，在输出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在叙事创作上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由此，新主流电影凭借其独特的创作特点，展现出适应市场的新面貌，成为近年来受众广泛关注的电影类型。本文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从个体化叙事、叙事题材、叙事类型与审美三方面探究新主流电影的叙事创作。

1 强化个体化叙事，满足受众认知、情感需求

近年来，随着文化传播的不断深入，大众对主流文化的认知不断丰富，对主旋律电影有了更高的文化诉求。新主流电影将个体化叙事与主旋律价值相结合，聚焦于某个人或某个家庭的故事，以个体的行为呈现历史，以个体的视角解析时代的发展，强调叙事主体的普遍性，满足了受众在认知与情感层面的需求。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例，影片按照年代时序分为前后四个单元，根据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的叙事功能编码将其叙事过程分解为表1。

表1 《我和我的父辈》叙事过程分解表

影片将不同年代的四个家庭作为叙事个体，以战争胜利的取得、真相的揭露、滞销品的畅销和能力被认可作为叙事线索，每个单元的叙事主体均经历了“禁令”“打破禁令”“考验”的叙事过程，最终以“战胜”或“缺失消除”作为结局完成叙事。影片的前三个单元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以家庭成员为叙事个体，通过个体化叙事，缩短受众与影片的距离，以重建“记忆场”的方式激发受众的文化潜意识，通过叙事个体在某一瞬间传递的情感勾连起受众对历史的感触与记忆[2]，利用人物角色的镜像作用使受众与之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满足了受众对影片的认知、情感需求。

《乘风》在“父亲”与“英雄”、“小家”与“国家”的角色设定中设置冲突。影片以个体的视角切入，将受众代入叙事主体马仁兴在家与国之间抉择的两难处境，在体会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艰难抉择中使受众对其产生深刻的情感认同，为受众提供了解历史事件、体会历史情怀的机会。《诗》从母亲与养子的关系出发，将普通人、普通家庭放置在人伦亲情的情感氛围中，用诗意与抒情等意象化表现手法叙述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诗》以家庭为视角展开叙事，贴合人们的现实生活，为受众沉浸其中与角色共情奠定基础。由一个航天人家庭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奉献推及整个航天人群体，便于受众去体会20世纪60年代普通人、普通家庭为航天事业甘冒风险、默默奉献的伟大精神。《鸭先知》侧重强调父辈对子辈成长的影响，主要聚焦于家庭和事业，将父亲作为叙事主体，以父子互助的经历作为受众进行情感投射的切入点，便于受众与角色共情。敢为人先的父亲形象和开放平等的父子关系，使受众更容易理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敢想敢干、勇于创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风尚。《少年行》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普通少年，结合现代科技的背景，以学生作为叙事主体，贴合受众的学习经历，使受众更易感受到科技的发展与人类对未来科技的期许。

《我和我的父辈》以父辈为主题，借父辈的个体视角感受国家与时代的发展，结合历史事件，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情感渗入其中，引发受众的共鸣，达到新主流电影与受众之间的共情，满足受众体悟国家发展的认知、情感需求。

2 转变叙事题材，满足受众自我评价需求

主旋律电影的叙事题材主要来源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彭大将军》《开国大典》《大决战1：辽沈战役》等，歌颂历史英雄人物，回顾重大政治事件，铭记革命战争历史。新主流电影则主要叙述不同行业里平凡人物的职业故事，由家国集体的宏大叙事转化为突出某个平凡人物的个体叙事，将宏大叙事中的英雄转化为个体叙事中的普通人，重点呈现普通人蜕变为英雄的成长经历，塑造“个体化的新英雄形象”[3]，满足受众自我评价的需求。

2022年上映的《独行月球》以一个荒诞的情节为开端，讲述了一个凡事不争、只做“中间人”的维修工独孤月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蜕变为拯救地球的英雄的故事。在独孤月的身上，观众能看到许多平凡的身影，面对爱情的执着、面对困难的颓废、面对孤独的恐惧……但电影艺术又使之高于现实，降低了这些“影子”的阴暗色彩而更多地展现其单向、纯粹且美好的一面。因此，即便因领队失误使其被独自遗落在月球，独孤月也没有放弃对领队马蓝星的爱情；纵然他因成为“宇宙最后的人类”而郁郁寡欢，但当生的希望重燃，面对地球与爱人，他仍旧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重返地球的渺茫的可能之中。恰恰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执着与坚持让独孤月变得与普通人不同，最终蜕变为英雄，只身化解地球危机。可以说，独孤月是现实中无数普通人的映射，却又因他的固守与坚持而在普通人中脱颖而出。影片中普通人与英雄的距离，是坚守，是抉择。平凡人之所以能蜕变为英雄，凭借的就是将自身平凡的属性发挥到极致，由此，便踏入了不平凡的境界。依托于影片主人公与普通人的接近性，观众得以在主人公的成长之路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在主人公的每一次抉择中不断刷新自我道德规范，以影片主人公为道德榜样重塑自我认知、完善自我评价。

新主流电影正是凭借着对平民英雄形象的打造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各行各业总有平民英雄诞生，这是新主流电影呈现给大众的理念。《中国机长》中的机长，面对航途中的突发事件稳定操作，拯救机组人员与所有乘客的性命；《烈火英雄》中的消防员，不顾自身安危奔赴油罐区灭火，誓死抵御火情，保全城市的安危；《长津湖》中的解放军，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仍然英勇无畏地走向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平民英雄源于大众，是大众的道德模范。新主流电影对平民英雄角色的创造，是对受众自我评价道德标准的艺术化呈现，即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受众能够与影片中的平民英雄角色构建拟态的交流平台，以此进行价值观的碰撞，形成自我道德的判断标准，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影片中的平民英雄形象能够为受众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满足受众的自我评价需求。

3 丰富叙事类型与审美，满足受众社会参与、审美需求

3.1 类型融合与社会参与需求

在当前媒体融合发展的智媒体时代，受众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主观能动性越发强烈。为了更好地打造受众参与社会互动的平台，新主流电影改变了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足鼎立的形式，集各家之所长，以艺术电影的审美视角和多类型混合叙事为载体，使主流电影的精神价值渗透于商业电影之中，结合受众市场不断融入新兴元素，成为新的主流商业片。

作为抗美援朝历史事件的影像再现，《长津湖》将主旋律电影的精神价值与商业电影的视觉刺激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收视奇迹。影片以长津湖战役为基点，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排除万难、扭转战局取得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故事，塑造了七连连长伍千里、指导员梅生、炮排排长雷公等英雄形象，弘扬了志愿军战士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抗美援朝精神。此外，为满足影片的视觉效果，展现战争的视觉冲击，影片几乎全部真实取景，选择与历史战场相似度最高的东北某地作为影片战场，模拟历史战役的自然环境，让演员以志愿军当年的状态置身其中，进行了近半年的战争模拟拍摄。为了保障后期的制作效果，有4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了《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后期制作。视觉上的奇观影像搭配主旋律的历史故事，使得观众更为沉浸于由影片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在一步步与伍千里等战斗英雄的互动中唤醒观众有关抗美援朝的集体记忆，在展现战争残酷的同时为观众勾勒出全体志愿军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形象。

针对当下受众碎片化的信息接收习惯，新主流电影创造性地采用了集锦式的叙事类型，自2019年始，打造了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融喜剧、温情、历史等多种元素于一体，吸引了一大批受众。随着影片制作的不断推进，集锦式新主流电影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也开始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回应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为了顺应受众的社会参与需求，《我和我的父辈》中，《少年行》在原有集锦式叙事类型的基础上融合了“喜剧+未来科技”的新模式，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纽带勾连现实与未来。机器人“父亲”与怀揣科技梦的儿子，看似荒诞且新奇的搭配，实则是对未来科技发展走向的一种大胆猜测。时空的闭环构成了故事的因果，机器人携带使命穿越时空与儿童时代的创造者相遇。在这段“父与子”的关系里，人类既是机器人之父又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其庇护，双方都被赋予了“父亲”与“孩子”的双重身份，象征着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生。结合当下受众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激烈讨论，影片以轻松愉快的形式回应了受众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担忧，坚定受众对人类智慧的信任，是社会对受众参与需求的回馈。

3.2 多元审美与审美需求

受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个体审美取向的不同需求造就了社会多元化审美的形成。新主流电影试图构建的是基于本土观众视点的民族共同体美学，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的相互交织使得电影需要呈现出多元的审美取向，通过审美的普遍价值来吸引广泛意义上的电影观众[4]。

以《我和我的父辈》为例，一部电影四个单元，满足了受众不同的审美取向。《乘风》是家国情怀的凝聚，立足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反映现实。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冀中骑兵团抵抗日军，带领民众撤离的故事，以骑兵团团长马仁兴父子的关系为情感导向，面对敌人的围剿，马仁兴选择舍弃儿子所在分支部队顾全大部队，保障民众安全撤离，展现了抗战先烈们舍小家为大家、为国为民的伟大精神，还原了战争的肃杀与悲壮。《乘风》的画面凝重而宏大，战场上战马嘶鸣，广角特写的穿插使用满足了受众对战争美学的想象。《诗》是航天精神的凝结，是一首用天空书写的壮丽诗篇，承载着人民的航天梦，影片以温柔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老一辈航天人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探索与奉献。“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这是影片中父亲对儿子说的话，亦是对航天工作的浪漫主义表达。《诗》为观众呈现的是一个澄净的世界，一个纯粹的航天梦。漫天黄沙阻挡不了研究者前行的脚步，蔚蓝星空承载着航天人的远大征途，孔明灯搭载着传承的火种，飞向浩瀚的宇宙。父辈们用生命在天空谱写的诗篇被子一代延续。简洁、诗意的画面在轻描淡写间触碰观众的潜意识，为受众带来诗意化的美学体验。《鸭先知》是对改革创新精神的趣味化表达。不同于前两个子单元，《鸭先知》塑造了一个善于变通、敢于冒险、精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以小男孩冬冬朗读作文《我的爸爸》开篇，对其父赵平洋明褒实贬，通过诙谐的戏剧化情节设计，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的拍摄经历，于欢乐中向观众传递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为了更好地还原故事的时代背景，影片画面整体以红、棕、蓝等浓郁复古的色调为主，充满年代感的图形画幅转场，排布对称的构图方式，满布街头的电影海报，妈妈们精心卷烫的花卷头，满足了受众对于20世纪80年代复古美学的想象。《少年行》是少年追梦的体现。一个来自未来世界的机器人与怀揣科学梦的孩子组成了一对临时父子，在少年追梦的路途中，机器人给予他鼓励，帮助其坚定自己的梦想，为观众带来了一出励志喜剧。除喜剧的元素外，《少年行》还融合了科技与未来的设定，画面简约硬朗，是现代化与未来科技结合的表达，满足了受众对于极简美学的期待。

丰富的画面内容承载着影片的多元审美，画面作为受众对电影最直接的视觉印象，是社会对受众审美期待的直接反馈，也是当下新主流电影与受众建构有效交流空间、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共同体美学的有效路径。

4 结语

新主流电影凭借商业电影的叙事手段包装其价值内核，并通过一系列创作策略与观众建立共同的认同，引导观众对影像文本构造的含蓄意指系统进行释义，进而完成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输出[5]。最终，形成以个体化叙事为基本架构、以各行业的职业故事为创作蓝本、以类型电影的审美取向为表现对象，融合主流价值、商业技术与艺术审美，激活受众文化记忆与家国情怀潜意识的新主流电影新格局。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随着新主流电影的不断发展、创新，我国其他类型电影也能搭上时代发展的顺风车，驱动国内电影行业的发展，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电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