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教育研究（1947—1949）
——以“四期训练班”为中心

李 丹，刘宝军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接收“满映”①“满映”全称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7年日军占领长春后建立的电影机构。，于1945年10月1日建立东北电影公司，一年后迁往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鹤岗市），并改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三者构成了同一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中，东北电影制片厂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办的“四期训练班”，虽教育模式较为“粗糙”，但其在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教育史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主要着眼于“满映”、东北电影公司、东北电影制片厂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之间的延续关系及其所取得的电影成绩。从电影教育史的视角来看，对于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办的“四期训练班”仅有北京电影学院主持编撰的《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一书及倪沫、倪祥保的《“东影”干部训练班初考》一文予以提及②相关研究成果：籍之伟的《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教育卷）》大致梳理了四期训练班的基本情况以及教育特点；倪沫和倪祥保的《“东影”干部训练班初考》一文认为东影厂所开设的“训练班”是“干部培训班”，作者从干部训练和电影人才培养的视角，对于“干部训练班”的开展原因、课程设置及其积极贡献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分析了东影厂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旧人”的改造和“新人”的培养。。现有研究对于东影电影教育的沿袭传承，学员的社会流动等问题尚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基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本研究拟从电影教育的视角出发，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电影制片厂“四期训练班”开展的背景、教学情况及其教学效果予以分析，进而思考中国共产党早期电影教育理念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面临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电影人才培养模式。

一、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教育开展的政治语境

解放战争时期东影开设的“四期训练班”，是满足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需求与解决电影人才储备不足的必要举措，而前期的教育经验以及“满映”技术人员、设备的安全接收和转移则为东影电影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1.必要性：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需要与电影人才储备需求

“电影作为媒介，与生俱来就带有浓重的宣传的任务。”[1]抗日战争胜利前，党中央许多领导人就十分重视电影事业及其发展前景[2]266。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派延安电影团先遣队先行前往东北接收“满映”。出发前，延安电影团制定了《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事业，建立我党电影宣传机构（草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电影事业的第一份文件，它不仅首次将中国共产党电影政策与毛泽东文艺路线相联结，而且肯定了电影作为传播媒介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电影配合政治任务的重要关系。《草案》指出建立党的电影工作是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并制定了具体的接收计划[3]65。

东北解放前，市场放映影片被美国好莱坞影片充斥，不利于人民电影事业的建立[4]114。随着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工作面临着从解放区向全国发展的需要。“面对着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电影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旧貌换新颜’的电影形态彰显自身独特性，还要使其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5]59因此，在短期内培养较多的电影人才，建立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电影事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此外，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各地电影旧有机构接收和新机构的建立需要大量电影技术人员和干部，而中国共产党电影人才储备无法与之匹配。中国共产党在《草案》中就曾指出，对于东北接收机构的电影从业者“应该全部加以接收，并尽量争取使其能为我党电影文化工作服务，我党在这一方面培养的干部很少，因此力量很薄弱”，但在接收后要对旧有人员进行改造教育[3]63。显然，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电影人员不足的问题有所体认，并决定从改造旧有人员、调遣文艺兵以及培养相关人才三方面着手解决。据此，东影建立后，厂长袁牧之决定动员解放区干部学习电影技术，“吸收广大青年，以培养大量技术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干部，来适应当时与以后的需要”[6]2。

从东北电影制片厂自身干部储备情况来看，东影建立初期厂内人员无法满足大量电影生产与放映的需求。东北电影制片厂初建时，厂内人员主要是原“满映”和东北电影公司由长春迁到兴山的人员，全厂不足200人。延安电影团加入后，厂内增加到278人，其中包括日籍人员81人，人员有限且人才结构失衡[7]68-69。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正从事于电影工作的仅有延安电影团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吴本立、钱筱章等人，占比较小[8]124。厂内原“满映”日籍技术人员虽然在这一时期电影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要想发展中国自己的人民电影事业，则必须独立掌握电影技术。此外，随着战事的推进以及影片生产、放映的需求，摄影师、放映师等人员缺口越来越大。

基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对电影工作提出的要求与东影建立后电影队伍人员不足与结构失衡的现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电影事业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东北局一方面从各解放区抽调文艺工作者，另一方面决定着手培养新一代电影从业者。

2.可能性：技术设备支持与前期教育经验

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在接收“满映”的基础之上而建立。抗日战争初期，为了更好地使“满映”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本对于“满映”的投资及其规模、设备远超日本本土电影厂，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5]57。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前指出：“一切有关电影方面之资料及器材，均应加以接收，不允许有破坏或盗窃。”[3]63对于“满映”技术人员，接收后要根据其性质进行分类改造和对待，“加以尊重和优待，使其能将一技之长，传授于我党的电影工作干部，有助于我们电影工作的开展”[3]63-64。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派出刘健民、赵东黎等人组织接管“满映”，建立东北电影公司。长春解放后，舒群持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周保中将军的命令正式接管“满映”的机器设备。1946年5月，鉴于当时东北局势恶化，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影在军队撤离前将公司设备、器材及人员迁往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北满根据地，另建厂房。5月23日，东北电影公司分三批搬离长春，辗转迁往兴山[7]68-69。10月1日，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直隶东北局宣传部领导[9]288。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局势恶化的背景下对于东影的及时转移，为东影电影教育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和设备支持，为后期东影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于电影教育的初步探索为东影电影教育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电影团分别开设了两期摄影训练班，培养新闻摄影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员，48名学员分别来自延安电影团以及电影团从各机关部队抽调的青年干部[2]261-269。训练班教学工作由吴印咸主持，教学内容主要是摄影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着重理论联系实际操作，学和做相结合”[2]262。后期进一步强调“学习用摄影去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把拍摄的内容和党的政策结合起来，对广大人民进行宣传教育”[2]265-267。延安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电影教育的初试，其课程体系、学时安排、教学计划为东影开展电影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学经验。延安电影团支援东北电影制片厂的40余人中，大部分为第二期训练班教师与学员[10]10。这些学员到达兴山后，很快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初代创建者和领导者，其中姜云川等人参与到了东影的教学工作中[5]50-51。

二、东北电影制片厂“四期训练班”的开展

东北电影公司在长春初建时曾于1946年3月1日创办东北电影学院，后由于厂址匆忙搬迁，东北电影学院教育工作被迫中断[10]286。东影搬迁至兴山后，开办了四期电影训练班继续进行人才培养。

1.四期训练班概况

如表1所示，从1947年5月至1949年7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分别在兴山和长春举办了四期电影训练班，每期训练班学习周期大约在3至8个月，其中以第一期学习时间最长。

表1 “四期训练班”情况汇总表③ 表内数据参见胡昶：《吉林省志 卷39 文化艺术志·电影》，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第287页；胡昶：《吉林省志(卷39):文化艺术志·电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227-228页。

就训练班学员的招生与管理来看，除第二期有部分厂内“满映”中国籍职工加入以外[11]143，训练班学员主要通过招生考试①据《长春影事：东北卷》所载，招生考试难度并不高，考试方式有面试和笔试，各地情况不一，考试内容为一些常识性的时事政治和党的知识，如“共产党中央主席是谁？”还会对个人履历进行考察。招收，成员以爱国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主，年龄大多在十七八岁左右，“多数是初中学生，少数高中学生，也有小学刚毕业的”[12]291。由于当时粮食短缺严重，流离失所的孩童较多，东影还收留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进行培养[13]247。前三期学员主要在东影所在的黑龙江省各县镇招生。第四期招生时，东影分九队派员前往东北三省招生，招生队伍在招生地点②第四期训练班招生地区为长春、吉林、沈阳、海城、旅大、鞍山、锦州、哈尔滨、牡丹江。张贴“东北电影制片厂第四期学院招生”的招贴，“编剧、导演、摄影、服化道还有演员”与“爱好文艺的”即可到各地报考点报考[13]336。第三和第四期时，由于学员人数较多，为了便于管理，东影根据地域分别将学员分为4队，每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其中队长由东影职员担任[11]143。

1948年9月，东影对内部机构进行调整后，训练班划归艺术处负责[10]11。训练班教育和管理工作主要由白大方、陈一帆、高维进、葛炎等人负责。其中，白大方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到东影后担任总支委员一职，是训练班主要负责人。袁牧之基于白大方扎实的艺术功底、丰富的教育经验以及坚定的革命信念，决定由其负责电影人才培养工作[15]。在训练班期间，白大方“经常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家庭情况。他善于结合思想实际，循序渐进地启发诱导学员的思想进步”，受到了训练班学员的尊重和爱戴[14]184。

在四期训练班中，第四期与前三期差异较大。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即告解放。①东北币：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946年开始发行，流通于东北地区。1951年4月，按东北币9元5角折合旧人民币1元的比价收兑。参见上官书砚等主编《现代金融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88页。在此背景下，袁牧之于1948年12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关于电影事业报告（二）》，指出当前电影工作出现了“人力条件的成熟远远落后于物力条件成熟的很大矛盾”，袁牧之认为东影“不仅应继续完成现有的生产任务外，还应担负培养干部的任务，以供应关内各制片厂及发行之人力”[16]300。东影领导层决定继续举办第四期训练班，并扩大招生范围，同时配合东影回迁长春的计划，将学习地点改为长春。第四期训练班共招生460余人，是招生人数最多的一期。在学员管理上，第四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并制定了严谨、系统的教学计划。

2.课程内容：思政教育为主、技术教育为辅

四期训练班分设政治课和业务课，尤其重视政治教育，学员的学习方式主要以上大课、座谈讨论、实地参观和实践锻炼为主。

(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对思政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东北地区特殊历史背景对肃清思想的要求决定了思政教育在东影电影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思政教育对于文艺工作者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创作理念具有重要作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的重要性[17]。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东北局宣传部强调：“对于工作人员，特别是编导和演员，要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使他们具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须使他们了解政治和党的政策，然后他们才能创造具深刻和广大群众影响的作品，并避免政治上和基本观点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东北局组织东影开展政治学习，并给以切实帮助[18]422。

就东北地区历史条件来看，思政教育有其开展的必要性。东北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处于日军高压统治下，训练班学员主要以青少年为主，这些青少年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纲领、政策及任务知之甚少。奴化教育和多重文化冲击使得东北民众受荼毒较深，思想体系混乱。因此，“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人才培养上必须首先廓清这些纷繁芜杂的思想意识”[5]60，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训练班学员进入东影后会首先进行政治审查，审查合格以后才能正式开始学习。在实际教学中，训练班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实地感受两种方式对学员开展思政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政治课相较于专业课占有更大比重[14]183。政治课内容包括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社会发展简史、形势教育、党的历史和政策以及时事政治等内容。训练班没有专门的教材或课本，学员主要在蜡板、钢板上将所学资料刻印后进行学习讨论[19]131。第一期训练班由吴印咸等人讲授抗日战争史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14]183。第二期训练班前4个月先到东北抗日军政大学进行了系统的政治学习。第三期训练班开展了“如何正确认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教育”，讲授关于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战争史、党的纲领和政策、国内外形势教育，以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由延安电影团的老同志介绍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战斗传统和艰苦奋斗传统[12]292。第四期训练班在前期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初级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腐败和反动统治、长征事迹等内容，长春市第一书记朱光做了形势报告，并开展了“三整三查”②“三整三查”为1947年东北解放区开展的政治运动。“三整”即整顿组织、思想、作风，“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次运动中对于厂内的职工队伍进行了整顿教育。和“忆苦思甜”活动。

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东影组织学员进行实地感受，帮助学生自主树立理性认识。第三期曾组织学员到鹤岗附近的煤矿参观，通过与工人实际接触，了解他们过去所受的压迫与解放后热情乐观的精神面貌，并组织学员“上山砍伐木材及采集黄花和野菜”，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喜悦[12]292-293。第四期曾组织学员到国民党长春特务机关“督察处”参观，“当看到许多被挖出的被国民党特务活埋的青年人的尸体惨状时，学员们都受到了深刻的触动”[5]60-61。

(2) 技术教育配合时代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生产及人才培养与中国共产党战时文化政策紧密配合，每一期训练班的专业课程侧重点各不相同。

训练班在当时没有专门的专业课教师，教师由原“满映”技术人员和各业务科长兼任。例如，第一期训练班电影理论课由日籍博士负责讲授，张敏协助翻译[14]184。放映课由“卢广铨讲放映机，于正中讲扩音机”[12]218，罗光讲发动发电机。训练班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使用，教材主要由这些教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编就。放映科科长罗光在一期训练班时“根据自己十多年积累的经验，编了一套教学大纲，从发动发电机的一般原理、构造、主要部件的作用，一直讲到机器的使用、维修和保养”[12]218。

训练班业务课主要以“新闻摄影、剪辑、洗印、录音、放映”等学科为重点，教授电影生产工艺过程和摄影放映、洗印、录音等若干电影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第四期又增加了民间秧歌戏。四期训练班各期课程侧重点不尽一致，第一期训练班为配合解放战争时期军队电影放映需求，主要以放映教学为主，“由有实践经验的同志讲解电影生产工艺和各专业基本知识，学习放映技术”[10]287，使学员能够学会使用便携式放映仪器跟随部队放映影片。为记录解放战争的艰辛历程，第二期训练班主要学习新闻摄影，初步培养一批新闻摄影人才。到第四期训练班开学时，东北全域解放，外部环境的稳定使训练班专业课程更具系统性、完整性，开设有电影演员、香港进步电影情况、电影摄影和电影布景制作等课程[12]294-296。

在专业教育中，训练班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学员观看大量的电影并进行实践训练。第一期学员主要练习放映机器的拆卸组装，因陋就简利用“被单”练习电影放映[19]212。第三期通过引导学生参观电影生产车间，实地了解电影生产过程，破除对电影的神秘感[19]133。1949年春节前后，在港澳民主人士访问解放区期间，第四期学员还表演了《受苦人翻身大联唱》[20]。此外，训练班学员还参与配音了《民主东北》《中国医科大学》等东影纪录片，以及东影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外景和录音工作[14]185。

东影所开展的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无论是课程内容或是教学方式都非常丰富，且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思政教育使学员对国内外形势、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电影工作者的任务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从而使学员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意识，对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技术教育则使学员初步掌握一定的电影理论与实践技能，结业后快速参与到了东影的生产中，同时继续开展深入的专业技能学习，适应了当时快速发展的形势对于电影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电影事业的长远发展。这既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也推动了时代下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

三、四期训练班学员的就业分配与社会流动

1.四期训练班学员分配去向

东北电影制片四期训练班共结业650余人[9]47，学员结业后主要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干部科依据学员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国家实际需要和学员兴趣进行分配。就四期训练班学员的分配情况来看，主要分为留厂工作和外派两种。

四期训练班学员结业后，一部分留在了东影，进入剪辑、录音、洗印这些单纯性技术部门或者是新闻摄影部门跟随技术人员继续学习技术。如第一期男学员大多被派往前线放映，女学员王林、于芳、刘晶颖等人则被分配到厂内录音科、剧务科等部门[14]186。第二期训练班结业后，赵双等14人被分配到音乐组乐队工作。第三期训练班结业后，崔仁杰、韩侠等人分配到厂内录音科。第四期训练班部分人员被分配到厂内化学实验室，参与了我国早期的乳剂实验与胶片生产人员培训[4]120。在训练班教学安排中，专业教育占比较少，主要以政治教育为主，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厂内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继续进行技术学习与训练。如一期训练班学员祖述志结业后跟随原“满映”剪辑师民野吉太郎继续学习剪辑，并参与了东影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的剪辑[13]249-250。到第四期训练班结业时，东影号召厂内新学徒签订“师傅带徒弟的合同”，合同中规定“技术理论要达到什么程度”，师傅对徒弟负责，后期厂工会对合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总结，第四期学员康瑞新与录音师赵鸿钧所订立的师徒合同对其技术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19]343-344。

训练班结束后，部分学员跟随军队深入各地参与解放全国的战斗。第一期训练班结业后，学员张清山、娄明等20余人被分到厂内放映科，与科里的老放映员编成放映队，于1948年初派往前线和解放区开展放映宣传[12]218。辽沈战役后，为了真实地记录和反映解放战争进程，东影分批派出六支摄影队进关[3]84-86。其中训连班学员在东影组织的新闻摄影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期学员龙庆云于1948年8月跟随第一批摄影队进关拍摄解放太原的战役，学员庄唯、关志俭等人于1948年底跟随第二批摄影队进关拍摄平津战役，第三期学员李振羽于1948年1月跟随第三批摄影队进关。第四期训练班结业后，东影又从学员中抽调了20多人支援北影的新闻摄影队伍[3]84-86。并抽调了部分学员到解放军宣传队工作，其中部分人跟随部队参与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训练班学员“被分配到各个野战军，用胶片记录了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海南岛的全过程”[21]，经过艰苦斗争与艰难拍摄，创作出《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红旗漫卷西风》《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西藏大军行》《大战海南岛》等极具历史意义的纪录片[3]86，从而将这段不朽的历史永远地留在荧幕上，这些影片先后斩获多项国内外奖项[22]。

2.学员后期的社会流动和走向

解放战争时期，对于电影人才的大量需求与国内电影人才储备相对有限的现状，使得四期训练班学员结业后社会流动性较大。东影初建时，主要以“满映”职员和东北电影公司迁到兴山的人员以及延安电影团成员组成。1948年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从有关文艺团体和各野战军中抽调了大批文艺工作者。到1949年5月末，厂内共有人员983人[10]13-14。这一时期，几乎全国的革命文艺力量都汇集于东北，成为继延安之后又一文艺高地，为东影的人员输出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向全国各地电影机构陆续输送了大批电影工作者，因而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

1948年12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全国解放形势即将到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对电影工作的指示》，其中对东影的人员调动、工作计划与物资分配作出指示[4]121-122。据此，东影立即抽调厂内人员支援各地电影接收和新建工作，派遣新闻摄影队随军拍摄战斗素材，并由厂长袁牧平带领一批人前往北平。根据1949年末统计，东影共调出各级干部共计285人，占当时干部总数（708人）的40%[10]15。其中，四期训练班学员在东影的干部输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期训练班成员陆续参与到了东影支援各地电影事业建设的队伍中，并在后期逐步成为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国内主要电影机构的骨干力量。例如，1949年，训练班迟淑清等人被派出支援新影乐团筹建。1950年，东影派遣第三期段孝萱等十余人前往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23]。第三期训练班一部分学员结业后被分配到了南京电影机械厂、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等电影单位[5]60。第四期训练班成员王奎家、张文、王畅和于1949年调至北平电影制片厂，并于1953年7月1日建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成为新影的基本骨干[24]。

如表2所示，就四期训练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工作去向情况来看，四期训练班学员大多活跃于电影相关行业，训练班成员分布于全国各地电影厂，成为人民电影事业的骨干力量。

表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期训练班成员工作单位统计表① 表内数据参见苏云：《忆东影》，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298-307页。

四、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教育的意义

囿于战争环境与硬性条件限制，这一时期东影训练班教学条件并没有十足的保障，但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文化领导者对战时文化需求的考量和电影教育的探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业电影教育开展的先声，并在中国电影业影片生产和干部储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助力东影影片生产与放映

在接收“满映”前，中共中央就提出着手摄制故事片、纪录片、新闻片，且作品内容应反映“我党对于抗战的伟大贡献和主张，报道我党政军在解放区的一切民主措施，以争取东北及全国广大人民对我党正确了解与拥护”[3]65。东影到达兴山之后随即紧锣密鼓地开展电影拍摄和创作，从1947年5月到1948年底，共制作了9部作品，平均两个月生产一部[6]2。后期随着电影创作队伍的扩大和技术的成熟，东影开始尝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厂长袁牧之于1947年初提出“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的口号①“ 三化”是“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立功运动”就是号召全场各个部门每个职工在“三化”运动中创造成绩，争取立功。“七片”指的是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1951年3月，在电影局和中国影片经理公司总公司举办的“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中展映的26部影片，“东影”出品占比最高[11]146。而上述成绩的取得与四期训练班的开办密不可分。

东影建立后最早开始创作的是新闻纪录片。东影到兴山之初即派出以吴本立、徐肖冰、王德成等为首的三个新闻摄影队分赴前方部队和农村，摄影队很快拍摄了一批素材，编辑成《民主东北》前两辑，于1947年5月出品，由此拉开了东影生产史的序幕。到1949年，东影新闻片组一共拍摄了30多万呎素材，剪辑成《民主东北》的17辑影片[4]43-45。《民主东北》是东影主持制作的第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记录了东北农村土改、翻身农民参军保卫家乡、工农业生产发展、后方支前、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以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全过程”[16]282。在四期训练班开设期间，学员便参与了《民主东北》的录音工作。从1947年5月到1949年7月，训练班许多学员参与到新闻摄影、剪辑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东影还陆续创作了人民电影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动画片《瓮中捉鳖》、科教片《预防鼠疫》和故事片《桥》，译制了第一部翻版片《普通一兵》等等[25]，而这些影片的制作均离不开训练班学员的参与。其中，《瓮中捉鳖》是东影于1948年底拍摄的第一部动画片，由画家朱丹担任编剧、日本动画专家方明任导演兼设计[26]，第三期训练班王玉兰、段孝萱等人创作完成[19]138。1949年，“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有限的再生胶片摄制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该片讲述了1947年冬季东北铁路工人抢修松花江铁路桥的故事，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荧幕[27]。影片的主要剪辑者是第一期训练班祖述志与日籍剪辑师岸富美子，摄影助理是第三期学员舒笑言，剧务江浩为第二期训练班学员[11]146。此外，训练班成员刘晶颖、马守清等人参与拍摄了东影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吧》，李居良参与了《归到自己的队伍来》的外景摄制工作，等等。

电影是连接党和群众的重要纽带，是展现中国共产党革命信念的直观影像。对于解放军战士来说，电影不仅是精神食粮，更是一份慰藉。《民主东北》等影片的放映使群众直观感受到了解放战争的艰辛与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力量，反映了解放战争以后新的社会风貌，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1948年，第一期训练班学员李居良在吉林省梨树县跟随东影放映队伍给炮兵师某团放映《民主东北》第四辑时，解放四平的战斗纪实引起了观看战士的极大共鸣，战士们不仅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和战友，也看到了牺牲的战友最后的身影[14]187-188。为了使东影作品尽快与观众见面，厂内设有放映科主管向各地放映厂内影片，并设有5个流动放映队[4]112。1948年1月东影第一期训练班结业后，张清山、娄明等20余男学员被分配到了放映科[12]218，放映队人员增加至13个队，其中五队派往前线部队放映，其余八队则在后方各城市放映[4]112。

2.训练班教育模式与教育理念的因袭

东影建立后，在延安摄影训练班教育模式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改革，结合现实需求与后续文化空间发展需要，以“训练班”的组织形式，初步培养了一批兼具政治意识与专业素养的电影从业者，缓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电影人才短缺困境。这种具有时代性、针对性的电影教育模式以及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为后者相沿袭，成为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电影教育乃至艺术教育的模式之一。

除电影训练班以外，东影后续陆续开设了其他艺术教育训练班培养文艺工作者。1949年11月，东影举办化妆训练班，短期内培训了20余名化妆师[28]。1949年4月，为提高演员素质，适应影片生产需求，长春电影制片厂举办了5期演员训练班，在前期“训练班”培养方式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学时，在课程上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与电影美学[10]2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新政权对电影提出了新的规划和要求”[5]67。袁牧之到文化部电影局后，于1950年在南京举办了“中央电影局放映训练班”。在培养方式上延续东影电影教育的基本方法，在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基础上，深化完善技术教育和艺术理论课程体系，成功培养了一批放映人员，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放映网络的建立[5]76-77。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又相继开办了众多电影电视短期训练班和进修班，作为专业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补充，如北京、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5]79-81。这些艺术教育培训班延续着“东影”电影教育路径进行人才培养，并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调整，组织学员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29]。

直到1950年6月，陈波儿主持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所高等教育体制的电影学校——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我国电影教育开始步入正规化轨道。相对于训练班，电影学校以招考的方式录取学生，对于学生的要求明显更高，同时具备了完善的教学机构和课程设置[5]83-84。

3.新中国电影业骨干力量的储备

东影“四期训练班”中许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成为各地电影机构的骨干力量以及某一领域的开拓者和突出代表，在人民电影业干部储备和行业的恢复及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期训练班学员结业后大多分布在中国电影行政、发行、摄影、技术等领域，其中部分人取得了杰出成就。如第三期学员段孝萱是我国国家一级摄影师、第一代水墨动画大师，她打破了传统“单线平涂”的动作绘画工艺模式，创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水墨动画作品《小蝌蚪找妈妈》，以及《黑猫警长》《哪吒闹海》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作品曾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金鸡奖等30余项国内外大奖，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30]。第四期学员刘辉、陶世恭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特技的开创者[31]。肖南、王亚彪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译制片配音工作的拓荒者。其中，肖南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导演，先后参加了两百多部影片的配音和20多部影片的配音导演工作为中国译制片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学员赵子明回忆：“四期参加影片生产的许多人，多年来参加的多部故事片、译制片、美术片、科教片获得了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及省（部）级奖，在行政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31]

五、结语

延安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电影教育的首次尝试，从延安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培养自己的人民电影事业人才。以延安电影团人员为主力，中国共产党在兴山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独立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业需要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培养一批具有坚定革命信念与实践能力的人民电影人才，保证“基本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等环节的顺利完成”，实现自身的“文化战略的优势”[5]61。而当时国内的艺术教育体系显然无法开展专业、系统的电影教育。针对电影人才需求与国内电影人才储备难以匹配的矛盾，东影在完成电影生产任务的同时，首次尝试自主招生与大规模电影人才培养，以训练班的组织形式，独立开办、自主研发课程的教育形式，短期内培养了一批电影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缓解了电影人员不足的困境。如果说延安摄影训练班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电影事业的领导者，东影则进一步培养了人民电影事业的主力军。四期训练班学员结业后，陆续走向了全国各地，艰苦的环境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激发了这些艺术工作者的内在创造力，创作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尽管这一时期训练班规模有限、条件艰苦、专业程度尚未深入，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殊为不易的。

东影电影教育主要以政治素养、艺术理念以及基本专业技能的掌握为主，尚未触及更为深入的专业学习及技能开发。这种先政治教育后专业培养，重政治教育缓业务提升的教学方式紧扣时代需要，是东北解放区电影教育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政策的回音。从延安到东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教育在短短几年内即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学架构和教育理念，探索出了一条电影人才培养路径，形成了以思政教育和业务教育并举、理论联系实践以及面向大众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专业电影高等院校的建立开拓了道路，在整个人民电影事业发展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立足于人生观与大局观的教育方针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电影人的艺术创作理念，直至今天仍然体现在许多电影创作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