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儿响叮当

◎ 杨立英

上班途中，遇到一位骑单车的女孩，她穿着紧身衣服，扎着马尾辫，丢下几声清脆的响铃，从我身边一掠而过，像笔直的一条线，人走出好远，铃声还在半空飘。

我也曾有一辆单车，是刚参加工作时，父亲买给我的。粉红的车身，高高的车把，弯曲的大梁，清脆的响铃，满足了我对单车的所有梦想。我骑着它风驰电掣，学父亲年轻时的样子，拨动车铃，洒下一路“丁零丁零”的声响。

那时，我家住在黄河坝湾，一条幽长的坡路直通家门。周末父亲回家，骑车从大坝的斜坡上俯冲而下，风从他的脊背钻进去，将白色的衬衫鼓起一叶帆。乘帆而归的父亲，在一串清脆的车铃声中，仿如从天而降，把我隐藏了一周的快乐唤醒。

我和弟妹们像一只只欢快的麻雀，一哄而上，推着父亲的后车座往家跑，父亲乐呵呵地抓紧车把，控制住方向。车子停放后，我们开始翻找吃食，母亲呵斥：“真是馋嘴的猫。”父亲护短说：“馋嘴，算不得毛病，正是蹿个头的时候，身体需要。”父亲对自己节俭，却从不肯委屈我们，有次母亲把捡拾的几斤花生偷偷换了钱，父亲心疼地絮叨了好些天：“不该卖，该给孩子们炒炒吃。”

其实，小时对周末的期盼，不仅仅因为父亲的车铃声里藏有几块高粱饴或几个苹果，更多的是因为父亲的车铃声，能让一家人快乐的细胞复活，让沉闷的生活增添些新鲜劲。父亲给我们讲外面的事，讲他学校的事，拿些匪夷所思的问题考我们。

那时的父亲儒雅帅气，雪白的衬衫，匀称的五官，温和的性格，周身散发出一种魅力。如同他的车铃声，不急不躁，清爽沉稳，让人觉得温暖而踏实。与我们几个调皮的“抹鼻子酱”孩子，很有违和感。但父亲从未嫌弃，把我们当作手心里的宝儿。

我6岁那年，脚踝生了个大脓包，医生说是结核，脚恐怕保不住了。不甘心的父亲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把装小猪的长柳条篓子改成摇篮，铺上小被子，让我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载着我四处求医。遥远的路途，父亲不时拨动几声响铃，丁——零，丁——零，清脆的铃声，愉悦着心情，仿佛他带着的不是一个“小麻烦”，而是一块宝儿。在父亲的铃声里，我快乐地数着天空中的飞鸟，行走的云朵，倒行的大树，全然忘却了疼痛。

有次父亲载我去换药，因着急有事，问我不绑篓子行不？我当然说行，因我早已烦透了那只篓子，特别是上次去医院，一陌生男子伸长好奇的脖子，瞥向篓子内，继而惊诧地嘀咕：“是个孩子，还以为是头小猪呢！”我忍住疼痛，翻了他好几个白眼。当我坐上父亲的后车座，全然忘记了他的叮嘱，好奇地望着路边的一切，惊叹与躺着见到的景象全然不同。我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突然一个坑洼把我从车座上抛了下来，我不记得当时摔没摔疼，只记得父亲惶惶地停车把我抱起，眼里满是疼惜和愧疚。

多年以后，父亲那满眼的疼爱一直温暖着我，那条路上的风和鸟儿，还有清脆的铃声，每一次回望，都会唤醒我许多遥远的思念和幸福。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建议我参加中专考试。那时的小中专如凤毛麟角，我没有信心，一直声言自己不行。父亲说：“我家丫头，还怕输？不敢去试试？”倔强的我被激恼：“试试就试试。”在父亲的激励下，我一改贪玩的毛病，把时间的发条绷得紧紧的，但感觉结果并不理想。发榜那天，我阻止父亲去看结果，他假借赶集还是偷偷去了县城。八月的太阳像个炙热的大火盆，中午父亲顶着最毒辣的火盆回来了，他的车铃声一改往日的低调和沉稳。“丁零零，丁零零”，铃声把树上的鸟儿都惊飞了。母亲踮着小脚跑出去问：“考上了？”“真可惜了，你猜差了几分？就一分！”父亲的惋惜声，让内心早有准备的我还是瞬间跌入冰谷，眼泪顺颊而下。而父亲却在一旁偷着对母亲挤眉弄眼，然后用三个字把我从冰谷里捞了上来。“考上了！”那一刻，说谎的父亲，比他清脆的车铃声，还要让人欢喜。

父亲常说，遇事要多往宽里想，多往好处去努力。无论生活的压力多重，父亲总会想尽办法撕开一角，将重压藏起，拨动他的响铃，让快乐的光透进来。

如今，那辆载满我童年的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父亲也已离我而去，而人到中年的我，已经脱离了自行车相伴的生活。但每次回忆儿时的情景，父亲的车铃声就会悄然浮现。是父亲教会了我在繁杂的生活中，学会拨动一串响铃，让快乐的音符注入心田。那一声声清脆而富有情感的铃声，是我心中永远不会消失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