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

刘炳茹 成新轩

1 引 言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greement，FTA）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已经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啮合点”（成新轩，2021［1］）。自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历经十八大、十九大到十九届六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核心的FTA网络，并呈现出两方面的发展特征：一方面表现在FTA的“广度”发展，突出表现在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快速增长，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络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FTA的“深度”发展，突出表现在现阶段中国签订的自贸协定议题涵盖范围由传统的边境上议题向边境后议题不断延伸，进一步向多元化、深度化方向发展。在当今逆全球化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业链出现了内化到区域和国家a本文所涉及的“国家”均为国家（地区），“国”均为国（地区）。的现象，FTA网络复杂性和交叉性改变了原有的市场需求和中间品供给格局，必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的方向、原材料、中间投入品地点等资源配置战略，改变企业在区域价值链中嵌入位置和参与度，进而会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地位。当前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趋势如何？FTA网络深度、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趋势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从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来描述中国FTA网络的特征，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为基础，运用脉冲相应技术，考察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变化趋势，对比分析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程度。从而对FTA网络发展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形成综合性认识。为确定未来中国FTA网络的发展方向，以实现依托FTA战略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突破“低端锁定”的困局提供政策参考。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FTA与价值链的交叉研究最早是基于FTA深度一体化开展的，Lawrence（1996）［2］最早提出了FTA深度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性的研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发展有利于通过解决国家政策的协调和承诺问题来规范全球价值链的运作。随后Antras和Staiger（2012）［3］从理论层面推演了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指出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贸易形式的不断改变促进了FTA一体化的发展。由于早期研究局限于FTA深度一体化测度存在一定难度，大多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方面，实证研究相对比较匮乏。随着学者开始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进行量化研究，并逐步形成较完善的测度体系（Horn等，2010［4］；Damuri，2012［5］；Orefice和Rocha，2014［6］；文洋和王维薇，2016［7］），越来越多的文献考察了RTA 深度对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Orefice等2013［8］发现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如包含制度、服务贸易、竞争条款等规则在内的贸易协定，通过政策协调使跨境中间品贸易和生产更加安全有效；童伟伟（2018）［9］、Laget等（2018）［10］通过实证发现一国签订RTA深度发展有利于提高中间品贸易的附加值，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运作与发展；吕越等（2022）［11］指出RTA的深度发展通过细化产业分工水平和提高创新研发水平进而带动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也有学者基于深度一体化的视角，从不同层面分析了FTA协定深度一体化发展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程度（Branstetter和Saggi，2011［12］；洪静等，2017［13］）、传导路径（杨慧瀛等，2022［14］；韩剑和王灿，2019［15］），从FTA异质性与深度，探究了FTA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影响机制（童伟伟，2019［16］；马淑琴等，2020［17］）。

FTA主要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摩擦来促进经贸合作与中间品贸易，进而改变价值链的分布与结构。贸易协定是降低关税、非关税、物流和运输等非距离贸易成本变化的主要政策来源（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18］；刘洪铎和蔡晓珊，2016［19］）。FTA深度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内要素自由流动，要素流动的自由性降低了中间产品的价格，进而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FTA深度一体化发展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不仅增加了现有同质企业的出口，也促进了缔约国之间低贸易量商品交易的增加，即FTA深度一体化通过影响可变贸易成本进而从集约和扩展两个边际影响了中间产品贸易（Baier等，2014［20］）。一国中间品贸易的增加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周大鹏，2015［21］；高小龙和董银果，2020［22］；崔兴华，2021［23］）。深度FTA协定签署有效的降低了成员国投资、贸易往来中潜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已有的价值链生产模式下，跨境生产相较于国内生产承担了更高的政策风险和协调成本，政策的不稳定性将给影响区内经济体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和投资带来很大的冲击。深度的FTA如知识产权、劳工市场规范、资本流动等条款有利于改善国际市场交易环境，通过减弱市场失灵提高了跨国公司的契约保障率，促进了国际外包及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区域内价值链贸易与价值链投资的路径，从而影响区内经济体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关联。

假设一：FTA深度发展通过降低关税、非关税、物流和运输等非距离贸易成本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由于要素禀赋与地理因素的作用，商品的价值链已不再局限某一国或地区（陈丰龙，2010［24］），中间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因此中间品进口的贸易壁垒会显著提高商品生产的成本（崔向阳等，2018［25］）。通常情况下，贸易成本是交易频次的增函数，因此经过多次跨境的中间品贸易，贸易成本会随着积累的产业链条放大，产生瀑布效应（Koopman等，2014［26］）。FTA网络化的形成、发展有利于降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弱化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存在的延迟现象，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厚度，减少贸易成本（杨继军等，2020［27］）。尤其是对于依托FTA网络形成的中间品贸易网络而言，FTA缔约国依托贸易成本优势，在区域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同时，FTA网络的扩大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网络广延性的发展，一国的中间品进口网络广延性越高，其中间品进口的产品种类和渠道越多，不但可以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弥补自身的资源和技术劣势，还可以有效地规避对某些国家产生贸易依赖的风险，越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郝晓等，2022［28］）。区域范围内的FTA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中小企业在现有专业化分工以及生产与交易过程中的密切合作可以获得外部范围经济，从而改变价值链的分布和结构（孙娟娟，2004［29］）。

假设二：FTA网络广度发展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厚度，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作为自由贸易区主要特征的原产地规则，其累积规则和降低原产地证书获得成本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原产地规则越来越成为影响价值链分工程度的重要因素（Antoni Estevadeordal等，2003［30］）。原产地规则要求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免关税产品必须符合其相关规定，生产者为了满足原产地原则，只能从区域内其它的成员国购买成本高的中间投入品，然后加工成最终产品出口到其它的成员国（成新轩等，2012［31］）。出口企业为了满足原产地规则必须额外支付一定成本，相关成本的增加会抑制企业利用优惠关税进行出口的行为，进而对区域贸易产生限制作用（韩剑等，2018［32］；周禛和左思明，2021［33］）。FTA网络的发展使原产地规则与产品生产阶段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进一步提高了对外的保护程度（尤其是对中间品的保护），在契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带来了明显的贸易成本，限制了区域内专业分工的细化，同样也限制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在FTA网络背景下，每个自由贸易区都有原产地规则，且不同FTA优惠原产地规则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如果一国与多个国家缔结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多个不同原产地规则的差异将通过贸易成本阻碍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的发展（成新轩和于荣光，2018［34］）。FTA网络的“意大利面碗现象”，就像锅和碗一样使原产地规则出现了多重复制，并通过FTA网络将原产地规则对一个区域的保护传递到另一个区域（成新轩，2004［35］），进而扩大原产地规则对贸易的限制效应，从而会进一步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地位。

假设三：FTA网络中原产地规则的差异、交叉，必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的方向、原材料、中间投入品地点等资源配置战略的调整，进而会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已有关于FTA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从单一FTA深度一体化视角开展的，通过分析区域贸易协定文本的深度，构建FTA协定深度指数，进而探讨FTA协定贸易投资规则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伴随一国签订多个FTA协定的存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全球FTA网络，传统的双边分析框架已不能对FTA网络的经济效应和发展特征等进行有效的诠释。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有三方面：一是突破对单一FTA深度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分析，以整体FTA网络为研究对象，考虑了中国与不同辐条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相互影响，把FTA网络一体化细分为FTA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更加精准研究FTA建设中哪些因素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在已有FTA深度一体化、FTA协定深度指数和“轮轴—辐条”模式FTA网络研究的基础上，结合FTA网络的结构特征，丰富FTA网络深度与广度的概念，设计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三是从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考察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变化趋势和演变规律，对比分析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分产业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程度，从而对FTA网络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基本特征形成多方位和综合性认识。

3 模型构建

3.1 模型指标的基础测度

3.1.1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

Koopman（2010）［36］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分析框架，提出GVC地位指数广泛用于分析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该指标通过测度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中间品进口方与作为中间品出口方的相对重要性，来表示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增加值创造能力。本文利用GVC地位指数测度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

3.1.2 FTA网络深度发展水平的测度

单一FTA深度发展水平概念是建立在FTA深度一体化研究基础上的，指在降低关税和配额的基础上，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来促进区域内市场的进一步整合，其本质为FTA议题范围的扩大、合作程度的加深（Krishna，2012［38］）。借鉴东艳等（2009）［39］关于FTA深度一体化研究，结合FTA网络的发展特征，本文认为一国FTA网络的深度发展水平是指在FTA网络中，一国与所有缔约国签订的FTA协定平均深度发展水平。一般而言，一国所签订的FTA协定平均深度越高，则该国FTA网络深度发展水平越高。本文在借鉴目前应用范围较广的DESTA数据库中关于单一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测评方法的基础上，将一国自由贸易区网络深度发展水平指标表示为如下形式:

其中，FTAdepthi表示i国FTA网络深度发展水平；表示自由贸易协定条款实施实质性的虚拟变量，依据FTA条款实质性涵盖情况进行赋值，若包括该实质性条款则provisions=1，否则provisions=0；k表示协定条款，包括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标准七个二值指标；表示将七个指标赋值后加总求和，即得到i国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度；n表示i国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表示i国与所有缔约国签署的FTA协定的总体深度。

3.1.3 FTA网络广度发展水平的测度

随着全球范围内FTA爆发式的增长，FTA网络结构特征的变化，成为影响FTA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王开和靳玉英（2013）［40］、成新轩（2011）［41］关于FTA网络的研究，将一国FTA网络的广度发展定义为：在FTA网络中，一国作为全球FTA网络的一个节点对FTA网络和其他节点的“影响力”，换言之就是一国在全球FTA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一般而言，某一经济体在FTA网络中的“影响力”越高，则该国FTA网络的广度发展水平越高。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胡贝尔影响力指数来表示中国FTA网络广度的发展水平，胡贝尔（Hubbell）影响力指数是在复杂网络中某一节点在对其它节点直接影响的基础上，考虑该节点对其它节点的间接影响，同时将外部因素对行动者之间的“影响力”纳入影响力指数，是衡量一个节点“影响力”较为综合的指标。其中衰减因子α设定为0.01。其影响力矩阵为：

3.2 VAR模型的识别与构建

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是多变量时间序列方法中的一种，通过把几个变量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分析，进而从经济数据中发现变量之间存在的联系，并运用模型脉冲分析，将外界因素对变量解释意义的干扰力度降到最低。由于本文研究FTA网络深度发展、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动态影响趋势，变量并不多，VAR模型正好满足这一条件。VAR模型要求变量不能过多，否则将降低模型的解释力度VAR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其中，A和B为模型待估计系数矩阵，是变量的影响系数；为m维模型内生变量，为m维的外生变量；k为模型的滞后阶数；为m维随机误差项，同时也被假定为白噪声序列；t为模型的总体样本数。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及说明

结合研究目的，本文在模型中纳入9个主要变量的年度数据：中国FTA网络深度发展水平（FTA_depth）、中国FTA网络广度发展水平（FTA_span）、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total）、中国初级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primary）、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Manufacture）、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Service）、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Labour）、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Capital）、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_technology）。在考虑已有数据完整性和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中国2007-2019年的相关宏观数据作为研究的原始数据。其中，中国FTA网络深度发展水平a数据备索原始数据来自于DESTA数据库；中国FTA网络广度发展水平b数据备索原始数据来自于WTO-RTA数据库并通过Ucinet中Hubbell指数由作者计算获得；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中国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c中国不同产业划分、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划分均根据UIBE GVC Index ABD_WIOD2021，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划分第四版划分而得。、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原始数据来自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制作的UIBE GVC Indicators数据库d下载地址：UIBE GVC Indicators © 2016, Research Institute for Global Value Chain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数据备索。

4.2 模型构建与检验

4.2.1 ADF平稳性检验

由于不相关数列之间可能存在伪回归的现象，为防止实证结果伪回归和保证研究数据的平稳性，因此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要对数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传统的ADF检验法对模型变量进行检验，为了降低模型估计的异方差，本文提前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中国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分别放大十倍处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平稳性检验表

续表

从模型变量原始数据的ADF检验结果（表1）来看，中国FTA深度发展水平、中国FTA广度发展水平、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中国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和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原始数据序列不平稳。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然后再次进行ADF平稳性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一阶差分后的变量所对应的ADF检验结果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即差分后的变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此本文认为一阶差分后的模型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4.2.2 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与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确定了模型变量的平稳性，在建立VAR模型的过程中需要设定最优的滞后期数。通常在实际情况中，VAR的滞后阶数设置太小可能会导致出现残差自相关的现象，而滞后期数选择过大也会造成自由度的减少，从而影响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对比FPE、LR、AIC、SC、HQ，五个检验统计指标，同时考虑检验统计指标FPE与AIC可能高估滞后阶数的可能，来对三组VAR的最优滞后期数进行分析选择，因此本文确定三组VAR基准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阶。

本文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主要根据VAR模型稳定性检验的伴随矩阵特征图，最终得出特征根均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部，表明VAR（2）模型是稳定的aVAR模型稳定性检验数据备索，模型变量之间的关系也是稳定的。

4.3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4.3.1 国家整体层面

图1（a）、图1（b）显示了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累计冲击结果。总体来看，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现相对不同的响应态势。具体来看：给FTA网络深度发展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会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正负双向波动，在第1期冲击效果达到峰值，之后冲击效果略有波动但总体趋于平稳。表明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较为明显的促进效果，且促进效果存在持续性。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正负双向波动，冲击效果在第1期达到顶峰后，逐步减小并在第3期达到最低值0.01%，虽然在第3期后冲击效果有所反弹，但冲击效果一直低于0.025%。表明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有较明显的持续促进效果，短期正向促进效果波动性较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正向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相比较而言，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冲击效果普遍在初期有快速增大的趋势，之后影响效果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的初期，依靠自身资源禀赋和劳动力价格优势，依托FTA的政策红利较快的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葛海燕等，2021［42］），利用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低端嵌入”发展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不仅附加值低，而且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明显上涨，长期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

图1 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中国整体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脉冲响应图

4.3.2 不同产业层面

图2（a）-图2（f）显示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累计冲击结果，总体来看，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不同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现相对不同的响应态势。具体来看：初级产业层面，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中国初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显著波动，在第5期冲击效果达到峰值，之后呈现相对平稳的正向冲击趋势，表明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中国初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有明显且持续性的正向促进作用；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初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正负双向波动，但冲击效果并不显著，在第1期逐渐呈现负向影响趋势，在第2期开始时呈现由负转正向影响趋势，并在第4期达峰值后，缓慢收敛于0，表明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初级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有限。制造业层面，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波动，且波动趋势较为平稳，在第6期达到冲击最大值，表明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和持续效应；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正负双向波动，在第1期到第4期影响效果波动性较大，并在第1期脉冲影响效果达到最大，在第4期之后脉冲影响效果缓慢收敛于0，表明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短期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但长期促进作用比较有限。从服务业看，FTA网络深度与广度发展对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波动，之后脉冲影响效果趋于平稳，表明FTA深度和广度发展对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有持续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影响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于中国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促进效果优于FTA网络广度发展；FTA网络广度对于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优于FTA网络深度。这主要由于，原产地规则提高了区域内成员利用优惠关税的成本，从而对贸易转移产生抑制效应。随着签订FTA协定的增加，每个FTA协定都有不同的原产地规定，FTA网络就像锅和碗一样使原产地原则出现了多重复制，如同大量的非关税壁垒应用于几乎全部的商品贸易，增加了中间品贸易的成本，FTA网络的重叠性导致原产地规则将一个区域的保护传递到另一个区域，进一步扩大了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效应。目前，中国已签订的FTA中涉及到原产地规则主要覆盖于货物贸易。FTA网络广度的发展扩大了原产地规则对初级产业和制造业贸易的限制效应，阻碍了中国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间品贸易，进而影响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只是在服务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贸易章节中以定义的形式对服务提供者作解释。服务贸易受原产地规则影响较小，同时FTA网络的广度的发展有利于削减缔约国之间的边境厚度，极大地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促进了国家之间服务贸易流量的增加，进而有利于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图2 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中国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脉冲响应图

4.3.3 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

图3（a）-图3（f）显示了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累计冲击结果。具体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层面，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脉冲响应，且影响趋势存在较大波动，在第1期和第7期影响效果达到最高，并在第7期开始下降；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波动，在第1期和第7期影响效果达到最高，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有持续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冲击效果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行业层面，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明显波动，在第2期前累计脉冲效果波动性较大，从第3期开始呈现持续正向缓慢扩大的趋势，并在期末第8期达到顶峰；FTA网络广度发展对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明显波动，并从开始就呈现持续正向缓慢扩大的趋势，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有持续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缓慢增大。技术密集型行业层面，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以正向为主的波动，且冲击效果显著，表明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相比较而言，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效果，其中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资本密集型行业次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影响最小。这主要由于，原产地规则会对缔约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显著的贸易约束效应，且这种贸易约束效应与原产地规则限制水平呈现正向相关性（李海莲和韦薇，2016［43］），贸易约束效应构成非关税壁垒，不利于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徐进亮和文静，2012［44］），而FTA网络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进一步放大了原产地规则限制水平的贸易约束效应。目前中国已签订的FTA协定中对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限制水平最高，对于电器设备、计算机、化学制品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限制水平最低，原产地规则限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会显著提升缔约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影响了产品原材料出口，不利于缔约国相关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图3 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脉冲响应图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考察了2007-2019年FTA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全球价值链价分工地位的具体影响趋势，并对比分析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第一，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中国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的冲击效果普遍在初期有快速增大的趋势，之后影响效果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第二，FTA网络深度发展对于中国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促进效果优于FTA网络广度发展；FTA网络广度对于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优于FTA网络的深度。第三，FTA网络深度和广度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资本密集型行业次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影响最小。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就中国依托FTA网络发展战略提升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推进中国FTA网络广度和深度建设。一方面，增进中国FTA一体化的深度发展水平，提高非传统领域议题覆 盖范围，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多边贸易机制，探索国际贸易新规则，推动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另一方面，巩固周边，放眼全球，加大中国FTA覆盖的广度，在现有FTA建设的基础上，突破文化理念与市场体制的障碍，研究探索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开展有关自由贸易谈判的可能性，构筑以自我为轴心的FTA网络，确立轴心国家地位，从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处于主动地位。

二是以FTA建设推进中小企业融入区域价值链。企业是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主要力量，后疫情时期，供应链本地化和分散化趋势日益明显。FTA深度与广度的发展推进跨国公司依托FTA的政策红利促进资本和要素跨区域的流动，进而参与到其他区域生产网络中去。因此，中国在推进FTA战略过程中，应积极引导企业依托FTA的政策红利应积极开展对外投资，获取高端技术、品牌资源、营销渠道，提高出口增加值，从企业层面上寻求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突破。同时，利用好FTA提供的有利环境与条件，吸引国内外资金和先进技术，降低出口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的风险等，进而促进区域范围内商品要素和资源的加速流动，利用企业跨国投资对于生产网络的推动作用，扩展进而推动产业升级。

三是加强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协调。目前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都通过自身的禀赋优势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资源整合并优化利用。但各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也面临着更多的经济风险。因此中国在推行FTA战略过程中，应加强FTA战略与国家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发展之间政策的匹配与协调。不仅只关注FTA协定签订与否，更注重协定条款内容的选择，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利用FTA战略发展，便利中间品贸易，降低价值链贸易成本，促进FTA战略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贸易，充分发挥企业投资贸易过程中的“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减轻国内传统产业负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实现价值链功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