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经济背景下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
——兼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

张 婷 林桂军

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中国亟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从外部环境来讲，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加剧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均不利于全球贸易条件改善及经济发展。从国内环境来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2020年中央还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无论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条件恶化的局势，还是从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趋势来讲，加快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促进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均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推动区域及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是现阶段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逐步打破地区间“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状态，促进要素资源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截至2021年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五个地区的GDP占全国总量的56%，规模效应明显，且形成了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业、生物医药等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见》指出，需进一步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步伐，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最优组合成为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转型的实质是对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要求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合理配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协调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就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生动实践。

综上，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将市场一体化程度、产业转型、有为政府及有效市场共同纳入分析框架，探究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上述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丰富了产业转型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市场一体化、产业转型、有为政府及有效市场共同纳入研究框架，厘清了市场一体化发展推动地区产业转型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阐明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发展对推动地区产业转型的调节效应，为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其二，细分了有效市场的研究范畴。本文基于有效市场的多维子变量，从不同维度探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其三，对产业转型实践提供了有效指导。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深入探讨市场一体化发展、产业转型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引入有效市场的多维子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维度的有效市场对地区产业转型的调节效应，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与地区产业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述评

关于市场一体化发展与地区产业转型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主要聚焦于理论分析与产业发展两个方面。从理论分析层面来讲，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测算市场分割指数来判断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1]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分割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即各地区产业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市场一体化水平逐步上升。[2]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缓解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现状、加强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以及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等机制来实现的。[3]宋灿等认为，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抑制了创新要素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高技术行业发展及地区产业转型。[4]苗建军和韩经纬指出，市场分割会导致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缓解这一困境。[5]余东华和张昆研究发现，要素市场分割是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其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不利于地区产业差异化发展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6]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市场一体化对地区产业转型的环境效应，指出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推动生产工艺变革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7]从产业发展层面来讲，部分学者从不同产业维度出发，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农业、工业、高技术行业及制造业的影响，指出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推动生产资源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缓解地区间的要素资源扭曲现状，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合作，促进地区产业转型。[8-10]

关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产业转型的研究。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贯穿于经济学发展的始终，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对政府与市场的有效性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方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可以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市场均衡；[11]另一方认为市场对资源的调控并非完全有效的，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加以调控。[12]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实践。卢福财和王守坤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是国家发展重要的制度条件，政府与市场的协调配合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13]高帆提出了包括“党—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指出在这一关系中，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有助于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14]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林毅夫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提出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观点，强调市场的资源调配及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主张二者的协调配合与有机统一。[15]陈云贤结合中国发展实践进一步完善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理论内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经济。[16]关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产业转型的影响，部分学者从政府赋能、市场激励、技术引导等层面，研究了农业、流通产业、体育业等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作用。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关于市场一体化发展、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及产业转型的研究较为丰富，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及借鉴，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拓展空间：一方面，部分学者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或者政府与市场对产业转型的影响，鲜有学者将四部分内容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对有效市场与产业转型关系的考察较为宽泛，缺乏从不同维度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将市场一体化发展、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及产业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传导机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产业转型实践提供指导。

三、理论分析

(一)市场一体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通过要素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合理调配对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以实现生产工艺进步和技术创新、扶持新兴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合理调控显得尤为重要。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缓解区域内部要素的错配，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市场一体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区域行政限制，推动不同地区间的合作交流，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弱化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壁垒，降低产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产业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到生产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推动新型行业的培育及发展，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17]其二，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地区要素资源的错配现状，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有效配置，进而助推地区产业转型。从要素匹配层面来讲，成熟的市场一体化建设形成后，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区域间自由匹配，在有效缓解要素资源错配现状的同时，还可以提升地区经济效率。从产业层面来讲，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降低区域产业发展的成本压力，为区域产业工艺革新、新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促进创新型生产要素向传统产业链各环节积极渗透，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三，市场一体化发展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助于地区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推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互动，加速科学技术及新型工艺在产业间的流动，使其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形成比较优势的差异，推动行业间形成良性竞争，促使技术创新为产业转型赋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助推地区产业转型。

(二)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政府“有形的手”可以有效缓解地区市场分割现状，推动地方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和区域产业转型。[18]林毅夫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克服市场外部性问题是其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19]政府主导的市场一体化往往可以协调区域间资源要素分配，有效规避市场盲目性和趋利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市场“无形的手”对于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促进区域产业转型的作用同样无法忽视。“萨伊定律”指出，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内在驱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达到市场均衡。一般而言，区域内要素资源分配效率的高低与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地区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地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创新型生产要素融入高效率的产业部门中，加快地区产业创新研发与成果产出，从而助推地区市场一体化建设与产业结构转型。

目前，在中国市场机制尚未健全、微观主体力量仍旧有限的背景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成为推动中国市场一体化建设及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模式和鲜明特征。一方面，“有为政府”对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及对市场秩序的合规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市场失灵问题，营造公平公正的投融资环境，在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另一方面，“有效市场”作用的不断加强，使得“有为政府”的边界更加合理化，可以有效规避政府“有形的手”对市场发展的非理性干预，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与此同时，在“有效市场”的背景下，“有为政府”可以有效协调社会资源分配，引导资本流向高技术和清洁型产业，推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可以对地区产业转型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且二者在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路径中存在着调节作用。

假设3：“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路径中存在着正向调节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对地区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STRit=α0+α1INTEit+α2EFMAit+α3EFGOit+α4∑COTLit+εit

(1)

式(1)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变量；STRit表示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状况；INTEit表示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EFMAit和EFGOit分别表示各地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发展水平，其中有效市场具体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OV)、非国有经济发展(NSEC)、产品市场发育(PRO)、要素市场发育(FAC)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LAW)五个方面；COTLit表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UR)、技术发展水平(TEC)、对外开放水平(OPE)、人力资本水平(LAO)和固定投资水平(INV)五个方面；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式(1)中默认地区产业转型会受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产业转型效果可能会受到其滞后一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对式(1)做出以下调整：

STRit=α0+λSTRit-1+α1INTEit+α2EFMAit+α3EFGOit+α4∑COTLit+εit

(2)

(3)

为了进一步探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路径中是否存在着调节效应，即假说2的合理性，本文在式(2)的基础上分别引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与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交互项，即EFGOit*×INTEit*、EFMAit*×INTEit*和EFGOit*×EFMAit*×INTEit*，进而得到式(4)、式(5)与式(6)：

(4)

(5)

(6)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验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作用路径中是否存在着非线性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以下门槛模型：

STRit=ρ0+ρ1INTEit·I(EFit≤τ1)+ρ2INTEit·I(EFit>τ1)+ρ3EFMAit+ρ4EFGOit+ρ5∑COTLit+εit

(7)

STRit=ρ0+ρ1INTEit·I(EFit≤τ1)+ρ2INTEit·I(τ1τ2)+ρ4EFMAit+ρ5EFGOit+ρ6∑COTLit+εit

(8)

STRit=ρ0+ρ1INTEit·I(EFit≤τ1)+ρ2INTEit·I(τ1τ3)+ρ5EFMAit+ρ6EFGOit+ρ7∑COTLit+εit

(9)

式(7)中，INTEit表示受门槛变量影响的核心解释变量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EFit表示门槛变量，具体表示有为政府(EFGO)与有效市场(EFMA)的发展水平；I(·)为指示函数，表示当符合条件时取1，反之，则取0；τ表示门槛值。式(7)、式(8)和式(9)分别表示单门槛、双门槛和三门槛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型(STR)：产业转型是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形态向更优形态的动态调整过程，具体表现为市场中要素资源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三大产业间均衡发展，与此同时还伴随着生产工艺的革新和产业规模的优化。本文借鉴郑军等的研究方法，采用对三大产业占比进行赋值的方法构建产业转型指数。[20]

2.核心解释变量

市场一体化水平(INTE)：市场一体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区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的自由度。本文借鉴毛其淋和盛斌的研究方法，采用价格指数法测算各地区的市场分割指数作为逆向指标，来表示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21]

3.调节变量

有为政府(EFGO)：有为政府反映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水平，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有效减缓市场失灵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政府一般采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来对市场发展进行有效干预以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本文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区有为政府的发展水平。

有效市场(EFMA)：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效市场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地区产业转型的发展质量。本文借鉴王小鲁、樊纲所测算的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来表示地区有效市场发展水平，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OV)、非国有经济发展(NSEC)、产品市场发育(PRO)、要素市场发育(FAC)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LAW)五个维度进一步研究有效市场发展水平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

4.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UR)：城镇化发展推动社会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是地区产业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技术发展水平(TEC)：采用R&D经费支出的对数值来反映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OPE)：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比值来反映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LAO)：采用高等院校在校人数与该地区人口总数比值来表示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固定投资水平(INV)：固定投资水平的高低可以侧面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强弱，采用固定投资额对数值来反映地区的固定投资水平。

五、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关于内生性问题的考量，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港澳台及西藏地区除外)的宏观面板数据，采用两步SYS-GMM模型来探究市场一体化发展、地区产业转型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内在联系。由各表中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AB检验与Hansen检验均符合系统GMM模型的拟合要求，表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有效，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回归拟合效果良好。

(一)基准回归分析

1.总体影响分析

为了确保系统GMM拟合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与混合估计模型(POLS)加以验证，即如果SYS-GMM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L.Y)的系数拟合值介于FE模型和POLS模型对应的系数拟合值之间，则认为系统GMM模型估计结果不存在较大偏误，回归结果科学有效。如表1模型回归结果所示，模型一至模型三、模型四至模型六分别报告了三种模型在没有添加控制变量及添加了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中在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的拟合模型中，FE模型、系统GMM模型及POLS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为0.904、0.956和0.967；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分别为0.815、0.848和0.949。可以发现，无论添加相关控制变量与否，系统GMM模型中L.Y的系数拟合值均介于FE模型和POLS模型之间，说明模型拟合结果并未因工具变量的选择而产生较大偏误，拟合结果科学合理。与此同时，通过对比模型一至模型六其他系数的拟合结果可知，三种模型系数的拟合结果在作用方向和系数大小上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模型拟合结果的科学性。

下文进一步探讨基于两步系统GMM模型的拟合回归结果。由表1中模型二和模型五的拟合回归结果可知，在未引入控制变量时，逆向指标市场一体化指数(INTE)与产业转型(STR)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系数拟合值为-0.02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及三大产业的均衡发展，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假说1。调节变量有效市场(EFMA)和有为政府(EFGO)与产业转型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05和0.073，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发展可以有效引导地区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的高效发展。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市场一体化发展、有为政府及有效市场的系数拟合值在作用方向和系数大小上均未发生较大变化，可见模型设计的科学性及稳健性。①

2.分区域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现状及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明显，尤其在东、中、西部区域间最为显著。东部区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教育水平等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区域，那么东部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是否同样高于中西部区域；与此同时，受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影响，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代表的国家级城市群，城市群内市场一体化发展效果显著，那么上述三个城市群内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是否会优于其他区域。基于上述猜想，引入区域虚拟变量D1和D2，D1考察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的影响差异，东部区域取1，而中西部区域取0；D2考察城市群的设立对于市场一体化和产业转型的影响差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取1，而其他区域取0。在模型中引入区域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D×INTE来考察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是否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如果交互项的系数拟合值不为0，则表明该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更进一步地，如果系数估计值与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一致，则说明东部区域和城市群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提升效应高于其他区域。

由表1中模型七与模型八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引入了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后，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系数拟合值在系数大小、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方面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模型设计的稳健性。对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讲，模型七和模型八中交互项的系数拟合值分别为-0.771和-2.46，显著为负，表明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区域和城市群区域效果更为显著。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3.对于有效市场的进一步分析

为更加详细地考察有效市场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本文引入有效市场的子变量，即樊纲市场化指数的五个子指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OV)、非国有经济发展(NSEC)、产品市场发育(PRO)、要素市场发育(FAC)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LAW)。从以上五个方面出发探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市场一体化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报告了五类有效市场子变量、有为政府、市场一体化发展和产业转型间的回归拟合情况。由相关模型回归估计结果可知，在有效市场的不同细分维度影响下，市场一体化发展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调节社会要素资源分配，推动产业间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三大产业均衡发展，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具体而言，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和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下，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作用最为明显，而产业市场发育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不同有效市场子变量来讲，五个指标均在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最大，而要素市场发育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两项指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而对于有为政府来讲，在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下，有为政府对产业转型的作用显著为正，而在另外两项有效市场子变量的影响下，有为政府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政府“有为”能力有待提高和“有为”边界不明晰所导致，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政府的非理性干预可能会对地区产业转型存在着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处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磨合阶段，政府“有为”边界不明晰，影响政府对地区产业转型宏观调控的治理效能。

表3引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交互项(EFMA*×EFGO*)来探讨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为规避交互项的引入对模型估计产生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去中心化”后再做交互项处理。由表3的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在不同维度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影响下，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区域产业转型过程中市场一体化发展始终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有效市场及其相关子指标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与表2的拟合结果一致；而有为政府在有效市场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项指标的影响下，系数拟合值为正但不显著，而在其他有效市场子变量的影响下，有为政府与产业转型间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来讲，除政府与市场关系和非国有经济发展两项子指标外，其他有效市场指标与有为政府的交互项均与产业转型呈正向相关关系，系数拟合值显著为正。其中，产品市场发育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对地区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中介组织发育、法律制度环境与有为政府协同作用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2 有效市场的分维度回归结果(一)

表3 有效市场的分维度回归结果(二)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及有效性，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前文研究中采用市场分割指数作为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逆向指标，本次检验对市场分割指数进行取倒数并进行算术平方根处理求得新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为INTEit*=(1/INTEit)1/2，其中，INTEit为市场分割指数，INTEit*为新的市场一体化指数。

2.重新测算产业转型指标

前文采用对地区三大产业所占比重赋值的方法测算地区产业转型指数，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借鉴付凌晖的研究方法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22]

3.重新测算有为政府指标

借鉴李瑶等的研究方法，基于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宏观调控效果，从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发展和国内外收支平衡四个角度入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构建。[23]

稳健性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②

(三)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视角下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其子指标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探究单独的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及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交互项相关指标前期均做过“去中心化”处理以规避共线性问题对回归结果准确性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

1.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分析

表4报告了在引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及其子变量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后的模型拟合结果情况。由表中估计结果可知，在引入交互项后，市场一体化发展与地区产业转型的系数值仍然显著为负，说明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同时，通过对比表1中模型五的基准回归结果可知，表4各模型中市场一体化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均高于基准回归结果(-0.021)，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地区产业转型的调节作用均呈增强效应。而对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来讲，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二者对地区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于交互项而言，有效市场及其分维度子变量除非国有经济发展外，其余变量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估计值为负，模型拟合效果与预期一致；而对于有为政府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来讲，系数拟合值为0.64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一体化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中呈逆向调节作用，与预期效果相反。产生上述情况可能的原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本身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调控仅作为辅助手段，而中国长期“强政府—弱市场”的特点导致政府对市场的非理性干预过多，不利于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地区产业转型；另一方面，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率不足同样会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综上可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地区产业转型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且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市场一体化发展与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路径中存在着显著的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2。

表4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2.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分析

表5报告了在引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后的模型估计情况。由表5的模型拟合结果可知，在引入交互项后，不同模型设定下的市场一体化发展均与地区产业转型间呈明显负相关关系，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与前文结论一致；而且，通过表1中模型五的基准回归结果可知，除产品市场发育即模型四外，其他模型中市场一体化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均高于基准回归结果(-0.021)，其中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的为模型六，在引入有为政府、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及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交互项后，市场一体化系数估计值为-0.256，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作用明显。而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系数拟合结果同前文一致，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拟合效果良好。对于交互项来讲，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市场一体化发展的交互项与地区产业转型均呈负相关关系，系数拟合值显著为非负，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中起到了相对明显的调节作用，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为有为政府与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而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弱。综上可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在市场一体化发展与地区产业转型中存在着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3。

(四)基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研究

前面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中存在着显著的调节作用，那么是否意味着随着市场化水平与政府调控能力的提升，其调节作用也同样稳步增长，即二者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不是，那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效应又是怎样的?为进一步识别其中的潜在关系，本文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及其相关子变量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研究，探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影响中的差异，门槛回归结果见表6。

表5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根据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可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门槛值分别为6.750和0.328；在有效市场子变量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门槛值分别为5.210和9.990；要素市场发育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门槛值为2.510和3.070。

表6报告了基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的门槛值，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

表6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1.基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

由表6模型一的拟合结果可知，当有效市场指数小于门槛值6.750时，市场一体化发展的系数拟合值为-0.008，其对地区产业转型呈积极促进作用，即使系数估计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仍暗含着一定的经济学含义；当有效市场指数跨过门槛值6.750时，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呈明显逆向抑制作用，系数估计值为2.83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过程中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

2.基于有效市场子变量的门槛效应

由表6模型二的回归结果可知，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小于门槛值5.210时，市场一体化发展与地区产业转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系数拟合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市场一体化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旦超过门槛值，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提升会抑制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模型三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同样如此，非国有经济发展低于门槛值9.990时，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推进地区产业转型，而一旦跨越门槛值，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模型四报告了基于要素市场发育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当要素市场发育对应第一门槛值2.510时，市场一体化系数拟合值为-19.733，表明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地区产业转型，但系数估计值未通过检验；而当要素市场发育介于2.510和3.070之间时，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为抑制关系；当要素市场发育高于门槛值时，市场一体化系数估计值为-0.013，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知，在要素市场发育的作用影响下，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作用呈现出“促进—抑制—促进”的“U”字型非线性特征。

3.基于有为政府的门槛效应

通过表6中模型五的回归结果可知，当有为政府指数低于门槛值0.238时，市场一体化发展系数估计值为2.55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抑制地区产业转型；而一旦有为政府指数高于门槛值，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则呈积极的促进作用，系数估计值为-0.010，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可见，有为政府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于产业转型的影响过程中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特征。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港澳台及西藏地区除外)的宏观面板数据，采用两步SYS-GMM模型来探究市场一体化发展、地区产业转型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第一，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对地区产业转型存在着正向促进作用，且二者在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中存在着调节作用；第三，“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过程中存在着非线性的调节作用，即调节作用的门槛效应显著。有效市场呈“促进—抑制”的倒“U”型调节作用，而有为政府呈“抑制—促进”的“U”型调节作用。

(二)政策建议

一是积极推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大市场。在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根据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现状分层次、有序推进，从省域市场一体化到区域市场一体化再到国内市场一体化渐进式发展，避免因追求发展速度而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质量。另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并不意味着市场中不存在竞争，相反，统一有序的竞争机制是市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各地区应当摒弃“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体制，打破区域间的市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市场的自由流动，积极推进统一国内大市场建设，从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是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建设，推动要素资源有效配置。其一，建立统一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提供制度支撑，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制度及规制缺位而引发的竞争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二，建立统一完整的交易市场。应当尽快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技术交易市场、推动线上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市场统筹配置，推进统一完整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平台市场建设。其三，建立统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推动要素资源在国内的高效配置，为国内循环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保障。

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服务型有为政府。其一，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发展思路，积极推进“唯GDP”发展模式向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型，有效引导资源向高技术、清洁型及“卡脖子”行业倾斜，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其二，地方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发展的非理性干预，明晰政府的“有为”边界，有效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行为。其三，地方政府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减少区域间的行政壁垒，推进统一国内大市场的高质量构建，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四是稳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展。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与协同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所在。有效市场发展明晰了政府的“有为”边界，减少了政府的非理性干预，推动了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有为政府缓解了市场调节资源分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困境，尤其是当前国内外局势复杂多变，有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对市场机制功能性障碍的调节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应当有效推动区域间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展，促进统一国内大市场的高质量构建，助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是完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高质量转型。新时期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当摒弃“增长主义”的产业政策，追求创新发展和增长效能为一体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一方面，在新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产业政策制定应当凸显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构建合理有效的科技创新研发机制，推动产业部门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促进技术发展赋能地区产业转型；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制定要因地制宜，在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凸显地区产业发展特色，探寻区域发展比较优势，找准产业发展定位，加强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与互补性，以促进区域产业高质量转型。

注释：

① 受篇幅限制，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及其分析留存备索。

② 受篇幅限制，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