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百年执照再现沪上赛马风云

查雨卉

上海开埠后，赛马成为最早进入上海的近代西方体育运动之一。随着赛马运动的盛行，跑马场和各类体育组织逐渐在上海设立，赛马运动也在经历冲突、排斥后，逐渐在上海完成本土化的嬗变。上海体育博物馆收藏的一张19 21年上海万国体育会第三号马夫头执照，见证了赛马运动由最初仅在西方侨民间传播至后期融入华人社会的过程。

上海体育博物馆收藏有近代以来上海体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及文献资料，馆内的“历史之舟”展厅设置了“跑马登陆 拉开序幕”主题，展示了多件反映上海赛马运动发展的展品，19 21年上海万国体育会第三号马夫头执照便是其中一件。

这件马夫头执照长约2 5厘米，宽约2 0厘米。白底上有红色印刷字，黑字为后期手写字体。执照内文字皆由中英双语组成，正面为基础信息页（图1），最显著的是颁发机构“万国体育会（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Recreation Club）”及执照名称和编号“马夫头执照第三号”。此外，中文页最左侧和英文页下方写明了执照颁发时间“民国十年九月九日”，即1921年9月9日。

根据全文来看，该执照为一位名叫“王祥生”的马夫头所有。作为马夫头，他需要向万国体育会缴纳10元大洋的押金，若违背了体育会的规则，则押金将被充公；当马夫头自愿离职时，方可禀请体育会书记员取消执照并领回押金。马夫头较之普通马夫地位稍高，手下可雇佣小马夫，小马夫经过体育会和寄养在体育会内赛马主人的认可，方可照管马匹。马夫头对马夫有监管的作用，若马夫有罢工倾向，马夫头需及时禀明体育会的书记员，与体育会董事商议。执照背面为马房章程，规定了马夫养马时的注意事项，如马夫需清洁其管理的马匹所在的马房隔间等。

通过马夫头执照可以发现，1921年，上海万国体育会已有完备的马夫规章制度，可见上海的赛马运动已颇为成熟。据史料记载，早在18 4 8年，洋人便用每亩约十两银子的低价租下今上海河南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一带8 0余亩土地辟作运动场，在其四周建立了可供赛马的跑道，这便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场。跑马场于18 5 0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举办了多次赛马比赛，有记载道：“一天的比赛总共有七个项目，最多时有七匹马比赛。由于场地狭小，须经三次预赛，胜利者方能进入决赛”。

1850年和1851年之交，以贩卖鸦片为主的麟瑞洋行大班霍格等5名英国商人开始组织专为跑马而设立的“跑马总会”（R a c e C l u b，最初名为“跑马委员会”）。霍格等人嫌弃“老公园”跑马场过于狭小，意图重新寻找场地另建一个跑马场。1851年，他们采用圈占低价购买的方式在今上海湖北路、北海路、西藏中路、芝罘路一带获取了170余亩土地，由于失地农民的反抗，上海第二个跑马场最终于1854年才建成。

两个跑马场均没有使用太久，18 5 4 年的小刀會起义致使租界土地价格上涨，两个跑马场在19世纪中期相继被出售。1860年起，跑马总会陆续觅得如今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位置上的一块面积约为43 0亩的土地，并以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的名义于18 6 3年以每亩三四十两银子的地价将其买下，闻名上海的第三个跑马场“跑马厅”由此建成。

“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也。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并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壁香车、待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18 76年葛元煦的《沪游杂记·赛跑马》生动描写了跑马厅的盛况。跑马厅每年于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赛马活动，春季赛马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秋季赛马于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每次都进行3天，两天竞速赛，第三天则增加了技巧类的比赛。上海体育博物馆内还展出了18 6 6 年春季赛两天的赛程公告，公告上注明各日比赛分为挑战者杯、家园杯、扬子杯和香港杯等多项比赛，每项比赛皆有数十匹赛马参赛。公告详细记录了全部赛马的身高、体重和名称等信息，也有按马种将马加以区分。

赛马运动的火热引发了博彩的盛行，跑马总会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便是赛马时的博彩抽成。19 09年以前，采用挂牌定额分彩的方式，由各赌摊的老板向跑马厅交纳保证金后在场内设摊开赌，盈亏由摊主负责，跑马厅坐收盈利。以后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在赛马之前发行各种彩票，比如独赢票、马位票、香槟票等，还有伦敦大香槟、英商大香槟、美国慈善香槟、福乐丽、开滦小香槟、上海爱多小香槟等，奖金从几千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其中以香槟票为最多，华人买此彩票者甚多。以2 0世纪30年代计，每次赛马门票5元，一场售数千张，加上各种彩票，每天净收入数以10万元计。19 2 0年至1939年统计，香槟票、独赢票两种彩票的收入就达1413 9万余元，平均每年达7 0 0多万元。

赛马运动的兴起也带动了多个相关体育组织的建立。除跑马总会外，马夫头执照的颁发机构——万国体育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体育组织，它对于推动赛马运动融入华人群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万国体育会前身为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1860年，4名沪上洋行的大班见租界地价上涨，意图炒作地产，以4 421两银子向跑马总会购得上海第二个跑马场中空地3 4.5亩，并设立了董事会，计划将这块地建造成公共体育场。1862年，因太平军进攻上海，租界地价暴涨，公共体育场的董事会以49425两银子将此地卖出，设立上海运动事业基金，将售卖该地的盈余作为最早的基金，用来推动公共体育活动，资助各种西方侨民体育团体和文化团体，如上海总会、板球总会、棒球总会、划船总会、外滩公园、虹口公园、公共游泳池、上海图书馆、博物馆等。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设董事4或5名，均为兼职。董事最早由股东推荐，1870年，董事会的总董由公共租界官员兼任。该会的常规收入为运动场的租金和借款的利息。

上文提到基金会于18 6 3年购得跑马厅，并将部分股份出售于跑马总会，由此跑马厅同属基金会和跑马总会。跑马总会获得外圈草场地，建造跑道并举办赛马比赛，基金会在土地中央开辟了西侨公共体育场，场中先后建立游泳总会的游泳池、板球俱乐部楼及板球场、高尔夫球俱乐部及球场、棒球场、草地滚球场以及足球场等，西方侨民常在此举办运动会及各项体育赛事。

1910年，基金会介入了由浙江商人叶贻铨主持建造的江湾跑马场，并成为该场最大的股东。江湾跑马场建造的起因便是西方侨民禁止中国人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赛马比赛，叶贻铨深感“外国人霸占了中国土地，赚钱娱乐，却不准我们中国人进去，实在欺人太甚！”由此在19 0 8年与虞洽卿集资，以现在的武川路、武东路的交叉点为中心，东达政民路，西至仁德路，南临纪念路，北迄政立路，购地12 0 0亩，建造江湾跑马场，在内部设跑马场地、看台，以及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棒球场等体育娱乐设施。由于跑马场竞争激烈，江湾跑马厅于成立初期就接受了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的介入，董事会将江湾跑马场改名为万国体育场，由叶贻铨和虞洽卿为主的原董事会和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一起管理的万国体育场董事会便称为万国体育会，而万国体育会也逐渐成为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的称呼。双方合作后，规定双方会员可参加对方的赛马比赛，江湾跑马厅的入会手续比较简单，不论西方侨民或华人，只要有一名董事或者会员赞成，就可以申请成为会员。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万国体育会以经营江湾跑马场为主要营业收入。

从叶贻铨建造江灣跑马场以及马夫头证章上的中英双语可知，在当时，华人已逐渐接触赛马这一从西方传来的运动，并且试图积极地参与，促进了赛马运动的本土化转变。

1909年香槟票未发行之前，跑马厅只限西方侨民进入，但春秋两季赛马比赛到来时，华人纷纷群聚在跑马厅旁欣赏赛马盛况。“西人春秋赛马，于游戏中寓尚武精神，昨报言之矣。乃华人每届西人赛马，好游者必结队往观，且有簇新其衣服，或饰其车辆，而与亲戚故旧，或家人及所欢等偕往者，甚至世家大族，亦所不免，是岂不可以已乎。为作此图，并集千字文句以寄慨。”此为环球社《图画日报》发表的《上海社会之现象——华人争看西人跑马之无谓》一文的图说（图2），观看春秋季赛马在当时已成为华人的盛会。

1908年以后，跑马总会曾吸收了少量华人为名誉会员、聘请会员或社会会员，当时共有正式会员320人，其他会员50 0人，两种会员权利差异较多。非正式会员只能在节日参加赛马，但交纳会费则两种会员相同，均为每月10元。同年，可供华人参与的江湾跑马场也开始筹建。虽然当时西人仍是赛马运动的主力，但是华人已逐步接触赛马，并试图成为赛马运动的组织者。

跑马场也雇佣华人作为马夫，以万国体育会为例，参加赛马比赛的体育会会员将自己的赛马养在体育会的马厩里，交由马夫饲养，马主人每月支付马厩费、马夫工资及马匹饲料费。马夫多为城市贫民出身，文化低但需头脑清楚，要随时照顾马的日常、操练等。大部分马夫需早上三四点钟开工，刷洗马匹、清整马房、遛马、晨操、喂饲料等等，细心观察马是否有何异样以及时报告。马夫一般会照料2至3匹马，有的按马主人的需要专门只照顾这一匹马。偶尔也有马夫成为驯马师的情况，据记载，一位名叫“小蚊子”的苏北马夫头训练了一匹澳洲马，并赢得了头马。

1920年后，一批上海前卫青年逐渐加入骑手行列，他们大多既是骑手又是马主人，一般不注重成绩，只是喜爱赛马这项运动。他们的出现打断了西方侨民在跑马场上的统治地位，加速了赛马运动本土化的过程。

从全由西方侨民组成的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到由华人牵头创办的万国体育会；从赛马比赛华人不得入内，到华人作为骑手在马场内驰骋……赛马运动在华人的不断试探与尝试中，逐渐融入了上海，并向中国其他地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