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村庄自主性的文献梳理与历史演进

孙鹏飞　吕蕾莉

摘   要：新中国村庄自主性发展的历程是村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探索村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可以探析村庄自主性的演变历程，进而推进村庄内生动力的研究。当前，在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的双重作用下，村庄自主性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以探求乡村内生发展的机制。充分挖掘乡村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可以整合村内资源，而且也能对村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关键词：村庄自主性；文献梳理；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3-0035-04

村庄，是乡村的发展和乡村文明呈现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社会中的基本单元，在现今的社会学研究中一般指农村中的村民聚集区或者农村的社区，是相对于城镇的一个特定的生活空间。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阐述的村庄是建立在“地域”范围内的熟人社会，运用传统礼俗来调节内部关系[1]。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村庄的主要形式是亲属、邻里、友谊，以血缘、感情、伦理团结为纽带[2]。村庄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实体，更是一个具有复杂秩序的系统。

一、村庄自主性的文献梳理与内涵

（一）“自主性”概述

“自主性”的希腊语是“autonomos”，是由“autos”和“nomos”组合而成，“autos”是指“自我”，“nomos”是指“管理”“规则”[3]。因此从词源上来考量的话，“自主性”就是“自我管理”或“自我规则（约束）”，所以“村庄自主性”可以简单理解为村庄自我管理或者村庄自我約束。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主性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学界对其关注度不断上升，不同学者分别从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自主性进行了研究[4]。王诗宗、宋程成指出，自主性强调的是主体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或思想来行事，是一个与微观层面联系的具体内向的概念[5]。史清敏、金盛华、山田敬认为自主性是主体对外来事件能进行自由的、独立的判断、反应与活动，因此要求主体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鲜明的个性[6]。徐加玉、左停认为，所谓自主性就是行动主体依据自身利益诉求从而采取相应行动的能力，包含独特的利益结构、自主行动能力以及相应的行为活动三个要素[7]。

（二）村庄自主性的内涵

对于村庄自主性的内涵，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界定，同时学术界对于村庄整体的自主发展内在动因和外在因素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村庄在遭遇外部市场或国家力量的渗透时，其抵抗能力丧失，难以继续自主发展。村庄自主性就是把村庄当成相对的独立的一个整体，不断使用村庄的运行机制和资源来解决村庄问题的能力，而不应该使用外在的力量去解决村庄问题[8]。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村庄的自主性在一些有利的外部因素不断影响下会变得更加积极和主动。刘伟基于内向型村落为例，通过对传统时期中国村落发展的研究，提出“村落自主性”的概念，认为传统村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具有复杂而自足的秩序维持系统，其内在的资源特质，如农民的聚村而居、熟人社会、交换圈的存在以及民族信仰等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进而保障了村落的自生秩序，而外部力量边界的存在与内外协调的过程又维持了这一秩序[9]。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一概念界定不能体现出乡村与外界的积极互动。折晓叶在2008年提出“韧武器”一词，认为这个词具有自主性的意义，就是说村庄的发展不仅应该去避免被“拿走”或“剥夺”，也应该把政策和市场提供的各种机会归入村庄发展的意图，使村庄能够不断发展[10]；陆文荣、卢汉龙认为，村庄的发展应该利用一切能够拥有的条件合理地去扩充村庄自身的权益，尽可能地使村庄的发展意图纳入到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化的进程中[11]，这也说明村庄自主性的激发是需要外部的有利条件作为支撑的。参照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将村庄自主性界定为相对独立整体的村庄，在利用自身运行机制和村庄资源解决问题和发展自身的前提下，面对外在动因（权力、资本等）的介入，可以有选择地接受介入的程度从而发展自身[12]。

通过对内涵的解析可以看出，相对独立整体的村庄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要求：首先，要求村庄参与者在集权关系中有一定的自主空间[13]；其次，要求村庄充分发挥其特色优势，利用好自身的资源；再者，要求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外部有利的条件支持；最后，要求充分发挥村庄人才的作用。

二、村庄自主性的内在动因与外在动因

当前村庄在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的双重作用下，自主性已经发生一定变化。通过对这些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的分析，可以探析村庄自主性的变化过程，从而可以对乡村的自主振兴以及带动村庄自主发展的路径做出研究。其中内在动因主要是指通过“挖掘区域内部的资源和潜力”积极调动村庄内的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村庄“自内而外”发展的过程[14]。村庄自主性发展的内在动因必须从村庄的自身条件开始，尊重村庄的传统结构，注重村庄自主内发的需求[15]。综上可知，内在动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治理能力、发展潜力、内生秩序。外在动因主要是指村庄利用自身以外的条件和力量，从而对村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根据村庄自主性的内涵可以知道，外在动因主要包括宏观政策、外来资本、外来技术、专业人才、市场化改革。

三、新中国成立后村庄自主性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发展至今，村庄治理已经走过了72年的时光。在这72年里，以村庄整体发展历程为依据，可以将村庄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业税改革前、农业税改革之后。不同阶段村庄的整体发展也各不相同，每一个阶段的村庄发展都有着不同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在推动，使各阶段的村庄整体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时也在村庄整体发展的自主性上得以体现，并最终反映了村庄整体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改革开放前期：外在压力下的村庄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这段时间新中国处于曲折的探索阶段。从宏观上来看，这时期的中国有成就也有教训。国家通过革命的手段成功铲除地方势力与营利性的经济体制，并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了对基层的高度控制和渗透[16]。这一时期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的控制与计划[17]。国家力量的高度渗透，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农村地区的关系，使得村庄不断受到外来力量的挤压，村庄自主性不断受到抑制，只得在外在动因的作用下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和意志。经济受政治的影响，导致村庄的剩余资源在国家力量的干涉下进行被动分配。村庄无法有效地依靠自身机制或资源发展自身，也没有选择外部介入程度的能力，国家力量的扩展和覆盖遮蔽了村庄的权力[18]。村庄在高度的制约压力下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更没有可以预见的发展潜力。在强大的体系化的国家力量面前，村庄的自主性处于高度受限状态，村庄的实际发展受到国家力量的限制，村庄不得不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村庄无法注重自身需求，村庄自主性不断被外在动因挤压，使得村庄无法决定自我。

（二）改革开放至农业税改革前：复苏的农村

从改革开放到农业税改革前（1978—2006年），这段时间我国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农村在这段时期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推行、农业市场化的开启、村民自治的确立等。这些大事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不断影响着村庄整体的发展。村庄发展的自主性也因为这些影响从内而外地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推行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村庄集体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生产力不断上升，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转变[19]。紧随其后的农业市场化的发展，使得农民重新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农村重新建立了自由交换的农贸市场，国家逐步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限制[17]。这一时期，村庄的治理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人民公社制度开始转变为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开始当家做主，村庄的治理能力不断发生转变，至此村庄内部治理与自主决定成为可能。相较于改革开放前期的高压农村，这段时期的农村的压力开始不断降低，政府对农村的管理开始逐渐以自治为主，农村的自主发展不断复苏。从村庄的整体性来看，在外部动因方面，国家政策的推行不断利好农村，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真正成为了村庄的主人，农村拥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市场的资本也在逐渐进入农村，使得农村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整合内外资源自主寻找新的出路。在内部因素方面，村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利用村庄资源发展自己，村民的参政意识也不断复苏，村庄开始蓬勃发展[20]。但是这段时期由于农业税的存在，国家整体上依然在利用农村的资源来援助城市、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三）农业税改革之后：村庄的崛起

2006年開始农业税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在村庄治理中，自我供给治理资源的格局被打破，治理资源由村庄资源内生型向村庄外部资源输入型转变。在乡村治理的不断实践中，国家不断坚持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从而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不断给村庄带来大量治理资源和外部的治理力量，希望能够使村庄与城市一起全面建成小康，使之全面实现现代化。随着农业税税费改革的推进，村庄的政治精英丧失了村庄财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村民开始自主审视政治精英财政权力的运用。私营经济不断发展，村民开始在自身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自主规划自身及其家庭的经济发展方向，减少对集体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一时期一些村民凭借自身努力，资本得到不断积累，一些富有起来的村庄经济精英们开始对参与村庄的政治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村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富人、能人、精英治村等一些新的治理模式[21]。在村庄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渗透，使得村民可以自由获取生产资料，自主决定经营规划；在村庄政治上，村民自治的推进和民主监督的不断完善，使村民参政积极性提高，监督意识也不断增加；在村庄社会生活中，村民能够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维持有序的发展秩序，并在小范围实现非制度化合作，相互扶持，共同发展。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工商资本开始搭上农村发展的顺风车，资本下乡投资出现高潮。从投资乡镇企业到投资农产品全产业链，再到投资农村的大规模基础建设，都有工商资本的身影，这种经济现象促进了农村面容的变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这个时期的村庄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运用外在动因来获取发展的资源，例如乡村的招商引资等。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积极利用外在因素发展村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村庄自发的行为，是村庄自主发展的显现。

四、结论与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税的改革，我国村庄的整体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自主性上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自发性等。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村庄建设积极性不断提升，涌现出了一大批村庄建设者，包括富人、能人等。整体来看，村庄的乡土精英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促进了村庄的自主发展，归根结底，村庄的自主发展还是要实现村民的自主发展，村庄的自主性根植于人的自主性，提高农民的自主性就是提高村庄的自主性。村民作为村庄的主体，其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有利于经济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村庄的建设和发展。同时现阶段村庄自主性的发展过程中，要想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还是要抓住“村民”这个核心要素[23]。村庄自主性的发展离不开村民自主发展的能力，只有不断激发自主性才能触发村庄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村庄的内生动力也是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源泉，它是推动农民组织化不断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内在的驱动力”[24]。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程同顺教授认为，农民组织化就是在经济的领域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经济的利益，以及不断在政治上想要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而联合起来的相关群体[25]。因此，农民组织化主要通过相关的农民组织实现，同时相应的，农民素质的提升可以提升农业组织化的水平。农业组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村庄的民主发展，提升村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以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农民的创新性、积极性和能动性，表达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最终可以对促进村庄整体自主发展起到一个内在推动作用。

乡村是一个复杂的地域系统，涉及物质空间、社会功能、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乡村发展是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多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各方力量作用力的大小有所不同。文章以村庄自主性为视角，更多的是从乡村内在动因与外部动因的交互作用进行考虑，以村庄自主性的历史演进历程为方向，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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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Village Autonom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un Pengfei， Lv Leili

（School of Management，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village autonomy in New China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of the village. By explor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we can explor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village autonomy， and then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village endogenous motivation. At present， under the dual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village autonomy has undergone certain cha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factors， we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Fully tapp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an not only integrate the resources in the village， but also provide sustainable power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Key words： village autonomy; literature review; historic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