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达呼尔文”的产生、使用与沿革

苏天运，焦继顺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民族文字是构成民族特征的重要元素，其主要职能在于更好地将与本民族相关的语言、文化、历史、风俗等以原生态的文献形式记录下来，并使其得以传承借鉴。文字失传或残缺的民族，因为缺少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工具，会导致本民族相关的传统文化信息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达斡尔族一直渴求创制出自己的民族文字，在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不断摸索探求，终于在清代创制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达呼尔文”，并在使用中不断演变发展。

一、“达呼尔文”的产生

“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有一些无文字史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在与其他邻近民族发生接触、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对这些民族使用的文字形成的借用、加工改造或在此基础上的再创造，使本民族文化一改过去口耳相传的历史而得以部分地依托于书面形式的传承与发展。”[1]达斡尔族文字的创制过程，与达斡尔族的满语文教育密不可分，源于达斡尔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清代，伴随满语在达斡尔聚居区的推广，达斡尔族民间出现了精通满语文的知识精英。他们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创制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实现了拥有本民族文字的夙愿。徐通锵认为：“自己独立地形成的文字称为自源文字，而借用其他的文字体系，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字体系，称为借源文字，这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字。”[2]达斡尔族人借用满文字母创制出来的民族文字无疑属于借源文字。

达斡尔族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郭道甫是把此种文字称为“达呼尔文”的第一人。早在1931年，他就指出：“昌芝田先生，蒙古名为阿拉布坦，他是呼伦贝尔的达呼尔人，也是创造达呼尔文学的第一人，……他的诗词歌赋等作品很多，并有游记数种，大半都以满文和达呼尔文作的。”[3]最先关注这种文字并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达斡尔族的知名学者恩和巴图，诸如“19世纪达斡尔人使用的文字”“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满文字母的达呼尔文”“达呼尔文”等称谓，将其定性为“是一种音写达斡尔语的文字形式”，并认为达斡尔族历史上确曾使用过此种文字开展教育和书面文学创作活动，且积累了一定的文学文化遗产。恩和巴图最终定称“达呼尔文”，一方面坚持了历史的原则和态度，即沿袭了达斡尔族历史上某些知识分子曾使用过的名称；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加凸显这种文字的独立性及其在达斡尔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4]

郭道甫、恩和巴图、丁石庆均将这种语言符号称为“达呼尔文”，但三位学者对“达呼尔文”性质的认识却不尽相同。郭道甫并未将“达呼尔文”作为专门讨论对象，只顺带提及，但正映射出郭道甫潜意识里对“达呼尔文”性质的认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达呼尔文”等同于民族文字的。关于“达呼尔”一名的来源一是认为在清朝以前便被达斡尔族用于族称，是达斡尔族众多谐音族称中经常使用的一个；二是认为达斡尔族归顺清朝后才开始使用，源自蒙古语，意谓“随伴”。无论是哪一种观点，“达呼尔”一词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用于指称达斡尔族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多方面研究确认后才正式将族称定名为“达斡尔”。与郭道甫不同，恩和巴图、丁石庆从科学角度将“达呼尔文”定性为“一种文字形式”，即一个民族历史上确曾使用过的文字，因为此种定性“坚持了历史原则和态度”，当今的阿尔泰语言学界沿用了此种名称。[5]

经达海改进后的满文，后人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其中元音字母有a、e、i、o、u、ū 等，辅音字母有n、k、g、h、b、p、s、š、t、d、l、m、c、j、y、r、f、w、ng 等。另外，还有专门拼写汉语借词的特定字母 g‘、k‘、h‘、ts‘、ts、dz、š、s(y)、c‘(y)、j(y)。因此，达斡尔族精通满语文的知识分子在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时，均能在不添加其他字母或符号的情况为达斡尔语的音位在满文中找到对应的字母。清代“达呼尔文”正是由于借用了音位系统中较为完善的满文字母来记录达斡尔语，使其不仅拥有了比较完善的表示辅音音位和元音音位的字母体系，同时也拥有了满语借用汉字时增加的音位字母。[6]故而，“达呼尔文”是一种纯正的拼音文字，字母之间结合紧密，笔画连在一起逐词书写，字序从上向下，行序从左至右，与满文十分形似，只是在拼读时与满文存在一定程度的语音差异。

二、“达呼尔文”的使用

“达呼尔文”一经产生，便在达斡尔族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泛使用，被用于记载民族大事件、创作乌钦、撰写论著、辑录家谱、记帐、写对联、辅助满语学习等方面。

现存最早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的作品是由敖拉·昌兴(1809-1885，达斡尔族敖拉氏，名昌兴，字芝田，又名阿拉布坦、拉布坦、阿木古郎，海拉尔南屯，即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 年)创作的《祭祀歌》，开创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先河。《黑龙江志稿》载：“昌芝田，呼伦贝尔文士，嘉庆初人，著有《京路记》《调查乌的河源》(一名《官便漫游记》)、《田舍诗》《依仁堂记》等书。并用达呼尔俗语编著诗歌。一时人争传诵之。”[7]郭道甫指出：“昌芝田先生……他不但精通汉蒙各种文学，并且效法陶渊明苏东坡等清高人物，免冠隐居，终身以翰墨自娱；他的诗词歌赋等作品很多，并有游记数种，大半都以满文和达呼尔文作的。”[3]敖拉·昌兴从15岁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一生著作颇丰，有诗词、乌钦、歌谣、散文和游记等百余篇，文学创作成绩斐然。郭道甫说：“他那作品的自然和清逸，即使在满清文学史上，也能占有很高的位置……呼伦贝尔的蒙古人民，虽妇人孺子，都能应口习颂他的诗歌，并且都称他为文学宗师”。[3]可见，敖拉·昌兴堪称斡尔族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创作对于达斡尔族乃至整个北方民族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敖拉·昌兴不仅开创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先河，更为重要的功绩则是开创了用达呼尔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在清代，满文作为主要的文学语言在达斡尔族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在这一背景下，达斡尔人中出现了少数熟练掌握满文满语的著名知识分子，敖拉·昌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具备了一定的人才基础后，在达斡尔族民间顺势兴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口译文学，熟练掌握满文满语的知识分子开始口头翻译满文本的汉文经典文学作品，以满足达斡尔族群众的文学欣赏与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进行口译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熟练掌握满语满文并长期接受汉文古典文献浸染的达斡尔族知识精英们逐渐具备较为丰富的文学知识和较为深厚的文学素养，必然产生用达斡尔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强烈夙愿，随时可以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进行文学创作，敖拉·昌兴很有可能是这样做的第一人。如此，以口译文学为基础、以达呼尔文为载体的达斡尔族文学语言悄然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

在敖拉·昌兴的影响与带动下，达斡尔族文人陆续掀起了文学创作热潮，他们继承了敖拉·昌兴的文学语言传统，并且将达斡尔族的文学语言逐步向前推进，使其不断向前发展。可见，在满文退出历史舞台以后，达斡尔人并没有立即停止使用满文，而且始终没有停止使用满文字母的达呼尔文，使达斡尔文具备了一定的文献基础，达斡尔族的书面文学遗产也被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下来：如清末民初钦同甫等用达呼尔文创作的诸多诗词歌赋；额尔巴雅尔于1926年手抄的《满洲达呼尔乌春》；1947年东北解放区土改期间，莫旗阿尔拉村的郭索忠用达呼尔文创作了不少歌颂新社会和土改运动的革命诗歌，可惜未能流传下来；1947年编辑的新疆达斡尔人的《达呼尔语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孟希舜创作的《赞马诗》《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和《增产节约，建设祖国》以及1953年收集整理的《达斡尔族乌春》；继孟希舜后陆续有达斡尔族的老先生们用满文字母的达呼尔文进行文学创作，如金荣久老人的《狩猎诗》《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感》《即兴诗》等；敖拉·昌兴的五世孙德山保存的敖拉·昌兴的达呼尔文学作品；敖永湖收藏的《三国乌春》《满汉达呼尔合璧辞典》(由布特哈达斡尔人顺太于清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编写)《满达呼尔语汇》和腾克的赛尼尔胡于1980年创作的《家乡颂》和海拉尔的色尔森泰于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美国之行》等。[8]226

三、“达呼尔文”的沿革

达斡尔族一些知名学者一直积极致力于探求使达乎尔文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途径。恩和巴图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考虑建立用规范的达呼尔文书写的《达呼尔文文库》，以使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遗产能够变为有形遗产而得以永久保存并传承、发展。为了进一步规范达呼尔文的正写系统，恩和巴图首先归纳研究了达呼尔文的拼写系统，于1994年发表了《关于达斡尔语满文拼写法》，[9]对达呼尔文的拼写法进行了文字理论方面的总结。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完成了《达呼尔文正写法》初稿。又于2000-2001年间用该正写法修改审定了那顺达来编的《汉达词典》，该词典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用规范达呼尔文编写的词典。该正字法也以《达呼尔文字母及拼写法概要》的名称作为《汉达词典》的附录发表。

恩和巴图等在改进达呼尔文拼写法时，参考了1947年锡伯文和达呼尔文对满文的正写规则所进行的几项改进内容，即在不改变原满文字母基本形式的原则下，主要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改进：保留了原来满文字母中的第六个元音字母(1947年的锡伯文正写法取消了该字母)。关于长元音的拼写问题，是清代达呼尔文和1947年新疆达斡尔族使用达呼尔文时未能解决的问题。达斡尔语不同于满语，达斡尔语的长短元音是区别词义的，所以必须在书写形式上加以区别。《达呼尔文字母及拼写法概要》规定用连写两个相同的元音字母来表示长短音。例如：aa,ee,ii,oo,uu，因为元音a在词中的形式一个短牙容易和辅音n词中形式相混，故aa的第二个a后加一个点表示区别。长元音uu的第二个u后的点省去不写，与满文相同。辅音f在构成fa、fe、fi、fo、fu音节时字母形式不变，即一律向后出头(满文中只有fa、fe向后出头，其余不出头)。w除构成wa、we音节外，还可以构成wi、wo、wu音节；对于拼写汉语的特定字母zhi,chi,shi,rhi和zi,ci,si作了改进。前面的4个字母和音节形式不变，后面的三个一律以辅音加元音音节处理，把i从原来的音节字中分离出来，作为汉语的舌尖元音加在z,c,s之后。取消了音节字zi,ci,si ,使特定字母的序列科学化。同时规定z和c 也可以构成za、ze、zi、zo、zu和ca、ce、ci、co、cu等音节，以利记录汉语借用词外来语词。对于单词的拼写还作了几点说明；为了避免复杂的动词词干后接缀后缀时所产生的元音增音问题，《达呼尔文字母及拼写法概要》规定动词词干一律以元音结尾。这样不但符合达斡尔语的语音特点，还省去了如同蒙古文那样的复杂的元音增音问题，即所谓的连接元音问题。对于各种词形变化(例如名词复数后缀、格后缀、人称领属后缀、时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及其变格形式；动词的时间和人称后缀、时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及其变格形式；动词的时间和人称后缀、祈使句动词后缀、行动词、副动词后缀、动词的体、态等)的拼写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仅以陈述式动词的时间后缀为例：在文学语言中为-san和-sen，以元音和谐律加接于动词词干。如yago-san“走了”、uji-sen“看见了”、bolo-san“熟了”、wana-san“摔倒了”、iqi-sen“去了”、id-sen“吃了”等。除此之外，还规定了《达呼尔文转写符号》(达呼尔文、满文通用)、《达呼尔文标点符号》和《达呼尔文基本笔划名称》等。改进后的达呼尔文堪称为一个比较科学规范的书写系统。

恩和巴图认为，针对改进后达呼尔文的使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要实事求是，能用的地方就用，不能用的地方就不用。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为了使用改进后的达呼尔文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使达呼尔文这一清代自发产生于达斡尔族民间的文字在达斡尔人的现代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编写达呼尔文词典、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用规范达呼尔文整理的敖拉·昌兴等人的达呼尔文文学作品、撰写论文、写学会工作报告、起草讲话稿、写会标和新年贺词、在学会交往中写贺信等，都收到了良好效果。学会编辑出版的《达斡尔族研究》第八、九两辑，均刊登了用规范达呼尔文书写的长篇作品。2003年完成了收词约15000条的《达斡尔文正写词典》(初稿)。用规范达呼尔文翻译《三国演义》的工作也已完成。[8]237-239

综上所述，敖拉·昌兴等人的“达呼尔文”文学创作活动，结束了达斡尔族只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达斡尔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敖拉·昌兴等人所使用的“达呼尔文”被学界称为“昌氏达斡尔文”，是达斡尔族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被全体达斡尔人所接受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其创制、使用与沿革，凝聚着达斡尔族人氏的集体智慧，是知识精英和人民群众的代际传承推广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