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

王 铮，王硕丰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俄罗斯学界在20世纪初开始对王充的思想和学说表现出了兴趣，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王充思想在苏联的研究并没有随着苏联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解冻而受阻，其间涌现出了众多研究“王充与《论衡》”的专家学者及研究论著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交流及其“走出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王充《论衡》在俄罗斯的译介

斯婕布金娜(Т.В.Степугина，1923-2016)在《中国古代哲学——汉朝篇》(1990)篇中说道“本世纪初，德国汉学家阿尔弗雷德·福克将《论衡》译成英语，且完整译本只有一本。1954 年苏联研究员彼得罗夫的著作《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中，他翻译了《论衡》的多篇章节和节选，这对理解王充的世界观很重要。”[1]

世界上第一本外译《论衡》的成果出现在欧洲，德国汉学家阿尔弗雷德·福克(Alfred Forke，1867-1944)于1907年出版《论衡(一)》英译本，从《论衡》原84篇中摘取44篇译成英语，福克认为：“这些文章并不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些人可能对中国人感兴趣，但却并不都能吸引研究者的兴趣，因此，我没有翻译整个作品，而是做了一个选择。选择包括哲学散文，以及其他最具特色的散文，使读者能够对作者及其特点形成充分的认识，我的主要目标是阐述王涌的哲学。在《论衡》的84篇文章中，我已经翻译了44篇，我凭借自己的意志把它们更系统地编排顺序，把它们分为形而上学、物理、批判、宗教和民间传说。”[2]后根据福克1911年完成的翻译底稿，于1962年出版译本《王充(二)》[3]，至此形成了福克英译《论衡》全本。曾任苏联驻华(重庆)大使的彼得罗夫(А.А.Петров，1907—1949)于1941年完成关于研究王充的著作，但是由于卫国战争还没结束，最终在1954年出版《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4]，在此著作当中的译文并不是以篇章出现，彼得罗夫是在著述分析的同时来对引用的原文句子进行翻译，这种形式只是有利于研究者对彼得罗夫著作的理解，但是对研究者关于王充《论衡》原文的阅读跟理解并没有太多价值。

1990年斯婕布金娜在布罗夫(В.Г.Буров)主编的《中国汉代哲学》(1990)中对福克和彼得罗夫进行评价的同时，也同时给出自己关于《论衡》其中八篇文章的俄语译文，分别是《逢遇篇》《命义篇》《奇怪篇》《谈天篇》《治期篇》《自然篇》《论死篇》《实知篇》，斯婕布金娜关于王充《论衡》的译文实为俄罗斯汉学关于《论衡》的初次部分章节译介。

21世纪，从康斯坦丁(Б.Е.Константин，1988—)教授的2016年博士论文《王充的论著〈论衡〉中的文学理论问题》[5]阅读到有其个人翻译：《对作篇》《超奇篇》《案书篇》《艺增篇》《書解篇》《书虚篇》《须颂篇》《佚文篇》《本性篇》《率性篇》，尤其于2015年将《超奇篇》[6]单独作译发表并注解。对俄罗斯汉学界译王充《论衡》来说，这是1990年后25年以来的接续，《论衡》的十余章译成俄文的数量相当可观。从译文选篇可以看出，关于“人性”的两章的论述体现出直接影响王充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以及“文学”八章的翻译，这八章是王充对其主要文学观点的概括，与国内学者刘禹昌在1963年所提出的观点大致相同。在《论衡》整部论著的语境中对作者的文学思想进行分析和整理，对俄罗斯汉学来说也是一个课题的新阶段。

二、王充思想在俄罗斯的阐释

在俄罗斯汉学界，王充的文学观点受到很多关注，最值得注意的是李谢维奇和克里夫佐夫的研究，他们都对王充的一些文学概念进行了分析。但问题在于其研究由于文本分析不够完整，没有系统化王充对文学的所有观点，而近些年康斯坦丁教授致力于王充思想的系统化。当然除这几位学者之外，在俄罗斯汉学界也有着其他研究人员对王充作者各式各样的分析。

1.彼得罗夫的王充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最早进行王充研究的是彼得罗夫(А.А.Петров，1907—1949)，彼得罗夫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苏联政治家、中国哲学史学家和外交官，他曾经完成关于中国哲学家王弼、中国哲学史概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杨朱的论著。

彼得罗夫1954年出版《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王充的哲学学说，以科学的论证勾画出王充哲学学说的本质，驳斥了传统成见以及东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王充的故意歪曲，阐明了王充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所起到的杰出作用。论著主要从八个方面讨论王充哲学学说的基本问题：“世界、天与地”、“物质世界的普遍基础”、“自然”、“人”、“生死问题”、“认识论”、“王充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王充和中国传统”。彼得罗夫评价道：“王充坚决摒弃道家的幻想，打破了先秦教条真理和经院哲学传统的狭隘，有限的束缚，勇敢地走向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真理，以回答他所处的中国历史遥远时代的生活和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彼得罗夫认为：环境的约束，无论是个人的失败，还是物质上的匮乏，都无法摧毁王充作为一个勇敢的思想家的创造力，他已经在人生的边缘，仍勇敢地面对官方意识形态和几个世纪以来的舆论的公开挑战，创作了一部世界哲学，政论文学的杰出作品。”[4]综合彼得罗夫所论述的王充学说的哲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世界就其本质来说，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在万物和各种现象的无限的总和中，世界是物质的，真实存在着的”在内的13个基本命题。彼得罗夫在肯定王充学说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的同时，也看到了王充学说的不完备之处：“他对自然界及其个别现象的观念，是粗略地。这是由于中国当时生产力、技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低，即由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各种社会条件的整个综合的限制。”[7]102

2.克里夫佐夫的王充研究

彼得罗夫的王充研究由另外一位外交官接任，克里夫佐夫(В.А.Кривцов，1921-1985)，俄罗斯哲学家、外交官，他曾完成关于中国古代审美、毛泽东思想意识、中国古代政治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研究论著，在1961年出版的《古代和中世纪美学思想史》就收录了克里夫佐夫关于王充的论文《王充的美学观》[7]。

克里夫佐夫简要介绍了王充的生平，然后继、续讨论王充思想的主要概念：“气”、“美”、“善”、“真”、“实”等概念。克里夫佐夫表示：王充将“实”放在首位。我们可以同意克里夫佐夫的观点——真实性作为作品内容与客观现实的对应，确实是王充作品“正确”的主要标准之一。但是在这之后，克里夫佐夫研究的文本开始有点混乱，部分原因是克里夫佐夫只规定了“美”的概念，并没有写到上述 “雕”和“饰”的概念。[7]211克里夫佐夫声称尽管王充将审美价值从属于道德价值，但他仍然说“美的形式”使工作具有教育意义。并且由于克里夫佐夫对术语不太了解，所以克里夫佐夫关于王充断然拒绝颂歌和赞美诗的推理并不完全正确。克里夫佐夫将王充风格的朴实、似是而非的朴实与“宫廷贵族诗”风格的浮华与繁复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即“王充美学的民主主义遭到宫廷贵族审美观念的君主主义的明显反对”[7]221。这一结论表明克里夫佐夫强调“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针对当时的某种思想形式而提出的。

总之，克里夫佐夫简要强调了几个问题：时间作品对应的重要性、文学的“有用性”以及作者独创性的重要性。克里夫佐夫既表述了“美的朴素”，也写了“文学对后世教育的影响”，也提到了王充的一些思想与荀子、法家思想的相似之处，并追溯了王充关于“气”的思想对后来著作的影响。克里夫佐夫的研究很有趣，因为它涵盖了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并不完整的“文学”问题。但是在克里夫佐夫详细考虑的那些问题中，存在用词混乱、判断前后不一的情况，这显然是由于只熟悉论文的几章而造成的，导致克里夫佐夫得出的结论证据不足。克里夫佐夫简要提到的问题在《论衡》中确实存在，但需要更详细的分析。

3.李谢伟琦的王充研究

李谢维奇(И.С.Лисевич，1932-2000)，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他曾完成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中国古代与中世纪文学思想、中国古典散文等研究专著，并于1979年出版《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8]，以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将王充置于与孔子、庄子、老子、刘勰等名家的行列当中，研究王充《论衡》中关于文、气、性的相关文学思想的构成，甚至结合希腊哲学中的精神与物质来进行比较研究，分析道：“这就是其在中国的起源，如果说在古希腊，融合物质精神物质的概念后来被抛弃了，那么在中国，以其惊人的文化密码稳定性，它一直保留着它的意义，直到现代”。[8]36李谢维奇作为俄罗斯汉学界第一位对《论衡》进行文学性研究与分析的汉学家，利用美学比较研究手段和范畴，分章逐个加以论述，从而阐明中国古代至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李谢维奇提到了王充对孔子关于需要陈述而不是创造的推理的否定态度。以此，他将王充关于个性和表达自由的重要性的推理联系起来。[8]167李谢维奇还指出，思想家将作品分为三种类型——创造力、模仿和推理，正如从《论衡》中看到的那样，值得谈论的不是思想家的消极态度，而是重新思考和扩展孔子在这里的含义。还谈到了王充对文学功利作用的认可，“一直被认为是矫正道德的工具，社会政治进步的工具，是国家的面孔”[8]75。李谢维奇在《东方诗学》一书中的文章中考虑了中国文学思想的形成，其中有对这“对作篇”一章的一小段摘录的翻译，在这篇文章中李谢维奇表示：王充反对重写和传播同一事物的传统，捍卫作家的立场，专注于真正的创造力。[9]

在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中，王充对文学的看法都是笼统地呈现出来的，没有经过详细的考虑，而且通常只是在王充的其他观点的背景下间接提及。康斯坦丁教授认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尽管都在分析王充的文学思想，但大多只是部分分析，没有充分并完全的语境论证，甚至一些研究者从根本上偏离了王充自己的想法。

4.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 ,1934-2016)，苏联和俄罗斯的东方学家，研究涵盖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东北亚国际和文明关系、新欧亚主义问题和俄罗斯与远东邻国关系。季塔连科将王充选编进了1969年出版的《世界哲学选集·第一籍》，但是选编内容完全立足于彼得罗夫1954年所著的《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一书中的材料[10]243-249。季塔连科1989年汇编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收录维亚特金于1980年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与国家”会议上发表的王充研究论文[11]69-75。

维亚特金(Р.В.Вяткин ,1910-1995)，历史学家，研究领域涵盖当代中国史学、中国文化遗迹和美国近代汉学、近代中英关系，曾独立完成司马迁《史记》的俄语译介这一庞大工程，并于在2010年完成。在维亚特金《王充的唯物主义》[12]202-221这篇论文中，从“唯物论的自然观”、“唯物主义学说的形式与精神与好战的无神论”、“以实践为支撑强调对唯物论的认知”、“进步的历史观和命定论”四个方面来论述王充的哲学思想主张。

20世纪中后期，学界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逐渐涉及王充的思想与学说主张。196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俄译本中有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1932-2012)撰写的跋文《中国神话研究和袁珂教授的著作》[13]。李福清通过王充《论衡》等典籍中残存的神话片段，论证了“中国古代神话并没有完全消失”的观点：天真的唯物主义者王充也曾公开反对神话思想的残余，(李福清引用《论衡·说日篇》中的内容)他几乎不认为某些神话会因为在他的批评作品中提到它们而为后人保留下来。[14]

奥夫相尼科夫(М.Ф.Овсянников，1915-1987)，国立莫斯科大学主修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教授，1978年出版，1984年再版的美学思想史：主要讲述以希腊罗马奴隶社会美学、中世纪美学、文艺复兴时期美学、古典主义美学、启蒙主义美学、德国古典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和其他国家审美思想发展为主要内容。在中世纪美学部分，介绍了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其中将王充的古代思想家地位等同于孔子与老子，他认为王充完成了中国美学的古代发展时期，标志着中世纪美学思想的开端。奥夫相尼科认为王充在其作品《论衡》中深刻地提出了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他将艺术真实性理解为文学所创造的形象与事实的对应，王充的主要立场是“气”，它是万物的物质起源和自然发展的源泉，在王充看来“气”也是人类感知的定义。所以美与丑的观念按照王充的想法，应该在世界的物质基础上去寻求。[15]45-47

鲍里索夫(А.Борисов)，在1995年“第二十六届‘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科学会议”中的论文《王充生平事迹及日期》从王充成长过程与生平任职、去世时间进行探讨，认为进一步研究王充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包括对浙江文献、洛阳地方文献、以及对汉末自然灾难、军事历史、朝廷政治等事件的研究跟探讨，可以加深对《论衡》所表达思想的理解。[16]21-28

科布热夫(А.И.Кобзев，1953-，俄罗斯历史学家，哲学博士，曾完成关于中国古典传统哲学、王阳明、老子等专注研究。季塔连科主编的2006年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收录了科布热夫关于王充部分的短文，其几百字的介绍短文汇集了彼得罗夫、李谢伟琦、福克、维亚特金、斯婕布金娜等人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总结了21世纪之前俄罗斯汉学界关于王充研究的精华。[17]182-183

进入21世纪，除了康斯坦丁教授的王充研究比较显著之外，还有一位年轻学者在其论著《汉代哲学》(2013)中对王充思想做了简要归纳，但是并没有对其思想作延伸研究。安娜希娜(М.В.Анашина)哲学博士，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系研究员，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文化研究系高级讲师。她在其论著中将王充思想划分为7个层面：王充思想在科学思维发展中的作用、知识论、自然论、人命论、伦理和社会、历史哲学、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18]72-85

21世纪左右俄罗斯汉学界出现的人才减少与典籍的挤压致使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速度变得缓慢了下来，但是并没有让“王充思想”的研究发生断层。随着近十年时代的发展，俄罗斯汉学界正在恢复往日的荣光，当代汉学家康斯坦丁教授关于王充与《论衡》的研究与译介就是一个良好的现象。

三、康斯坦丁关于王充的研究

康斯坦丁(Б.Е.Константин，1988—)，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文献学系教授。他刚开始研究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学，致力于整理“道德经”的研究和译本，随后王充成为其的研究方向，而他也成为俄罗斯当代汉学界王充研究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康斯坦丁教授其地质学世家理性思维的养成，似乎与王充这位“远远超越时代的具备了完整科学精神与气质的最早的一个王充，人们看到一种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产生某种共情的火花。康斯坦丁教授自己也说道：“王充在《论衡》出色地实践了其中的大部分要求——清晰的逻辑和朴素的风格在他的推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话语来源于笔者与康斯坦丁教授的通信)

康斯坦丁教授描述道：“王充不仅对文学研究很感兴趣，还包括其他科学领域的一系列的问题。王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研究了中国古代人对生与死，对世界，对认知，对人，对礼的不同看法，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的哲学方面，而且涉及人的日常生活。”[19]在于康斯坦丁教授的通信中了解到，“之所以选择研究王充，是因为他基本上总结了古代对许多问题的所有思考，批判性地审视了那个时期几乎所有学派的遗产。”康斯坦丁硕士论文《王充对文学的思考》，博士论文《王充的论著〈论衡〉中的文学理论问题》[5]均持续在王充与《论衡》问题上持续深化。

康斯坦丁在研究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时候，多角度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王充在解释世界跟文学的时候，是承认其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来论述的。康斯坦丁在研究中认为王充的文学思想无疑构成了文学理论，然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学思想以单独的章节和陈述的形式出现在一个镶嵌的结构中，王充没有将所有的思想都放在一个章节中。康斯坦丁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1.在汉代，我们所说的科学风格还没有形成。王充的文学思想在系统化后，是对前人一些思想的逻辑延续，并与之共同为中国诗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把王充理论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还没有被认为是“文雅的语言”，它包括教规，史学著作和评论，在下一个时代将被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然而在萌芽阶段，人们发现任何文字记录的东西都不能归为“文”。

3.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肯定了功能性流派的重要性，而贬低了艺术流派的重要性。然而功能性流派不再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小说流派的个别模式得到一定的假设性承认。人们认识到使用各种文学修辞的必要性，并有意识地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

康斯坦丁教授认为，王充的理念从“儒家的美善合一思想”转向“道家的美真合一思想”。“如果作品反映的是现实，无论是丑陋的，都不能被抛弃，也不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就对文人和作品风格提出了要求。”康斯坦丁教授研究中认为《论衡》中理想创造者是一个胸怀开阔，知识丰富，善于分析，具有非凡的文学能力，关注当代的紧迫问题，并对现实中的不堪入目的事实不闻不问的人。这些要求从根本上影响了王充对古代和现代的态度——现代性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优于古代，“古代是基础，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古代的模仿上。”康斯坦丁教授现阶段关于王充以及《论衡》的评价是十分辩证的：在考察古代文学思想的背景下，王充是我们在中世纪早期文学理论家的著作中所发现的文学理论形成和形成的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论衡》学术风格的形成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但并不代表其最终形成。因此仅从王充在个别章节中的个别论断出发，不可能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描述。王充的文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把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时认识到每一章的自我价值，以及某些章节组成的逻辑联系。王充并不致力于文学理论的建设，但他的整个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具体的文学问题，因此研究中的大多数术语都需要在一组章节和整个研究的背景下加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从《论衡》整个论著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尽管王充自认为是儒家，但在文学应用上他往往依赖于道家的一些观念，从而影响了他对文学的认知。

要从视野中探源，准确追溯中国诗学的形成过程，还需要对王充前人的思想进一步著述。根据康斯坦丁现阶段研究结果，有必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历史分析。同样为了对王充本身的文学思想进行更准确的同步分析，对王充的论著进行完整的科学译本似乎是必要的。正是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对某些观察的归纳，逻辑一致的论证，朴实的论述风格，才使王充的论著《论衡》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概括。康斯坦丁教授所研究的观点及译文将有助于俄罗斯国内文学理论家更准确地定位中国传统诗学，并将其特色适当地体现在他们对地域性和普遍性诗学的更大建构中。

综上，王充思想作为唯物主义学说自从20世纪初传入俄罗斯以来，俄罗斯汉学界对其研究的热度不温不火，但其还是在俄罗斯众多汉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论著中一直出现着。王充思想作为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和延伸，以其“打破束缚，走向现实”的思想学说精髓吸引着更多的俄罗斯学者对它的关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看到会有更多的普通民众接触、认识、了解和接受王充与《论衡》。从王充研究在俄罗斯的传播和接受，可以认识到中国思想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影响还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对其纵向研究抱有期待。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以其博大精深的魅力必定会吸引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对其倾注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