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与银行角色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解读与思考

夏林峰 李卢霞 侯鑫彧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以下简称《扩内需纲要》），战略性规划部署了未来一段时间扩内需的目标、方向和路径。立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新发展阶段，扩内需不但是疫后经济全面复苏的关键主线，也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引擎力量。商业银行作为现代经济循环的“润滑剂”，在支持扩大需求规模、引导需求结构调整等领域持续发挥服务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加快自身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节奏。

扩内需背景

当前扩内需是稳增长的关键主线。从GDP构成看，近1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42%以上，2019—2021年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合计占GDP比重分别为98.85%、97.54%、97.41%。从增长贡献看，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5%，2020年消费贡献率下降至-6.8%、投资大幅上升至81.5%、内需贡献率合计占比下降至74.7%，2022年前三季度则进一步下降至68%，随着内需贡献率下降，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则下降至3%（见图1）。

图1 近年中国内外需的总量占比和增长贡献变化态势

扩内需仍有较大追赶空间。从总量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但消费占GDP比重始终不足60%，显著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受疫情冲击，中国持续十余年的消费占比提升趋势出现拐点，202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由2019年的56.02%下降到55.33%，这一比例低于美国、英国近30个百分点，低于印度约10个百分点，与中国经济地位不相匹配（见图2）。

图2 主要经济体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情况

扩内需具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从劳动人口规模看，202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亿，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同口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①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仍是全球第一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2021。青壮年和逐渐进入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达9.89亿，占世界比重19.37%②世界各国青壮年和逐渐进入的劳动年龄段（15至64岁）人口总数统计。从消费潜力来看，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0万亿元，2022年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4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基础条件。

扩内需也是“双循环”引擎力量。2021年中国占RCEP经济体进出口额的比重分别高达25%和20%，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最大出口市场，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对四国GDP同比拉动率分别达到2%、1.7%、1%和1%。当前，欧美经济衰退忧虑升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逐渐显现。2022年三季度开始，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韩国出口均呈降温迹象，11月后制造业PMI跌入荣枯线以下。在此背景下，内需增长潜力释放不仅是中国稳增长的关键主线，扩内需衍生的“外需”也是区域国家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区域国家将在产业链、资源禀赋差异化互补基础上，形成更加紧密的生产、投资、贸易关系。

消费端扩内需

促消费是疫后政策顺势发力的关键方向。疫情下，居民消费率由2021年的68.6%快速下降至2022年前三季度的64.7%。除了消费场景受限外，疫情下居民收入承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由近10年年均7%的高增长陡降，于202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21年增速也仅恢复至3.7%。2022年11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由疫情前5.1%升至6.7%，16—24岁失业率由疫情前12.5%升至17.1%。信心不足严重影响消费意愿，2022年以来月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快速下降，从1月的121.5下降至10月的86.8，这是该指数自1991年编制以来的最低水平。预防性储蓄升温亦反映消费意愿低迷，2022年11月居民存款增加2.25万亿元，同比大幅多增1.52万亿元，特别是居民定期存款大幅增长，显示居民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形成了阶段性的“消费不足-增长放缓-收入下降”负反馈循环。疫后经济活动渐次回归常态，消费场景障碍逐步消退，及时引导预期改善、提升消费意愿，是政策顺势发力的必然方向。

稳住房消费是传统消费回暖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四大传统消费中，住房消费为最大品类，同时具有较强的链式带动效应，能够带动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居家具类等广泛消费。2022年1—11月，商品房销售额累计11.9万亿元，约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0%。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20—24岁年轻人群、多孩家庭、城镇化和城市新移民等将是住房需求的核心群体。“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表态也传达了稳定地产消费的政策基调。在供需两端政策持续支持、收入回升、信心恢复背景下，2023年房地产销售有望逐步回暖。《扩内需纲要》也明确“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是未来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强调住房的长期消费属性。

进一步提升服务消费占比需要缓解供给错配约束。从消费变化规律看，在物质型消费得到基本满足后，全社会信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将快速增长。202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5000美元，恩格尔系数达到29.8%，与美国（7%）、英国（9%）、韩国（12%）等富裕国家相比，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当前消费结构看，中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44.2%，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比较突出，需求外流和外溢现象明显。《扩内需纲要》特别提及了文化和旅游、养老育幼、医疗健康、教育、群众体育、家政和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以健康产业为例，当前中国健康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至5%，其供给远不适应城乡居民对大健康的需求。

新型消费、绿色消费是与时俱进提升消费质效的路径。当前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式为特征的“互联网+实物消费”和“互联网+服务”正在兴起，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4.5%。中国拥有13.6亿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③《中国引动互联网用户趋势观察报告》，2022，伴随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物流快递等相关配套成熟，新型消费场景已从吃、穿、用等实物消费，向医疗、教育、文娱、体育、健身等广泛服务领域快速渗透，有利于更好地满足现实消费需求，挖掘潜在消费潜力。绿色消费承载全社会共同推动经济低碳发展的愿景，消费产品和服务绿色化创新，消费方式绿色化转型，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大众消费理念更新、消费品质升级需求，并从消费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

投资端扩内需

投资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亦是中长期积累增长动能、提高供给质量，以高质量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的基础。与之前逆周期和跨周期宏观政策调控取向不同，《扩内需纲要》将地产定位为稳消费内容，投资端扩内需的重点集中于制造业和基建，制造业投资持续发力是首要内容，基建投资发力的关键在于结构优化。

“扩新优旧”、强链补链是制造业投资发力的双线支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2年工业发展报告：后疫情时代工业化的未来》指出，工业能力对经济韧性至关重要。疫情以来，正是完善的工业基础为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和应对全球供应链紊乱提供了坚实支撑。但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仍处于中等竞争力水平。因此，《扩内需纲要》重申“建设制造强国”、“引导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集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是“优旧”、强链核心逻辑，《扩内需纲要》特别强调“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力度”“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扩新”、补链旨在加快缩短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定量研究，在产品复杂度大于1.3或1.8的领域，中国此类产品的净出口占比分别仅为13.0%和0.4%，大幅落后于德国的19.5%和5.2%，以及日本的21.6%和11.6%。事实上，制造业投资的战略地位已经反映在近年经济数据和地方经济工作当中。2012年以来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持续稳定在40%以上，2022年1—11月进一步提升至40.9%；2022年1—11月，以电子、医药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高达23.0%。《扩内需纲要》再次将“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力度”置于“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的首要位置，强调制造业投资并非短期稳增长的即时举措，而是中长期经济增质的主线逻辑。

基建投资发力关键在于结构优化，即传统基建补短板、新型基建前瞻布局。传统基建补短板仍有广阔空间，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30%。交通基础设施仍是传统基建补短板的基本内容，《扩内需纲要》衔接《“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部署推进“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设，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并聚焦能源、水利、物流、生态、民生等六个领域，明确了基建补短板的重点内容。除了延续“适度超前”的跨周期政策调控特点，此轮基建投资也更加强调补足农村基建设施短板。在2022年7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之后，同年9月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作方案》，部署提出了农田水利、现代农业、仓储物流等农村基建重点。新型基建系统布局亦需前瞻性推进。新基建将基础设施与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这是消费和产业升级的必备基础条件。根据国家发改委测算，2020—2025年，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等重点领域的投资总规模约为17.5万亿元，年均增速约为21.6%。预计新基建投资在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将逐步提高至15%-20%左右，并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有效带动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

扩内需的保障

扩内需除了需要前瞻性规划部署，亦需制度环境支持。《扩内需纲要》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等关键问题，在系统衔接相关子规划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战略定位和重点举措。

持续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释放内需潜能的重要支撑。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涉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农业农村现代化、区域产业产能布局等系统性工程，蕴含了扩投资、促消费的巨大潜在空间。《扩内需纲要》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积极推动农村现代化”“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三个维度给予了系统部署，系统衔接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和《“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除了衔接区域重大战略外，也强调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后续相关子规划落地有望得到政策持续支持。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提升边际消费倾向的基础条件。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高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又高于高收入群体，他们是促进消费的必要主体力量。2021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27.9%、规模超4亿人，较2002年增长了逾54倍，但与一些发达国家60%的比重相比仍有较大的待拓展空间。2000年之后，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基尼系数上升至2021年的0.47，贫富差距有所拉大已经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现实掣肘之一。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内需纲要》明确优化三次分配机制，其中持续优化初次分配格局是提升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基础，除了坚持经济发展的就业导向，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外，还提出健全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健全和重视再分配机制、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是补充，重在提振消费信心，近年医疗、教育、社保与就业三大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升至36.8%，但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60%-70%的水平。为此，《扩内需纲要》除了提出加大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外，也明确要继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保险三大支柱建设，健全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动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缓解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优化资源配置体系是促进产需高效衔接的内在要求。为了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推动生产和消费对接，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高效联通内外市场、推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扩内需纲要》从“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等维度对关键问题予以系统部署。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需要高效“无形”市场，破解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堵点和痛点，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健全产权制度、完善信用体系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劳动力、经营性土地、知识、技术和数据等更广泛要素的畅通流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则旨在畅通“有形”统一大市场，发展分层分类的城市商业格局，建立完善的农村商业体系。畅通国内外市场的现代物流体系要与农业、制造、商贸深度融合发展，也要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创新打造开放合作高地、提升外资利用水平等举措畅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润滑”作用。当前中国居民储蓄率超过50%，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动员和引导民间和社会资金向制造业强链补链、基建结构优化方向集聚，一方面可以前瞻性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投资与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提升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宽居民财富保值增值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消费潜力。为此，《扩内需纲要》从加大对民间投资支持和引导力度、持续完善投资管理模式和健全投资项目融资机制三个方面，针对性绘制了厘清疑虑、提升效率的投融资机制改革地图。

商业银行的角色

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资源供给的主力军，同时连接居民、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等经济主体的资产端和负债端。通过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一方面为扩大投资提供跨期、多元资金支持，疏通全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进而提升全社会扩大再生产和供给的能力；另一方面助力居民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增加财产性收入，相应提升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在此过程中，伴随金融深化，经济信息化、绿色化等趋势对企业投资偏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商业银行亦需与时俱进加快转型发展节奏，并通过业务政策、服务模式调整助力经济转型发展。

消费金融服务助力消费潜力转化。中国消费金融规模快速增长，2021年末金融机构住户消费信贷余额（不含房地产贷款）达到16.6万亿元，但横向比较看，中国消费信贷渗透率（消费贷款余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38%，远低于美国68%的水平。随着扩内需战略实施，假设消费年增长8%，消费渗透率达到50%，预计到2035年消费贷款规模有望达到64万亿元左右，年复合增长率可达10%。当前商业银行是中国消费金融市场最主要的供给者，消费信用贷款和信用卡分期是主要的消费信贷业务模式。为满足更广泛群体对更便利消费金融服务的需求，商业银行需要持续加强产品服务创新、场景渠道创新、技术能力创新，提供覆盖城乡、渗透全场景、差异化、品质化的消费金融服务，更大力度发挥消费金融的支持作用。

财富管理服务支持居民提升消费能力。根据《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21）》和《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1年）》，当前商业银行管理的居民储蓄已超过43万亿元，管理的理财产品规模达到29万亿元，服务的个人投资者超过6100万人，年度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近1万亿元。在高端客户层面，26家中资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超过120万人，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7万亿。在长尾客户层面，商业银行拥有金融科技先发优势，综合运用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企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以“生活场景+金融”方式，服务数以亿计的长尾客户。随着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持续扩大和理财意识不断提升，商业银行将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多元融资供给满足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2021年末，商业银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2.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6%，普惠金融领域贷款、绿色贷款、工业中长期贷款均大幅高于全年平均水平。伴随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元化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商业银行联动证券、私募、信托等非银同业，在畅通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资金筹集、风险分散、创新孵化等方面扮演更加多元角色，对公业务正从传统的融资主导向“融资+融智”相结合模式转变。未来，商业银行将继续在支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绿色化转型、“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前瞻性建设等领域提供跨境、跨市场的综合化多元服务，助力投资需求切实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

银行业加快自身经营转型节奏的迫切性提高。无论是居民消费行为线上化迁徙，企业跨境跨市场多元融资需求提升，抑或是居民资产增值保值需求释放，还是经济低碳转型愿景实现，都需要商业银行与时俱进，提高自身产品、服务和运营创新能力。近年中资银行也切实加快了这一进程，2021年，金融科技投入超过50亿元的商业银行达到13家；年度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年末内地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2021年末，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境外机构数量分别达到550家、421家和194家，10家中资银行④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广发银行境外资产总额达到16.3万亿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提升至9.7%。未来，在服务国家扩内需战略过程中，商业银行的经营转型进程将加速，通过信贷政策偏好调整、业务模式创新等，成为驱动经济增质的重要内源动能。

对在港中资银行而言，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产品和资金优势、母行遍及内地及环球的机构网络资源，消费金融和财富管理业务可以为内地居民的跨境消费和跨境跨市场资产配置需求提供多元选择，跨境对公金融业务将高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升级，链接推动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产能合作和经贸往来。在服务国家扩内需的过程中，在港中资银行业也将获得经营创新、实力跃升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