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后

徐宇杰

竹林七贤的名号，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脱靴扪虱、行散裸身、不拘礼法、傲视权贵等狂放不羁的行为一直在被后世咏唱和怀念。

但竹林七贤在当世的时候并没那么吃香。竹林七贤的行为不仅不为当权者认可，甚至也大多不为当时舆论所容。七贤之一的刘伶喜欢酒后脱衣，但此一举动也是“人见讥之”。而那位说王公大人都不过是自己裤裆里的虱子的阮籍，在面对自己同族的时候，也是再三劝说不可效仿其事，故《晋书·阮籍传》称“群从昆弟都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而面对自己的儿子阮浑的放达之行，他更是教训道：“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这中间提到的仲容是阮籍同宗的阮咸，也是后世所称的七贤之一，其在当时也以放达著称，但是因其在母丧期间，“借客驴着重服”追鲜卑婢，结果“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被清议所非，以至于多年不能为官。而阮籍同宗的另一个例子阮简也是，“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与阮籍对自己儿子的教诲类似，七贤之首的嵇康给自己儿子的遗书当中，几乎都是强调要如何遵守礼教。

但就在十余年后，大体在西晋元康年间（２９１—２９９），所谓的放达之行突然就流行了起来，并成为当时最为“时髦”的潮流，举国上下都开始了对竹林七贤行为的模仿。《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贵游子弟做这些行为，本不稀奇，但稀奇的是甚至当政的高官也参与其中，《晋书·王衍传》载：“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潮焉。”

王衍历任尚书令、司空、司徒，居宰辅之重，居然也参与其中，这确实让人啧啧称奇。其实还不仅如此，当时的儒家学者居然也在效仿这些“非礼”的行为。《世说新语·简傲》载：“陆士衡（机）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宝）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刘宝是当时知名的治儒家丧服礼的学者，行为却也如此不拘礼节，所以葛洪对此一时间的风气有过一个十分好的总结：“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可见当时西晋一时的风气。

众所周知，西晋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无疑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而陈寅恪先生更是認为司马氏王朝的建立就是东汉以来儒家势力的复兴。但非常讽刺的是，作为儒家纲常代表的司马氏，却成了儒家纲常最大的破坏者。首先，儒家在君臣的政治关系中讲求“忠”，但是司马氏却是以臣篡君，尤其是最后高贵乡公曹髦之死，就连司马氏的党羽陈泰都是“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而同为司马氏成员的司马顺更是“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以至于在西晋当朝的史书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干宝的《晋纪》就已经有对于此事几乎不加隐晦的记载。而且多年之后，此事依旧在士大夫心目中挥之不去。东晋时期晋明帝向王导问及开国之事时，王导仍然要以这些阴谋之事加以作答，以至于明帝听后“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其次，儒家在家庭伦理中讲求“孝”，但是司马氏的八王之乱，骨肉相残之烈也是世间罕有。所以，司马氏不断强调的儒家意识形态却被其自身践踏得残破不堪。

于是在此时，竹林七贤作为第一批反抗者，对司马氏所强调的儒家伦理秩序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甚至也同时质疑了司马氏政权的合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嵇康，他本身就身具曹氏一党的身份，加之批判得又极为尖刻，所以在钟会建议下，司马昭便毫不留情地将其杀害。但纵使如此，嵇康之死在当时也几乎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当时三千太学生挺身而出请以为师，天下豪俊皆随嵇康入狱，经过一番“解喻”方才罢散。而此时为２６３年，距离曹髦之死也不过三年而已。

司马氏政权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阮籍一再优容，对山涛等名士也是尽可能地拉拢任官，再加之当时儒家名教在民间尚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在使劲解数之后，竹林七贤的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此以后，司马氏对于儒家礼法的践踏却没有停止，比如其对汉末以来士林舆论的核心——乡论，也开始进行控制和镇压。根据胡宝国先生的研究，当时所设立的州中正和司徒左长史便是用来“镇言议，一异同”的，以至于当时的乡里清议完全被中正控制，是所谓“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本就所剩无几的清议乡论受到了更强烈的摧残，于是西晋时期竟然出现了十分强烈的要求恢复“清议”的呼声。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氏政权就出现了比起竹林七贤单纯反抗更加深刻的危机——那就是皇权以及名教纲常本身所代表的道德属性和权威的消解。既然皇族司马氏为了家门私利可以把其宣传的名教纲常弃之不顾，那么这些臣子也更可以对此嗤之以鼻。所以，那些士人虽然没有因为对司马氏王朝的不齿而离去，但他们对司马氏的委身侍命也不过是出于身家性命的私利考虑，而没有什么道义上的维系了。于是在西晋时期，私门的力量也不断地扩大，皇权对于这些士族们所能起的约束作用也越来越小。最终在元康时期，在司马氏王朝因为惠帝上台而导致皇权进一步衰落的时候，竹林七贤的记忆就终于被那些士族们唤醒了。不过，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司马氏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内忧外患不断，这场本来只属于士林的狂欢最终席卷了整个社会。而这，也就成了司马氏所面临的最大的异己力量与统治危机，因为所面临的不再是当年亲曹派可能的复辟，而是人心的彻底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