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契机、困境与逻辑进路＊

吕文婷 向钰洁 马双双

（1.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2.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1］档案馆保存着贯穿古今的大量档案文献，反映了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程，是社会各方面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基地，在中华文化留存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针对当前国家文化数字化的发展大势，国家档案馆更应抓住时代机遇，立足自身定位和业务职能，积极成为推进我国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关键力量。［2］

在有关《意见》的解读文献中，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多元主体涉及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资料馆、非遗馆等公共事业机构［3-6］，却很少论及档案馆在其中的作用，仅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馆的发展动力、发展向度和实践路径。［7］实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必不可少的基础就是文化数字资源的建设，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也应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布局出发，讨论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在这一战略下面临的契机和困境，并初步提出其应然的逻辑进路。

1 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的发展契机

1.1 政策契机：国家政策对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的要求

包括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内的多个国家层面政策和规划都对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8］《“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加强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建设，以数字化、影像化等现代信息技术，以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思维，建设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较高历史、人文、科学价值，展示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数字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近年来，档案领域也对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和档案数字化建设提出了要求，如《“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指出档案是重要信息资源和独特历史文化遗产，应“不断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档案文化精品”“加强国家档案数字资源规划管理，逐步建立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导的档案资源体系”等。［10］公共档案馆中的档案文化资源是公共文化资源的一部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也应是公共文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这些国家政策为档案馆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提供了契机。

1.2 资源契机：现有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价值发挥的需要

为推进数字化档案文化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各级档案部门积极推动档案信息化建设，开展档案文本数字化，建立档案文化数据库，打造数字档案馆。如杭州市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等作为全国示范数字馆，将档案文化资源联合开发作为馆际合作的重要战略任务［11］；云南省档案局（馆）以云南省特色文化为突破口，建立了“滇军抗战阵亡将士名录”“云南陆军讲武堂名录”“云南土司世系”“南洋华侨机工名录”等4个特色文化档案数据库和信息服务平台［12］；福建省龙岩市档案局（馆）建立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专题数据库等。［13］此外，随着信息管理系统在国内外各大机关单位广泛应用，数字档案室、档案网站陆续建设，众多高校档案馆、综合档案馆、档案期刊编辑部等相继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运用多媒体技术整理加工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形式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可见，当前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建设已经初有成效，档案文化资源的价值亟待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档案界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也是档案文化资源在数字时代得到纵深发展的良好契机。但当前数字档案文化资源零星散落，“资源孤岛”现象仍然存在，对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价值的挖掘和表达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其潜在价值亟待发挥应有的作用。

1.3 社会契机：社会公众对数字档案文化内容和服务的需求

《规划》从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和档案利用的角度指出应“满足人民群众的档案信息和档案文化需求”［14］。从该角度出发，档案文化在内容和服务两个层面亟待实现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在信息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不仅应满足公众基本档案信息需求，还需要提供多元生动、内容丰富、互联互通的数字形式档案文化资源，以满足其更高层面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与传统形式的线下展览、到馆阅览等服务方式相比，公众的文化服务需求逐渐趋向于基于网络空间的数字化、集成化、便捷化的文化服务形式。因此，为满足当今时代社会公众的档案文化需求，亟须进一步建设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破除时空限制和机构限制，打破技术壁垒，加强档案馆与其他文化机构的资源合作，积极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出的国家文化大数据资源体系和公共文化数字化融合服务平台。

2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面临的困境

2.1 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细粒度不足

随着档案数字化工作和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数字形式的档案文化资源渐趋丰富。按照马费成等对信息资源开发步骤的阐述，档案的数字化研究目前还处在“载体开发”阶段，属于基础性开发工作，而下一步将进入“内容开发阶段”,要把数据挖掘、信息组织等新方法带入研究中［15］，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亟待进一步挖掘和数据化加工。档案文化数据与数字化档案文化资源相比应具备更高程度的可计算性和更细粒度的可分离性［16］，但是，目前扫描形成的数字化资源较多以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在，档案文化资源全文数据库，也未形成统一的档案文化资源数据标准，数据异构性强，计算机能够自动识读的内容不足。对档案文化数据资源价值的挖掘和表达大多粗粒度地停留在宏观层次，未深入到内容层面，文本数据中隐含的潜在价值信息无法获取。

2.2 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关联不足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八项重点任务，列在首位的是利用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不同领域文化资源数据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17］目前虽已有部分档案馆进行了档案数据库建设实践，但一方面，仅做到了部分的资源数字化和有限的数字资源整合，全国范围内档案文化数据库的建设还未成体系和规模，档案系统内的文化数据整合和关联程度尚不能满足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需求；另一方面，档案文化数据与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的文化数据关联不足，仍需按照战略要求的三类标准：标识解析体系、数据安全标准、资源入库标准进行数字资源的互相关联。在此背景下，如何打破行业标准化顶层设计组织的“壁垒”，制定不同行业、不同系统统一的底层关联标准是《意见》发布后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问题。［18］

2.3 档案文化数字服务创新性不足

互联网为档案信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数字档案文化服务方式和效果在网络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提升，档案馆利用网站、社交媒体、APP等进行档案文化数字服务已十分普遍，但这种服务形式也存在诸多不足：其一，不同网站、账号之间的档案文化资源是割裂的，服务内容以推送本机构馆藏资源和传统编研成果为主，难以满足档案用户多样化的档案文化需求；其二，服务功能方面仍停留在用户查询或留言一类相对低层次功能的层面，部分账号设置的消息推送功能也并未结合客户需要提供更具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与多元互动、便捷交流的服务要求相去甚远［19］；其三，部分偏远地区受到观念和技术限制，缺乏档案利用意识或基础设施，无法接收到丰富的档案文化数字服务，造成地区间档案文化数字服务的不均衡。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倡利用先进技术发展文化服务新场景，实现文化资源的集成共享服务，因此档案馆如何面向公众创新档案文化数字服务形式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2.4 档案文化数字产品生产力不足

文化生产力是指创作和创造文化产品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构成部分。［20］近年来，文化产品消费方式逐渐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尤其是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线上文化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必然，这对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数字开发方式相比，目前档案文化资源传统开发方式依然占据主流［21］，具体表现为档案文创产品实物开发、档案文化资源文本展示等。总体而言，当前的档案文化数字产品服务和供给不足，且产品品质和种类有限。在此情况下，档案文化资源转变成生产要素的程度较小，数据变现能力较弱，文化生产力不足，难以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文化交易市场。

3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的逻辑进路

结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针对以上问题，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可从资源数据化、数据关联化、数字服务多元化、数字产品资产化四个方面入手，在实现由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型的同时，以明确档案事业自身属性为前提，积极融入国家搭建的文化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数据中心，促进档案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文化价值。

3.1 档案文化资源数据化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求把各类数字文化资源都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建设公共文化数字化融合服务平台、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文化大数据平台等数字服务管理平台。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数字文化资源作为基础，例如，数字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就为图书馆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数据基础。因此，要想实现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接入，必须完成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型，才有可能按照统一标准与其他类型文化资源数据实现逻辑关联、进行数字服务等。

首先，档案文化资源数据化应首先明确档案文化资源的概念内涵，划定档案馆中文化资源的范围，对各级综合档案馆的档案文化资源及其数字化、数据化现状展开全面摸底，了解数据化的工作基础和规模。其次，对馆藏档案文化资源进行数据化加工和整合，保证数据的机器可读。这是档案馆文化资源融入中华文化数据库、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的基础性工作，其实现的逻辑进路可以概括为两种：其一，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数据化。档案文化资源数据化的前提是实现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因此可以在全国档案数字化工作、数字档案馆建设工作的基础上，从已有数字档案资源中提取出具有文化属性的部分，以具有数字化基础且能够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为重点对象，将其进一步提炼和转化为数据型的档案资源，形成档案文化数据，再进行跨地域、成体系的数据整合。其二，以数据整合为基础的数据化。考虑到优先解决档案文化资源分布分散、载体多样的问题，可以地方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工作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对已整合的档案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数据化开发，形成档案文化数据，为后续数据关联、数据内容呈现、数字产品服务奠定基础。

3.2 档案文化数据关联化

数据是分类、分级、分层的，只有把零散的数据关联起来，才能对中华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和把握。［22］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数据的关联化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档案系统内部的文化数据关联。这是已有档案数据关联研究中普遍涉及的内容，目前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环境相对封闭［23］，应基于前期的档案文化资源数据化和数据整合工作，对各类型、各主题的档案文化数据进行语义抽取和转换，建立档案文化语义数据集，在机器可读的基础上实现机器可理解，从而在全国范围的档案系统内部建立具有多样性和全面性的档案文化数据网络。第二，档案系统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外部文化数据关联。根据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将在文化机构数据中心部署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软件，贯通已建或在建文化专题数据库。档案机构应抓住机会，促进档案文化数据对外融入，接入中华文化数据库，与其他文化机构的文化数据相关联，充分发挥档案文化数据的价值和作用。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关联，都需要解决文化数据复杂性、异质性的问题，也即必须按照一致的标准规范进行，因此制定适用于各类文化资源的科学分类体系和规范标识、语义描述和转换标准成为实现数据关联的关键。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等国家文化机构应根据所在领域拥有数据的实际情况，联合制定出协调统一、有助于各领域数据相互联系的关联标准，推进数据关联融合，从宏观调控层次在跨越“数据鸿沟”、贯通“数据孤岛”现象方面做出努力。

3.3 档案文化数字服务多元化

档案馆进行文化数据整合和关联的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资源的集中呈现与社会共享，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的数字化文化服务，促进建立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数字化文化服务方面，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出了三方面的规划：一是服务平台集成化，即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将文化数据信息和同文化生产适配的各类应用工具和软件集成在同一平台上；二是服务场景多样化，即集成新型体验技术，发展线上文化服务的全新场景，同时大力加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搭建数字化文化体验的线下场景，进一步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与线下现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艺术生活新体验；三是内容服务提供均等化，即完善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扩大服务覆盖面，推动服务普惠应用。［24］

据此，档案馆的档案文化数字服务应以便捷高效、形式多样、均等惠民为原则。第一，在档案系统与其他文化系统的文化数据相关联的基础上，利用服务平台实现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类型文化数字资源的集成式呈现和应用，满足社会公众“一站式”获取需求［25］；第二，充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基础设施、广电移动5G网络和互联互通网络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全息显示、数字孪生、多语言互动、高度逼真、跨越空间的全新互动技术，以及档案展览、档案宣讲等线下文化服务场景，探索不同场景下的文化服务多样化供给方式；第三，使用新媒体技术促进档案文化资源的广泛传播，开展数字化形式的档案文化惠民服务，“推动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延伸到村、社区基层一线，促进档案公共服务均等化、便捷化”［26］，档案利用环境的优化能够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对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需求。

3.4 档案文化数字产品资产化

档案文化数字产品资产化一方面可以通过数字资源资产化带来新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文化产品的交易将档案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传播给社会大众。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使相关联的大量异质文化数据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依托“数据超市”（即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实现文化数据交易，从而获得数据变现收入，这是文化数字化的核心驱动力。［27］由于档案馆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馆藏档案资源和数据本身不能通过交易获利，但基于大量原始档案资源塑造的优质数字内容原创产品可以被赋予商品属性。《规划》指出应“加强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探索产业化路径”［28］，这也为档案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指明了方向。需要注意的是，档案文化数字产品开发后的交易仍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在国家文化大数据背景下，以档案文创为代表的档案文化产品应基于档案文化数据资源向档案数字文创、档案数字藏品转型，深耕档案文化内容，形成独特的IP品牌，将档案中的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等文化产业之中。目前已有相关机构开展数字典藏实践，如国家图书馆开发的“诗词中的国家图书馆”系列主题数字藏品，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平台”项目中根据“冰嬉大典”专题设计的“冰嘻嘻”数字藏品等。除了传统的文化创意产品之外，还可以涉足数字文化装备、影视制作、动漫游戏等数字形式，以多样化形式发展档案文化数字化开发利用新场景。此外，在资金方面，档案馆可吸引社会资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通过馆企合作模式与文化创意公司共同开发档案文化数字产品；在技术方面，档案馆可组建技术顾问团队或与技术公司合作，解决档案文化数字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实现资源互置和技术共享。［29］

4 结 语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发展环境，档案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理应积极融入并在其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和使命，依托国家战略促进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关联、服务和传播，为打造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图景贡献档案力量。本文仅提出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的逻辑进路，更多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体系建设战略规划、档案文化数据安全保障、档案文化资源数据化挖掘技术、档案文化数据内外部关联标准及接入国家文化专网的方式、档案数字文化资源的安全问题和合规交易机制、档案数字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和版权问题等，仍待后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