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后期斗争蕴含的精神特质

金兴伟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25）

深入研究东北抗联斗争中蕴含的精神特质，对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重要意义。东北抗联后期斗争历史是东北抗联历史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东北抗联的斗争环境与之前相比更为残酷，条件更为艰苦。本文试以东北抗联后期斗争情况为切入点，对其中蕴含的精神特质进行分析和阐释，对于科学、客观研究和把握东北抗联后期斗争历史及深入理解东北抗联精神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始终忠诚于党

东北抗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在整个14年的抗日斗争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东北抗联后期斗争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东北抗联始终坚定忠诚于党的信念。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东北抗联一直努力和党中央恢复联系，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为此，东北抗联采取各种办法，如写信，派人到苏联或到关内去寻找，但都未能成功。即便如此，东北抗联寻找中共中央的努力一直都没有中断，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也始终没有改变。

1.东北抗联试图通过苏联的帮助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7年冬天，日军开展对东北抗联的“特别大讨伐”，如何开展反讨伐斗争，如何解决东北抗联内部对中共代表团在抗日斗争方针政策方面的理解存在的分歧问题，东北抗联亟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为此，吉东省委决定，周保中选择适当时机去苏联寻找中共代表团，取得与党中央的联系。1938年1月20日，周保中辗转到了苏联边境小镇比金的边防拘留所。周保中分别在1938年1月3日、2月1日、2月20日给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及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代表团写了三封信，信中表达了急于得到党中央指示的迫切心情，同时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联斗争情况。在苦苦等待中，终于在2月21日收到了杨春山的回信。从信中得知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已经撤销，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建立。周保中此行并未能达到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的目的［1］。驻苏联海参崴的中共代表团联络站撤销以后，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再次进入苏联，寻求通过苏联的帮助，建立起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但最终也未能成功。

可见，东北抗联一直渴望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并付出了不懈努力。他们始终秉承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并以此为抗联队伍在日寇的重重包围之下，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的精神激励。周保中多次对东北抗联战士们讲：“虽然我们不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但他们会知道东北人民子弟兵是在怎样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假如我们在胜利以前倒下了，中央也会来收尸的。若能和中央取得联系那该多好。真是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温暖怀抱。”周保中一直坚信，“中共中央顾到全局，顾到东北，必有平行的群众工作，在东北广大阶层中进行着。并不因此而抛开了东北党原有党组织，相反的，中共中央是要恢复联系来加强原有的党组织”［2］。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成为支撑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精神动力。

2.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东北抗联始终坚持中共中央的领导

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抗联，虽然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始终对党忠诚，保证了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为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保证。周保中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强调，虽然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目前处于困境中，但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问题也必须由中共党组织来解决。我们接受旅的编制，虽然是不大不小的东北游击运动问题，但是根据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趋势和社会主义祖国战争的严重环境，估计到东北人民解放的远景和东北游击运动的实际状况和出路，我们是很满意地接受了王新林同志指示而改编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为独立步兵旅，隶属于远东军总部，成为红军正规军队之一。同时在内容上保持东北抗日救国战斗传统，这是正确必需的。周保中的讲话进一步强调，在形式上东北抗联隶属于苏军，但是在内容上仍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东北抗日斗争。在领导东北抗联教导旅和组建东北党委员会的过程中，东北抗联教导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要求的“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3］原则。周保中还强调“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不但不限制独立活动性而且加强独立活动性”［4］658的原则。可以看出，东北抗联教导旅成立后，也仍然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二、敌我力量悬殊，依然坚持血战到底

东北抗联后期虽然所处环境艰难，但是东北抗联始终坚持抗日斗争，体现了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的学者认为《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以后，东北抗联队伍基本停止了抗日活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虽然东北抗联的抗战受到《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影响，但是东北抗联仍然坚持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抗日斗争。抗联后期小部队的战斗活动，既是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体现了东北抗联虽处困境但始终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进入苏境以后，仍然坚持派遣小部队回国抗日，并付出巨大牺牲

1941年8月初，为了保存抗联有生力量，开辟新的游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郭铁坚率东北抗联第九支队从讷河向嫩江远征，试图开辟新游击区。途中遭遇日伪军，双方在争夺制高点的激战中，郭铁坚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0岁［5］。1941年10月，赵尚志率领5人的抗联小部队从苏联返回东北，在鹤立、汤原一带开展抗日活动。赵尚志表示，宁肯战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要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献出最后一滴血。赵尚志带领小部队坚持抗日活动一直到1942年2月，最后遭特务袭击而壮烈牺牲。

1942年3月，陶净非等5人小部队被派回东北，寻找原第五军第二师失散的队伍。6—7月间，找到了第五军第二师赫子臣连长带领的5—6人和第一路军警卫旅第一团第一连的一部分人。8月，陶净非率领小部队由海林河上游杨木沟转到冲河沟里，遭到冲河和五常的伪森林警察队的袭击。陶净非、赫子臣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1942年8月间，许亨植带警卫员到张瑞麟小队检查工作，返回途中在庆城县（今庆安县）青峰岭山下宿营。8月3日清晨，伪军搜山队发现炊烟，布下包围圈。待许亨植等发现敌人时已无法突围。许亨植沉着指挥警卫员与敌人展开激战，但终因敌众我寡，许亨植和警卫员壮烈牺牲［6］。许亨植的牺牲是抗联第三路军的重大损失。1942年8月30日，原东北抗联第三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张中孚被派回东北，领导北满地区的抗联小部队；1943年，张中孚在从事小部队活动中牺牲。1942年12月，朴吉松率队在庆城县境活动时不幸牺牲。在抗联小部队中也有许多朝鲜族战士。1943年在返回中国东北执行任务时，有20名战士壮烈牺牲。其中，原第一路军军部副官郭池山于1943年9月率领小部队在珲春县春化兰家趟子活动时，与敌人遭遇后壮烈牺牲。

2.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前，作为先遣队执行危险任务

在苏军出兵东北的前夕，东北抗联教导旅积极配合苏联远东军的战略部署。周保中在教导旅中抽调了340名指战员，作为配合苏军进攻的先遣队，派到苏军中进行统一训练并受其调遣。其中远东第一方面军有160人，第二方面军有80人，后贝加尔方面军有100人，作为苏军前锋部队的向导，他们肩负着翻译、向导、突击队员的任务。1945年7月底，中共东北党委又决定派出290名指战员空降到东北各地，执行特殊战斗任务。这些先遣官兵进入东北后的任务是战前侦察、搜集日军动态、执行敌后穿插、监视敌军动向、用电台指示空军轰炸目标、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军等。他们在完成侦察任务之后，就寻机袭击敌人，扰乱敌后，给苏军正面进攻减少阻力。还有的在当地组织了武装，袭击小股日军，维持社会秩序，配合苏军收复东北。由于这些先遣队执行的任务相当危险，有相当多的战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为苏军进攻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三、身处逆境、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东北抗联在陷入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选择退到苏联境内，寻求苏联远东军的援助。这为保存东北抗联实力，将来更好地返回东北抗日创造了条件。东北抗联能够根据中苏在抗日方面存在共同的利益，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这充分体现了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东北抗联在特殊情况下能够与苏联远东军建立国际合作，与两次伯力会议的召开关系密切。

1.第一次伯力会议确立了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临时指导和援助关系

如前所述，冯仲云越境入苏与苏联远东军取得联系。苏联同意将协助东北抗联在苏联召开吉东和北满党的代表会议。同时，苏联也表示在政治、组织、军事上对抗联部队给予最大援助，并派人捎信给周保中、赵尚志来苏联参加会议。

周保中在到达伯力后，即开始准备会议谈话提纲，其中有很多涉及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关系的议题，如军事物资援助问题，与苏边防军联系方法问题，干部训练、伤病人员救济问题等。在会议召开期间，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就关于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联的事宜展开讨论，大家达成了一致，认为中共和联共都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多年来，东北抗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可以接受苏联远东军对东北抗联进行友谊指导；并指出，我们愿与远东红军关系方面建立经常的联系，愿接受有限度的物质援助，并且愿意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中来直接帮助远东红军领导方面的需要——把我们所获得日本贼在满洲的情报，通知远东红军。这就为讨论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于和东北抗联的关系问题，苏联方面制定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籛、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指出：“我们是代表党和总指挥在现时和平时期和军事时期中来指挥满洲游击队的运动（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等问题。”［7］576《提纲》对东北抗联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为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分析现在的任务和正确指导，所以东北抗日联军及党委要经常有系统地将整个问题通知我们。故此，必须保持技术上的和派遣交通员的联系，用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报告。在必要情况之下，派遣全权代表，将组织上的、党政治上的和其他的问题通知我们。《提纲》对入苏境的抗联队伍立了规定，只有抗日联军的领导者的允许，可以同我们发生联系，假如没有抗日联军领导者们的允许，而向我们来的人，我们则以为是逃兵或是假队员。苏联远东军指定了王新林和海路作为代表，直接同东北抗联进行联系。这样，在第一次伯力会议召开以后，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就有了密切的联系。“从1940年4月1日到10月17日，仅周保中与苏联方面的往复电文就有90件，发给苏联方面的有67件，收到的苏方电文为23件。可见双方的合作是相当密切的”［4］547-563。

第一次伯力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规定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新的斗争方针。这种方针使得苏联远东军能够建立对东北抗联的临时指导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互相支援与合作。这对于积蓄东北抗日力量、保存有生力量以及将来反攻东北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周保中所指出的，在东北现存两千以上的游击队的基干人员，若能得到远东红军领导的赞助，那么东北游击运动的命运前途是大有希望的，“联共同志伸出兄弟友谊之手、要自愿地来直接援助我们，这真是东北人民之幸”。

2.第二次伯力会议上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建立互助合作关系

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苏联远东军和东北抗联确立了临时指导和援助关系。在此基础上，第二次伯力会议又深入讨论了与苏联远东军合作和援助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合作是暂时的，而且东北抗联是在坚持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原则基础上和苏联远东军建立合作关系。

两次伯力会议都重点谈到了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问题。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的关系问题也是抗联后期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国际反法西斯角度来讲，两次伯力会议也是二战期间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合作抗战的重要一页，体现了东北抗联的国际性特征。东北抗联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东北抗联在孤悬敌后、没有给养的情况下，获得苏联远东军援助，使东北抗联有了继续发展的物质保证和可靠后方，为东北抗联能够继续坚持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所讲：“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在最困难的时期，抗联为了保存实力，过渡到苏联，也是正当的。”东北抗联进入苏联境内，“不但免去了在东北斗争中有被日寇消灭的危险，而且对于将来发展的巩固基础，已得到了完全保证”［7］576。

可见，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的合作是符合中国人民和苏联及其国家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利益的，是相互支援、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合作。这充分体现了东北抗联为了更好地坚持抗日斗争，能够积极寻求协助的国际主义精神。

总之，东北抗联后期斗争是东北抗联斗争史中最艰苦的斗争阶段。东北抗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以后，也能够始终坚守忠于党的坚定信念。即使在他们移驻苏联整训期间，也始终坚持回国进行抗日活动，并付出了巨大牺牲，体现了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逆境中，东北抗联能够把中国抗日斗争纳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与苏联建立团结协作的关系，体现了共同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些精神凝集成强大的抗日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