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梁传杰

本刊专稿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梁传杰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是学位授予、高层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学术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从学科、专业、研究生教育、治理等概念内涵来看，需要目录与清单“并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学科专业目录“并表”、放权与规范“并进”。从历时性的制度演进逻辑来看，此次制度调整呈现出内涵认知不断深化、功能作用不断拓展、结构体系不断优化和治理体系不断完善。高校应把握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和改革导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强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研究生教育；目录；调整；逻辑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迄今为止，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经历过四次修订和大的调整，先后出现过1983年版、1990年版、1997年版、2011年版和2022年版五个版本。此次调整较前几次而言，在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比如，首次实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与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并行”，首次将学术学位学科专业目录与专业学位学科专业目录“并表”，等等。从研究生教育和知识传承创新的基本理论逻辑、历时性的政策演进发展逻辑、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对这一政策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根本性制度有更深的认知和理解。

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理论逻辑

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三并”，即目录与清单“并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学科专业目录“并表”、放权与规范“并进”。具体而言，“并行”指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与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共存，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是基本，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是补充，前者突出规范性、普遍性和成熟度，后者突出灵活性和创新性。“并表”是指原有相对独立的学术学位学科专业目录与专业学位学科专业目录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学科专业目录。“并进”是指在学科专业目录管理上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政府规范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与调整管理流程[1]。“三并”改革创新均蕴含有其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意蕴。

（一）高等教育哲学理念需要目录与清单并行

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与以往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相比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在学科专业目录外设置了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且每年更新发布一次。急需学科专业引导清单是指以需求为导向，突出包容性、灵活性、时效性，设置量子科学与技术、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古文字学等急需领域，引导高校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高标准设置急需人才培养项目，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很有中国特色，颇显体制优势[2]。这一改革举措是学科专业调整回应当下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是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的体现，同时也是专业这一概念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并映射于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结果。

美国高等教育学者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两种，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大学的有用性；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注重大学生产知识、认识世界的价值和意义[3]。中国近代大学的创办基于政治论哲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都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认识论虽然一直受到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内的一批高等教育先行者的倡导，但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及至当下，中国研究生教育仍然秉持了以政治论哲学为主、认识论哲学为辅的教育理念，大学既要致力于教育系统内部的发展，为发现知识、生产知识做出贡献，同时也要结合教育系统外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并输送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正是基于以政治论哲学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服务外部需求成为这一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进而言之，相对固定的学科专业目录和急需学科专业引导清单均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前者服务于整体，后者服务于特需，前者服务于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规模和结构要求，后者服务于特定领域的人才需要。

政治论哲学的教育理念也影响到专业等相关概念含义的变化，进而也影响到其制度设计。对于专业内涵的认知，主要包括课程组织说和职业学业说。周光礼教授认为，专业是社会学的概念，指专门学业或专门职业，是围绕一定的培养目标将若干门课程组成的课程群[4]。美国社会学家布郎德士将专业界定为：“以智能为特质，卷入知识和某些扩充的学问，区别于纯粹的技能。”[5]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考察，欧美国家的专业概念呈现出历时性的由传统职业学业说向课程组织说的转移，苏联则延续并保持了职业学业说[6]。在高等教育哲学发展方向由认识论转向政治论的前提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服务于国家建设发展，原有的课程组织说或职业学业说已不能再反映专业这一概念在当下的内涵和外延，需要转向更为适切的需求供给说。所谓需求供给说是指基于需求侧的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反映国家意志的专业设置统筹权、相对固化的教育教学条件支撑实体等内容；同时基于供给侧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领域人才提供课程体系以及包含高校内部资源条件、资源有效利用等多元化的教育教学条件支撑。需求供给说除兼顾社会需要和高校供给外，更为重要的是以社会需要为基本出发点，高校供给要服务于社会需要。

正是基于专业这一概念在当代形势背景及新语境下被赋予的新含义，因而在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过程中，迫切需要将相对固化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与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有机结合，既要对前者进行相应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大规模且相对成熟、固化的相关学科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同时需要回应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

（二）学科等相关概念内在意蕴需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并表

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较以往历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将原有相对独立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融为一体，转变了延续30余年两类研究生教育分别设置学科专业目录的状态。此次调整，既一改以往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的“漠视”（前三个版本均未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也改变了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的“歧视”（2011年版将其作为附件），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目录并表这一举措，从根本上讲，是研究生教育理念的根本变化。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研究生教育有别于其他层次的教育，其主要差异体现在研究生教育是科研—教学—学习的联结体[7]，即研究生教育既承载了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大职能，同时在人才培养使命上又异于其他层次教育比较单一的知识传授，而在于知识生产或知识创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目录调整在名称上所出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有其深意，创新性地实现了两类学科目录、两类专业目录、两类研究生教育目录的并举。

一是两类学科并举。学术型学科是学科，应用型学科亦为学科，不过是其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等有所差异而已，两类学科并没有高低之分、层次之分。英国学者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将所有学科划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四类，纯硬科学的知识发展具有累积性和线性特征，成果表现为某种发现或解释；纯软科学的知识结构呈现为有机与整体的结构，成果表现为理解或阐释；应用硬科学注重实用性，目的性强，成果以产品或技术的形式呈现；应用软科学强调知识的功能性、功利性，成果的形式为条约草案或程序步骤[8]。学术型学科与应用型学科的区别主要在于对知识应用关注程度的差异性，学术型学科受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影响更大更多，更倾向于书斋式、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或知识创新，而应用型学科受外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驱动和影响更多，更倾向于社会驱动式的知识生产或知识创新。进而言之，前者以内驱式为主，属于内生型知识生产型；后者以外驱式为主，属于外生型知识生产型。

二是两类专业并举。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之中有专业二字，为什么有了学科，还要有专业？两者不可或缺，其中有多种意蕴。一是学科是知识划分，不能等同于专业。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前提是为研究生教育提供基本依据和根本支撑，除研究生教育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功能外，更为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因而将专业置于其中是其应有之义。二是专业是基于需求供给说下社会外部需要与培养单位有效供给的结合点。此处的专业，绝非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而是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支撑人才培养的广义概念，是人才培养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条件及质量保障体系的集合体。对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不能简单将其分为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和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将前者对应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目录，后者对应于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目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一级学科、专业类别设置应理解为基于知识划分的人才培养目标、层次和类型界分。

三是两类研究生教育并举。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无论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还是社会外部系统，普遍存在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认知偏差，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补充，其质量和水平也有差距。正如学科有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一样，研究生教育也有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之分，前者培养的是服务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需要，从事教学、科研的基础创新人才，后者是以职业胜任力为导向，培养面向社会生产实践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两类人才同等重要。从知识生产模式来看，前者是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以认知为目标、由兴趣驱动的知识生产，而后者是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在应用情境下、由任务驱动的知识生产。从这一意义上讲，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的共通之处在于其人才培养目标均指向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其差异性体现在学术型研究生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创新范式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而专业型研究生知识生产依赖于高校、市场、政府等多元化、异质性主体的组织协同。

（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相关主体放权与规范并进

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较以往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第三个重要变化在于，对原有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做了较大调整。比如，首次对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条件进行了界定，首次对一级学科开展试点设置，包括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可自主试点设置一级学科或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开展指定试点设置一级学科或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首次明确试点设置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进入目录的条件和程序，等等。其中极为重要的改革创新，在于对部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放权以及对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的进一步规范，体现了我国努力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和改革实践。

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是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即研究生教育基本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即研究生教育工作制度），以高校为边界划分的研究生教育内部治理体系以及高校与政府、社会互动的外部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是研究生教育治理结构诸要素在治理过程中的工作绩效呈现，是反映研究生教育治理者能否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作用的效能概念。研究生教育治理作用的发挥既受治理结构、治理过程的影响，同时还受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影响。

高校在国家建设发展乃至人类文明进步中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根本性作用，正如克拉克•克尔在其《大学之用》一书中所论及的：“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以是我们文化中唯一最强大的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地区和国家的兴衰。”[9]正是基于对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基本含义以及对知识生产者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和理解，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制度设计上，既要发挥高校作为研究生教育直接载体在知识生产、知识创新中的核心关键作用，鼓励高校开展一级学科和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试点设置工作；同时也要发挥政府作为国家意志代表者行使国家统治的职能以及作为公民代理人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一级学科和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开展指定设置工作；同时授权部分高水平的、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权的高校开展试点设置工作，以保证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试点设置的质量和水平。

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历史逻辑

首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以来，我国实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制度已经40年。伴随着我国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发展，这一制度呈现出历时性的演进发展轨迹。

（一）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内涵认知不断深化

名不正，则言不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其名称也有差异。1983年版使用的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1990年版和1997年版则使用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2011年版调整为《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此次名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这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及研究生教育界对于这一制度的内涵认知不断变化、不断发展。

一是制度适用对象范围界定更为规范。在1983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名称中，出现了对适用范围的界定，即这一目录的适用对象为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此后不再出现。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制度是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活动的基础，也只有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才能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因而这一制度自然适用于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取消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限定，既解决了因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类型（比如部分已得到授权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校）进一步拓展而带来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后续改革过程中，科研机构是否继续承担研究生教育这一职能的问题。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大学，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作了更为精细的职能划分，从组织制度设计上提升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人才培养功能。个人认为，科研机构虽然以解决学术前沿问题、行业产业重大关键技术为主要使命担当，但研究生作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科研创新人力资源，延续科研机构的研究生教育职能符合科研创新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当然，在学科专业目录名称上取消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范围限定，在不引起制度执行歧义的前提下，显得更为简洁、明了、规范。

二是对学位授予、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育内涵认识不断深化。这一制度名称变化更多的是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育。1983年版的学科目录名称中，只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1990年版、1997年版则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培养研究生”并列，反映出这一制度既包含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的规范，同时也包含对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性支撑。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包括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其中学位制度是基础性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时期，我们一直沿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这一概念的根本原因所在。2011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较前三个版本名称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学位授予范围由博士学位授予、硕士学位授予拓展到学士学位授予，同时研究生培养也拓展为人才培养，反映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希望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在制度层面进行统一、融合，形成一体化学科专业目录体系的政策价值取向。2022年版名称较前四个版本名称而言，首次取消了学位或学位授予概念，使用了研究生教育这一概念。回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的学位制度范畴是比较清晰的，而研究生教育制度范畴则有些变化。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中，曾经出现过研究生班，但不是一个独立的教育层次，即研究生只学习有关课程，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后发给研究生班毕业证书，而不授予学位。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研究生教育相关问题的出现，教育部暂停了研究生班这一研究生培训制度。从我国研究生教育现实情形来看，可以将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进一步融合，即在现行学位制度聚焦于研究生培养的前置性条件以及研究生培养的层次、类型、出口标准等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性设计，研究生教育制度聚焦于研究生招生、培养、导师队伍建设等以培养单位为主体的制度性设计现实框架下，使用研究生教育这一概念既顺应当下现实，也反映了未来发展方向。

三是对学科、专业内涵认识不断深化。五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现了从“学科专业”到“学科、专业”、“学科”再到“学科专业”的发展变化。到底应该是学科，还是专业，是“学科、专业”，还是“学科专业”，归根到底，是对学科和专业内涵的认知理解。前述已对学科、专业这两个概念在这一特定制度名称语境下的内涵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除却2011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将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进行关联，将两个层次的教育在学科门类上予以统一并将一级学科作为本科教育的专业类，采用“学科专业”更为准确和适切，这一概念既包含有学科的含义，同时又有专业的含义，是两者的叠加。简而言之，这一研究生教育制度名称中的“学科专业”呈现出“学科+专业”的双重意蕴。

（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功能作用不断拓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经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讨论修改并修改形成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草案）（征求意见稿）》]早在1981年就开始试行，主要是服务1981年开展的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需要以及后续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等工作[10]，因而最初的功能作用主要是作为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予以及研究生招生、培养的依据。此后的1990年版、1997年版学科专业目录的功能作用基本没有变化。比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的文件说明中，明确学科专业目录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培养单位据此授予相应学位并制订培养研究生的规划，进行招生和培养工作[11]。此后一直到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提出，“新目录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12]，将此制度功能进一步延展到了指导培养单位学科建设和服务教育统计分类方面。

此次颁布的2022年版学科专业目录，其功能作用进一步拓展，钟秉林认为，这一制度是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人才培养、学位授予和就业指导的重要依据，是高等学校构建学科专业体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制定和实施学科专业建设规划的重要依据，是高等学校设置和调整二级学院（学部）以及科研院所的重要依据，是教育统计分析、学科评估、专业认证、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和办学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13]。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这一制度，从制度属性上而言，其功能作用本是相对固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历时性的演进变化，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学科专业目录的许多功能因学科评估、专业认证、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等工作的渐次开展而不断得以显现、拓展、丰富。

（三）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结构体系不断优化

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结构体系的不断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学科门类不断发展。首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之时，共设置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10个门类，此后因研究生教育需要，于1985年增设军事学门类。1990年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在学科门类上没有变化。到制订1997年版、2011年版和2022年版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需要，先后新增了管理学门类、艺术学门类和交叉学科门类。二是一级学科数量不断扩展。从历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来看，一级学科数量由1983年版的63个，增加到1990年版的72个，再增长到1997年版的89个及2011年版的110个，最后扩展到2022年版的117个。三是专业类别尤其是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大幅扩展。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并表，同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专业学位类别数量进行了大幅调整，专业学位类别由50个增长到67个，其中，博士专业学位类别由18个增长到36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是结合自身知识发展和外部需求而不断调适变化的制度。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经过多次的修订、调整，虽在学界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总体而言，借鉴了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经验，同时结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整体呈现不断发展、不断优化的制度变迁和演进过程。

（四）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制度在历时性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其治理体系得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治理主体更加多元。首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制度制订和出台这一阶段，主要发挥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这一行政主体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这一学术主体的作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很少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作为学术类组织虽然在学科专业目录设置或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从管理体制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设的学术性组织，隶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这一行政主体管理，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制度主要以中央政府主导为主。此后，1990年设置了首个工商管理专业学位后，尤其是后续不断设立新的专业学位类别，进而成立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参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设置和调整的学术类主体和市场类主体进一步拓展。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开展了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改革试点工作，高等学校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第三个层级发挥着主要作用。此次制度调整，授权具有学位授权审核自主权的高校可以开展一级学科和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试点设置。总之，这一制度的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学术主责、培养单位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化格局转变。二是治理内容更为合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制度变迁，可以以2011年版、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出台为界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政府指令性、规制性管理为主，对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专业类别）、二级学科（专业领域）三个层级进行全面系统规制。第二阶段以政府对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专业类别）规范管理为主，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在二级学科上具有自主设置权力。第三阶段政府进一步放权，部分培养单位获得了一级学科和专业类别自主设置试点改革权。这一改革顺应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三级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三是治理手段更为适切。为加强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先后于2002年、2009年和2022年出台了《关于做好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备案工作的通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等三个制度文件，实现了由最初比较单一的权威工具，向权威工具、系统变革工具、激励工具等多种政策工具并用的转变。

三、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实践逻辑

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的出台，对于作为研究生教育直接承载者和关键主体的高等学校而言，既是机遇，亦是挑战，需要在深刻把握这一制度改革变迁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基础上，积极推进高等学校自身的特色发展、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一）把握需求导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学科、专业作为高校建设发展的基本单元和基本载体，其规模、结构、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整体实力，同时也是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正因如此，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14]，将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作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这一特定语境下，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显然是指优化博士、硕士学位点结构。在2020年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要把握“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工作主线。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将会尽快启动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各高校结合此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要转变工作理念，由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转向政治论哲学，由关注自身发展转向关注社会需求，由规模化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简而言之，高校研究生教育要坚持需求导向，从高校自身良性学科生态体系建设需求出发，重新审视高校自身博士、硕士学位点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是否科学；从社会用人单位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需求出发，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0年颁布的学位授权审核基本条件为底线，审视自身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是否具备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条件要求；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重新审视高校博士、硕士学位点的数量、结构和布局是否合理。

各高校实现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的具体举措关键在于如下两点：一是坚持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避免走规模化发展之路。虽然有少数新增博士学位授权高校和硕士学位授权高校学位点数量较少，但从总体上而言，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心在于结构调整优化而非规模数量增长。少数高校为增加研究生招生指标数量、扩大研究生招生培养规模，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作为重要发展目标。高校应从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结合国家、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优化调整需要，将博士、硕士学位点“加法”和“减法”相结合，既要增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所急需的学科专业，尤其是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要自主淘汰部分社会需求不足、学科内涵建设不够的传统落后学科。二是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高校都在追求特色发展，特色发展成为高校共有的价值追求，高校特色最为直接的体现在于特色学科专业。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在于培育并发展特色学科专业，其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识别特色学科专业，关键在于如何建设发展特色学科专业，关键在于如何评价特色学科专业。所谓特色学科专业，可以是学科专业整体上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呈现出共时性的整体横向比较优势；可以是学科专业研究方向面向世界学术前沿和行业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的差异化设置，即在研究方向上形成自身特色，具体而言，就是聚焦特色方向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汇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以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科研平台为支撑、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重要科研成果产出，体现为少数几个特色方向或领域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等功能发挥上的比较优势。

（二）把握目标导向，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功能，也是原初功能。高校要把握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机遇，坚持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发展主线，以高校自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目标为牵引，全面推进并不断深化以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和研究生培养机制创新为核心要素的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一是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本真要义在于针对当前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有效汇聚高校、行业产业、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内外部优质资源，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重要条件支撑。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方面，高校应以推进产教协同为主，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以组织制度创新为根本，以实质性联合培养为纽带，调动高校、企业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等外部主体在资金、项目、平台、人才等方面的科技创新优势，加强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重构和流程再造，努力实现校企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互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的有效协同机制，打造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范式。当前各高校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把握中组部开展的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试点及教育部开展的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试点建设等发展机遇，积极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有效模式。在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方面，高校应以推进科教协同为主，聚焦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充分发挥高校内部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的科技资源优势，推进本硕博、硕博贯通式培养，实行培养方案一体化设计；强化与中科院、工程院等校外科研机构的协同，充分发挥高水平科研机构在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科研团队方面的科技创新优势，探索高校与科研单位在研究生选拔、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位论文答辩全过程协同的有效范式。

二是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激发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高校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创新在于激发研究生、研究生导师两类关键主体的积极性。一是以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激发研究生积极性。建立研究生专项“经费池”，统筹国拨经费、高校自筹经费和社会捐赠经费，分类设计不同奖学金类型，围绕研究生教育入口、过程和出口，结合研究生培养过程环节，制订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构建起有利于吸引优质生源、有利于研究生完成基本学业、有利于提高培养质量的奖学金体系。二是以导师遴选、考核评价制度体系改革激发研究生导师积极性。打破导师身份“终身制”，转变导师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注重考核师德师风、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和指导质量，实行能力优先、能上能下、动态调整的激励淘汰机制；打破工作量分配“大锅饭”，实施导师指导工作量绩效考核与分配优绩优酬，实行绩效分配向指导研究生撰写高质量学位论文、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参加高层次学术交流的导师倾斜；打破评优指标“平均主义”，转变优秀导师评选按导师规模分配为条件优先和逐级遴选，真正评选出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业务素质精湛、育人成效显著的优秀导师，充分发挥优秀导师的引领示范作用。

（三）把握改革导向，强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强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追求善治。高校之善治主要包括效率优先、整体设计、民主管理、依法治校四大原则[15]。高校应把握此次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机遇，结合由此而产生的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以及学科结构优化调整等工作，从推进高校特色办学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实现高校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发展角度，从优化高校教育教学资源配置的改革维度，持续强化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一是优化高校学术治理组织结构。从国际国内高校学术治理组织结构来看，高校的学院或学部的设置及调整呈现出多元化的方式，既有遵循学科逻辑而按照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群或学科门类组建学院、学部，以增强高校二级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结合已有办学特色，按二级学科、二级学科群或交叉学科组建学院，以增强把握世界学术前沿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高校应把握此次学位点对应调整和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的契机，重新思考并布局学院或学部组织构架，进行实质性重组，减少管理层级，提升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率。

二是信息化建设赋能优化治理结构。怀进鹏部长履新教育部以来，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进数字教育，促进教育现代化，优化高校治理结构。高校要加快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以现代信息技术助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推动高校行政管理、学术管理的流程再造，推动高校二级组织的结构重组，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范式变革。高校应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服务教师教书育人、服务社会全面进步为原则，把教育数字化融入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改革、高校管理、社会服务全过程。高校应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坚持应用为王，构建高校教育教学新生态，引导师生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实现教师角色转型、导学关系变化；引导师生转变教学与学习方式，组织研究生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引导管理人员转变治理思路，创新研究生课程教学组织形态，改革研究生教育管理机制，提升高校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EB/OL]. (2022-09-14) [2022-10-0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209/ t20220914_660966.html.

[2] 杨斌. 以“三并”为着力点,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学科专业管理新机制[EB/OL]. (2022-09-14) [2022-10-01]. http://www. 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2/2022_zl24/202209/t20220914_660973.html.

[3]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3.

[4] 周光礼. “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J]. 教育研究, 2016(5): 72-76.

[5] 赵康. 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 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0(5): 30-39.

[6] 梁传杰. 学科、专业、学位点概念: 关联与差异[J]. 大学与学科, 2022(3): 21-30.

[7] 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 育[M]. 王承绪,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2001: 1.

[8] 比彻, 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 唐跃勤,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3.

[9] 克尔. 大学之用[M]. 高铦, 高戈, 汐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宋筱平, 陆叔云. 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发展轨迹及其走向[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2(2): 76-79.

[11] 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的通知[EB/OL]. (2005-12-23) [2022-10-01]. http://www.moe.gov.cn/srcsite/ A22/moe_833/200512/t20051223_88437.html.

[1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EB/OL]. (2011-03-08) [2022-10-0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 201103/t20110308_116439.html.

[13] 钟秉林.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写在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之际[J]. 教育研究, 2022(9): 1-13.

[14] 习近平.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 (2020-07-29) [2020-10-01]. http://www.gov.cn/xinwen/2020- 07/29/content_5531011.htm.

[15]眭依凡,王改改.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21(10):8-13.

10.16750/j.adge.2023.02.001

梁传杰，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武汉 430070。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大课题“新时代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编号：2020ZAA12）

（责任编辑 刘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