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初文学批评对“十七年”文学批评资源的承续与突破

陈 宁

内容提要：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在多个方面承续了“十七年”文学批评资源：它承担了为书写新的伟大时代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历史使命；它汲取了“十七年”文学批评中个性化的人物理论、书写生活本来面目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倡创作多样化与主导面相结合的题材多样化理论；同时，它也在人物理论、作家创作选材等方面注入了更多的个性化因素，进而使其自身走向了愈益广阔的道路。

无论“十七年”文学批评，还是新时期文学批评，都是庞大而丰富的体系，在这其中，批评思想的主流和支流，都有其上承与下延，融合、互动与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因而，探究“十七年”文学批评范式与各类理论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以明晰后者对前者的承续与突破，从而进一步明确“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各类批评资源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范式，很多地方承续了“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传统。这首先表现为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历史使命的认知和认同。在他们看来，新时期文学，需要承担为拨乱反正服务，为抒写新的伟大时代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历史使命。文学批评的这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是对“十七年”文学批评使命感的自觉传承，这使其在新时期初期的破旧与立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厘清文学批评的思路和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1978年6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诸多文学家和批评家纷纷强调了新时期文艺的历史使命。如郭沫若曾说：“我们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献出全部力量！”1郭沫若：《衷心的祝愿——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书面讲话》，《文艺报》1978年第1期。在当时，文艺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不只是批评界的倡导，对于批评家和作家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自觉的使命。

文学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塑造能够凝聚新的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创作反映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题材。这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界的重要倡导，而创作典型形象与书写重大题材，也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思想。因而，这也是“十七年”文学批评范式在新时期的重要延续。只不过，新时期的时代环境，为作家们的创作对象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力，鼓舞和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范式，对“十七年”文学批评既有承续也有更新。其实，无论是批评界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倡导，还是批评家对作品描写生活真实的评判，以及由此引发的作家对题材多样化与重大题材的理解，都体现了在承续中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很多都来源于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各类理论资源的参考与借鉴。

一 “十七年”人物理论的影响：从承续、反思到突破

“十七年”文学批评界对于人物形象的各种理论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初期批评界对于人物形象讨论的起点与进程。新时期初期，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批评界开始了诸多讨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批评界先后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等等；80年代中期，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也引起了批评界的热议。纵观这些讨论发展的趋势，批评家对人物形象的阐释，经历了从人的阶级性向人的个性丰富性的侧重。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各类人物理论，分别在不同的阶段，成为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家阐述自己观点的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这其中，“十七年”时期“以个性反映阶级共性”的主流人物理论，在新时期初期，成为很多批评家反对“文革”时期固化的人物理论的有力依据。“以个性反映阶级共性”，虽然最终立足于对人物的阶级本质的表现，但它并不忽视人物形象的个性，而是主张最大限度地描写人物的个性，以此来体现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十七年”时期的很多主流批评家，如林默涵、张光年等人，都是这一人物理论的拥护者。

在新时期初期，批评家所遇到的问题，首先便是如何打破“三突出”等固化的人物理论，重新为固化的人物形象找回其个性。因此，“十七年”时期这一主流人物理论，此时便成为批评家借鉴的理论依据。例如，程继田认为：“‘四人帮’为了塑造所谓‘高大完美’的形象，破坏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极力反对描写人物的个性”，“更有甚者，他们把个性和人性等同起来，进而反对刻画人物的个性”。1程继田：《典型论——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因而，程继田依据“以个性反映阶级共性”这一“十七年”时期的主流人物理论进行了反驳：“共性总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要通过具体的独特的个性表现出来的，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塑造无产阶级典型形象时，着力刻画人物的个性，正是为了概括而又具体地反映无产阶级的阶级性。”2程继田：《典型论——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可见，新时期初期，反对“三突出”等固化的人物理论，肯定“十七年”时期“以个性反映阶级共性”的人物理论，成为很多批评家的共识。

随着人物形象讨论的深入，“以个性反映阶级共性”的人物理论，又成为一些文学批评家争论的对象。他们通过分析文学经典形象，发现“阶级本质”“阶级共性”一说，很难涵盖人物形象的丰富特征。“典型理论和典型人物亟待打破固有的‘藩篱’。”3段崇轩：《变革人物观念 创造新的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和顾骧的《人性与阶级性》先后发表，两篇文章都通过对马克思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述，重新论证了“共同人性”这个命题。“由此建构起19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理论根基。”4陈晓明：《文学观念与话语的解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而这一命题，事实上是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下对“十七年”时期巴人的“人类共性论”的重审。这样的讨论，渐渐开启了“人”的复归之路。由此可见，新时期初期关于人物形象的批评理论，首先面对的便是“十七年”时期的理论论争及其相关批评资源。

除此以外，有的批评家又借鉴了“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提出的“共名”论、蔡仪提出的“以个别性表现社会普遍性”、王愚的“典型=个性”等“十七年”时期的批评理论，来阐释自己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这样一来，人们对人物形象的理解，便渐渐变得丰富起来。例如，杜东枝在其文章《文学典型的共性问题》中，便充分肯定了“十七年”时期何其芳和蔡仪在艺术典型问题中的理论贡献，认为“典型的共性包含了阶级性但并不等于阶级性，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容。——这一论点，可以说就是他们两人在典型研究中的主要贡献”1杜东枝：《文学典型的共性问题》，《思想战线》1981年第3期。。由此，便使人们冲破了将“典型”等同于阶级共性的个性化表现的简单化看法。

在1956年百花时期，王愚在其文章《艺术形象的个性化》中便曾这样说过：“有些批评家和理论家，虽然也提到了个性，但个性在他们那里，完全失掉了复杂的生活内容，不是被当作与典型化无关的一种外加上去的手法，就是被当作各阶级成员间共同的细节、特征的机械凑合。”2王愚：《艺术形象的个性化》，《文艺报》1956年第10期。由此可见，在王愚看来，对人物个性的描写，不应被阶级共同性所框定。而在新时期初期，很多批评家对人物理论的阐释，便与王愚的理论观点获得了内在的一致。例如，朱兆瀚认为：“艺术典型应该是性格鲜明、独特，形象丰满、完整的‘单个人’。”3朱兆瀚：《艺术典型略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郑应杰认为，“阶级性”对人物形象的要求是整齐划一的，而人本身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在他看来：“由于人的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所以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典型的共性也十分复杂、多样，因此，不宜于为典型的共性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4郑应杰：《论典型的共性》，《北方论丛》1980年第4期。这些观点明显与“十七年”时期王愚对“典型”的理解十分接近。这些对人物形象的理论阐释，使得人物形象的内涵愈益丰富和多样化。

随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界对“人”的理解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也成为批评界讨论的对象。纵观这一讨论的发展趋向，可以发现，这一讨论在初始阶段，与“十七年”时期对如何写正面人物的讨论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例如，要不要写社会主义新人的缺点、如何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日常生活与私生活、如何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性格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新人的多样性等，这些讨论中的各类观点，都与“十七年”时期的一些讨论非常类似。1952年，《文艺报》编辑部曾发起过一场“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数月，蔡田、张立云、李植楠等多位批评家参与其中，分别陈述了自己对英雄人物创作的理解。其中，蔡田、李植楠等批评家，便明确反对那种写人物必须要写其“阶级本质”的做法，认为这样会使作家忽视现实斗争的复杂性，而使得形象被简单化和程式化。如蔡田认为，人和现实生活都是丰富且充满变化的，如果无视这些，那么就容易把人写成一个标签符号。1参见蔡田《不同意张立云同志的论点》，《文艺报》1952年第23期。李植楠的观点与蔡田类似，在他看来，主张写人物必须写其阶级本质的做法，“我以为都否认了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否认了现实中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矛盾与斗争，而把现实生活简化和抽象化”2李树楠：《帮助作家正确地描写矛盾与斗争》，《文艺报》1952年第9期。。这些观点在新时期初期再次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呼应。例如，郑铁生在《给新人以丰富的人性》一文中，质疑了那种强调新人的阶级特征和社会本质的做法，号召作家按照人的性格逻辑去塑造活生生的人。3参见郑铁生《给新人以丰富的人性》，《北方文学》1980年第8期。这对于那种主张只要描写“人”，就必须要描写阶级本质的观点，是一种可贵的突破。而郑铁生的质疑，与“十七年”时期蔡田、李植楠等人对写人物只能写阶级本质的反对是一致的。

再如，新时期初期，李士文在《略论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中提到，要从生活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去塑造人物，要把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成为血肉真实的人，而不是“神”：“他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不是完人或超人。”4李士文：《略论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应该说，李士文的这一观点，总结了新时期初期大多数批评家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看法。其实，这样的看法，50年代初期，冯雪峰在《英雄和群众及其它》等一些文章中也曾强调过，在冯雪峰看来，“英雄是群众的一分子，只有在群众身上所能有的东西，才能在英雄身上出现，或者先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要创造的新人物的形象”1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它》，《文艺报》1953年第24号。。但在“十七年”时期，很多文学批评家更为强调新人物的鲜明的阶级特征，因此，冯雪峰的这些观点当时并不占主流。另外，李士文在文章中还肯定了人物形象的生活渊源的重要性：“对艺术来说，人无完人的意思在于强调形象的生活渊源，指明新人都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2李士文：《略论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而这一看法，“十七年”时期，蔡田、陈荒煤、冯雪峰等一些批评家都曾在理论上予以肯定过。例如，冯雪峰认为：“如果不把正面的新人物形象的根源紧密地放在普通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斗争的基础上面，那么，我们就无从创造任何正面的先进英雄人物的形象。”3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它》，《文艺报》1953年第24号。在对具体作品的争论中，严家炎认为梁生宝不如梁三老汉塑造得成功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在于小说没有更为具体地描写出梁生宝的性格发展基础（也即人物性格产生和发展的生活渊源）。4参见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无论是批评理论还是创作实践，明晰人物形象的性格发展的生活渊源、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都成了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在评价人物创作时必然遇到的问题，而这一点，“十七年”时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恰恰是它的借鉴。

在回顾新时期文学创作时，有论者认为，“新时期人物形象、典型形象的文学理论，有力推进了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涌现了数不胜数的出色、成功的人物和典型形象”5段崇轩：《文学批评怎样“生成”文学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需要明辨的是，新时期初期人物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是首先通过明晰“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一些论争和分歧才获得的。也即是说，后者为前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诸多的启发。

二 “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现实主义的复归是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的一大标志。而在“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文艺阐释的权威路径”6吴鵾：《论文学观念的嬗变与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事实上，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来说，很多“十七年”文学批评家关于“写真实”、反对教条主义创作和批评的诸多理念，为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的复归，提供了诸多的理论借鉴。

要求文学创作要实事求是，从生活实践中来，是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界所大力倡导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精义。书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反对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成为很多文学家的倡导。例如，刘白羽便强调了生活真实是主题思想的源泉和基础：“主题是从生活源泉得来的，它是生活的活的灵魂，而不是任何抽象的概念和说教。”1刘白羽：《创作与生活》，《文艺报》1978年第2期。因此，反拨抽象的、概念化的主题，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实践获得主题思想，是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批评的重要表现。

事实上，反对从概念出发，鼓励作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写作，这也是很多“十七年”文学批评家所极力倡导的。也正因为如此，1956年“百花时期”才会出现大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冯雪峰、巴人、丁玲、秦兆阳等人，在“十七年”时期都曾有过这样的理论倡导。例如，1956年，巴人在纠正一些公式化创作现象时，曾号召作家重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说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那是因为没有从整个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中来看你所接触到的生活，没有从你所接触到的生活中了解它深刻的内容和它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影响，相反，你把你所接触到的生活局部化了，孤立化了，抽象化了。”2巴人：《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人民文学》1956年第5期。在纠正当时文坛中出现的一部分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时，这些批评家所开出的药方，尽管切入点不同，但最终都倡导作家和批评家尊重生活的丰富性、描写生活本来的样子。

由此，新时期初期，批评界对概念先行、主题先行的反拨，对艺术实践、生活丰富性的尊重，客观上与“十七年”一些批评家对公式化、概念化的矫正，获得了理念的一致。

与此同时，在恢复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十七年”的一些文学批评家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新时期初期，批评界对“十七年”时期一部分批评家及其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讨论，进而恢复和肯定了其应有的价值。例如，秦兆阳在1950年代所写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旨在反思教条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束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因此，在反对概念先行，倡导书写生活真实的新时期初期，秦兆阳的这篇文章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样一来，肯定秦兆阳对文学艺术特点和规律的尊重，肯定他所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广阔道路，肯定他对艺术实践和生活真实的尊重，便成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重点。例如，陈深在《重读〈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说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文章尖锐地指出文艺创作中的许多问题，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远见卓识。经过二十三年的实践，我们今天重读它，甚至感到比二十三年前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1陈深：《重读〈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延河》1979年第5期。刘建军也肯定了秦兆阳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认为“它抓住了文艺反映现实的一个核心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阐明了文艺创作的自身规律和它的特殊的社会作用，对各种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2刘建军：《开展创作方法理论研究上的百家争鸣——兼谈〈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与之类似，1979年，《鸭绿江》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关于所谓“写中间人物”问题》、李荣峰《有勇气的典型塑造的见解——评“写中间人物”》等，对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中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讨论和重新肯定，以及吴调公等人对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审等，都是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这也反映了“十七年”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资源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

三 题材问题上的借鉴与突破

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家对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也直接承续和借鉴了60年代初期批评界对题材问题的见解。

写重大题材、写新人物，一直是“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家的倡导。新时期初始，文学批评界对写社会主义新人的倡导，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倡导写新人物的批评范式。与此同时，在很多批评家看来，投身“四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应该是各种各样、多彩多姿的，而不应该是一个模式、一种类型”3刘效炎：《社会主义新人是各种各样的》，《鸭绿江》1981年第7期。。人物形象的多样化，直接影响了题材的多样化。人物描写的类型丰富了，题材也自然丰富起来。这样一来，便牵涉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写重大题材、写新人物与题材多样化的关系，也一直是“十七年”批评家、作家关注的重点。因为，除了群众对作品的多样化的艺术需求以外，作家个性的多样化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早在1950年，作家周立波针对“赶任务”过程中出现的创作问题，便发表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要使创作配合当前的任务，顶好采用报告的形式。就是赶任务，作者也要尽可能的选择自己较为熟悉的题材。”1周立波：《关于写作》，《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7期。丁玲对这一点也有着深切的感触，在她看来，作家们的思想立场和政治道路相同，但创作个性却可能是多样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创作道路，每个人的表现手法都不一样，各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每个人的生活也都有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我们在写作上，也是各用各的语言，完全模仿谁，也不必要……”2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55年第3期。由此可见，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既能满足读者多样化的艺术需求，也有利于发挥作家多样化创作个性。围绕这个问题，“十七年”文学批评界也曾经有过多次的研讨。如前述1952年《文艺报》编辑部举办的“关于新英雄人物创作的讨论”，事实上也是对英雄人物多样化塑造的讨论；而1956年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主张重视典型形象的丰富内涵，而这一点也直接牵涉题材的多样化问题……在这些讨论中，直指题材问题症结的当属60年代初关于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关系的讨论。大约1961年左右，受当时宽松的批评环境的影响，《文艺报》连续多期开设关于《题材问题》的专论，倡导关于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很多批评家也在题材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这其中，王西彦的《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反思了文学创作中“标准化”的路子，提倡作家创作适合自己个性的题材；夏衍的《题材主题》，认为群众文艺需要的多样化，决定了题材也应该多样化；周立波的《略论题材》，认为写重大题材是应该的，但不能绝对化，倡导不要对题材和风格进行固定的限制；胡可的《对题材的浅见》阐释了作家的艺术经验与题材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不应将写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对立起来；老舍的《题材与生活》，认为题材可以形成多样化的主题，作家只有在熟悉题材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风格，因此，不必对作家熟悉的题材强求一律……

新时期初期，很多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的主张，都会依据和借鉴“十七年”时期，尤其是60年代初关于作家创作个性、题材多样性的论述。有的批评家还引用了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对“多类型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建议：“各种人物都可以写，正面的反面的，大的小的，可以有各种典型。要有中心人物，还要有陪衬人物，对立人物。要这样设想：有主题，有人物，有典型，多类型的，要有主人公，对立面，要有矛盾斗争，要有多方面的描写，不要局限。”1赖应棠：《论典型塑造的多样性》，《北方论丛》1980年第4期。因而，新时期初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多样化写作，在吸纳了“十七年”时期题材多样化的理论资源以后，也就渐渐成为一个创作趋向。同样的，落后人物和转变状态的“中间人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同时，题材多样化又与重大题材紧密相连，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与人物形象的主导面相辅相成，在这其中，写社会主义正面典型人物又成为多样化写作中的主导方面。正如有批评家所说：“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多样化中又有主导方面，我们要提倡多表现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2赖应棠：《论典型塑造的多样性》，《北方论丛》1980年第4期。这样的观点，与60年代初期关于“题材问题”的基本观点，是非常接近的。正是对这些理念的承续，才使得新时期文学在创作多样化的倡导中，走上了愈益广阔的道路。

综上所述，“十七年”文学批评对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其中，后者有对前者的承续，有对其局限的反思，也有在反思基础上的突破。随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界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多样化、丰富性的阐释，对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确认，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开启了多样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