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教育改革成效的“标尺”

程红兵

前不久，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简称HTH）的教育创新？这样的教育有可能成功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HTH的教育创新既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是一个复杂的教育现象，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判断一件事情成功与否应该有一定的标准，既有即时性标准，也有历时性标准，前者是就当下效果进行评判，后者是从时间维度去衡量。

应该说，HTH创办20余年来，其教育改革在今天看来是成功的，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根据相关报道，这所学校所取得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世俗的评判标准来看，HTH学生的平均成绩比地区平均水平高出10%，大学录取率达98%；二是社会评价较高，世界教育创新峰会（The 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简称WISE）将2019年度教育奖（被BBC誉为“教育界诺贝尔奖”）颁发给了该校创始校长拉里·罗森斯托克（Larry Rosenstock）；三是受到各方面的认可，如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就是对HTH教育改革进行的报道，除各类媒体的广泛报道外，学校还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肯定，如比尔·盖茨称其为“每一个美国孩子都为之向往”的创新学校。这些都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间接评价。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这所学校自身在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校区，增加学生数和教师数，目前已发展成为由加州16所公立K12学校组成的教育网络。这个维度更有说服力，说明老百姓对这所学校的认可度很高。

基于上述案例，我也想对当下中小学校的教育创新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教育创新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学校都要开展颠覆性教育改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技术不断迭代更新，身处其中的我们都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加速度”，因此，教育创新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学校教育改革也是大势所趋。改革至少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颠覆性的革命，如疾风暴雨，摧枯拉朽；第二种是渐进式的改良，这类比较常见；第三种是点缀式的改变，如蜻蜓点水，通常改变不大，也比较泛化。我们不能强求所有学校都去创新，尤其不能要求所有学校都搞颠覆性的教育改革。因为颠覆性的教育改革虽然具有一定的思想引领作用，但风险度也非常高。这类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打破既有秩序后能否有效建立起一种新的且行之有效的秩序。

HTH的教育创新就是一种颠覆性的教育改革。学校改革的力度非常大，教师不是以学科而是以项目来组织教学，学生根据项目的需要学习相关学科知识。这就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项目设计能力和驾驭能力，否则很可能导致整个教学秩序的混乱。因此HTH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校长的管理水平和办学能力以及教师的专业素养等都很关键，学校选聘的教师有些原来并非从事教师职业，其中有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等，此外学校对教育资源的调度和整合也很重要。而这些都是很難复制的。

其次，对教育改革成效的检验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进行长程考量、科学评价。教育改革结果的呈现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而且有的时间还比较长，其成效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未来是学生需要直面的考卷，也是学校必须回答的课题，因此，衡量一所学校的教育改革是否成功需要历时性考察，应该经过长时间观察，进行延时评价。从科学严谨审慎的研究角度来讲，有时候需要通过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来检验和判断一项改革举措的成效如何。

最后，判断一项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并非固定的、唯一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896年在芝加哥创办了实验学校“杜威学校”，1904年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关闭。在一些人看来，他的教育实验失败了；但是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以及“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等教育观，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改革，也影响了我国很多学校、很多人，包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我们能说他的改革不成功吗？因此，我们要从多角度去判断教育改革的成效，而非仅仅依靠一些外在形式和暂时表现。

（编辑 谢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