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结构
----论《文城》的叙事结构兼及余华的创作历程

翟文辉，郑云海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余华的《文城》出版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丁帆认为《文城》是一部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付如初认为《文城》是余华写作的“倒退”；部分学者则认为林祥福和溪镇是余华理想主义的观照；等等。总体而言，学界肯定《文城》的创作和书写价值。

小说正篇讲述的是住在黄河以北的林祥福到南方寻妻，而后在溪镇落地生根的故事。其间他历经清朝崩塌及北伐战争，因救助顾益民被土匪杀害，最后在田氏兄弟的帮助下重回故土。《补》讲述的是纪小美与沈祖强在溪镇相识相爱，计划投奔北京的姨父家，途中因路费不足和小美身体不适，他们不得不在定川暂居的故事。其间，纪小美和林祥福发生关系，离开林祥福后纪小美因腹中的胎儿心生愧疚，决定回定川将孩子生下。和沈祖强重回溪镇后，纪小美在大雪中跪拜被冻死。林祥福从黄河以北的定川到江南的溪镇，虽曾继续南行，但最终在溪镇落户，死后又从溪镇回到定川，其地理上的行动轨迹基本呈现一个“U”型。纪小美与沈祖强从溪镇向北出发，途径上海，在定川停下，南回途中曾向定川归去，最后在溪镇的大雪中死去，其地理上的行动轨迹基本呈现一个倒置的“U”型。

弗莱认为：“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这个接近于U的模式，在文学作品中以标准的喜剧形式出现。”[1]220宗教中的“U”型结构主要表现为“纯洁、受罪、救赎、复活”四个阶段，整个过程犹如一个“U”型，结局以喜剧形式呈现。弗莱认为倒置的“U”型是“它上升达到命运或环境的‘突变’或者行动的颠倒，然后向下直落堕入‘结局’，而‘结局’这个词含有‘向下折转’的修辞意义。不过圣经并不把这个运转变化看成是悲剧，而把它只作为反讽。”[1]228宗教中的倒置“U”型主要表现为“受罪、救赎、复活”三个阶段，整个过程犹如一个倒置的“U”型。圣经中倒置的“U”型常作为悲剧的典范，但经过倒置的“U”型结构后的喜剧结果会使文本的讽刺意味增强。宗教是意识形态表现之一，余华曾自述“在林祥福身上”完成“重写《圣经》的”愿望[2]。因此林祥福和纪小美心理层面的“U”型结构不仅是地理移动的呈现，更是由于双方“互动性”使文本表述背后隐喻着作者对文本叙事的态度和心理观照。两者分别作为正篇和《补》的主人公，双方因“U”型结构生成的相似对称恰好反映余华在文本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这个“共振”的“U”型结构可以研究余华的写作历程和构成“创作共振”的因素，或许也可以推测余华在未来文学写作情感上的转向。

一、林祥福的“U”型：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人物行为都有其心理目的。林祥福去南方是因为要找纪小美。林祥福要回定川是因为在救助顾益民前回忆起母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模糊形象以及小美。伴随着林祥福地理轨迹上“U”型的形成，儒家孝文化也推动林祥福心理层面上的倒置“U”型和“U”型结构的形成。

林祥福五岁丧父、十九岁丧母后，便与田氏兄弟一起生活。父亲的角色在林祥福的童年基本缺失。面对在地上挣扎的父亲，五岁的林祥福咯咯笑个不停，如同鲁迅《药》中的“我”对父亲不合时宜地大喊大叫。而母亲的形象相对明晰，但行将离世的母亲并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留给儿子的遗言是挂在眼角的两滴泪珠。但临行前的林祥福并没有守在母亲身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对父亲死去时的“嘲弄”和没有给母亲“送终”的双重“不孝”行为，使得林祥福在原生传统家庭中是“有罪”的，是文化心理上的罪。这时的林祥福处于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起始阶段，即“受罪”阶段。儒家孝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秀才家庭中更是如此，林祥福被要求必须成家立业和传宗接代。在媒婆的引导下，林祥福不断地相亲，又不断地失败。媒婆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引导”角色，使林祥福心理层面倒置“U”型表现为上升阶段，从而帮助林祥福完成救赎。直到纪小美两次突然出现，两人结婚生子，林祥福的救赎最终完成了，此时的林祥福处于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复活”阶段。

因对父母的“不孝”而处于“受罪”阶段，经过媒婆的引导进入“救赎”阶段，最后与纪小美成家，此时到达“复活”阶段。林祥福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完成了，而这个结构的反讽意味也随之出现。儒家孝文化在帮助林祥福完成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同时，也无意间限制了个体的自由思考。媒婆每次介绍女子，林祥福总会将母亲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后再考虑自己的感受。这是完全按照儒家孝文化的指引完成父母所要求的成家立业任务，林祥福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和伴侣并没有独立思考。

林祥福与纪小美成为夫妻后，生下林百家，完成了“传宗接代”任务。按照儒家文化程序，林祥福也将继承父母对自己的期待，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林百家身上，这时的林祥福处于心理层面“U”型的起始点，即“纯洁”阶段。随着纪小美的再度离去，这个结构结局“向下折转”形成一个悲剧，致使林祥福觉得自己愧对父母和祖宗。为了让女儿有奶吃，林祥福不得不离开故土，踏上千里寻妻之路。在寻妻路上，女儿在龙卷风中失而复得。只为女儿有奶水可吃，他在大雪纷飞中敲开一家一户的门，这时的林祥福处于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受罪”阶段。林百家慢慢成长，自己在溪镇落地生根，且不断受到陈永良、顾益民、翠萍等镇民仁义品质的熏染，此时，仁义品质代表的儒家理想不断引导林祥福走出“受罪”阶段。林祥福与镇民和睦相处时，也帮助溪镇人民克服困难，与他们共渡难关，此时的林祥福到达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救赎”阶段。在救助顾益民前，林祥福仿佛看见了母亲、父亲以及小美，并给田大写了封归乡的信，最后却被张一斧所杀。尽管没有找到小美，但总体上算是完成“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任务。身体虽没有完成救赎的可能，但“叶落该归根，人故当还乡”的儒家故土文化心理引导使其死后在田氏兄弟的帮助下重回故土，死后的林祥福处于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复活”阶段。

从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到心理层面“U”型结构，林祥福最终实现了心理层面上的“复活”。他对自己的家庭救赎是失败的，但对他的父母来说，救赎是成功的。因为他不仅完成了“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任务，还达成了叶落归根的儒家文化要求。

二、小美的“U”型：盗窃与救赎

纪小美是《补》的主人公，其行动背后同样具有心理目的。他们去北方是因为沈祖强想去投奔恭王府的姨父，在定川停留是因为路费不足和小美身体不适；他们再次回到定川是因为纪小美腹中的孩子使得他们心生愧疚；最后回到溪镇，是因为他们的根就在溪镇。伴随着地理行动上倒置“U”型的形成，中国传统女性观念也推动着纪小美心理层面上的“U”型和倒置“U”型结构的完成。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因而，“‘无名’与‘失语’是中囯女性在几千年宗法礼教制度禁锢下的共同的命运”[3]227。三纲五常维系着封建等级关系，男女社会地位几乎没有翻转的可能。“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母性与妻性实际上都是男性强加于女人的、属于男性利益的要求，而母性的被重视更与宗法家族制度下的家庭运作模式(男主外女主内)有密切的关系。”[3]228即女性的被定义和社会作用全都来自男性的话语权力。在《补》中，虽然余华颠倒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赋予小美婆婆在沈家的决定性地位，但“妇有七去”观念仍表明她与传统大家长并无不同。

《补》共计36章，纪小美在溪镇的行动轨迹大约占据21章(从第1到12章，第27到36章)。在前12章中，纪小美10岁开始在沈家做童养媳，曾因偷穿蓝印花布衣裳差点被婆婆休掉，最终还是得到沈家的认可并嫁给沈祖强，此时的纪小美处于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纯洁”阶段，符合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观。但因“偷”钱给三弟，婆婆敌不过公公和阿强的“对抗”，按照溪镇习俗“出西门，上大路”了结盗窃事件，这时的纪小美在心理层面“U”型结构上走向“受罪”阶段，受的罪是因对阿强的失望，更是因自己“被休弃”给纪家“丢脸”。纪小美离开三个月后，阿强“偷”走家里的一百枚银元和柜台抽屉里全部的铜钱，与小美一同向北。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讲究世代同堂，但纪小美“拐”走了沈家唯一的儿子。实际上，以沈母为中心的稳定三角已不存在，尽管以沈祖强为中心的两个三角关系还有实现的可能。从偷穿蓝印花布衣裳到“偷”钱给给三弟，再到最后把沈家唯一的儿子也“偷”走了，纪小美的一系列“偷”行为也契合沈母要休弃她的原因----“窃盗”。他们离开家后，越往北走，纪小美就越接近心理层面“U”型结构最底端。因铜钱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小和纪小美身体的不适，他们不得不在黄河以北的定川停下，随后纪小美不得不与林祥福发生关系，还偷走林祥福的七根大金条和一根小金条。这时的纪小美是真正到达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最底端，一是对原生家庭女性观的持续背叛，二是对林祥福的信义背叛。林祥福宽厚地接待了纪小美，并且给予她爱护，但纪小美还是不告而别，背弃林祥福对她的“信义”。

促使他们完成赎罪的是因为小美肚子里的孩子。小美“偷”了林祥福的部分金条后与阿强来到长江边，腹中的胎儿使小美心生愧疚，她和沈祖强不得不重回定川，完成对林祥福物质上的“救赎”。为了给林家留下一个男孩，纪小美把自己装扮成林祥福的样子，绕着院子里的水井走了一圈又一圈。“中国道家以女子为鼎镬的‘采阴补阳’观念”[2]180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通过女性的身体功能完成男性的性虐待倾向，男性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在心理层面的“U”型结构上，此时纪小美用身体上的“留香火”行为逐渐走向“复活”，“复活”的同时也再次背叛传统女性观念。背叛对象是林祥福和女儿，因为她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与“偷”走阿强的性质一样。此时纪小美心理层面上的倒置“U”型结构也开始了，在“复活”的同时开始走向“受罪”。

纪小美心理层面上的倒置“U”型结构主要表现在最后10个章节中。回到溪镇的纪小美尽管已“错失”沈母，但还是在床前完成沈父的心愿----原生传统家庭的“二世同堂”夙愿，小美也开始了对原生传统家庭的救赎，并继续向“救赎”方向上升。可回到溪镇的纪小美并没有因黄河和长江的“拦截”而消弭对女儿的思念，随着沈氏父母的离去而日益加重，并在深夜时分凄楚哭泣，表达对女儿的思念。一场龙卷风后，纪小美心理层面上的倒置“U”型逐渐走向顶端。女佣将林祥福在溪镇的消息带回家中，为“躲避”林祥福，小美将自己缝制的婴儿衣服和婴儿鞋子让女佣给林祥福送去。在雪夜里，为减轻对女儿的愧疚感，小美把包有女儿胎发和眉毛的红布包裹在自己的胸前，对女儿的“背叛”进一步推动纪小美走向倒置“U”型的顶端。在这场大雪中，纪小美跪拜在城隍阁的台阶上，先祈求苍天后祈求林祥福，用满满的负罪感来传达自己对林祥福心理上的救赎。随着身体热量的不断消失和女儿的“出现”，纪小美用自己的生命完成自我对林祥福心理上的“背叛”救赎，进而在精神上完全到达“复活”阶段。

随着纪小美整个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完成，悲剧也相应形成。更重要的是，与林祥福的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一样，纪小美在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顶端“向下折转”，纪小美虽看到女儿，却没有在大雪中与林祥福相认。纪小美先于林祥福被埋在西山，但在溪镇生活十几年、与陈永良爬了很多次西山的林祥福竟不知道！反讽的意味应运而生。更讽刺的是，是顾益民安排纪小美和沈祖强下葬的，为何他不告诉林祥福这里还有叫小美和阿强的？还是说，通过顾益民的“仁义”行为来反讽整个溪镇的镇民？

从心理层面“U”型结构到倒置心理层面“U”型结构，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念推动纪小美完成心理层面上的“复活”。看似以喜剧收尾，却暗藏反讽意味。

三、文本“U”型对照：创作共振

林祥福和纪小美的“U”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基本“对称”。时间线上，二者在最高点的时间基本相同，即林祥福和纪小美发生关系的时候。二者在最低点的时间不同，纪小美的最低点是雪中跪拜，而林祥福的最低点是因没找到小美而落户溪镇，在时间轴上前者先于后者，因而某种程度上构成因果关系。两个“U”型结构伴随着线性时间的完成而形成先胀后缩的空间状态，结合余华历来的创作状态，是否也是在展现他自身创作所遇到的“瓶颈”？

以这两个人物展示的心理层面“U”型结构而构成的时间和空间图式来说，《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创作的开始，即余华处于文学写作的爬升阶段，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世，余华的创作也到了“U”型最远的距离。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理应越走越宽，但是文学创作的现实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向下转折”，之后的文学创作渐渐往时间线“靠近”，《兄弟》和《第七天》相继成了这条时间线上的“最低点”。同时，《兄弟》的后记和《第七天》的扉页都有《圣经》的话语，是否可以说《文城》的写作是一次文化寻根的尝试？

个人会结合时代的特定环境从而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刚与世界接轨，本土文学还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21世纪后的影视大多改编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如金庸、琼瑶等人的小说，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被改编成电影。后来文学热潮的消退与社会的改革使文学创作者在这个时候的地位呈现在一种“市场行情”悖论当中。文学地位看似日益上升，但也因市场经济的冲击不断“内耗”作家的艺术创作力。作家在失去社会文化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力图通过以百年叙事方式来挽救作家身份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书写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以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读者的认同。事实证明，像《白鹿原》《日光流年》《米》这一类新历史小说，连同《活着》都因其历史感而获得大众的认同。《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比《活着》更遥远，正如腰封上的评语“这是一个荒蛮的年代”一般，在《兄弟》和《第七天》获得“低评”之后，余华想重新回到新历史小说叙事当中，想凭借自己在写作上的优势和身份符号重获大众的认同。这样，在写作题材上的选择也完成了余华创作心理层面的“U”型结构。

在《文城》写作题材上，付如初认为：“一句话，那时候的余华勤于思考，满怀诚意与激情，他相信写作的意义和价值，相信文学对现实发言的效用，相信作家这个身份在思想精神方面的影响力。如今到了《文城》，他似乎不信了。”[4]杨庆祥认为，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同，“《文城》也有失去，但是与失去共存的是不停的收获。他在寻找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现实意义上的东西，比如家庭、亲人，但是他同时也收获信任，收获人性里面非常高贵的东西”[4]。《文城》在题材选择和写作模式上确实回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模式，余华也在这种模式中不断突破。在现实意义上林祥福失去妻子，顾益民失去财富和儿子，土匪和尚失去生命，但在精神层面上林祥福收获了陈永良等人的帮助和情谊，顾益民收获了对正义的新理解，土匪和尚也收获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在不断的失去和收获中，每个普通人物展现出生命原力。文学人物的生命原力，可能来自文学本身所具备的某种神秘力量，这种可能存在的神秘力量还表现在封皮和腰封的设计上。在《文城》的封皮设计上，杨庆祥认为“首先画中是一个男人，微微低头，眼里是有眼泪的，眼泪将滴未滴。这让我想到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在这土地上的人，他们之间的爱、情谊、信任，我被这些所感动”[5]。此外，封皮的白色部分是余华“有意而为之”，“主要是我喜欢封面形象被横截以后人的神态和印迹，以及他眼含的泪珠，那个感觉非常独特”[6]。即完整形象因“人为”横截而产生“悲剧”，从而引起人的共鸣。完整形象处于心理层面“U”型结构的“纯洁”阶段，因“人为”破坏导致“悲剧”发生而处于“受罪”状态。从孙光明被淹死，福贵亲人一个个离去，许三观的血无人再要，到宋钢卧轨自杀，杨飞在阴间“死无葬身之地”等因“人为”而产生的悲剧，林祥福在经历“人为”悲剧的同时又从文化精神上完成救赎，《文城》腰封上的批注或许是“救赎方式”：“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谈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先是在因文学可能具有的某些神秘力量的作用下进入“救赎”阶段，而后又因文学本身所具备的“净化”功能到达“复活”阶段。这样，历史必然性中产生的人为现实性悲剧，在文学精神层次上达成了“U”型结构。

《文城》原名《南方往事》。结合余华的生平以及《文城》中描写的地理环境，这片土地很有可能就是余华童年生活的浙江海盐地区。“作为文学母题的自我童年生活的艺术观照，尽管也必须如实地状写出童年所特有的致知方式和情感心理，但它是作家站在成年人的立足点上对逝去的自我童年的返观，所以它不仅不排斥作家的自我因素，相反，作家自我的强烈介入竟成为此类作品获得充沛生命力和历史感的根本动因。”[2]322童年生活影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认知，每当作家回忆这片故土的过去时，对“悲剧”往往表现出更明显的生命情感。《文城》所要展示的，就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展示个体人物在一个个“偶然性”事件中做出的选择和行为，填充历史留下的“空白”，表现普通人物在历史叙事中所具备的顽强生命力。普通人物展现的生命力，包含着对在一系列偶然事件对“悲剧”命运挣扎的生命情感和体验。

综上所述，林祥福和纪小美作为《文城》的主人公，两者心理层面上的“U”型结构的完成都借助了传统的某些因素。两者“U”型结构组成的相似对称图式恰好了反映余华的创作与被评价的“共振”历程。余华以“残忍”和“温情”的身份书写获得社会认同，到达最高点。随着《兄弟》和《第七天》的“低评”，相继出现两个“最低点”。到了《文城》，余华在保留“残忍”和“温情”的基础上，尝试回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历史叙述层面，在文化寻根的基础上尝试用《圣经》的宗教性体验完成心理层面的“U”型结构。或许地理“U”型的无意设置暗喻余华继《兄弟》和《第七天》之后又一次宗教性体验的精神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