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军运动对提升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的启示

张瑞锋

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军政治工作“最丰富、最活跃、最精彩、最有声有色的时期”[1]，新式整军运动就是这一时期的一种新创造。1947 年冬至1948 年夏，我军利用作战间隙，采取诉苦和三查的方法，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有领导、有秩序、由全体指战员一起参加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毛泽东亲自将其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它使我军建设在整体上获得了一次巨大飞跃，对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挖掘其中蕴含的创新精神和揭示的教育规律，对于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质效仍有重大借鉴启示意义。

一、坚持问题导向，直击鲜明靶标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声音，要闻声辨位，向着靶标发力。新式整军运动前，我军正在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总体态势向好，但部分同志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对新土地改革政策的支持理解不够。新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土地政策，迫切要求部队指战员统一思想，正确理解并坚决支持土改运动，然而随着抗日战争中“溶”入大量非工农爱国抗日分子以及解放战争中俘虏兵加入等，使我军内部阶级成分悄然变化，部分同志出现阶级立场模糊，认知水平不高，对土改政策支持理解不够等问题。二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勇气不够。解放战争转向战略进攻阶段，迫切要求更加全体指战员发扬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然而一部分同志对形势任务认识不清，暴露出幻想和平、不愿战斗、脱离群众、作风松散等问题。三是对俘虏兵教育转化的成效不够。解放战争亟须我军迅速扩大规模，“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2]，是我军兵员补充的重要原则，但部分俘虏兵加入我军后，仍存在“穷八路受苦穷，不如中央军好”“哪里不是当兵，哪里不是吃粮”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迫切要求我军进一步解决俘虏兵教育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正是紧盯部队现实问题发力，不断探索创新教育方法，找到了诉苦三查的方法，牵住了“牛鼻子”，不仅有效解决了土改推进、战斗精神培育和俘虏兵教育问题，还加强了部队纪律，增进了部队内外团结团结，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新时代人民军队在强军目标指引下，直击问题靶标刮骨疗毒，“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3]，开启了强军事业新局面。然而我们绝不能在高歌猛进的新征程上懈怠迷失，绝不能对暗流涌动的新问题视而不见，如信仰迷失的“软骨病”、久疏战阵的“和平病”、怯敌畏网的“恐高症”、自甘堕落的“贪腐病”等，必须聚焦“病灶”对症下药，对急性病猛药去疴，对慢性病绵绵用力，在破题解题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育人功能，把广大官兵培育成听党指挥的接班人、能打胜仗的战斗队、作风优良的子弟兵。

二、高举科学理论，引领正确方向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教育者作为教育灌输主导方，自然被赋予重大责任。教育者要首先掌握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武器，拨开现象迷雾，把握真理规律，敏锐指出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代表的劳苦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主要矛盾，并着力将这一认识灌注于民众之中，唤醒人民群众，这发掘了思想政治教育真理力量的“源头活水”。教育者要善于因势利导。新式整军运动离不开各级教育者见微知著、提炼经验和引导推广，以辽东3 纵队为例，第9 连指导员赵绪珍在“谁养活谁”讨论中，受战士任纪贞启发，开展了两个阶级、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被师团领导机关概括为：“吐苦水”“挖苦根”“查忘本”“下决心”，后被纵队加以肯定，将其经验逐级上报直至毛泽东修改并转发全军。这种自下而上、因势利导、层层拔高的主动作为打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引流渠道”。教育者要能够激浊扬清。从全局看，毛泽东作为诉苦教育掌舵人，注意修正问题，把定航向，他亲自修改的《辽东三纵学习土地改革政策经验（诉苦）之二》是推动诉苦三查运动的指导文件，明确诉苦要注意“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制度的没落与黑暗”“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等事项；从各单位看，少数部队出现过“左”倾偏向，如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当家”“向贫雇农思想看起”等口号，进而忽视党的领导，组织所谓“贫农团”“贫农雇农小组”，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停止党籍和职务，造成思想混乱，各部队教育者坚决纠正过火倾向，叫停错误口号，批评唯成分论，强调以现实思想表现为重，激浊扬清，去伪存真，刹住了歪风邪气，保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水流清澈”。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中开拓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这一军事科学理论，部队各级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掌握理论创新成果，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冲锋在前，发挥主导作用，旗帜鲜明驳斥歪理邪说，理直气壮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引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正确方向。

三、坚持群众路线，焕发主体活力

新式整军中的诉苦运动“把教育从少数几个人包办上课的死板事情，变为生龙活虎的群众运动。”[4]人民军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一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力量，广泛开展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焕发出惊人的教育活力。一是教育典型从群众中来。从部队官兵身边发掘先进典型，容易产生“自己人”效应，增加战士们对教育内容的认同感。诉苦典型大多是受剥削压迫严重、身世悲惨、仇恨极大、反抗精神强烈的官兵，如东北民主联军的房天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刘四虎、华东野战军的魏来国、晋察冀军区的王鸿禧等，经过典型示范，引导启发，激发了群众自我教育热情，掀起了诉苦运动热潮。二是教育平台为群众搭建。诉苦运动力求群众广泛参与，不要诉苦典型的“独角戏”，追求人人登台的“集体舞”，争取不落下“一口锅（指单位）”，“一只碗（指个人）”。诉苦者有老革命，也有解放战士，有工人、贫雇农、中农出身的，也有地主富农出身的；军民同诉请来的农民，有解放区的，也有蒋管区的。不同出身人们控诉内容也不同，有的控诉蒋管区强征暴敛、民不聊生，有的控诉蒋军统治黑暗、侮辱士兵，有的控诉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有的控诉地主欺压农民，这些控诉多频共振，生动呈现出蒋介石反动统治下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总画面，使大家认识到“天下穷苦人是一家”“总苦根是老蒋”。三是教育方法由群众创造。诉苦运动中群策群力不拘一格创新方法，把教育效果发挥到极致。如参观地主庄园和农民家庭实地对比教育；把地主和农民吃喝用品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感受“一张桌子，两个天下”；精心设置诉苦会场，摆放祭奠花环，供奉遇害群众灵牌，垂挂“吐苦水忆起旧仇，表决心莫忘新恨”“有苦诉苦，有怨伸冤，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挽联；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把蒋管区暴行鲜活再现；集体痛哭，使个体悲鸣上升到群情义愤；庄严肃穆的灵前宣誓坚定灭蒋复仇决心。哀兵必胜，由此激发的强大战斗力很快在1948年2 月的宜昌战役得到检验，人民军队一次歼敌五个旅近三万人，涌现出一批以刺杀英雄刘四虎为代表的战斗英雄，大多是诉苦教育中提升了阶级觉悟的同志。

群众路线的法宝永不能丢，新时代青年官兵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自主意识强、信息素养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力量和能量宝库，一旦群众性自我教育被充分激活，就会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良好教育格局。要用欣赏的的眼光从部队精武标兵、科技能手、创新达人等榜样身上深挖教育资源，做好光荣事迹的宣传推广，发挥先进典型在教育中的示范效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主题讨论会、热点评析会、强军故事会、多维课堂等，多渠道为官兵搭建展示自我、相互启迪、竞相参与的群众舞台；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充分运用新生代官兵信息素养高的特点，把网络信息技术、AR、VR技术、视频剪辑和动漫制作技术等应用到教育中，汲取群众集体智慧过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关时代关。

四、思想结合利益，释放强大动能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新式整军运动与土地改革相互推动，使思想与利益紧密结合，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强大动能。一是参与土地改革提升官兵阶级觉悟。当时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期盼分地翻身，党站定人民立场，把土地改革作为重要任务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新式整军运动第一个步骤就是军队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开展土改教育。经过学习教育的军队指战员们，搞清楚了“为谁辛苦为谁忙”，战斗进行到哪里，土改就进行到哪里，回应了群众分地翻身的期盼，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参与土地改革，本身就是“最实际的阶级教育”[6]。二是维护官兵利益增益俘虏兵教育。重视和关注官兵物质利益是我军优良传统，新式整军运动时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次明确农村革命军人和军属享有分给土地和财产的权利。《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对复员军人优抚工作进一步完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还针对解放战士出台详细办法：“解放战士家在老解放区的，其家庭分地外他本身也应该分得一份土地；家在蒋管区衰老疾病残废退伍者，愿在解放区者应该从军田中掰出一份土地分给他；家在新解放区者，应该通知他家民主政府，在分地的时候应该给其本人分；家在蒋管区者其家乡在解放军解放时，再分给土地。”“凡对解放军各项优恤，对解放战士和烈士都同样使用。”[7]这些规定增加了人民军队吸引力，结合俘虏兵教育，使大批解放战士调转了枪口。三是利益实现强化教育成效。一方面，利益实现使受教育者更加信服，思想政治教育重在说理，是用我党我军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主张宣传教育群众，“为民谋利”的说理一旦被“分地得利”的实践印证，人民群众作为受教育者，就会对教育内容更加信服，相信教育者“所言不虚”，尤其土地改革带来的是翻身改命的重大利益，且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教育成效随之立竿见影显现。另一方面，利益实现使教育者获得感倍增，目睹自己宣传的理论转化为成功的实践，赢得受教育者真诚拥护，这将鼓舞推动教育者继续做好此项工作。归根结底，我党我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才能将思想与利益有机结合，而国民党集团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悖，不可能真正彻底帮助群众实现利益，也就无法像我军一样开展土改教育、阶级教育和诉苦教育等。有外国学者评论：“这样的教育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更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到的，倘若蒋介石也让他的士兵起来诉苦，士兵恐怕会起来反抗他们的长官。”[8]

进入新时代，强军梦支撑中国梦。人民利益向海外拓展，人民军队的安全保障就跟进到海外，遂行维护权益、国际维和、撤侨护航等多样化非战争军事行动愈加频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历久弥新。这就要求军队构建大教育观，突出宗旨教育，并与社会面的国民教育、国防教育衔接，讲清“党、军队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强国必须强军”等道理，保持和深化军民鱼水情。同时，新时代军人待遇保障制度体系和军人荣誉体系要继续丰富完善，维护官兵合法权益和解决官兵实际问题的方法途径要继续探索创新，与之紧密结合，就能释放思想政治教育新动能，共同引导官兵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强军实践中，使个人梦与强军梦同向同行，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书写出辉煌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