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视角下近代浙东地区草帽业发展

刘明杰

摘   要：草帽是继丝、茶、棉之后，近代浙江省又一重要的外销手工业产品。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人自古就有用灯芯草等草类进行草编的传统。晚清时期，浙东地区所产草帽打入国际市场，草帽贸易骤然兴起，但又因质量等问题而走向衰落。民国初期，金丝草帽、玻璃草帽等新式草帽受到欧美消费者追捧，彼时外国商人被浙东女性的草编技术所吸引，开始输入高档草料，并传入新式编帽技术，推动草帽业复兴。近代浙东草帽业的最大特点为以女性为主要参与者的半工业化性质的乡村手工业。同时，浙东草帽业经历了业主制到包买制的制度变迁，使得草帽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制度变迁成为草帽业得以延续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关键词：浙东草帽业；贸易兴衰；发展特点；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5-0057-04

草帽，即用草类编成的帽子。浙东地区是全国有名的草编之乡，唐代早期当地的农户就有植草和草编的习俗，明代已有鄞县农妇编织草帽的历史记载，时人取名“高旦”（仿照斗笠式样），供农民夏天遮阳之用[1]。至清朝晚期，浙东地区的草帽编织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手艺通达者将纺织用到的经纬编织法嫁接到草帽编结上，生产技术不断精进。近代以来，浙东地区草帽出口逐渐兴起，成为继茶、丝、棉之后浙江省又一重要的外销产品。

草帽手工业是近代浙东沿海农村地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讨论，李金铮先生曾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出现过“瓦解崩溃论”“大机器冲击论”以及“保存延续论”三种理论。如今，“保存延续论”基本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现在则应当去探究乡村手工业得以保存与延续的动力[2]。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浙东地区草帽贸易的发展，来探析草帽工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动力。

一、晚清时期浙东草帽贸易的兴衰

浙东草帽业肇始于宁波西乡一带，清中晚期，草帽编织技术传入余姚、慈溪等县域的农村地区，草帽编织逐渐发展成为浙东沿海各县农家的新副业。

（一）原料与编织

起初，行销于国际市场的浙东草帽俗称“土凉帽”，原料主要采自鄞县、长河等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女性传承着草编技术，因此，当地农户一直有种植灯芯草、菅茅等草类的习惯。灯芯草等草类纤维长，抗拉性好，是编制草帽的天然原料。秋天，农民选择适合的田地种下草根，相距一尺排列成行。在成长期，保持田水充足，并定期施肥，每亩地大约要施价值4 000文的肥料。此外，平时要薅除田间杂草，以防杂草争肥。来年春暖之时，这些草就能生长至4尺的高度。至初夏时节，农民即开始收割晾晒，一般每亩地可产12担草料，一担市价约1 400文。草类晾晒是原料准备阶段的关键步骤。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通常晾晒三天，草料即干爽成型，达到制帽的最佳状态。若在太阳光下晒得太久，草料就会弯曲并枯焦变色，失去风采。要是收割后还未干透遇到下雨，草料就直接报废，无法使用。草料准备好之后，当地农民便用传统技艺将草料编织成草帽。稍好一点的草帽会在编好后进行漂白，以满足外国高端客户的需求。草帽类型主要有“一缏帽”（一根独草编成）、“二缏帽”（两根草编成）与“三缏帽”（三根草编成）[3]158。

（二）草帽贸易的兴与衰

五口通商以后，浙东草帽开始被国际市场所接受，从宁波口岸出口的草帽数量逐年增加，草帽贸易始兴。这些草帽一部分被运往伦敦，由伦敦分销于欧洲大陆。在伦敦市场上，普通样式的草帽只卖半个便士至两个便士，价格十分低廉。另一部分则运往美国纽约，由纽约分销至美国南部，供南部农民消费，但最好的一种则在漂白之后卖给纽约富人[4]。1868年，经由宁波海关出口的草帽不到4万顶，价值约400两，此时的草帽出口还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直到1973年，出口量达到123.9万顶，贸易额达到1.24万两时，逐渐引起海关的注意。浙海关税务司官员裴式楷在报告中指出：“宁波之手编草帽是项很有外销前途之产品，行销美国、新加坡、澳洲等地，颇受欢迎。想一想草帽只卖两分零些钱，简直与赠送一样哩，怎么不吸引买主呢？”[3]164国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浙东地区的草帽出口数量快速增加。1888年，草帽贸易达到顶峰，出口數量达到1 398.98万顶。

在“不愁卖”的市场背景下，浙东地区草帽市场上形成“不怕编织差，就怕没有货”的局面。草帽生产者一味追求数量，从而放弃质量的约束。日益增加的草帽质量低劣，大量商人因为草帽质量太差而拒收订货，劣质草帽对浙东草帽的国际声誉产生影响。另外，海外草帽业的异军突起也对浙东草帽的国际销路产生一定影响。1888年以后，草帽出口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至1890年，草帽出口数量仅有101.99万顶。草帽贸易快速衰落以后，浙东地区的草帽出口进入长期的底部振荡期，整个19世纪90年代未见有较大起色[4]。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导致农村草帽手工业受到一定冲击，原来从事草帽编织的农村妇女有的只能改织草席，以求活路。

综上，晚清时期浙东地区的草帽贸易经历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与衰落。浙东农人在传统技术的加持下，把一根根普通的小草编织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尽管在第一次面对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时，浙东地区的草帽生产暂时性地迷失了方向，质量问题使得草帽贸易失去以往的光辉，但庞大的市场需求也使草帽编制技术得到不断推广与精进。浙东地区的草帽编织技术依旧领先于世界，掌握草帽编织技术的工人数量更加庞大，这样的社会基础就为未来草帽贸易的再度复兴埋下了伏笔。

二、20世纪初期浙东草帽贸易的复兴

进入20世纪，浙东地区的草帽贸易得到复兴。在国内市场上，西方文化不断输入国内，戴草帽也成为中国普罗大众的一种时尚。尤其在剪发易服的“习尚革命”发生之后，“草帽风靡一时，红遍了整个中国，从上层阶级到市井小民，几乎所有的人都乐于戴一顶草帽。”[5]国际市场上，浙东草帽业在质量风波之后痛定思痛，在销路低迷时期不断提升品质，国际口碑逐渐好转，大量洋商又重新进入浙东地区采购草帽，草帽业走向复兴。1912年，草帽出产数量再次突破千万，草帽业重现往日之风采。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浙东地区草帽出口受到波及，但战争结束不久，草帽出口便快速恢复。其间，中国商人开始设立商行，出口草帽。宁波商人傅其霖在上海设立首家以草帽出口为业的坤和出口行，并与英国客商建立联系，直接对英出口，草帽出口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新式草料与编织技法

20世纪初期，国外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升级，金丝草帽、玻璃草帽等新式高端的帽子受到市场的追捧。在当时欧美国家的派对上，贵族政客、靓女名媛等都注重选择华丽的帽子來彰显自己高贵的身份。此时，洋商看中浙东地区成熟的编帽技术基础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纷纷到宁波开设洋行，并输入国外草料。当时输入国内的草料主要有产自马尼拉的金丝草，产自法国、瑞士的玻璃草以及产自小吕宋的蔴草，其中又以金丝草数量最多，价值最大，每箱价值500—1 000元不等。金丝草取自菲律宾野生棕榈树叶中的筋，这种棕榈树有2米多高，是菲律宾的特产。抽出的叶筋，经过漂洗、晒干、敲软、选拣等加工工序，其色泽金黄、韧而抗折，每根长为1.2米左右，天然是编织草帽的好料[6]。洋商将草料转售于草帽商或直接发给各手工业户，也有工人自购草料，待数日草帽编成之后，由商人去收购或由工人自己拿来出售。

金丝草帽、玻璃草帽以宁波、余姚出产最多，但这两种草帽制作过程较为复杂，工序大致分为：拣草（根据长度分拣）、检草（检查草的质量）、编帽（编成帽坯）、缴帽（上缴帽坯）、磨帽（用石头打磨）、烫帽（用熨斗烫平）、修帽（修剪帽边）、装帽（包装出售）。故初学者一般从蔴帽入门，蔴帽编结方法简单，所用工具只有木制之帽胎模型一个。编结法分顶、壁、边三个部分，先将每根蔴草纵横并列，编织成帽顶，然后扎于木模上，陆续添上经蔴，纬蔴，逐根提单花编上，制成草壁，再次编成帽边，加以修正剪平，遂成帽胚，即可交货。蔴草价格也较低廉，即使编坏，原料损耗也可以承受。但蔴草进入国内需要先做处理，原蔴在输入之后，要先交由女工分别长短，在特设工场用鸡脚草煎胶上浆后，绑扎成小束，方才发放。长蔴每五十根为小束，每十小束为一大束，十大束为一捆。短蔴每一百根为一小束，每十小束为一大束，每十大束为一捆。蔴帽学成，编结金丝草帽，便不难成功了[7]。

（二）帽商与贸易

较早在宁波经营金丝草帽出口业务的是法国人创办的“永兴洋行”。永兴洋行总部设在巴黎，1869年在上海开设分行，后又在菲律宾与宁波开设分行。1920年，永兴洋行从菲律宾输入金丝草，又派遣两名宁波女工去菲律宾提升业务，回国后传授金丝草帽的编织技术。此后，永兴洋行开始给宁波西乡和长河一带的农村妇女分发草料，让她们试编金丝草帽。浙东妇女心灵手巧、有扎实的草编技术，不久后便编出一批“轻若云、亮似金、细如帛”的金丝草帽，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6]。当时的英国、美国、法国、澳洲、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等都有头戴浙东地区编织的金丝草帽的身影，后又有更多的华商加入草帽出口业务中，出现“有益余”“鼎丰余”“房昌记”等一百多家帽行。据《浙江沿海各县草帽业》载：“行家凡一百三十有三多，设于长河市、周巷市、浒山、坎墩、白沙、大牌头、郑巷等处。资本自二千起迄二万止，平均每庄资本五千余元……”长河地区还以三大帽行（坤和、汇泰、联昌）为中心成立“金丝草帽同业公会”，以保护草帽业商人的共同利益。

20世纪20年代，浙东草帽贸易盛极一时，出口数量占到全国出口总数量的一半以上。以1928年各地草帽出口数量为例，上海、胶州、龙口、汕头、拱北等中国主要的草帽出口地区，出口数量均在10万以上，最多的是上海，出口草帽为439 592顶，仅有宁波出口数量达到百万，有3 085 345顶，远超其他地区，出口占比为56.22%。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华战争以及菲律宾政府严禁金丝草出口等因素，浙东草帽业受到严重冲击，草帽出口几乎停顿，直到1945年，草帽贸易才逐渐恢复。

三、浙东草帽业发展的特点与制度变迁

（一）特点

浙东草帽业最大的特点即为女性占主导的、半工业化性质的手工业。

在封建经济时代，男耕女织是乡土社会中农家的主流经营模式。浙东地区的农村女性世代相传草类编织技术，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来说，草帽编结手续并不烦琐，且“盖花色无多，即不能者，亦只需练习半月，即能上手。则利之所在，自必趋之若鹜也”[8]。因此，在草帽业兴起之初，女性就成为草帽编织的主力军。民国初期，外国商人引入金丝草、玻璃草等新的草帽原料与编结技法，为避免增加更多的学习成本，浙东女性的天然优势使之成为最佳选择。

草帽编织工作自身也较有吸引力。首先，编帽工作轻松自由。草帽编织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一般在自己家里，多数女性在兼顾家庭事务的同时又可以增加收入。其次，固定资产投入较少。草帽编织所用到的生产工具主要为一根圆木，用以当作帽坯的模型，价值不大。草料可以直接从帽商处赊领，到时交帽即可。故只要掌握编帽技术，便可轻资本地进入编帽行业。再次，草帽收益较丰厚。每顶金丝草帽报酬为3—4银圆，折合成大米约80—90市斤。一位编帽手法稍快的女性，每月能编草帽10顶左右，可得报酬约有40银圆左右。这对贫苦百姓来说是非常好的行当，它大大超过农业生产收入和纺纱织布所带来的收入[6]。因此，当男性仍主事农业时，大量的女性就把草帽编织当作副业，换取酬劳以补贴家用。据调查，宁波鄞县编帽女工人数达到65 400人，占全县妇女总人数的19.52%，余姚更是后来者居上，编帽女工人数超过7万人，占全县妇女总人数的1/4以上，黄岩、温岭、临海等县女工人数均不凡，详细数据见表1。

表1    浙东沿海各县妇女与草帽业女工数量

“半工业化”概念是彭南生先生对近代中国若干乡村、若干行业的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他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内涵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和发展[9]。相对于其他手工业的近代化发展路径，例如纺织业，它是走向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工厂、复杂机器不断走进生产空间。在草帽业的近代化发展中，生产地点仍以工人家庭为主，生产工具只有一根圆木，生产方式一直保持手作。它主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下，生产技术得到改进，业内分工逐渐细化。同时，也正如彭南生先生对近代中国若干手工业描述的那般，在一个时期内，草帽手工业在普通农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半工业化性质的草帽业在近代发展中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二）制度变迁

草帽业在近代化发展中由业主制转变为包买制。“包买制”曾广泛存在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近代中国的乡村手工业也普遍存在包买制的身影。晚清草帽业兴起时，草帽生产的原料、资本等主要由浙东农人自己负责，独立经营，接近于现代的业主制企业。民国期间，草帽业逐渐转变为包买制，草帽手工业变为来料加工模式。商人负责引进原料，手工业者领料，按要求生产，丧失一定独立性，并且多数帽型只能生产帽坯，不像以往直接生产成品帽，沦为代工。包买主制度的进入是基于浙东地区的生产技术以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本质上是对手工业者的剥削。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包买制确实使得浙东草帽业得到一定发展，“它对市场反映的灵敏度、对产品规格和质量的标准化要求等方面，是业主制下自主经营的家庭手工业无法比拟的”[10]，大多数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笔者认为，制度变迁是草帽业得以保存延续的重要动力。

四、结语

近代浙东地区的草帽贸易经历过兴盛与衰落，但始终没有走向崩溃与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扶持乡村手工业发展。浙江省手工业改进所与中国土产公司展开合作，由浙江省手工业改进所专事草帽生产，中国土产公司则负责原料进口与产品运销，浙东草帽业再次迎来大发展。

制度变迁对近代浙东草帽业的延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需要指出，浙东女性高超的草编技术是中国草帽能够走向世界的基础。这给当今不断开放的中国以启示，只有掌握核心技术，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

参考文献：

[1]   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近现代三北商帮[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7：74.

[2]   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4）：3-1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 瓯海关 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266-267.

[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48-1451.

[5]   孙骁骥.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176.

[6]   桑金伟.慈溪国营工厂纪略[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9：94-105.

[7]   陈育仁，张云尧.浙江的草帽[J].手工艺，1945，（4）：3-5.

[8]   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浙江沿海各县草帽业[C]//郑成林.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十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9]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J].史学月刊，2003，（7）：97-108.

[10]   彭南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J].史学月刊，2002，（9）：93-101.

Development of Straw Hat Industry in Eastern Zhejiang in Modern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Liu Mingjie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fter silk， tea， and cotton， straw hats were another important export handicraft product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modern times. Farmer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eastern Zhejiang have a tradition of using grass such as rushes for straw weaving since ancient tim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raw hats produced in eastern Zhejiang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he trade in straw hats suddenly rose， but declined due to quality issu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w straw hats such as golden silk straw hats and glass straw hats were sought after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nsumers. At that time， foreign merchants were attracted by the straw weaving technology of women in eastern Zhejiang， and began to import high-grade straw materials， introducing new hat weaving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revival of the straw hat industry.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traw hat industry in eastern Zhejiang was the semi industrial rural handicraft industry with women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aw hat industry in eastern Zhejiang has undergone institutional changes from the owner system to the package purchase system， making the straw hat industry further develop.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aw hat industry.

Key words： Dongcao Straw 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rad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change

[責任编辑   立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