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传媒和传播学的借鉴意义
——评《The Media&Communications in Australia》

2023-04-20 05:37王莹
传媒 2023年7期
关键词:传播学澳大利亚社交

文/王莹

书名:The Media&Communications in Australia作者:Stuart Cunningham Sue Turnbull出版社:Taylor&Francis Group出版时间:2020年7月中文版译者:王莹本书中文版《澳大利亚的传媒与传播学》将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错综复杂,也充满机遇和挑战。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叠加共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深度影响了全球传媒行业的发展。在新媒介加速发展与各种社会需求升级带来的问题相互交织下,全球媒体不得不面对“突破与重构”这样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如何从变革的历史沿革和机制中探求全新方向,以及让信息有效影响大众,显得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传媒业在全球传媒版图中已经成为重要的地标,既有代表行业前沿的理论研究,又有领导行业发展的实务案例。众所熟知,叱咤全球的的默多克传媒帝国,正是发轫于澳大利亚。通过学习和研究澳大利亚的传播学,我们能够观察和比较南半球大都市集中地区传媒的影响和传播模式,并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目标,进行甄别、择优和改进,努力寻求我国和全球媒体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不宁唯是,研究当今澳大利亚传媒业和传播学还具有至少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拓宽国际视野下的对话思维。在研究传播学的时候,只有将视野放在全球的坐标体系中进行观照,才有可能走出本土文化结构的藩篱,开辟新的跨文化话语空间。基于中国现实图景,对全球新闻传播理论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再创造,是实现自我超越、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

《The Media&Communications in Australia》自2014年第一版出版以来,迅速在全球传媒界引起巨大反响,尤其在传媒学界引发大量的思考与讨论。截至2020年,该书已经修订出版至第四版,成为研究澳大利亚传媒和传播学及其类似体系的重要论著。

将本书引入中国,可以丰富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新鲜的资料。难能可贵的是,澳大利亚传播学具备两个重要特质:一是澳大利亚传播学关注具体操作问题,更具有实践意义。例如,在介绍文本分析时,它会以“澳大利亚文化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来讲述如何通过收集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不乏“没有人愿意因为回答你的问题而损害自身形象,因此他们可能会给出他们认为你想听到的答案。”这样的思考引导,以及更具体的建议,比如让问题变得聚焦,用“媒体对朱莉娅·吉拉德的报道属不属于性别歧视?”这样的问题囊括大众对性别歧视的态度,书中在章节最后会给出明确结论,还有进一步解读。这对于我国媒体从业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即学即用”的实操经验。二是由于澳大利亚媒体文化依赖进口,澳大利亚传播学更多地审视关注了进口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相比其他西方传播学更具有参考意义。澳大利亚主流电视、电影、游戏和互联网内容大多来自美国,他们消费的媒体内容中来自英国的比例虽然较小但仍然很重要。澳大利亚在吸收与学习外来传媒内容和形式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到如何进行本土化适应、如何在实践中再创新,这和中国引进国外传媒和传播学的态度并无二致。我国传播学的建设始终坚持着中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从策略上积极地译介国外的传播学著作,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来为我国的传播实践服务。因此,从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传播学与本地结合的实践经验。

科学是无国界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传播学理论也是这样,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物质世界运动的产物,也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重构。在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媒体融合发展的当下,本书的引进,能够让中国的传播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拓宽国际视野,从国外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中吸取养分。

探求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新路径。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愈加需要媒体人从过往文化思想财富中汲取营养,以全新姿态思考媒介“花式”变化时代传播的新路径。本书在编撰发行时也考虑了这些发生在当前的重大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新事物和新动向,为学者们探求全新的传播道路提供了诸多值得参照的方案。

书中提到,曾经坚固的行业壁垒已不复存在,接踵而来的是全方位的竞争:每个媒体都在与其他媒体竞争,交互式多媒体才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实如此,互联网产生了新的消费和使用文化,重新建构了用户、生产者和传播者之间的角色和关系,创造了新的文化中介和空间。互联网还从根本上将消费者的习惯、偏好和选择国际化,让消费者更轻松地检索、阅读和理解来自域外人群的相关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成了大型跨国通信和媒体公司建构的核心,这些公司开发了新的大众和小众消费方式,深受消费者追捧。

网络营销公司ComScore曾做过一份调研显示,社交网络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在线活动,人们每上网5分钟,就有近1分钟用于社交网络”,其用户占全球互联网人口的82%,即12亿用户。传媒公司迅速意识到社交媒体为电视节目带来的增值潜力,将其视为“第二块屏幕”。在澳大利亚,推特已经成为实时讨论内容的非正式反馈渠道,现在大多数网络媒体都通过设置推特账户、话题标签等来积极推动观众加入社交媒体对话。如今在国内,微博、微信、快手、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化媒介平台,也已全面走进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与大众对社交媒介固有印象里的偏重娱乐性作用不同,在澳大利亚,由于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对于洪水、风暴和地震后的应急通信发挥重大作用。例如,在昆士兰洪灾发生后的几天里,未受到洪灾直接影响的布里斯班居民在社交媒体上组织了“烘焙救济”活动,组织志愿者为洪水清理志愿者准备并提供食物。通过Facebook页面和#bakedrelief 推特话题标签,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引起了更多的媒体报道。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应急通信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大自然灾害后的一项优先任务是恢复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此外,游戏和直播也已经成为传媒高度重视的新领域。游戏提供了各种非传统和主流的叙事形式。随着游戏模式的普及,玩家与行业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界限分明。游戏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固定游戏空间的“视频游戏”,而是具有移动、定位和休闲三大功能。随着游戏成为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走向前台,包括男女老少玩家的统计数据已经急剧攀升。同时,“现场直播”对行业未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伴随着现场体育活动比如AFL和NRL总决赛的进行,“墨尔本杯”赛马以及现场直播(或接近现场)真人秀大受欢迎,如今这些都在澳大利亚年度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排行榜上占据头牌。这一趋势在海外也有所体现。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围绕社交媒体、游戏、直播等媒介新业态的讨论有很大一部分仍然集中在对网络霸凌和其他不良行为的关注上,互联网催生的新媒体生态对国家政策和监管提出了挑战。这种媒体生态要求我们从法律和伦理两方面重新思考媒体内容的监管和治理。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鼓励普通媒体用户,同时也是媒体内容的制作者和传播者,思考媒体行为的道德原则并采取行动。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方法鼓励这一新生态的参与者将自己视为社区的一部分(也许是数字公民),就像许多记者传统上认为自己因为是专业团体的成员而受道德准则约束一样。在此情况下,政府和行业同样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媒体用户对内容的监管,并作为社会和网络媒体不同领域的社区,与媒体用户共同努力,形成道德规范模式,识别和制裁不道德行为。

共建全球媒体融合新生态。国际著名传播和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曾经热情地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由互联网促成的新的“融合文化”。詹金斯认为它预示着一个社会和公民参与的新时代。作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证据,2009年初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曾在总统竞选期间熟练使用互联网,重新设计了白宫主页,增加了博客、照片流和名为“总统每周讲话”的视频上传平台。主页上设有一个写着“参与”的方框。用户点击该框便可来到公共联络办公室。该办公室被称为“前门”,人们可以通过“前门”直接与政府接触。

当受众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媒体内容的共同创造者和全球媒体文化的参与者,媒体消费者本身成为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发行者,大众的话语权开始不断提高。要能够通过一般被称为“公共领域”的方式参与到一种文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来,就需要借助各种媒体来实现这一目标。令人遗憾的是,在21世纪初,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贫富技术鸿沟。这意味着世界上部分地区的民众将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参与相关的、介入更深层次的公共领域,而与此同时,技术不发达地区的大众仍然处于传播中的“弱势群体”。

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媒体始终关注“弱势群体”,积极为人类共同命运前途的众多话题发声,如全球气候变暖、妇女儿童保护等。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正在运用数字新媒体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传播中国声音和主张。与此同时,中国媒体界也不要忽视加深对全球各国传播生态更全面、更详尽的了解,引入类似本书等国外优秀传媒业和传播学研究理论,以“倾听多种声音,共创一个世界”的信念,携手各国媒体共建全球媒体融合新生态。

世界首部数字主题电影《加密》联合制片人乔丹·莱文(Jordan Levine)说,媒体研究“不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跨学科知识领域,而是一个规划我们未来的关键领域”。推动全球媒体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共赢发展、促进价值相通,是全球媒体人的共同使命。本书的引进与出版,不仅是出于对这一跨学科知识领域的深入学习,更是为媒体人打造全球华文资讯传播共同体,构建多元化立体式国际传播新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在新媒体体系发展逐步成熟、融媒体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和未来,全球媒体融合新生态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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