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文化:从岭南民间文化符号到中华文化符号的情感纽带

任旭彬

广西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22

一、研究缘起

“刘三姐”是我国岭南著名的民间传说,随着人类活动与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主体和文化力量的互动与交融,使“刘三姐”的文化意义随之变化,但作为核心要素的山歌象征意义始终不变,岭南多民族千百年来共同拥戴的“刘三姐”就演变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刘三姐”文化不断进行重构,民间传统“刘三姐”文化、“刘三姐”精英文化、“刘三姐”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刘三姐”共享文化交相辉映,气象万千。充满活力的“刘三姐”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特征。

岭南各民族长期不同程度的交错杂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交融关系。从语言学区域角度看,岭南传统刘三姐文化圈可以分为广西的桂柳方言区、桂西以壮语为主的方言区和广东的客家方言区、广府方言区。岭南各民族受语言文化的影响,各地“刘三姐”歌谣的差别较大,但是作为联结各民族共同情感的“刘三姐”,通过山歌充分发挥其文化纽带的作用,体现出岭南多样性文化交融共生而具有共享性的内在逻辑,彰显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的承诺。”[1]情感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性质。情感性是文学审美活动的基本特征,“刘三姐”故事以情感为纽带构建起多层次的文化符号,这一形塑社会情感交流和传递多种意义空间的纽带,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体验、行为、组织与情感表达联结起来,以情求同,凝聚共识,形成集体记忆。

关于“刘三姐”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全面繁荣。学者们从民族学、民俗学、美学、传播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多种学科来研究“刘三姐”文化,拓展了研究视角,涉及众多专业。1991年潘其旭在《壮族歌圩研究》中研究了歌圩的起源、发展、性质以及歌圩在壮族历史文化中的作用,认为“我们之所以说‘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正是因为古代的群体歌唱活动已从原始祭祀仪式分化出来,开始形成以对歌娱人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形式”[2]。2008年韦苏文、周燕屏的《千年流韵:中国壮族歌圩》推介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歌圩文化并作价值评估,提出歌圩的抢救性保护、利用与发展势在必行[3]。2008年潘琦主编的《刘三姐文化研究》论文集主要讨论“刘三姐”与广西地方文化、地方经济的关系,涉及建设“刘三姐”文化品牌与民族文化品牌研究的若干问题[4]。黄桂秋通过整理壮族古籍并分析文献,认为“刘三姐”的原型“僚(嘹)三妹”是壮族原始宗教中的“造爱情神”[5]。综观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区域的差别性,研究地方“刘三姐”文化的价值、功能与意义,而共同性研究只局限于“刘三姐”传歌或创造歌圩(俗)的共同点,对“刘三姐”传歌深层次的文化共享性讨论不足。

大量事实证明,以歌唱为核心的“刘三姐”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功能与具体事象,涵盖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行为。归根到底,“刘三姐”文化是精神生活领域里的文化现象,既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累,也是现实生活中以歌为载体来传播、沟通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它深入人们情感世界的深处,又跨越各种文化边界,融通雅俗文化的区隔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岭南地区多民族杂居,虽然语言多样,但区域内各民族都共享“刘三姐”文化。其根源在于“刘三姐”文化是岭南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共生体。岭南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使南岭走廊各民族不断交融。岭南“刘三姐”文化习俗的产生和形成就是来源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大众性和传承性的民间文化传播现象。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6]通过研究“刘三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框架下互鉴融通与各族人民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关联,探讨“刘三姐”从岭南地方民间文化符号上升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国家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内源动力,对拓展“刘三姐”文化研究的范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刘三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充分发挥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歌圩场景中的情感交流生成岭南歌圩习俗

尽管各地民间“刘三姐”传说种类多样,但其共同点都包含“刘三姐”“善歌”“传歌”“升仙”等部分。“刘三姐”、歌圩、山歌是构成“刘三姐”传说的基本元素。在文化传播中,象征符号内化为一种意义共享过程,成为某种具有共同文化体系人群使用的符号密码,他们只有掌握了这种符号的意义,才能有效地进行情感交流和形成共鸣[7]。“刘三姐”传说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性经验的符号化叙事,吸引具有情感需求与交流的人进入歌圩,通过歌圩的场景引导,使他们感受到歌圩带来的情感共鸣。进入歌圩场景,人们通过歌声传情达意,很容易引起在场行为主体产生一种“即景生情”的召唤,将个人生活经验延伸到歌圩场景。在歌圩场景中,“刘三姐”传说所蕴藏的精神和品质通过传唱传递给不同人群,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行动目标锁定在“刘三姐”传说所蕴含的价值观,个人与群体以此重建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情感结构。歌圩与“刘三姐”所引起的群体性共鸣,能使人们有效地理解歌圩的内涵和意蕴。个人与群体产生心灵的“同频共振”,每个个体都自发性地在歌圩场景中产生一种归属感并开展相同的活动,以生成歌圩中群体的情感共鸣。所以,歌圩场景具有塑造群体行为的能力。

情感的共鸣消融了歌圩中个体之间的界限,让参与的个体获得共同的体验。这种集体体验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表演或仪式。“刘三姐”在歌圩中起到的作用就是连接人与场景、人与群体并激发集体情感共鸣的载体。“刘三姐”是人们的情感聚合,更多地表现为集体想象。歌圩对人们的吸附力取决于情感的支撑以及“刘三姐”凝聚力所具有的“黏性”,并能够激发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构造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情感能“表征一种特定的生活感受或者说难以言表的经验”[8]。歌圩中的群体在一种动态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可以唤醒个体记忆中的不同片段以及生活经验,由此把人们带入由他们自己营造出来的想象域中,并生成一种相似的情感,创造出具有同质化精神内涵的整体情境,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通过在歌圩中传唱“刘三姐”,将个体契合于群体之中,推动每一个行动主体通过不断地消除分歧、达成意向一致来谋求共识,使歌圩中的群体在情感归属上表现一致。

“刘三姐”作为歌圩的“集体想象”,能够激活民众共同的集体记忆。歌圩是参与者在情感上进行有效交流的场域。个体聚集到同一场所,通过身体在场的相互影响,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情感分享不但成为个体表达自我的工具,也是经个体互动再到与群体互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情感共鸣使个体之间被相互视为“圈内人”,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参与。情感在歌圩中得到持续转化与不断加强,群体互动不断推动了情感发展。人、歌圩、“刘三姐”文化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形成行为主体的内生需求动力和外部推力,在微观内部需求和宏观外部调控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一种情感动力。情感动力唤醒歌圩参与者的情感,在达成情感共识后,个体情感相互感染并实现情感共鸣,逐渐凝聚为群体情感而生成集体认同,在产生认同的过程中,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产生集体的归属感。不断增强的认同感使人们逐渐凝聚成身份共同体,构建起集体认同,极大地提升了个体的集体体验并在进一步互动过程中生成想象的共同体。歌圩中的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者,搭建出符合各种歌圩意义和价值的共同文化场景。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9]“理想的力量”是知、情、意紧密结合起来的,包含有认识的、理性的成分,也包括情感的、意志的非理性成分。“知”的因素是指其中的认识、知识、观念等因素。“情”的因素是通过情感增进沟通认知、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施展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潜能和价值。“意”的因素是理想激发主体实践活动的热情并维持主体的信心和毅力的坚定意志。情感动力是基于认知基础上的精神动力,是联结“知”与“意”的枢纽,内化为人的精神力量,推动人们的认识活动与行为活动向着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情感动力体现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能动作用。

“刘三姐”是歌圩中一个以情感为依托的文化感知与集体经验的虚拟形象,反映了岭南各民族的情感体验,再现了集体记忆。人们通过情感认同、精神认同来追求一种精神形象上的认同。“刘三姐”作为歌圩的象征符号,促进了人们的情感交融,勾起人们亲身体验和感受过的人与文化空间的共生、共在、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刘三姐”传说中的基本节点,“善歌”“传歌”“禁歌”“抗争”“升仙”这些部分反映了坚韧勇敢、乐观积极的民族精神,在传唱过程中,通过层层释义,根据当代对原生的源码进行选择与取舍,从文化传播到文化共同体再到文化共享,建立了新的情感结构和身份认同。所以,当前岭南不少地方依托“刘三姐”的传说为文化内涵建设文化旅游景区,打造现代文化旅游节。

三、岭南歌圩习俗现代发展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刘三姐”文化是岭南多民族共享的传统习俗,包括以歌圩为主的故事传说、歌谣、民俗、文艺作品和传承人等内容。世居岭南的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多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岭南“刘三姐”文化圈。“刘三姐”文化充分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情感共通、文化共享的文化共生性。广西、广东民间很多地方至今仍然对“刘三姐”民族身份和籍贯等问题争论不休,这反映了不同地方的文化主体对于“刘三姐”文化记忆的共同性与差异性,而深层次原因则是岭南多民族对“刘三姐”文化的认同。民俗传播中的接受者根据本地社会环境将外来民俗文化加以改造,使之与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并为本地社会所认知与接受,由此形成了跨民族的区域文化共性。例如,广西、广东多地依据本地“刘三姐”传说认为自己是“刘三姐家乡”,可见,民俗文化传播是一个创造、修改和转变的文化共享过程。

“民俗事象之所以能够被一代代继承下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俗作为原生态文化同样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财富,是保证人类能够延续下去的一种规矩和机制。这种规矩和机制来源于民众群体的认同。”[10]民俗通过在群体内部相沿成习而形成约定俗成的礼俗、准则、规矩制度或者社会惯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满足个人的需求。“在漫长的传承被积淀的民俗生活,由于循环往复的传播过程,对民众反复的刺激,往往潜藏着很强的心理意识,随着历史的变更,这种意识被接受,被扩散,从而被继承,便形成一种民族的或地域的民俗心理定势。”[11]民俗蕴含着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不仅集中反映了不同地域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还体现了人们的情感交流、精神诉求和深层的心理积淀,增强了情感维系而产生地域文化认同。

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既独立生成又相互融合,民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情感交流互动、文化分享与积累知识经验,产生新的集体意识、集体规范和集体价值。如在传播过程中,“刘三姐”传说在各地都叙述同样的主题,这是各地“刘三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是民间文化流转与传播的力量。通过“刘三姐”的号召力,加强群体的内向凝聚,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歌圩习俗。

岭南的“刘三姐家乡”把“刘三姐”的传说与当地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刘三姐”传说在当地具有了历史真实感,成为当地记忆的一部分。“刘三姐”传说通过与每个当地的个体记忆产生联结,形成了当地的民俗文化,既体现了地方文脉,又成为地方情感的重要寄托,被群众接受和认可。

“刘三姐”是岭南多民族传统歌唱民俗文化的整合。“刘三姐”是壮族原始崇拜中的爱神与歌神演化而来的[12],具有娱神娱人的功能。“刘三姐”传说首先在壮族语境中产生,随着岭南多民族交往的增多,这一传说逐渐流传到汉族等民族之中,成为岭南民间最为熟悉的文化记忆之一。歌圩是壮族传统倚歌择偶的婚俗,“刘三姐”作为壮族歌圩创始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壮族婚姻制度的象征符号。移居岭南的汉族把“刘三姐”文化吸纳到汉族的民间庙会文化中,反映了对壮族歌圩习俗的接受与适调,“刘三姐”随之成为岭南各民族共尊、共享的文化符号。“刘三姐”文化是岭南多民族深度和谐互动的结果,不仅具有共生性、整体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互补性。岭南各民族的交往主要以汉语为共同的传播语言,“刘三姐”文化跨民族跨语际传播就具备了联结岭南多民族的天然条件。“刘三姐”故事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延伸到文献记载、歌谣、戏曲等文学艺术的描述而强化了人们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刘三姐”文化记忆的创新和传递,产生了较强的区域文化认同。各民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特色中不断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的文化交融现象。“刘三姐”歌谣的跨民族、跨语际传唱与各民族的歌唱习俗交融在一起,相同歌唱习俗中不断积聚文化共性,实现了多民族文化资源的共享与发展,既符合个人情感需要,又加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岭南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互动和共享,集中表现在山歌文化艺术的共享,“刘三姐”的形象就被集体认同为歌唱习俗的象征符号。

“刘三姐”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衍生出多种门类的“刘三姐”系列文本。1960年的广西《刘三姐》文艺会演,观众达到1 200万人次。同年7月起,歌舞剧《刘三姐》到北京汇报演出持续了4个月。随后应邀到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个城市进行了长达1年的巡回演出,观众达60多万人次。1961年,根据彩调剧《刘三姐》改编的电影《刘三姐》在全国公映,引发了“刘三姐”热潮。全国各地掀起了《刘三姐》创作、演出的热潮。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有89个专业剧团,彩调剧、京剧、昆曲、黄梅戏等29个剧种进行了排演[13]。上海、江苏、陕西、云南等省市结合本地传统艺术形式对《刘三姐》进行改编,产生了本地版的歌舞剧《刘三姐》。进入21世纪,广西出现了“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交响音乐套曲、木偶歌舞剧、音乐剧、杂技、舞剧等数十个剧种或演出形式。层出不穷的“刘三姐”山歌、音乐、舞蹈、戏剧、影视、工艺美术、图书、服装、邮票、建筑、民族节庆、山水实景演出等文化艺术作品,表现和使用“刘三姐”的内容、元素与形象,通过多种艺术样式的改编与再创作,形成了一个多重体裁、版本的《刘三姐》文本。

多重改编和多种语境再生产中的“刘三姐”系列文本凸显了《刘三姐》已经成为雅俗共赏的全国性共享文艺盛宴。这是“刘三姐”故事的全民书写,不同的“刘三姐”文本都是众多创作者参与的集体创作,主题内涵十分丰富。不同话语和类型的文本相互参照、复制、诠释、借用以及改写前人的文本并生成出新的意义。“刘三姐”故事在内容上具有政治、文学、经济、宗教、历史、习俗、风土人情等多样性文化形态,包容了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多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结。多重文化交汇中生成的多义性“刘三姐”故事,推动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兼收并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6]随着民间、文人、学界、官方等多重主体的合力建构,《刘三姐》在改写与会演、移植与巡演、改编与出版、宣传与推广等传播过程中,岭南民间的“刘三姐”已经上升为各民族共享的“刘三姐”。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老艺术家黄婉秋的回信中指出:“您主演的电影《刘三姐》家喻户晓,让无数观众领略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电影《刘三姐》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根植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了人民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14]。“刘三姐”故事的真善美,是自然美与文化美的交融。在传说中,刘三姐是勇敢、智慧和美丽的化身,满怀对自由生命、纯真爱情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带领群众为正义、平等、自由而抗争。故事中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山歌之美,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与交融。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多姿多彩的民俗景观以情景交融的唯美表达在人与自然主体间性意义上建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审美愉悦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和历史时空的限制,经历了60多年的时间考验依然魅力不减。电影《刘三姐》已经先后在50多个国家上映,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从历史的维度看,全民共同书写的“刘三姐”传说,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以群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形式呈现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所诠释的历史资源、文化记忆是维系共同体的重要心理纽带,激发与培育共同的情感。“刘三姐”各种文本承载了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记忆,它以共同的历史情感和共同的精神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温度、历史底蕴与文化精神。情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对于人类来说也具有文化属性。以情感性的文化传播为纽带,联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互动,强化中华民族各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促进各民族的融合,推进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归属与利益共享结合。情感凝聚着个体体验,当一种大多数社会成员赞同性情感形成的时候,就会构成社会心态的情感认同,成为联结人与人、组织和社会的纽带。情感认同内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中华文化的情感维系,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共同熔铸在同一个文化大家庭中,中华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历经千百年的“刘三姐”文化超越了时空界限、民族边界、语言阻隔,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蕴含在“刘三姐”传说背后的文化体验就是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刘三姐”系列文本持续不断地演绎,使“刘三姐”的象征意义得到强化,展现了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的新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于中国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和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实践,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15]经历全民书写的《刘三姐》成为中国故事的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诸多象征意义。创作者以音乐、诗词、影视、绘画、雕塑、小说、戏剧等各种艺术文本创造了一个个多姿多彩的“刘三姐”传说,塑造了众多的“刘三姐”形象。“刘三姐”艺术形象的跨界联结,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之间的界限淡化,在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中实现了对各种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同时,“刘三姐”形象在中国社会中以景观化符号意象对人们的审美、体验和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使“刘三姐”文化的重构更多地表现为多民族文化交织的共享文化。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引发人们对“刘三姐”的热爱,产生了超时空、跨民族的情感共鸣。“刘三姐”已经超越了自身的范围,形成了内涵丰厚、影响深远的文化表意系统,成为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

中华民族共享文化是历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其基础是族际多维互动机制的建构,各民族展示不同的文化符号,并将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运用到自己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共享的文化符号,进而在多民族共享传统文化符号象征体系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同源文化的符号化表达极为多样。这些共享文化符号见证了多民族文化同一性及各民族在独立发展中的关联性,也激发了多民族基于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民族认同。“刘三姐”故事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情境映射,在特定节庆、礼仪、场域等符号元素的社会展演中,使中华民族抽象的记忆得以具象化,构建起中华民族文化交融、国家认同的文化形象图谱。“刘三姐”形象系统的感官共鸣,构建了具有中华民族高度凝聚力的象征文本体系,唤醒中华民族成员对共享文化的历史记忆。随着社会的发展,“刘三姐”符号不断被注入时代文化元素,其文化符号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并通过文字或者其他符号形式形成历史记忆的传递。“刘三姐”内涵的嬗变,不仅仅是艺术形象本身的一种演进与变化,更是中华文化的开放性、融合性在“刘三姐”意象上的投射。

四、岭南民间文化创新性发展生成的中华文化符号

“在文化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中华儿女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中华文化为纽带构建起来的文化共同体。”[16]8在中国历史上,文化认同始终是聚合中华民族的核心纽带。“从民族结构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文化共性和文化个性有机结合的共同体。”[16]8各种《刘三姐》的文本都在“刘三姐——壮族——中华民族”的不同层级符号系统中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结构。“刘三姐”象征符号和历史记忆的再诠释,使单一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形成互构关系,促使“刘三姐”得以成为国家象征文化的共享符号体系,并被大多数人认可。这个互构关系的符号系统表述了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共生共荣的关系。作为壮族文化表征的“刘三姐”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实现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整合。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一次为“刘三姐”文化嵌入中华民族认同叙事当中提供了新的机遇,展现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共有的文化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下,“刘三姐”文化在广西盛行和重新塑造。进入21世纪以后,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印象·刘三姐”、“壮族三月三”等节庆活动的不断推动下,“刘三姐”文化具有的现代性和国际性更为突出,成为广西、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走向民间,许多与“刘三姐”文化相关的歌谣和歌唱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刘三姐”文化获得更为广泛的集体认同。通过历史、地缘和文化的表述,展现出“刘三姐”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重构。可以认为,“刘三姐”故事的一系列叙事与歌谣文本,体现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刘三姐”作为壮族歌圩的“始祖”,被岭南各民族拥戴,各民族通过传承歌唱习俗,使“刘三姐”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虽然存在一定地域性的区别,但其“歌圩始祖”的核心却是相对一致的。“刘三姐”歌仙意象的符号谱系既是多元互涉的,又是多民族共创与共享的。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现实生活,“刘三姐”故事所反映的歌唱习俗共享机制,彰显了历史上岭南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互相吸纳文化因子,各民族历时性发展与共时性交融产生的多样性。“刘三姐”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刘三姐”不仅以典型的符号形象记载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理念和思想感情,体现着民族艺术的文化精神与特色,还以可视、可感的物质外化的符号形象,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历史延续,使“刘三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标识性符号,向世界推广。“刘三姐”艺术也成了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向世界推广。多年来,“刘三姐”都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项目之一,肩负讲述“中国故事”的使命,展示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不仅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还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