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与治理

2023-05-03 10:22叶林峰
新闻研究导刊 2023年4期
关键词:舆论引导新冠肺炎疫情媒介融合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当疫情来临,各地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也面临舆情的考验,以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处理为例,探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应对具有典型意义。文章以2022年初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采用个案分析、阐释分析等方法,对当地政府、媒体、公共机构、个人等在舆情中的表现进行研究,总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特征有:信息来源多样,舆情发展迅速;虚假信息不断,恐慌情绪蔓延;社交媒体传播广泛,“茧房效应”明显;媒体融合满足受众多元需求,官方和民间舆论场实现贯通等。文章认为,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处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信息治理有短板,媒体与相关各方配合不够;一些媒体欠缺主动,舆论引领能力不足;网络谣言滋生,稀释和消解主流话语等。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多措并举,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与治理:完善应急机制,加强政府信息治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舆情规范化管理;主动引导舆论,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坚持正面发声,推动舆论监督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其中,媒体是关键一环,应着力加强媒体建设,占领舆论的“主阵地”,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补,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引导中发挥“定盘星”的作用。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应对;舆论引导;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4-0069-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2年度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一般项目“西安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与治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ND0131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有必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出现是对政府应急水平的考验。在众多应急措施中,舆情应对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应对得当,就有助于事件平稳发展和有效解决。反之,则会对舆情的发生、发酵、发展推波助澜,加剧紧张局势,给事件发展和解决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和后果。

2021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在西安集中暴发,短短十几天,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000人。突如其来的疫情,引起了中央媒体、外地知名地方媒体和陕西当地媒体的关注,传统媒体、新媒体纷纷参与,对疫情期间的社会舆论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此次疫情的各路报道整体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此为例,研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与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特征

(一)信息来源多样,舆情发展迅速

一是信息来源多样。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等纷纷对疫情进行解读,自媒体人、普通民众不时发布不实或虚假信息,或者所发布信息相互矛盾、前后不一,对舆情的发生、发酵、发展推波助澜。二是信息传播渠道多元。西安疫情发生后,受到各方媒体关注。除了中央媒体、外地知名地方媒体,陕西本地媒體无疑是宣传报道的主力,比如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推出的《抗击疫情 陕西在行动—融媒大直播》节目和西安网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抗击疫情 西安有力量》节目,传播广泛。而“三微一端”等社交媒体传播的疫情信息更是不计其数。三是舆情发展迅速。疫情一经发生,信息就呈现裂变式传播,社会舆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有关部门舆情应对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虚假信息不断,恐慌情绪蔓延

西安疫情暴发后,网络上出现了数十条谣言,这些谣言大部分引发了网络围观,扩散范围广,社会危害大。比如,2021年12月23日出现的确诊病例“三角恋”的谣言,网上流传一张传播链分解图,在病例之间标注“情人”关系,并传言此次疫情传播因素之一,是西安首例病例与一诊所的护士为情人关系。经核实,该图盗用华商网12月18日制作的新闻作品图片。该信息为虚假信息,造谣者被拘留。

据新京报报道,截至2022年1月10日,西安此轮疫情以来已有30多人因造谣传谣而被查处。疫情中谣言不断,极大地刺激了公众,导致恐慌情绪蔓延。

(三)社交媒体传播广泛,“茧房效应”明显

在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早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资讯的主要渠道,疫情下更是如此。在社交媒体圈里,具有相似价值观、喜好及阅历的人群更愿意依赖部落化或社区化的“小圈子”获取信息、分享观点,这就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1]。“茧房效应”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人群的观点趋向极端,理性中和的声音被淹没。此时受到个别人的蛊惑,群体的情绪很容易被左右,污名化、地域歧视等言论时常出现,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2]。西安疫情中,一些居民小区封闭管理时间较长,人们生活空间狭小,获取信息方式单一,“茧房效应”较为明显。

(四)媒体融合满足受众多元需求,官方和民间舆论场同频共振

西安疫情报道充分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优势。疫情中采取了严格的管控举措,但总体上社会稳定、民心安定,这主要得益于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有效贯通。疫情暴发后,主流媒体大量正面报道疫情中的人和事,积极引导舆论,对民间舆论场产生良好的影响[3]。尽管针对物资保障不畅、看病难等问题出现了一些批评声音,但主流舆论坚定认可并支持政府的防控措施,赞扬医务工作者、警察、志愿者等的付出和坚守。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纷纷发掘身边的凡人善举,传递爱心和正能量。

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应对舆情面临的挑战

(一)信息治理存在短板,媒体与相关各方配合不够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管理部门的信息治理水平是化解舆情危机的关键,而优化信息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信息治理[4]。此次西安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暴露出政府信息治理还存在短板。比如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调节议题的走向、热点话题的引导等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媒体与政府、公共机构、专家学者、受众等相关各方配合不够。

政府、公共机构、专家学者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准确、科学、通俗易懂,决定了媒体能否发挥准确传递信息和安抚社会情绪的作用,而且前者的作用发挥也离不开后者[5]。因此,需要媒体发挥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功能,促进社会的有效沟通,保证媒体与有关各方的高度互信,形成默契配合。

(二)一些媒体欠缺主动,舆论营造与引领能力不足

地方政府和媒体在面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媒体欠缺主动作为,营造和引领舆论的本领不够[6]。特别是一些新媒体把关不力,舆论监管不到位,导致舆情汹涌;一些言论片面追求点击率,观点偏激,为批评而批评,结果只会激化社会矛盾,无助于事情解决[7]。这些表现归结起来就是媒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不强,营造舆论、引领舆论的能力不够。在重要问题上“失声”,被一些新媒体发布的言论带着跑,对新闻事件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和客观理性的分析,人云亦云等。

(三)网络谣言滋生,稀释和消解主流话语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如果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发布有效的信息,就会形成信息“真空”,为谣言滋生制造空间[8]。此次西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由于情况未明,类似“整村人被拉出去隔离”的谣言四处传播。谣言滋生不仅引起社会恐慌,而且稀释和消解主流话语,不利于抗疫大局。

谣言多发生于新媒体。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通过电脑、手机等平台浏览、发布、转发和获取信息,这为谣言的扩散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谣言影响主流话语的塑造,极易导致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泛滥[9]。在抗击疫情时,则表现为渲染恐慌心理、加剧社会对立、拖政府后腿等。

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的策略

(一)完善应急机制,加强政府信息治理

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其中重要一环是加强信息治理。首先要做到及时公开信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只有快速公开相关信息,才能掌握舆论主动权,消除社会恐慌,减少各种流言和猜測[10]。其次要准确发布信息。错误的信息会增加工作难度,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力偏向,造成社会混乱等。最后,完善舆情管理机制。要不断改进舆情搜集研判机制,特别是准确判断舆论场对整个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并依次进行议程设置,以实现不同舆论场同频共振的效果[11]。

(二)健全法律法规,强化舆情规范化管理

一是健全法律规范,确保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中有规可依,权责明晰。二是制定流程标准。需要结合舆情应对策略和政府工作流程,完善相关标准体系,以便在类似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有章可循,提升舆情应对工作的时、度、效[12]。三是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考验政府执政水平,如果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就可能引发舆论危机,或者导致“次生舆情”发生[13]。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特别重视行为本身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不断自我反思,依法依规施政,及时与公众保持信息沟通和互动,维护自身的正面形象。

(三)主动引导舆论,发挥主流媒体作用

促进媒体主动作为,强化正确引导舆论的意识、理念、方法和手段,其中主流媒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媒体应该主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主动发声,主动设置议题,不断增强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要尽快形成媒体主动引领舆论的一整套机制,尤其要总结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做法和经验。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需要主流媒体“挑大梁”。要以优质的服务满足受众的需求,以有品位的内容深入受众心灵,以新颖的手段吸引受众[14]。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体系和传播内容的优势,以资源共享、操作便捷、功能丰富、内容真实强化受众对主流媒体的信息依赖。

(四)坚持正面发声,推动舆论监督发展

人越是在面对灾难紧张的时候,越是需要正能量。媒体正面报道,有助于减缓、化解或消除公众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情绪,提振公众信心,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参与救援,快速形成同舟共济、人人负责的大好局面[15]。比如,此次西安疫情中,媒体多次报道一些小区自发呼喊“西安加油”“中国加油”的口号,共唱《义勇军进行曲》《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向社会传递了温暖、感动和力量,有效凝聚了人心。

此外,媒体正面发声不仅有利于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还有利于促进舆论监督的发展。如今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舆论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大,而这种力量需要媒体加以引导,才能发挥积极的、理性的、建设性的作用。

(五)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此次西安疫情期间,西方媒体又一次借机抹黑中国抗疫政策。这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行为再次令人警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发展中,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十分重要。中国主流媒体应主动作为,将中国声音传播出去。应考虑在现有传播体系的基础上,再发展、整合多家大型主流融媒体平台,以国际传播为主,国内国际并举,提升国际传播实力。应坚持以中国叙事为主,融通中外,提升用国际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坚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促进政府、媒体和个体力量形成国际传播合力,促进中外媒体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传播氛围。

四、结语

当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应对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媒体,如在信息治理体系中,媒体与政府、公共机构、专家学者和受众的互动机制还不健全;在舆论引导机制中,媒体营造和引领舆论的能力还不够,欠缺主动作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大力发挥主流媒体作用,推动舆论监督发展,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早日形成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补充、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相互促进、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日臻成熟的传媒格局。同时,辅以强化机制和法治手段,促进舆情管理规范化、法治化,不断完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与治理。

参考文献:

[1] 张彩霞.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生态与引导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舆论生态与引导的反思[J].山东社会科学,2020(10):100-107.

[2] 沈正赋.社会风险视野中网络舆情的生成、传播及其信息治理: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网络信息的梳理与阐发[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9):140-147.

[3] 陈坤,苏妍竹.新冠疫情防控舆论引导与我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建构[J].学习与探索,2021(1):74-78.

[4] 林心宇,任映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及引导机制研究[J].学术研究,2021(7):65-68.

[5] 裴广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体作用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中国编辑,2020(7):38-41.

[6] 吉喆.融合媒介环境下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应对与引导:以“新冠肺炎”为例[J].文艺争鸣,2020(11):193-195.

[7] 吴丹.新媒体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J].新闻爱好者,2021(10):83-85.

[8] 靖鸣,王敬云.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对舆论监督影响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J].中国出版,2021(2):49-53.

[9] 张文祥,杨林.多元对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治理[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4-30.

[10] 潘思铭.全媒体传播下城市应对公共危机的新举措:以广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青年记者,2020(9):33-34.

[11] 王晶晶,邢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提升策略[J].新闻爱好者,2020(9):22-26.

[12] 劉海明,宋婷.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J].新闻界,2020(10):11-21.

[13] 袁丰雪,周海宁.涡轮传播模式下突发事件的舆情演进特征与治理模式: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21(8):168-174.

[14] 丁柏铨.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提升[J].中国出版,2020(18):8-14.

[15] 冯伟.重大突发事件与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以“突发新冠肺炎公共卫生事件”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6):99-101.

作者简介 叶林峰,讲师,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猜你喜欢
舆论引导新冠肺炎疫情媒介融合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科学研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冠肺炎疫区高校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与行为应对
公共卫生学科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凸显
网络语言暴力现象及对策分析
法制节目策划的再创新
新闻媒体坚定文化自信的思考
大数据、网络舆论与国家治理
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记者素质的要求
2011—2016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