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难题的新突破

2023-05-09 13:59许经勇
北方经济 2023年4期
关键词:三农劳动力城乡

许经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贫困落后是传统农村的代名词。习近平总书记分析福建省宁德地区贫穷的根本原因是:封闭性的小农经济一统天下。那么如何让广大农民群众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呢?

第一,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此,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因势利导地赋予家庭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经济社会的体现,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的完美结合。而我国农村改革第一步,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对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重大的作用。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切不可动摇。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集体统一经营被破除了,新的集体统一经营没有随之建立起来,面临着集体统一经营缺失,集体的优越性发挥不出来。因为全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都不是实行包产到户,而是实行包干到户,只包上交集体提留和国家税收,后来这两类上交都取消了,生产队不再是一级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集体统一经营名存实亡。只好以农村基层组织取而代之。由于其经营形式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不能实行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很难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客观上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这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家庭农场不同于小农户经营,是建立在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农民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社会化服务,并带动农户经济和集体经济协调发展,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得以不断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第二,要就地转移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

我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即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得潜在的隐形的富余劳动力转变成现实的富余劳动力。如何把这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有限的耕地上转移出去,向广度深度进军,是引导广大农民从贫困中摆脱出来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让城市全部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已被我国城市化的实践所证明。即凡是农村劳动力输出较多的省份和地区,都是比较贫困的;凡是农村劳动力输入较多的省份和地区,都是比较富裕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与其相联系,凡是农村劳动力输出较多的省份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出现“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劳动力老龄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传统思想观念,指出:“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是相对现有耕地而言的,如果针对大农业而言,并不是绝对富余。”当我们“用改革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这件事,会惊喜地发现:我们又获得了一种极其宝贵、可待开发、可能创造巨大价值的崭新资源,我们应及时疏导,把富余劳动力引向山海开发,进行农副产品深度加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抓住这一机遇,推动农村经济上新的台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较好选择是:从空间说,提倡就地消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从方向说侧重于大力发展大农业,推进山海开发,鼓励富余劳动力因地制宜转移。”如果说小农业是封闭式的自然经济,那么大农业则是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是通过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多层次开发,就地转移富余劳动力,这种转移方式,既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避免人口过度集中大城市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不会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悬殊,不会出现目前广泛存在的“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劳动力老龄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城镇化模式,主要是采取就地转移的模式,即就地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转移。浙江省是全国小城镇经济和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已经形成的中心城市并没有向外围农村显著扩张,反而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涌现出众多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小城镇,有效地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长期位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4年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小一个百分点。

第三,必须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

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加 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为发展农村大农业提供智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大农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发展那一种形式的大农业,都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就必须把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即要重视智力投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把农村人口多看成是一种负担,并强调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一种极其宝贵、可待开发、可能创造巨大价值的崭新资源,我们应及时疏导,把富余劳动力引向山海开发,进行农副产品深度加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抓住这一机遇,推动农村经济上新的臺阶。”那么,如何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必须把教育搞上去。“经济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的统一过程,其基础在于教育。”“我们必须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看问题,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努力实现教育、科技、经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经济的不发达,决不能成为不办科技教育的理由,相反正因为经济不发达,我们更要有兴办科技教育动力和压力。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不能等经济发展了再来办教育。”特别需要指出,当前我国农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有赖于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更应当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第四,必须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转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結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现象。但是,我国的特殊性是把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化,又称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要素以不等价原则单向流入城市。这是农村之所以落后于城市的制度性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换句话说,“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那么,如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指导思想是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能够带动农村同时发展的城镇化,把小城镇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新型城镇化的重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重点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尽量缩小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即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而乡村振兴战略则是把重心放在乡村领域,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的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制度保障是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在理顺城乡关系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城乡不平等交换问题还比较突出,导致农村要素大量流向城市,乡村发展缺乏要素支撑动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的调节作用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为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扫除体制性障碍。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必须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地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另一方面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村要素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局面,引导城市要素流向农村,即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也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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