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大将侧影

伊方

谭政，原名谭世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大将，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湘乡楠竹山村。1927年9月，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谭政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他总是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乐观的精神勇挑重担，不断开拓进取。这位“教书先生”出身的政工大将，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运用手中的笔以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悬挂在北京钓鱼台谭政故居的一副楹联，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一生：“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生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宁正不阿高尚风范启后人。”

“领导干部要做清正廉洁的带头人”

谭政一生高风亮节，始终秉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堪称党内楷模、军中典范。他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谨慎谦虚的革命家政治风范，令熟悉他的人都赞叹不已。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0多年间，没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有熟人来看望他或者谈工作，赶上就餐时间，他也只让炊事员临时加个菜，一同就餐。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他的贵重礼品如照相机等，回国后都交给画报社等专业部门公用。他经常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的讲话勉励自己。他十分注重子女教育，要求子女做自食其力、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人，告诫他们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沾边，公私界限要分明。他的一生清廉为公、行为磊落，不计较功名利禄，一心向着党和人民。他的生活节俭朴素，省下来的钱都捐给了生活困难的群众和灾区人民。

解放战争时期，谭政曾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我军在东北战场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对富饶的东北大地和勤劳的东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79年春天，年过七旬的谭政重返东北大地，一方面想看看自己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同时也想做些调查研究。为了防止当地政府为自己搞特殊招待，谭政一到长春，就立刻让秘书告诉地方接待人员和宾馆负责同志，要他们一切从简，按规定办，不能超标准。

前面几天，当地都按照谭政的要求照办了。到了临走的这一天，当地政府为了向受人崇敬的老将军表示一点心意，举办了一个欢送宴会。谭政来到餐厅时，发现桌子上摆着各种名贵菜肴，旁边还放着一箱茅台酒，立刻发火了：“太不像话了，谁让你们搞这些特殊招待的？难道我们党的一些制度规定都是摆着看的？难道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今天就过时了？”随后，他转身高声对秘书说：“走，饭我们不吃了！”最后，还是接待的同志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答应茅台酒不喝，名贵菜撤掉，谭政才出于礼节吃了这顿饭。

一直以来，谭政都秉持着艰苦朴素、谨慎谦虚、严于律己的革命传统精神。即使他出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也仍然和之前一样，始终保持普通士兵的本色。他的长子谭泽代回忆道：1965年，父亲离开北京前往福建担任副省长的时候，全家要带走的东西仅占了卡车车厢的一个小角落，仅是一些衣物和书籍，公家配发的东西连一只凳子都没有带走。国家配给他的一辆车，10年下来都没有跑到3万公里。

1979年春，谭政出差途经湖南，住在长沙市蓉园宾馆三号楼。谭政是湖南湘乡人，由于工作繁忙，他已经几十年没回过家乡了。随行工作人员知道他思乡情切，便建议他回老家看看。谭政说：“我是想回去看看，就怕我一回去，家里人知道了，利用我的关系向政府提这要那，这不就给政府添麻烦了吗？”后来，在大家反复劝说下，谭政终于下决心回去一趟。临行前，他嘱咐说：“告诉县政府的同志，这次我来湖南，只是回去看看家乡的建设和变化，千万不要通知我的亲属，免得他们打着我的旗号找政府的‘麻烦。”在湘乡，谭政参观了工厂、学校、剧团，还听取了县政府的工作汇报。返回长沙时，县领导为感谢他对家乡人民的关怀，送给他几包茶叶和云片糕等土特产。谭政说：“中央三令五申，不请客送礼，不搞特殊化，我们都要带头遵守。这个礼我不能收。”回到蓉园宾馆后，接待处工作人员拎着土特产找到谭政说：“谭老，县政府的同志把东西硬放在车里了，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您就收下吧。”谭政考虑到退回去费时、费力、费钱，便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代我付款给县政府。”他还对接待处工作人员说：“下不为例！”随行工作人员马上按谭政的指示办了。没想到，午休时间还没过，谭政就去敲工作人员的门，并严肃地问：“你付钱给县政府了没有？”工作人员说付了，并拿出付款单据给他看。谭政点点头，又追问：“你付了多少？”工作人员说：“付了15元，我估计差不多。”谭政一听， 语气更加严肃地说：“差不多可不行，我们不能随便收人家的礼品，这是党的纪律，我们要严格遵守。领导干部要做清正廉洁的带头人。你再付15元，并代我表示歉意。”

千方百计抓文化学习

谭政一生都非常重视学习，他不光自己认真学习，更重视整个部队的文化学习。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谭政也会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抓干部战士的文化学习。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谭政时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他对部队文化程度进行了调查，发现红一师官兵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甚至连师长李聚奎、团长杨得志等写个战斗报告都十分困难，每个连队能自编墙报的战士就更少了。红一团第一连和第七连，全连只有两个识字的，连个工作报告、战斗情况简报都起草不了。谭政下决心要改变这一局面，他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在红一师部队中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运动。

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对学习文化的畏难情绪，谭政首先耐心宣传学文化的好处，他对指战员们说：“学习文化大有好处，有了文化你可以看书、看报，懂得很多道理，还可以总结战争经验，教育部队。”部队一休息下来，就举办学习班，除政治课之外，还开设文化课，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当教员，为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战士上课。谭政还创造出许多文化学习的好方式：比如分配识字任务，让战士用木棍在地上练字，把“识字条”贴在背包上，行軍时抬头见字；途中休息时互相提问，利用打仗间隙的休整期，举行识字测验，评比识字先进者，对成绩突出、进步快者给予表彰奖励。在谭政的指导下，红一师的文化学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学习也颇有成效。谭政在一份部队识字运动总结报告中写道：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不认识，现在能认识20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50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这是一条经验，就是部队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军队。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曾回忆说：“战士动员、写总结报告，都是谭政的事，我就管打仗。但是我写报告、写文章，谭政给我的帮助很大，我有不认得的字就找他。”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时期，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提高全军官兵的文化素质。谭政觉察到，我军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素质较低，这种状况与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很不适应。1953年，谭政在中南军区部队组织文化扫盲运动，要求部队官兵学习文化，在调查清楚情况的基础上，先搞试点。在中南军区部队文化教育取得成效之后，他又及时向军委总政治部提出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的建议。谭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参加了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和干部政治教育大纲、文化教育十年规划的制定，1956年6月，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建设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对于新阶段军队政治工作，谭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技术条件的重要性大大提高。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技术与人同样重要，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军队才能发展壮大。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我军现代化改革、正规化建设事业，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他高瞻远瞩，强调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措施。

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谭政非常重视抓部队的文化教育，他提出结合脱产学习和在职学习等多种形式，普及文化，使军队中所有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水平，同时加强对普通战士的文化教育。在全军文化教育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1958年，谭政又主持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针》《海岛工作纲要》和《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在全军迅速掀起了向文化科学知识进军的热潮。谭政的这些主张，对部队建设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习文化后，官兵干部理解能力和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办事思考更加条理化，工作和业务能力显著提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大大增强。

谭政80寿辰时，徐向前元帅在给他的贺信中写道：“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