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施鹏鹏：细节决定成败

刘亚

这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属于偏双重性格，更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在高校上课时，我接触的是年轻学生，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心理和关注点，就难以上好一堂课。获取最新知识的最便捷来源是互联网。要做好教育，就要了解年轻人，学会转换角色，像年轻人一样成为网络使用者和倾听者。

虽然我时常上微博、发微博，但实际用微博的时间很短。新的表情包和动图是我偶尔看到就会顺手存起来的。因为按照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图片和视频比文字更具可视化冲击力。现代生活节奏快，微博比较受大众欢迎。同样，短视频平台也很受欢迎，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很愿意接触各种新媒体。

我对学生要求严格，这可能与我在法国求学期间导师对我要求严格有关。法国求学给我影响最大的事情是“细节决定成败”。我的导师西玛蒙蒂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老师，和我也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师生关系。虽然我的语言能力很强，但用法语写博士论文仍然有难度。在修改论文时，她经常把我的论文改得像花猫一样，一页纸甚至可以改几十处。

写博士论文期间，有两件“小”事让我受益终身。第一件事是特殊符号的全角和半角。我用的是中文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因此某些特殊符号会自动转化为全角符号，导师西玛蒙蒂教授对此非常生气。她说：“我希望你提交的是一份你认为最优秀的论文……而我提供的意见则是专业的学术意见，我不愿意看到非专业问题。”

第二件事是学术引用。我论文中的所有引用都严格按照学术要求，本以为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西玛蒙蒂教授还是在稿件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百思不得其解，她才解释道：“你引用的一些书目，已有最新版。请参见最新版。”我这才恍然大悟。在法国，许多经典作品，尤其是教材的更新速度很快，通常一至两年就会出新版本。作者的观点可能在新版本的作品中得到修正。因此，引用原则上必须以最新版本的作品为限。

回过头看，可以说是导师的风格影响了我现在的教学工作，对文章精益求精，对学生要求严格。另外，我还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是主流的法科大学，本身对学生的专业要求就较高。另一方面，我深刻理解了“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句话的意义。法律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高超的法律素养，未来在实务工作中就会很可怕。任何一个错案都会给自己、他人和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尤其是我们政法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这些人在一流的法学院毕业并取得很高的学历，如果没有接受过严谨的法律训练和思维训练，对整个法治事业的伤害就很大。

在学术界，大陆法系目前还比较空白。我们努力做好学术研究，为的就是尽可能去弥补一些空白。语言是打开这个国家和世界的钥匙，要了解这个国家，必须先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我的导师孙长永带我进入了法律的世界。他有一句口头禅：“每学会一门语言，就相当于掌握了打开一个民族的钥匙，打开一个国家历史的大门。”现在世界上还存在一些主流国家或者非主流国家，它们曾经在历史上辉煌过，有独立的语言和文化。如果想了解它们，那就要去了解它们的过去，了解它们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学习它们，才能明白我们中国之路该怎么走。

我認为学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不管资历高低，我们生来就会说话，只是说不同方言罢了。就像说普通话、闽南语或客家话，只要下决心去做这个事情，持之以恒，学外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虽然每个人的天赋不同，但每天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努力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做了几件在学术界看来性价比很低的事情，那就是学了八门外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专注于学习外语，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而不是应用型的研究。这样厚积薄发，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成功。

挂职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副厅长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每位检察官和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他们所处理的案件不仅关系到几个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老百姓对公平公正的感受。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必须从学校阶段开始，培养学生严谨的法律思维和扎实的法律功底，以避免他们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犯下严重错误。

挂职期间，我与许多检察官和司法工作人员互相启发、互相讨论，共同探讨许多法律问题、事实问题和证据应用问题，这些讨论非常严谨和慎重。我认为，这种严谨的法律思维和习惯，最早是从高校开始奠定的良好基础。因此，我想告诉年轻的法律人，从现在开始，要培养自己严谨的法律思维和习惯，这将决定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对于法律人来说，阅读书目越广泛越好。我并不特别建议只读狭隘的书目，法律人除了阅读专业书籍，还应该广泛阅读更多的人文社科书籍。

至于我自己的书籍，我很想推荐和推销它们。我的书涵盖主流国家政治制度系列，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俄罗斯等国家的证据法和刑事诉讼制度。我的书与其他学者的书籍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涉及更多的比较法，包括国际主流国家和一些非主流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的书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样本，这些参照不一定是借鉴，也可能是反思。

总的来说，我的书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国际场景。通过阅读我的书，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加入比较法研究，既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又具有国际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