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让人反思500年艺术史的迷案

涂思敏

针对一幅已经成型的作品，当艺术家对它进行再创造的时候，是什么让它变成了一幅截然不同的作品？这个“新”的界限在哪里？又是谁可以来决定或是评判所谓新作品是“新”的？

有关后现代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作品的讨论一直是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争论焦点。一方面，他被认为是视觉运动波普艺术的开创者之一，其作品对当时的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多以消费主义和名人文化为主要题材。他大量使用商标、广告和名人图像，用丝网印刷等工业化技术进行艺術创作，让作品像商品一样机械化、标准化，可大规模生产。而这些艺术创作手法被批评为“削弱了艺术的原创性与价值”。

2022年5月初，沃霍尔的经典作品《枪击玛丽莲》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95亿美元的价格售出，创下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美国艺术品拍卖纪录。伴随而来的是无数的争议与讨论：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到底是当代艺术还是变相挪用？

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灵魂发问。2022年10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现代艺术气息浓厚的案件。庭审中对簿公堂的双方当事人，一方是美国知名肖像摄影师林恩·戈德史密斯，另一方则是沃霍尔艺术基金会（该基金会在1987年沃霍尔去世后就接管了他全部作品的使用权）。而一切的起因，都要从戈德史密斯拍摄的一张肖像照开始说起。

戈德史密斯几乎给20世纪所有著名的摇滚明星拍过写真，从滚石乐队、涅槃乐队到鲍勃·马利和帕蒂·史密斯，可以说她的摄影见证了美国流行音乐史的变迁。1981年，《新闻周刊》委托戈德史密斯给歌手普林斯（艺名王子）拍照。在纽约的工作室里，戈德史密斯拍下了普林斯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白色衬衫、留着胡子，眼神望向镜头，看起来有点脆弱和忧伤。

尽管当时《新闻周刊》并没有采用戈德史密斯的照片，但她仍保留着该照片的使用权。

1984年，戈德史密斯同意了《名利场》杂志的请求，以400美元的价格将她拍摄的普林斯肖像照授权给《名利场》杂志作为“艺术家参考”。按照当时的协议，这仅仅是一次性的授权。随后，《名利场》杂志委托沃霍尔参考戈德史密斯拍摄的照片创作一幅肖像画。在《名利场》刊登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沃霍尔的创作仅是将“王子”的大头照截取了下来，并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将黑白照改成了紫色和红色，这幅作品被沃霍尔命名为《紫色王子》。

尽管这张照片是在得到戈德史密斯的授权下完成的，但在戈德史密斯不知情的情况下，沃霍尔还根据这张肖像照片创作了一个王子系列作品，其中包括14幅丝网印刷作品和2幅插画。它们被沃霍尔以各种方式进行修改，有的添加了丰富的手绘线条，有的增加了色彩鲜艳的图层。

2016年4月21日，普林斯逝世。为了向这位已故音乐人致敬，《名利场》杂志计划推出一期特刊。4月22日，《名利场》杂志的母公司联系了沃霍尔艺术基金会，并以10250美元的价格获取王子系列作品的使用权。这时，戈德史密斯才知晓王子系列作品的存在，并且特刊的版权页只有沃霍尔艺术基金会的名字，全然没有提到戈德史密斯。她认为沃霍尔艺术基金会的这种行为侵犯了她作品的版权，并向其收取版权许可费。不过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

2022年5月初，后现代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巨作《枪击玛丽莲》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95 亿美元售出。（图片来源：CFP）

2017年，沃霍尔艺术基金会在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先发制人地提起诉讼，认为沃霍尔根据戈德史密斯照片进行的再创作属于版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因而无须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也无须向原作者付款。2019年，一审法院认定沃霍尔的王子系列作品可以被直观地识别为沃霍尔的独特风格，该系列作品适用合理使用原则，构成了转换性使用。一审败诉后，戈德史密斯提起上诉。

2021年3月26日，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定沃霍尔的王子系列作品不构成合理使用，侵害了戈德史密斯的作品版权，并裁决发回下级法院重审。沃霍尔艺术基金会对二审法院的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最高法院于2022年3月同意审理该案。同年10月12日，沃霍尔艺术基金会与戈德史密斯双方在最高法院进行法庭辩论。

“合理使用”法则是美国版权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是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无须经过版权人的许可，即可使用该作品。其本义是通过在著作权所有人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兼顾原创者利益的同时更是为了鼓励创作自由。根据美国版权法的规定，对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无论是通过复制、录音或其他任何上述规定中所提到的手段，以用作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术交流或研究之目的，均不属于侵权。

而要确定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法则，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比如这个创作是属于商业目的还是出于公益教育；二是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性质，比如是纯粹的写实作品还是虚构作品；三是作品引用的部分在整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中所占的比例和实际作用；四是使用行为对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潜在市场或是价值的影响。

在这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考虑沃霍尔的作品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法则的关键因素是，沃霍尔的作品到底属不属于转换性使用，即有“新信息、新美感、新洞察和新理解的新作品”。

因此，法庭上争论的焦点变成了：针对一幅已经成型的作品，当艺术家对它进行再创造的时候，是什么让它变成了一幅截然不同的作品？这个“新”的界限在哪里？又是谁可以来决定或是评判所谓新作品是“新”的？比如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杜尚的作品《泉》时会感到疑惑，一个把买来的小便池放到展览上的行为怎么就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它怎么就颠覆并革新了传统艺术呢？

1983年4月12日，安迪·沃霍尔在他位于美国纽约联合广场的工作室“工厂”里。（图片来源：CFP）

在口头辩论中，大法官罗伯茨表示：“戈德史密斯的摄影作品只是告诉了我们普林斯长成什么样子，而沃霍尔的再创作则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在现代社会中的名人地位是如何去个人化的。”而大法官卡瓦诺表示，沃霍尔的作品在杂志上呈现和在博物馆里展现所代表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沃霍尔的另一名作《金宝汤罐头》放在博物馆里展示的目的并不是卖番茄罐头汤，而是让欣赏作品的观众去思考艺术家的创作目的。

在王子系列作品中，事情则复杂得多——有12幅原画已经被卖掉或在拍卖中，其中有7幅被不同的博物馆或是个人收藏家持有，有5幅作品则被捐赠给了沃霍尔博物馆，但沃霍尔艺术基金会持有着这一系列作品的全部版权。

在庭上，沃霍尔艺术基金会认为沃霍尔作品中的普林斯和戈德史密斯拍摄的普林斯肖像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戈德史密斯的黑白照片让普林斯看起来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而沃霍尔的丝网印刷作品创造了一个扁平的、非个人的、脱离躯壳的、面具般的外观。换句话说，戈德史密斯还原的是普林斯离开聚光灯后身为人的一面，沃霍尔描绘的则是作为偶像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普林斯。

然而，戈德史密斯表示，这只是一种个人的理解，无论在什么年代，哪怕是针对同一幅作品，艺术家、评论家和大众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可法官是法律解释者，并非艺术评论家，大法官马丁内斯表示：“这两幅作品的含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本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这种差异是否重要。”

尽管沃霍尔一案的讨论主要聚焦在艺术领域，但有法官担忧这起案件的裁决有可能颠覆大众对于版权的普遍认知。比如，在电影产业里，对一本书进行改编往往涉及大量的改变，情节、人物、中心思想都会发生变化，那为什么这些变化不会被认为是“转换性使用”，并且制片公司通常还会付版权费给原作者？

而大法官卡根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版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创造力，所以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不是全新且截然不同的。”

在沃霍尔方看来，沃霍尔本人的标志性地位以及他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让他的所谓“挪用”能够符合合理使用法则。因为大家都知道沃霍尔是谁，他的作品在表达些什么，所以很容易让大众明白他的王子系列作品有什么新的内涵。

对此，戈德史密斯提出反对意见。她认为随意挪用他人的作品而不支付费用的行为会让那些更具文化影响力的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名气并非践踏其他艺术家版权的门票”。事实上，对于很多名气甚小的艺术家来说，一旦他们的作品被大型公司盗用或是窃取，艺术界的权力不对等会使得他们的反击变得徒劳无功。

沃霍尔的画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复制品，他在概念和美学上与戈德史密斯的作品是不同的。导演兼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保罗·希诺尔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戈德史密斯的摄像突出了普林斯作为普通人的脆弱性，而沃霍尔的作品则强调的是普林斯被制造成一种文化产品，背后暗含着对人的异化以及冷酷的商品性。

在艺术家约翰·杜威看来，当前工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艺术家却不能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以艺术家仍然有义务使自己的作品变成“自我表现”的独特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不仅仅是小便池，而是对当代艺术家缺乏想象力的讽刺，以及对“艺术”和“非艺术”这一看似固若金汤的标准的打破。杜尚的解读为作品增添了无限新的意义，因而这是一种艺术革新性的表现。

2023年2月8日，另一场同样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艺术版权纠纷案开庭。2021年11月起，艺术家罗斯柴尔德在线上创作并发布了一系列以爱马仕标志性铂金包为灵感的NFT作品——100个色彩斑斓的假毛皮样式数字手袋。这100个作品在NFT市场上获得了极高的热度和追捧，最高以4.6万美元的价格售出。随后，爱马仕以其侵犯、淡化和抢注商标权为由把罗斯柴尔德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辩证双方多次援引沃霍尔一案的讨论来论证罗斯柴尔德的行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法则。罗斯柴尔德表示，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为了讽刺奢侈品行业对于动物皮毛的滥用”。而爱马仕方则表示：“他的作品跟艺术创作无关，仅仅属于一种商业行为。”最后陪审团认定，罗斯柴尔德创作和销售铂金包侵犯了爱马仕在元宇宙的知识产权和商标权。

回到沃霍尔一案，这场被《纽约时报》评价为“令人重新反思500年的艺术史”的案件由于影响重大，截至目前，美国最高法院迟迟未作出最终的判决。但这场关于艺术作品是“合理使用”还是“挪用侵权”的庭上讨论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2023年3月，《纽约时报》发文称，此案使全世界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都开始担忧自己馆中的藏品是否符合“合理使用”法则。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内的9家全美顶尖的博物馆在采访中均表示：“如果按照上诉法院的界定，梵高基于米勒作品临摹的《收割者》或是罗伊·利希滕斯坦基于DC漫画出版的图像创作的艺术品将不被视为构成‘转换使用’的标准。”布鲁克林美术馆总监在采访中表示：“一个没有了安迪·沃霍尔的美国艺术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不是为了讲述人类文明史上充满着想象力的故事，艺术博物馆究竟为什么存在？”

当戈德史密斯发文称，她会誓死捍卫自己作品的版权，因为“创作力的基础永远是打破限制性思维，冲破恐惧并承担风险”时，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正悄然而至。

艺术创作中的版权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正威胁着人类艺术家的创作。2023年3月15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了性能优化的第四代ChatGPT。3月21日，Runaway公司发布了第二代人工智能视频编辑模型Gen-2。此外，还有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等一系列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模型可以依照用户输入的指令要求，生成一幅不亚于专业画家水平的画作，并能根据新的指令快速进行修改。

近日，三位女性艺术家对个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平台提起了诉讼，她们指控这些平台侵犯了数位艺术家的著作权，因为这些平台在未经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用网络上搜刮来的50亿张人类画师的创作来训练它们的人工智能工具。这些无限数量的侵权图片正充斥着整个创意市场，将对艺术家的市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著名的图像公司华盖创意也在今年对一家人工智能生成器提出了诉讼，提出该生成器涉嫌使用未经许可的照片来创造人工智能图像。尽管人工智能生成系统是否涉嫌侵权是一个需要在法院解决的复杂问题，但这些人工智能模型的創造者都认为他们创造的人工智能图像是符合美国版权法的“合理使用”法则的。

或许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合理使用”法则的内涵与概念也需不断进行更新。而回到艺术创作本身，人类的艺术发展史其实可以被视作一个持续不断的“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着新的艺术形式与语言。就像沃霍尔所说：“别想着要创作艺术，做就对了。让别人来决定它的优劣，是喜欢或是讨厌。在他们作决定的同时，继续创作出更多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