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会员证一段不凡使命

章建明

浙江桐乡唱片收藏家寿小钧一直珍藏着一份特别的藏品，那就是其父寿国钧、其母陆凤生的农民协会会员证。它们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有着不一般的意義。

这两本会员证为红色布面包装小本，封面印有繁体“浙江省农民协会会员证”字样，内页有“浙江省嘉兴专区农民协会委员会图记”印章，会员信息登记页有会员姓名、性别、年龄、成份、籍贯、住址、所属农会、职务等栏目。两人的入会年月均为1949年9月，发证年月分别为1953年1月与3月，并盖有发证机关“桐乡县农民协会委员会炉头区民建乡”印章。会员证还包括好会员标准、会员权利、会员义务、会员费收据等内容。

上世纪50年代寿国钧、陆凤生的农民协会会员证

回顾其背后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筹粮支前、剿匪、土地改革与社会重建的多重压力下，地方政权亟需建立一套能快速汲取资源、有效动员并整合乡村的组织体系。彼时乡村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数量有限，旧的保甲组织又与新中国乡村社会整合的目标存在着内在冲突。因此，成立农民协会、重组基层组织、整合乡村秩序，是当时农村巩固新政权的头等大事。

据《桐乡县志》记载：1949年5月桐乡县解放后，县委以雇农、贫农为骨干，积极筹建县、区、乡、村四级的农民组织。同年6月，城关、屠甸、石湾、青镇、濮院5个区建立了区农民协会；8月，殳山乡、杨园乡、民厚乡、永新乡、报恩乡建立了首批乡农会；12月，全县16个乡（镇）202个村先后建立了乡村两农会。1950年3月，当地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建立了县农民协会，以县委民运部部长兼任会长（1951年4月起改称主任），并设副主任1人、工作人员3人至5人。1950年5月，桐乡全县四级农民协会全部建立，全县4个区、27个乡、205个村会员数63530人。

可以说，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组建、发展与整顿农民协会，完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更替，奠定了乡村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同时，其凝聚了民众，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换与精英替代，也建立了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

作为“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当时的农民协会是乡村组织体系中的核心组织，在巩固新政权、开展民主建政、投入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百业待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广大县农会组织先是筹草借粮，支援前线；后贯彻党在农村的合理负担政策，实行减租，废除高利贷，使贫苦农民受益，以顺利完成交售爱国粮任务，又协助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剿匪斗争。1950年，农民协会组织广大贫苦农民投入到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又推动捐献飞机大炮，动员青年参军入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49年下半年，刚刚解放的桐乡全县农民在区乡干部支持下，翻身做主人；1950年年初，在农村陆续建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由村农会提名，会员大会通过及上级批准，村级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行使村政权的职能，撤销保甲长制度。当时桐乡县（不含崇德县）撤销205个保、2874个甲，彻底摧毁了封建传统的组织基础。

自1953年开始，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会会员已都全部入社。上世纪60年代开始，桐乡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开河疏浚、平整土地，扩大耕地面积，使粮食、蚕桑生产获得大幅度增产。之后又在拓宽乌镇市河、运河弯道改直、开拓长山河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中，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巨大力量。

时代洪流中，像寿小钧父母这样的一辈人热情地投入到社会革新中。当时，民建乡农会就建在寿国钧所在的南王村，大家用“蚕选”的方式选出了第一位农会会长、第一届乡人民政府正副乡长。为了支持农民协会开展工作，寿国钧夫妇仅在1952年全年就交上了4000元的农会会员费。那时，夫妇二人已在京杭大运河桐乡段毛家渡渡口开了家中药店，一面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面尽自己所有力量投入到为农民服务之中。据介绍，寿国钧除了为附近村庄的农民与大运河上来往的船工医病拿药，还为他们免费写信。后来，邮政部门索性在他的永寿堂国药店里办起了邮站，一些条件差的农民来寄信，寿国钧往往还要给他们垫上邮资。

1953年8月，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展，村级农民协会消失作用；1956年1月，因撤区并乡，行政区划变动，区乡两级农会也相继撤销。历史使命虽然不长，但农民协会在当时规模之大、参与者之众、体系之完备、职能之广，以及对基层政权的过渡，都具有不凡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