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成长型思维与抑郁的关系: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中介作用

徐 艳,王道阳

(1.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2.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0 引言

抑郁状态是一种未达到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心理症状,与社会功能障碍、未来重度抑郁症发作的潜在风险相关[1]。中国大学生抑郁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28.4%[2],抑郁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认知功能、人际交往,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3]。

成长型思维作为一种可塑性的信念或心态,有研究表明增加成长型思维可以减缓抑郁等症状[4],这可能与成长型思维具有更高的心理弹性有关[5]。且在一项为期3年的纵向研究中,也表明成长型思维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6]。前人研究虽表明了成长型思维与抑郁的关系,但对二者间相关机制的研究尚不完善。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青少年期[7]还是老年期[8],抑郁与认知能力均存在高度相关。认知储备理论认为,越高的认知储备对疾病(抑郁)的起病以及预后都有积极的影响[9]。有研究表明认知能力中的操作智商与抑郁症的关系更为密切,操作智商主要涉及到注意能力和推理能力[10]。青少年时期是注意和推理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期[11],其中:注意能力通常是指选择性注意,即选择某种刺激而忽略无关刺激的能力[12];而推理能力本质上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分为归纳、类比两种[13]。对于成长型思维与认知能力的研究中,大量研究表明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在学业上有突出表现[14-15],可能是成长型思维提高了推理能力[14]或者是注意能力[15],进而促进学业的成长。

本研究拟对成长型思维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探讨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明确成长型思维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心理机制,为预防青少年抑郁提供理论支撑。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12月随机选取4所高中2 471名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现场发放试卷并且当场回收,最终得有效问卷2 417 份(97.8%) 。被试平均年龄(17.26±1.14)岁,其中男生1 014名(42%),女生1 403名(58%)。所有调查对象均排除重大躯体疾病,无严重认知障碍及无精神病史。所有被试的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2.1 成长思维量表 该量表是由Dweck编制,共20个题目。所有选项为Likert 4 点计分(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计0～3分)。总分0～60分,分值越高,成长型思维水平越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16]。

1.2.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该量表由Radloff[17]编制,共20个条目,用于测量当前抑郁症状的频度(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从“偶尔或无(少于一天)”到“大部分时间或持续(5～7天)”,赋值为0～3分。总分为0～60分,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18]。

1.2.3 注意/推理能力测验 由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全国项目组研制。推理能力测验由类比推理能力分测验和归纳推理能力分测验构成,类比推理能力分测验由数字类比推理任务和图形类比推理任务构成,归纳推理能力分测验是通过图形序列推理任务测查的。注意能力测验通过划消任务进行测查。划消任务以数字和短线作为刺激材料,要求被试在限定时间内划去既定的目标刺激,该测验主要考察儿童青少年在同时呈现2种或2种以上的刺激中选择一种进行注意而忽略或抑制无关刺激的能力。测验信效度良好,各分测验及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4～0.94[19]。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和PROCESS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本研究均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使用 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分析,选择模型4和5 000的样本量,置信区间为95%[20]。将成长型思维作为预测变量,抑郁作为结果变量,年龄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作为中介变量输入模型。当95%置信区间不包括0时,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8个,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9.38%,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21]。

2.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被调查对象的成长型思维、抑郁、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得分分别为(32.18±4.27)分、(25.69±14.56)分、(94.35±15.00)分、(103.67±22.09)分。将性别与年龄作为背景变量,与成长型思维、推理能力、注意能力、抑郁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与成长型思维、推理能力、注意能力均呈显著负相关,成长型思维、推理能力、注意能力两两间呈显著正相关,均P<0.01。见表1。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r)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main study variables (r)

2.3 回归分析 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成长型思维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对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加入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中介之后,成长型思维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样也显著;均P<0.001,详见表2。直接效应(β=-0.89)占比72.19%,总的中介效应(β=-0.34)占比27.81%(其中推理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20.41%,注意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7.42%)。成长型思维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测抑郁,而且能够通过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抑郁(见图1)。

表2 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中介模型检验Table 2 Mediated model tests for reasoning and attentional ability

图1 推理能力、注意能力在成长型思维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模型Figure 1 A mediating model of reasoning ability,attention 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mindset and depression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成长型思维与抑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个体拥有越高水平的成长型思维,其抑郁的程度越低,此结果与前人研究相符[6]。高水平的成长型思维个体抵御了压力性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情绪[5],降低了抑郁等内化心理问题的风险。Schleider的两项有关成长型思维的实验中显示,成长型思维的信息对青少年抑郁状态的影响是即时的也是延时的[4,22]。之后有学者肯定了成长型思维的干预手段[23-24],Alvarado等[23]认为拥有越高水平的成长型思维个体表现出越高的幸福感。Weisz等[24]认为拥有越高水平的成长型思维个体对事物的控制力越好,抑郁的风险更低。这种通过提高成长型思维水平的方式,对青少年抑郁有积极的预防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能力中的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在成长型思维和抑郁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即成长型思维可以通过提高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来降低抑郁水平。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的结果相符[10,15]。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具有可塑的自我属性,即认为推理能力、注意能力是可以改变的。加上倾向于挑战困难和接受新事物,拥有更多的刺激大脑运动的机会,从而加速了大脑认知能力的发展[5],对于正处于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发展关键期的青少年而言,拥有高水平的成长型思维可以更容易地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5]。实证研究也佐证了成长型思维是可以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15]。过往研究指出抑郁与认知能力存在相关关系[7],其中抑郁与注意能力、推理能力密切相关[10]。学界一致认为认知能力低是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危险因素,相较于智力高的群体,智力低的群体更易产生精神疾病[9],换言之,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越高的群体,产生精神疾病的风险越低。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青少年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可促进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发展,增加了认知储备,进而降低抑郁发生的风险,正契合了认知储备理论所提倡的通过提高认知储备来降低疾病风险的观点[9]。

综上所述,成长型思维可以直接负向预测抑郁,也可通过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抑郁。但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作为一个横断研究不能得出因果关系;其次,研究仅对认知能力中的推理能力和注意能力进行研究,未来研究可将认知能力中其他维度纳入其中。青少年群体因心理发育不成熟等因素极易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而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5],本研究通过探索成长型思维与抑郁之间的相关机制,以期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提供相关科学依据。

志谢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及北京师范大学的“赢未来”中职生心理发展特征追踪测评项目数据库的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