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银行在运行

● 冯雨昕

张幼珠与章亚玲住在同一个小区，做了20余年的邻居，从2019年起，两人成了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项目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在“时间银行”中，有需要的老人可以请住在附近的服务者提供陪诊、购物、聊天等服务。提供服务的老人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时间币”，并凭此换取奖励。

2019年6月，上海虹口区“时间银行”小程序上线，包括凉城新村街道在内的两个街道、一个养老院开始“时间银行”的试点工作。随后几年，南京、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试行“时间银行”。凉城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街道60岁以上的居民有33000余名，其中孤老、失独老人、独居失能老人等有1000多名，“像‘时间银行’这样的‘老老互助’是顺应当下的一个机制”。

“老朋友”

张幼珠戴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手脚麻利。上世纪90年代末，她进入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们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尚好，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志愿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

在这里，她见证了章亚玲的衰老。章亚玲的老伴去世多年，唯一的女儿定居国外，已独居6年。章亚玲是个外向的老太太，过去乐于参加社区活动。这两年，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行动越来越不便，只能成天待在家里。

服务次数多了，张幼珠成了章亚玲屈指可数的“老朋友”。两人平日保持着电话联系。章亚玲缺了小菜、少了药，都会找张幼珠帮忙购买，一年一次的照CT也是张幼珠陪着她去的。天气暖和的时候，张幼珠还会帮她洗头——否则她只能推着助行车，颤巍巍地去附近的理发店花几十元请人洗头，或是在家里小心翼翼地自己洗。

每提供一次志愿服务，张幼珠就可以获得一枚“时间币”，记录在“时间银行”小程序中。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最热门的服务项目是买菜、看病、配药和过生日。虽然“时间银行”对服务者的年龄并无严格划分，但通常是70岁以下的老人服务70岁以上的老人。

1.1.2 主要试剂及耗材 DMEM培养液(Gibco，货号11995500BT)、胎牛血清(Gibco，货号10099-141)、0.25%胰蛋白酶-EDTA消化液(Gibco，货号25200-056)、CCK-8溶液(碧云天，C0038)、葡萄糖测试盒(南京建成，F006)。

在刘青看来，张幼珠和章亚玲只是街道“老老互助”的缩影——“虹口区在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凉城新村又是其中老年人口排在前列的”。街道登记在册的“时间银行”服务者有140多人，持续服务近千名高龄或失能老人。

许多困境在这所“银行”里得到缓解。一位肺癌晚期的孤老阿公因为病情恶化，将近一周没能好好吃饭。街道接到求助电话，委派“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上门，他们叫来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太太，突然中风摔倒，“时间银行”的服务者送她住院，还帮忙买尿不湿和缴纳住院费。

还有一位90多岁的独居老太太，常常忘记怎么吃药，服务者会上门给她念药品说明书。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了家，也是服务者替她叫来开锁师傅。事后，她把新配的钥匙分了一把给服务者，还赠送了一张自己的相片。

从零开始的试点

2019年3月，民政部宣布将“时间银行”纳入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刚开始，凉城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刘青和同事们觉得“无从下手”。街道找来第三方技术公司，共同设计出一款名为“虹口养老时间行”的小程序。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分别注册认证后，“可以像点外卖一样”，在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或接单。

“能自己完成注册，弄明白小程序使用方式的老人，不到十分之一。”第三方公司的技术人员葛俊杰说。于是，他们在设计时给小程序留了一道“后门”：让街道和居委会批量导入认证信息。老人们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居委会，由居委会在小程序上代发需求。

刘青和同事们最终决定实行可操作性强的奖励措施，比如用3枚时间币制作一次西点，每5枚时间币观看一次红色电影，用20枚时间币兑换一把雨伞或是听一场老年健康讲座……不论服务的难度高低，每服务一小时给予一枚“时间币”。

街道与附近的电影院协调后低价购买电影票，相关的开支由街道财政支付，“平时动辄上百元的电影票，老人自己是不舍得去看的”。

刘青还想到，社区本就有为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分别针对孤老、优抚老人和失独老人，提供陪聊、陪诊、陪过生日等服务，于是他找来了三个社会组织的一百多名志愿者加入“时间银行”。后台数据显示，凉城新村街道已积累时间币近800枚。

1997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的陈功在写作有关养老方式的博士论文时，第一次了解到“时间银行”。后来，陈功发现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在1998年左右开始试行“时间银行”，用纸质“存折”记录时间币。陈功记得，当时提篮桥街道的街道主任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妇女，她在居民之间的声望很高，组织起街道互助，大家也都愿意参与，后来街道班子换届，这套模式逐渐没有人接管了。

在提篮桥街道的尝试之后，山西、北京、广州等多地陆续出现过与“时间银行”类似的社区互助机制，如“道德银行”“爱心银行”“公益银行”等，但往往规模很小，局限于一个社区、一条街道。由于体量小、设计不完善、服务兑现难等问题，最后基本上都难以维持。

但政策的大方向是向好的，2019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时间银行”。

陈功总结，国内的“时间银行”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据他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设计架构之外，另一个被业界广泛讨论的、亟须厘清的问题是，“时间银行”的运行模式到底是依托“公益”还是依托“市场”？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陈体标认为，“时间银行”要遵循需求原则，完善“时间币”体系，“要么有财政资金的支持，要么通过社会或公益组织的捐赠，在背后形成信用保障”。

▲ 张幼珠（右）与章亚玲在屋内攀谈 （图片来源：新京报）

在“时间银行”服务近4年，张幼珠攒下100多枚时间币。她兑换了几场红色电影的免费观影券。

以后是否用“时间币”换取他人服务自己的时间？张幼珠还没考虑过这些问题。“现在哪里管得到以后的事？眼下有事做，能帮到别人，自己也不觉得寂寞，就很好了。”

社区里的“一家人”

无人来访的日子里，章亚玲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偶尔会通过iPad查看远在国外的女儿家的监控视频，看女儿和外孙在做什么，进了哪个房间，什么时候吃饭，吃了哪些菜。

今年年初，她感染新冠，高烧至39摄氏度，一个人在家的日子很难熬，张幼珠的陪伴给了她力量和温暖。疫情时，张幼珠买来小菜和馄饨，放在她玄关门口的小车上，再按铃通知她，两个人隔着门说会儿话。现在，张幼珠每周总会来几趟。

“独居老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孤独。”陈功说，“老人们想与人打交道，‘时间银行’在这方面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体标也认为，“时间银行”主打的是非专业性的、精神陪伴类的服务。

同是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服务者的臧筛凤说，为老服务参与得多了，有时她从自家单元楼出发，“半个小时还走不出小区”，一路上都是老头老太和她打招呼、寒暄。

64岁的盛美芬经常为一位孤老做服务。老人性格内向，从不愿参加社区活动，自己整天闷在家喝大酒。不过一见到盛美芬，就管她叫“阿姐”，很愿意同她讲话。还有一位九旬独居老人，行动不太方便，但每每盛美芬傍晚进出小区，就会看到他站在自家窗户边向她招手，“好像是知道我要回家，专门在等我”。

这都是让他们感觉到自身价值的时刻。

“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啦，好多八九十岁独居的。”据臧筛凤观察，街道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还不到一半。十几年前，街道的几项为老服务还未推广前，她听说过“孤独死”的案例，独居老人在家中身亡，好几天都没人发现。街道重视为老工作之后，这种现象渐渐消失了。

这背后牵涉到居住结构的变化。“空巢和独居，通常代表着人口流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陈功说，“有些老人，你问他们愿不愿意和子女一起住，其实他们心里是不愿意的。”

放不下土生土长的家乡，章亚玲不愿去国外投奔女儿。因此，请个护工，再常常与“时间银行”的服务者联络，似乎是她目前晚年生活的最优解。以后如果身体机能进一步下降，她打算请一位住家保姆。章亚玲每个月有7000元的退休工资，请保姆勉强够用。

更多的老人则要窘迫些。

臧筛凤说，街道里八成以上的老人是职工退休，退休工资通常为每月四五千元左右，“一个住家保姆每个月至少七八千元”。最便宜的公立养老院，每月缴纳三千元即可，但排号往往要等好几年。收费比较贵的养老院，一般的老人负担不起。“房子卖掉可以住进高档养老院，但是没有老人愿意。哪怕是孤老，也舍不得卖。”

不少“时间银行”的服务者认为，未来，空巢、独居、孤老等现象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时间银行”成了调动资源、供给养老的有效平台，“可以缓解社区部分非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陈功说，“一家人”的社区文化就这样被打造了出来。

“我们理解的‘时间银行’，就是一本电子账簿，让我们做的事情可以留下痕迹。”臧筛凤说，只要身体允许，她将继续在“时间银行”服务下去。为更多的老人做点事，是她当下最直观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