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功能协调的山地丘陵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
——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董婷，杨朝现，杨璇，信桂新，魏朝富*

（1.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5；2.四川省耕地质量与肥料工作总站，成都 610045；3.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片区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庆 408100）

土地综合整治分区是高效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1]，对明确土地整治方向、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2]。《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提出优化土地综合整治格局，分区域加快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科学合理划定土地综合整治区的必要性。从现实情况看，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建设用地空间的不断扩张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空间和生态用地空间造成了持续不断的挤压，导致生产、生活、生态用地功能空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剧。因此，在充分厘清“三生”功能内在关系的阐释下[3]，通过科学合理划定土地综合整治区并因地制宜施以分区整治策略，已成为土地整治驱动国土空间“三生”功能协调的关键研究课题。

目前关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研究，主要从生态视角[4]、功能视角[5]出发，运用灰色星座聚类法[6]、自组织的神经网络[7]等方法，以省、市等行政尺度以及流域、丘陵山区等具有典型地理特征的区域为研究尺度[8−9]，在此基础上划定整治工程类型区[10]、整治潜力区[11]。随着土地整治分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目标已升华至通过“山水林田湖”的综合整治实现“三生”空间的持续发展。土地“三生”功能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其主要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2]，采用比较优势指数（NRCA）[13]、力学均衡模型[14]等方法，对“三生”功能进行识别[15]、评价与分类[16−17]，分析其在不同尺度[18−19]上的格局特征[20]、协同交互关系[21−22]等。“三生”功能的明晰对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部分学者在“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视角下，运用聚类分析、指标评价等方法，根据功能指数的大小划分不同层级的土地综合整治区，探讨土地综合整治目标与方向。

然而现有研究在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方法选择和问题导向上还有待完善。一方面，基于“三生”视角的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大多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按照功能指数的高低进行分区[9]，主要反映区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水平的高低，对“三生”功能不协调的主要矛盾重视不够，难以发挥土地整治驱动“三生”功能协调作用。另一方面，现有土地整治分区大多以耕地潜力评价为出发点，开展以问题导向为基础的单目标整治工作[23]，对影响区域实际的关键性或主导性因素重视不够，致使分区结果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土功能分区导向匹配度有待提高。西南山地丘陵区具有较强的地貌分异性和多样性，地形是制约土地空间分布与资源利用的主要因素[24]，应将其作为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策略的重要研究视角。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地形这一影响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的关键因素，选择西南山地丘陵区的重庆市江津区作为研究案例，在测度“三生”功能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性的基础上，从区域关键因素地形视角提出差别化整治策略，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之间的冲突矛盾，提升分区整治策略实用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有力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1 研究区概况

江津区（28°28′～29°28′N、105°49′～106°38′E）位于重庆市西南部，海拔在138～1 674 m之间，地处长江要津、三峡库区之尾，川东褶皱和川黔南北构造带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以低山、丘陵为主，南部以山地为主，其中丘陵占78.2%，低中山占21.8%（图1）。从自然条件看，江津区属于北半球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无霜期长的特点，土地利用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同时作为重庆市的林业大县，该区是渝西南的重要森林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从社会经济状况看，江津区是重庆市重要的粮食产地、能源基地，是长江之滨的综合交通枢纽，更是成渝双城经济区发展建设节点，粮油、柑橘、蔬菜等农经资源充足，2020 年农业产值达117.75 亿元，工业产值达481.21 亿元。从土地利用看，江津区2020 年耕地、林地占区域土地总面积比例分别为35.35%、42.02%，区内常住人口达148.20 万。综上所述，虽然区内生产效益较高、生态系统稳健，但土地资源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地块破碎、人居环境发展受限、产业布局分散，因此需要在协调“三生”功能关系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划定土地综合整治区以实现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包括矢量数据、栅格数据、社会经济数据：①矢量数据包括重庆市与江津区行政区划矢量数据、2020 年江津区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②栅格数据包括数字高程数据、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数据、土壤类型数据；③社会经济数据来自2020年重庆市与江津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表1）。

表1 数据来源及说明Table 1 Sources and provenances of data

1.1.3 数据处理

（1）运用ArcGIS 10.4 平台从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中提取耕地、林地、河流等图层。

（2）从数字高程数据中提取坡度与海拔图层，根据海拔高度将研究区地形划分为丘陵（海拔<500 m）和山地（海拔≥500 m），根据相对高差将丘陵地形进一步划分为浅丘平坝（0～50 m）、中丘（>50～100 m）、高丘（>100～200 m）。

（3）提取NPP数据计算得到多年平均净初级生产力，提取土壤类型数据并计算土壤侵蚀性因子。

（4）从统计年鉴中提取人口、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等数据。

（5）将以上数据汇总形成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基础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1.2.1 “三生”功能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逻辑框架

“三生”功能是空间环境与空间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25]，区域土地、人口、环境等各要素以特定的方式，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多样化需求[26]。土地综合整治分区是通过山、水、林、田等综合整治措施的落地促进生产条件、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的改善。“三生”功能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二者之间联系紧密，是目标指引与效果实现的关系（图2）。

图2 “三生”功能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逻辑框架图Figure 2 Logical framework diagram 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comprehensive func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zoning

生产功能是指从土地上直接或者间接获取产品的能力，耕地是生产功能发挥的重要载体，也是农地整理的主要对象[27]。生活功能是指能够满足居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提供生活保障与空间承载的能力[28]，生活功能的基本空间载体是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整理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以及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途径。生态功能是指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稳定[29]，发挥山、水、林、田的生态功能是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目标。“三生”功能相互之间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其中一项功能的恶性发展将会影响到其他功能的发展，同时也会给“三生”功能的整体效益带来影响[14]，因此只有在保证“三生”功能综合水平不降低的基础上保证其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28]。

由此可以看出，“三生”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土地综合整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合理构建提供有效的方向。土地综合整治分区是农地整理、生态保护与修复、建设用地整理等具体工程措施能够落地的基础，对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的优化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30]。综上，将“三生”功能的综合指数与耦合协调度进行组合，划分土地综合整治区，对于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1.2.2 “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评价

（1）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学术界关于“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没有统一的标准[3]，大多研究根据具体内容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基于“三生”功能视角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9]，考虑指标选取的综合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6]，并结合山地丘陵区本身复杂的地形条件，从生产、生活、生态3 个功能出发，构建“三生”功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Table 2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al index

生产功能选取坡度、土地垦殖率、地均农业产值、地均工业产值4 个指标，其能够直接或间接反映生产功能的强弱。坡度的大小决定了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的难易程度，即坡度越大，整治工作越难开展，直接影响土地的生产能力。土地垦殖率能够反映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率越高、土地垦殖率越高，整治难度越低，获得的产出效益也就越大。地均农业产值和地均工业产值能够间接地反映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土地获取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价值的能力也是对土地整治效果的间接反映。

生活功能选取路网密度、城镇中心可达性、人口密度、农村居民点连片性4 个指标，其能够反映生活功能的生活保障能力与空间承载能力强弱。路网密度直接反映道路的便捷程度，一个地区的道路便捷程度与生活水平密切相关[31]，同时其也能间接反映整治工作的难易程度。城镇中心可达性能够间接反映土地利用的主要发展趋势[6]，即越靠近城镇中心，农用地越趋近于非农化，土地整治工作的重点应以缓解土地利用冲突为主，进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农村居民点连片性反映农村居民点的聚集程度和土地整治工作的难易程度。人口密度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土地未来的整治方向，也能间接反映土地利用集约程度。

生态功能选取林地占比、湿地占比、自然保护区比例、水土保持率4 个指标，其能够反映水源涵养能力与水土保持能力的强弱。林地占比能够反映生态保护功能承接度的大小，林地比例越大，越有助于土地整治开展生态林网工程[32]。湿地占比能够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湿地比例会影响土地整治工程保护规划的难易程度。自然保护区比例在保持生态系统平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然保护区比例较大的区域，土地整治的重点应以保护为主。水土保持率反映水土保持的状况，水土保持率越高，对土地整治建设开发的约束性越小，土地整治工作的难度相对越小。

（2）指标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根据“三生”功能各指标的正向与负向贡献度，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间量纲差异的影响。公式为：

式中：X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Yij为指标的原始分值；Ymin为指标的最小值；Ymax为指标的最大值；i为功能数量；j为指标个数。

（3）指标权重确立

为了提高各指标权重的精确度以及避免其权重确立的主观性，本研究运用均方差决策法[25]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公式为：

式中：Fj为第j个指标的均值；∂j为均方差值；Wj为指标权重；m为功能种类；n为指标数量；i为指标类别；j为指标个数。

（4）“三生”功能综合指数测算

“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能够直观地反映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3 个功能综合水平的高低[9]，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33]计算生产功能指数、生活功能指数、生态功能指数以及“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公式为：

式中：E为“三生”功能综合指数；Ei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Wj为各项指标的权重；Wi为三类功能的综合权重；n为指标数量。

（5）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能够揭示地块与周围地块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与异质性，可以分析“三生”功能综合指数的局部聚集程度与离散程度[34]。本研究“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可分HH（高−高）型、HL（高−低）型、LH（低−高）型、LL（低−低）型、NN（随机）型。公式为：

式中：Ii为局部莫兰指数；wij为地块i与地块j的空间交互权重；xi、xj为地块i与地块j单元属性值；xˉ为地块单元平均值；n为地块单元个数；Zi为标准化统计量的阈值；E（I）为变量的理论期望值；Var（I）为变量的理论方差。

1.2.3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评价

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三生”功能协调度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可表征系统之间耦合程度的大小[21]，表示“三生”功能之间的实际协调情况，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协调水平，进而促使“三生”功能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趋近，彼此之间协调发展[14]，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结果。耦合协调度公式为：

式中：S为“三生”功能协调度；C为“三生”功能耦合度，其取值范围在0～1，越接近1，表明各功能之间的耦合度越大，越接近0，表明各功能之间的耦合度越小；D为“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Hp、Hl、He分别为生产、生活、生态权重；α、β、δ分别为“三生”功能贡献率的待定系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对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贡献同等重要，因此α=β=δ=1/3。

1.2.4 “三生”功能综合指数与耦合协调度指数相结合的土地综合整治分区

“三生”功能综合指数直观地反映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水平的高低，采用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分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在区域的聚集程度与离散程度。在“三生”功能综合指数等级分布中，由于LH、HL 型是呈现异常分布的区域，其会受到周围区域的影响而演化成HH、LL 型[35]，因此将LH 型划分为高值区，HL 型划分为低值区。HH 型是高值聚集的区域，LL 型是低值聚集的区域，NN 型则是呈现随机分布的区域，因此将HH 型划分为高值区，NN 型划分为中值区，LL 型划分为低值区，这样更能反映“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指数能够反映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相互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根据现有研究成果[36−38]，结合山地丘陵区实际情况对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划分。当耦合协调区间在[0，0.4]时，耦合协调等级为严重失调；当耦合协调区间在（0.4，0.5]时，耦合协调等级为轻度失调；当耦合协调区间在（0.5，0.6]时，耦合协调等级为一般协调；当耦合协调区间在（0.6，1]时，耦合协调等级为优质协调。

“三生”综合指数反映的是其外在综合水平的高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反映的是其内在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及“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对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具有目标指引的作用，因此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保护二者之间的优势、整治二者之间的弱势，进而达到土地整治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当“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较低、耦合协调度失调时，应对失调区域进行分类管控并提高其综合水平，因此将这类区域划分为重点整治区。当“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较低、耦合协调度为一般协调或优质协调时，在保证“三生”功能协调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选择的整治，提高其“三生”功能综合水平，因此将这类区域划分为选择整治区。当“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较高、耦合协调程度失调时，应重点调整用地结构，提高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协调性，因此将这类区域划分为保护整治区。当“三生”功能综合指数较高、耦合协调度为一般协调或优质协调时，需要加强保护与监管，防治其综合水平的下降以及协调度的失衡，将这类区域划分为不宜整治区。综上，共得到10 种组合形式和4 种整治类型（表3），该分区整治格局更能提高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的实用性。

表3 土地综合整治分区格局构建Table 3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zoning structure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生”功能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以及“三生”功能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布结果如表4 和图3所示。

表4 “三生”功能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Table 4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 index

图3 “三生”功能指数局部空间自相关分布Figure 3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distribution 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 index

生产功能指数HH、LL、NN 型分别占比35.27%、39.44%、24.36%，HH 型沿长江干流集中分布在中北部的浅丘平坝和中丘地区，灌溉水源充足，农业生产条件较好；LL 型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高丘地区以及南部的山地地区，其地块破碎，土地利用率有待提高，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较低（图3a）。生活功能指数HH、LL、NN 型分别占比32.65%、35.97%、30.51%，HH型主要分布在中北部的浅丘平坝和中丘地区，其交通路网密布，道路通达性较高，居民生活条件整体舒适度较高；LL 型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山地地区以及北部的郊区，较多地处研究区边缘位置，居民点分布零散，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给居民生活带来较多不便（图3b）。生态功能指数HH、LL、NN 型分别占比36.13%、39.65%、23.18%，HH 型主要沿着南部山脉及河流分布，其林地资源丰富，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LL型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中丘及浅丘平坝地带，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对土地产生了较大的危害，生态环境脆弱（图3c）。

“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分布总体呈北高南低的带状分布趋势，HH 型、LL 型、NN 型分别占比34.53%、38.32%、26.01%，HL、LH 型共计占比1.14%。其中HH 型主要分布在西部的中丘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地地区，原因是区内长江、笋溪河的经过给农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水源，路网布局完善给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的出行条件，东北部丰富的林地资源较少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LL 型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城镇化区域以及南部的四面山附近，原因是虽然其北部城镇化区域居民生活水平较高，但没有足够的水源保证农业生产的灌溉条件；而南部四面山虽然有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源，然而其地形坡度较高、土地利用率较低。其余地区呈现随机、异常分布，可能是由山地丘陵区土地利用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所导致（图3d）。

2.2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由图4 可知，江津区全域土地“三生”功能平均耦合协调度为0.55，整体上“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一般协调。具体来看，研究区的优质协调、一般协调、轻度失调、严重失调的区域面积占比分别为23.82%、32.47%、27.96%、15.75%。

图4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及占比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function

从地域分布来看，优质协调区主要形成两大核心聚集区，其东部组团分布在朱杨镇−石门镇，西部聚集分布在李市镇−西湖镇−贾嗣镇−珞璜镇沿线，反映出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度相对平衡。一般协调区主要沿长江干流和三峡库区集中分布在中北部以及组团分布在柏林镇−蔡家镇沿线，其“三生”条件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但总体而言其失衡程度不会带来土地利用矛盾的加剧。因此优质协调区与一般协调区在今后应加强保护与监管，防止生产、生活、生态条件的进一步失衡，拉大“三生”功能之间的差距。轻度失调区集中分布在西北部的高丘地区以及组团分布在夏坝镇−广兴镇、中山镇−永兴镇，其余零散地分布在研究区。严重失调区占比最少，分布在研究区北部的双福街道、圣泉街道、鼎山街道以及最南部的四面山镇、中山镇，北部主要是由于居民生活条件较好、生产条件受到水源条件的限制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南部虽然生态条件较好，但地形条件限制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导致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严重失衡。轻度失调区与严重失调区属于今后分类管制的重点区域。

2.3 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及整治策略

2.3.1 土地综合整治分区

重点整治区面积12.82 万hm2，占比39.84%，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双福街道、德感街道、鼎山街道等城镇化区域以及南部的四面山镇和中山镇（表5、图5）。重点整治区生态功能指数>生活功能指数>生产功能指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0，在全区平均水平之下，其整治重点应以“三生”功能失调区域为主，调整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结构，提高“三生”功能的协调性。

选择整治区面积4.58 万hm2，面积占比相对较少，为14.24%，其较多地分布在塘河镇、柏林镇，其余零散地分布在研究区（表5、图5）。选择整治区生活功能指数>生态功能指数>生产功能指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4，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应在保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不降低的情况下重点整治生产功能指数较低的区域。

表5 不同地形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Table 5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zoning in different terrain regions

图5 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空间分布及占比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zoning

保护整治区面积7.30 万hm2，占比22.68%，其主要沿旅游干道分布，较多地分布在西湖镇、石蟆镇。保护整治区生产功能指数>生态功能指数>生活功能指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值0.56，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对于生活功能指数较低的区域应以优化基础设施配套为主，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对于生产和生态功能指数较高的区域应以保护为主。

不宜整治区面积7.48 万hm2，占比23.24%，其呈“Y”字形分布在长江干流、綦江河、笋溪河沿线，较多地分布在吴滩镇、珞璜镇、慈云镇（表5、图5）。不宜整治区生产功能指数>生活功能指数>生态功能指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值0.58，在全区平均水平之上，该区域应对长江干流等河流的生态屏障功能进行修复，降低其生态风险，发挥生态功能优势，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2.3.2 土地综合整治策略

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表明，地形条件显著影响该区域土地利用方式，并制约了土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调发挥。为提高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的实用性，使其整治策略更符合研究区地形实际情况，本研究以地形为研究视角提出土地综合整治策略，将地形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进行叠加，得出不同地形区的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表5、图6），在此基础上提出差别化的整治策略。

图6 不同地形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空间分布Figure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comprehensive consolidation zoning with different terrains

浅丘平坝区：以重点整治区为主，其生产生活条件相当，高强度利用土地以及化肥等肥料的使用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生态功能下降，生产、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失衡，因此在今后的整治工作中应控制建设用地挤占生态用地，增建公园以提升生态功能，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的功能平衡。

中丘区：以保护整治区为主，其耦合协调度在可控范围内，虽然生产、生活条件较好，但生态功能指数均值低于区域生态功能平均水平，因此在今后的土地整治工作中应优化生态用地布局，适当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保证生产、生活条件不下降的情况下提升生态功能。

高丘区：以不宜整治区为主，綦江河等流域给生产条件带来了充足的灌溉水源，其“三生”功能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与全区平均水平相当，但区域内长江干流生态屏障功能的削弱带来了生态环境风险，因此在未来土地整治工作中应发挥自然景观的优势，修复生态功能，遵循“生态保护优先，发展次之”的原则进行整治。

山地区：以重点整治区为主，虽然海拔、地形等自然因素对区内生产、生活条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该区域既是研究区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又有历史古迹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在今后的土地整治工作中，应重点开发整治四面山镇附近区域，保证区域生产、生活质量的情况下，结合区域充足的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调发展。

3 讨论

基于山地丘陵区特性构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生”功能综合指数测算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有效指导土地综合整治分区，优化土地综合整治格局。“三生”功能评价受到经济文化、资源要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区域差异明显[39]，与平原区域所不同的是，山地丘陵区土地利用格局复杂多样，因此本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突出了地形坡度、水土保持率等因子对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影响，可增强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将“三生”综合指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与江津区的生产、生活、生态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的分布趋势大体一致。“三生”功能协调区域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北部地区，失调区域主要分布在地块破碎、坡度较高的南部地区，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布局失衡的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尤为必要。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三生”功能值作为土地整治分区的依据[9，18]，其虽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地整治需求，但容易忽视“三生”功能需求，因此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划分土地整治区尤为关键。鉴于此，在明晰区域“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及“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异规律的基础上，将二者相结合来划定土地综合整治区，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山地丘陵区“三生”功能的状态，为优化土地综合整治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山地丘陵区地势起伏明显，将地形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相结合，制定差别化土地综合整治策略，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实现分区域精准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现有研究大多从行政[8]、流域尺度[6]划定土地综合整治区，其虽然保证了分区结果的完整性，但山地丘陵区地势起伏大，单单考虑分区结果的完整性容易忽视其实用性，因此本研究将地势起伏度作为地形区的划分依据，与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相叠加，得出不同地形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提出差别化的土地整治策略，其优势在于：一方面考虑到分区结果的实用性，打破行政区界限的限制，适应区域国土功能分区导向，为国土空间规划落地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考虑到不同地形的空间分布及整治需求，制定差异化整治策略，能够突破以往根据单一整治类型制定整治策略的局限性，提高整治策略在山地丘陵区的可操作性。此外，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土地综合整治分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数据和技术的可操性，本研究仅从“三生”功能整体协调的角度探讨了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的构建，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从“三生”功能两两耦合协调的角度构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进一步增强整治区划定的科学性，为探索符合区域实际情况的整治模式和工程措施提供依据。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山地丘陵区特点构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在明晰“三生”功能综合指数空间聚集程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将二者进行组合构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矩阵，进而分析其土地整治分区结果并提出差异化的整治策略，得出以下结论：

（1）“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分布总体呈北高南低的带状分布趋势，高−高型、低−低型、随机型占比分别为34.53%、38.32%、26.01%。“三生”功能平均耦合协调度为0.55，其中：协调区域占比56.29%，主要以组团形式分布在研究区的中北部；失调区域占比43.71%，主要分布在最北部的城镇化区域以及南部的四面山镇、中山镇附近。“三生”功能综合指数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

（2）根据土地综合整治分区结果，重点整治区、选择整治区、保护整治区、不宜整治区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9.84%、14.24%、22.68%、23.24%。基于地形视角制定整治策略，发挥不同地形区的的本底优势，可与区域经济发展导向及国土功能分区导向相适应。对区域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优化土地综合整治格局，也能为区域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参考，为山地丘陵区整治目标和整治方向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