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中的官场纷嚣与内耗

摘 要：端方出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后，不甚情愿，意在鄂督之位，直到《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详细办法》制定后始奉旨出都南下。后因川督赵尔丰俯顺舆情种种举措影响川路收归国有，端方联合盛宣怀、载泽奏派重臣赴川查办路事。在重臣人选上，端方先后推荐袁世凯、瑞澂，且明言己必须回避，而盛宣怀有意商请端方前往。俟载沣于瑞澂、端方中选派端方赴川查办，端方奏陈另简大臣为正当办法，意在驱使鄂督瑞澂赴川查办而己取鄂督之位。俟川势危迫，端方对赴川查办意存推诿，盛宣怀遂有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之议。迨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端方骤变消极赴川态度，与岑春煊争相入川，概意取川督之位。盛宣怀、载泽亦在岑策不符己意时，转而支持端方赴川。端方入川后先行前往重庆且逗留月余，完全采取缓和政策，与赵尔丰围绕“成都血案”履职是否正当问题展开互讦，清政府内部矛盾歧异遂构成成都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变化及其与盛宣怀、赵尔丰等人的政见歧异，凸显出清政府内部权势之争与矛盾歧异，反映了末世王朝政治秩序的失范。

关键词：四川保路运动；端方；盛宣怀；赵尔丰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1 — ０115 — ０9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大事，引得学界长期关注，属于晚清史研究热门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隗瀛涛出版《四川保路运动史》一书系统论述了保路运动前夕四川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川汉铁路公司演变及四川保路运动始末，为该项研究奠定坚实基础。［1］之后学界研究不断细化，多立足于央地歧异、官民对立等视角，讨论中央与地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上的矛盾、官民两方应对四川路事的冲突。①具体到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研究上，学界多从端方与赵尔丰关系演变、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举措、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态度变化等方面展开讨论。②

审视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始末，清政府办理各员在应对策略上的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事纠葛，不仅直接影响事件发展走势，也反映宣统朝政形势某些特色。学界对这方面内容虽有所关注，但总体看仍显不足，留有较大拓展空间。诸如：在川省路事应对上，督办铁路大臣端方、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合作与分歧；在应对彼此人物关系及路事态度上，端方、盛宣怀、赵尔丰的政治考量差异；等等。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人事关系为研究视角，对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干路国有政策宣布至十月七日成都独立期间端方、盛宣怀、赵尔丰路事互动诸多细节加以披露，以期深入认识四川保路运动和宣统政治的复杂性。

一、端方路事强硬主张及其奏派重臣赴川查办人选争议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宣布实行“干路国有”政策。［2］二十日，曾任职湘鄂的已革直隶总督端方被清政府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恪遵前旨，妥筹办理”。［3］然路事大起风潮之际，尽管端方由革臣起用，但“本所以谋两湖者”［4］，并不情愿出任是职，且于二十二日谢恩婉辞，却得摄政王载沣慰留：“汝在湘鄂服官，声名甚好，到彼后，宜宣示朝廷意旨，决不令商办公司失所，当可无事”［5］。至此，端方虽不得不担任是职，但并未即刻南下，而是在京与枢部交涉路事。直至五月二十一日《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详细办法》和督办收路收款、督抚路事弹压谕令颁布，端方不得不奉命南下。

六月四日端方出都南下，九日抵达汉口，十一日开启篆文关防，后展开路事布置。［6］二十五日，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抵达武昌，端方与其会谈川路接收办法。在端方以宜归路局主持权收买下，李稷勋“极愿劝川人将已用未用之款全数入股”，且建言收沪上一半倒款于官中，则“大局可望速成”。端方认为如李所言，“国有之目的既达认股，又无须现银，区区盈亏，原可不必断断计较”。［7］后虽有川省拟于闰六月十日召开股东大会之言，但在端方看来，只要四川当局严禁非法保路同志会召开，“操纵得宜，断不至坚持到底”。［8］可见此时端方将四川路事平定寄托于四川当局严办手段，未对四川路事加以重视。

然赵尔丰自闰六月九日接任川督始，将严禁非法集会谕令搁置，出席股东大会，默许川绅和平保路，代股东大会奏请撤销宜昌总理李稷勋。在其管辖下，四川于七月一、二日出现罢市罢课、各街搭建供奉光绪牌位席棚风潮。［9］对此，为稳定川省秩序，四川当局甚至向中枢建言俯顺舆情，准予川路商办和交资政院、谘议局议决，“九月为期至速，与其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糜烂地方，似可待交院议，纵容数月，未妨路政”。［10］鲜于浩认为，“赵氏竟多次代奏四川立宪派人的吁请或与中央政府商讨处理川路善法，实为对抗‘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11］然笔者认为，赵尔丰举动以稳定川省秩序为目的，为据川省舆情尽其督职的体现，且屡次征求清政府谕旨行事，无反抗干路国有意味。

四川路事和赵尔丰所为，端方、盛宣怀、载泽颇为不满，且端方有特派重臣赴川查办之奏。七月四日端方具“请督抚会办”折，虽得清政府允准，但四川路事依然未得以解决，故端方又参劾赵尔丰。［12］在参劾赵尔丰折中，端方认为“赵尔丰不能督率交路收款，已属罪无可辞。再加以败坏疆事，督臣无调用兵警之权，愚民有白日横行之势，妖妄成风，抚驱无术，长此滥膺重寄，势必职为乱階”，进而奏请派遣重臣赴川查办路事，“非请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俟部署略定，再行简派川督，并治赵尔丰以应得之处分”。［13］可见，端方参劾赵尔丰固因赵氏举动影响川路川款接收，但也隐含以派遣重臣赴川查办之名更换川督以便分其接收川路之责。盛宣怀、载泽亦对端方请派重臣赴川查办之奏加以响应：“顷已预备说贴，候尊稿一到，即由逊公（载泽）密呈邸听。”［14］

然在派遣重臣人选上，端方、盛宣怀、载泽陷入分歧。端方最先向盛宣怀举荐已开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非有如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15］后在清政府对请派遣袁世凯赴川不予回复情况下，端方又致函盛宣怀，商派湖广总督瑞澂赴川：“莘（瑞澂）近日喘疾略轻，精神尚好，能不避艰，深可敬佩”，而己必须回避赴川查办之差，“惟因路事起风潮，令办路人前往，反对力必益甚”。［16］可見，商派重臣人选期间，端方即将己排除在赴川查办人选之外。载泽亦在提议派遣已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遭载沣以有碍奕劻面子为由加以拒绝后，七月九日向载沣进言派遣瑞澂，载沣稍有动容。但载泽又恐瑞澂身体多病，“万一半途患病，不利遄行，亦恐有误事机”，恳请载沣加以考虑。［17］盛宣怀深感“查办大臣实难其选，恕公地望尚足当之”，致函端方商请赴川查办。［18］

至七月十日，清政府最终于瑞澂、端方两者中选派端方赴川查办。［19］对此，盛宣怀虽表示支持，但深忧端方无地方实权，“专在路事一面着想，而于地方一面，毫无事权，不知如何着手”，建议端方“如有欲白，似宜径行达阁”。［20］然端方仍希望清政府转圜谕令，向盛宣怀、载泽求助，表其不愿赴川查办意愿，提出应“简与路事无甚关涉素有威望之疆臣前往”，并做两面准备：“万一成命难回，则必须明降谕旨，宣示国有政策万难反汗，先饬川督严饬绅民，开市拆棚，静候查办。并请假方便宜，准与瑞督相商，酌带鄂省军队入川。并准随时调遣川中水陆新旧各军，如川人不听劝谕，有暴动情形，准其执法惩办。”［21］

然而，清政府仍催促端方迅速赴川，僅给予其统率鄂军赴川权。［22］可见，端方转圜谕令和赴川赋权两面手法皆未得满足，遂又具折要求“另简素有威望与四省收路绝无关系之重臣”。他指出两点原因：首先，己系主持路事国有和奏请查办川事之人，“以事体论，则近冒原参本案之嫌疑；以形迹论，虑干廻护己私之物议”；其次，由鄂至川，路途较远，“深恐衔命在途之日，即属抗拒暴动之时；未收路事之功，先尸激变川民之咎”。［23］关于赴川赋权做法，端方于此电中未得言明。笔者管见所及，亦未发现有关端方致内阁代奏赴川赋权电文。由此，笔者揣测，两面手法中，端方倾向转圜谕令，其实不愿赴川查办。

关于端方辞电，鲜于浩认为端方以退为进，意取四川总督职位及四川军队统率调遣权。［24］尹传刚认为，端方无赴川查办之意，其参劾赵尔丰意免于赴川和借此令瑞澂让位，惜尹对此无具体分析。［25］笔者较为同意后者观点。据《时报》观察，端方请赴川查办即系觊觎鄂督之位而致：“……参赵尔丰，即请以瑞澂督川。京师之轻薄者辄谓端意在湖督，乃借此令瑞莘儒让位。……然朝议不许，乃反令端往川，端两电力辞，大旨谓赵尔丰如此糊涂，臣系主张铁路国有之人，以臣赴川何益于事？”［26］此外，端方参劾赵尔丰后，朝中不乏视赴川查办大臣即为川督继任者的看法，瑞澂与端方相商查办人选时即言：“若久任川督，深恐病体不胜！”［27］然端方仍推荐瑞澂赴川，即是其无意取四川总督职位明证。致盛宣怀、载泽电文中，端方亦以“莘帅躬任鄂督，调遣军队，呼应皆灵；方赤手空拳，何从施展”之言透露出瑞澂赴川较己有宜。［28］综上，笔者揣测，端方本无赴川查办意愿，其辞电意在驱使清政府调动瑞澂赴川，进而夺取鄂督之位。

针对端方辞电，七月十三日上谕则逐条驳斥：一、原参之人，不致有回护隐饰情事；二、川鄂交界，路途并不甚远，再近实无可派大员。清政府强调端方督办之职应行查办路事之责：“该大臣身充督办，凡关于四省铁路，均系该大臣分内之事。”［29］至此，端方不得不勉强赴川查办，其致邮、度两部电即言：“方力辞不允，仍令前往，时局艰难至此，惟有奉命即行，吉凶祸福，度外置之。”［30］

二、端方赴川查办态度转向及其与岑春煊争相赴川

缘于端方参劾赵尔丰和特派重臣赴川查办电奏，清政府对赵尔丰态度开始趋于强硬，七月十日饬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倘或养痈遗患，定治该督以应得之罪”。［31］在此形势下，赵尔丰虽对武力镇压后果深感担忧，但已决然严办路事，“谨当懍准谕旨，切实弹压”，并于七月十五日诱擒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成都血案”发生。［32］事发次日，四川保路同志军会集成都城下，成都至资州电线亦被切断。［33］是时，路事、乱事已呈两不相涉之态，清政府遂因时循势地采取分治办法：一方面命赵尔丰及时扑灭倡乱匪徒，妥善安抚被胁绅民；一方面督促端方带队入川并严加约束，并使川绅通晓朝廷用兵纯系除莠安良。［34］然而，此时端方鉴于川势危迫，对于赴川尽显退缩之意，郑孝胥日记对此有清晰展示。七月二十一日，端方托盛宣怀邀郑孝胥偕行入川，遭郑氏拒绝，郑氏在二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午帅退缩不暇，虽往何益？”二十二日晚，郑孝胥得端方电文：“处万难之危地，又预知良果之必无，如公不允来助，惟有奏陈真确为难情形，请责季帅一手办理，或另简与路事无涉之重臣。虽得严谴，亦所不避。”［35］观此电文，端方畏于川难、坚辞赴川之意表露无遗。清政府路事、乱事分治办法虽符端方查办、弹压分属之意，端方赴川所要求权利于七月十四日也得以赋予，然在危急面前，端方只图个人安危，更加印证端方赴川查办纯系谕旨所迫。［36］

端方赴川态度消极，盛宣怀颇为不满，“午帅尚未到宜，弟等均以为不然”，遂于七月二十一日联合载泽、赵尔巽、瑞澂合议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37］二十二日，载泽向载沣进言改派岑氏，载沣“意似甚有为难”。［38］次日，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陈改派锡良、岑春煊赴川查办，清政府起用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端方仍负查办之差。［39］对此，端方颇为赞成起用岑氏，且将其看作己暂停赴川之机。在致内阁代奏自辞查办电文中，端方即言：“岑春煊养病闲居，曾未闻路事，川人慑其威信，必能立戢嚣张。端方奉命督办路事，持循国有政策，本非川人之所欢迎，若衔命前往，在端方以宣布德意为宗旨，而川人终莫释反对国有之梗顽。”［40］

岑春煊虽得起用，却仅有会同剿抚之差，未得实权。七月二十五日，载泽面见载沣，为岑春煊争取名号和实权：“陶斋漾电自辞查办，顷已密陈，扆坐（载沣）准其所请，即以陶斋节制之军队畀之西林以一事权；又因西林此次入川，尚无名称，拟请加以钦差大臣，以示隆重。”［41］而且，为争取载沣支持，载泽据轮船局消息具报岑春煊于是日起程，且赞其“一往无前，较之逗留不进者，奚啻天渊”。对此，载沣嘉许岑氏行程之速，表示：“（岑春煊）一入川境，即当授川督。”［42］可见，川督之位已有所动摇，岑春煊极有可能担当此任。

出乎载泽意料的是，岑春煊实则起程迟缓。七月二十六日，岑春煊仍未启程，原因在于“旧时文武员弁，俱已星散，一时不能召集”。［43］这引起反对者指责：“端方在鄂迟延，尚与瑞商征调。沪上有何事？”。对此，盛宣怀急催岑春煊于是日晚即行赴鄂。［44］同日，清政府虽赋予岑春煊粤军、川省水陆军、赴川援军节制调遣权，但再次起用端方赴川查办，并对两者军权有所规定：“所有川省水陆各军，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一并归该督暂行节制调遣。……岑春煊未到川以前，仍着端方督队前进，迅解城围。”［45］对此，端方以事权前后不一必致掣肘为由，力言岑、端一人赴川即可：一、以方私计，力辞让岑；二、以大局计，以川责端、以粤责岑。在此电文中，端方路事态度骤变为已于路事相宜、岑于路事不宜：“方于川东、川南均已略有布置，且重庆商会总协理及绅商学界全体亦有公电欢迎，于川事办法渐有迎刃而解之势。而岑在川素有屠户之名，川人感情并不甚好。”［46］可见此时端方赴川态度骤变积极，概有独揽川事和阻止岑春煊入川之意。笔者认为，此与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相关，其意在与岑春煊相争川督之位。

虽受催促和指责，岑春煊仍按己意布置川事，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程，提出不短少路股、不枉戮无辜、下诏罪己等策略，但不得阁臣、疆臣之见。［47］奕劻、载泽以朝廷引咎为不然，盛宣怀转而建议端方“一面趱程，一面听后命”。［48］端方则赴川行程加快。二十八日，端方由宜昌起行；八月六日，行抵巴东；九日，抵达夔州。［49］赴川途中，端方痛诋岑策“专供报馆欢迎，不顾大局成败，且使朝廷无立足之地”，进而指责岑氏居心“决不在川督，专想作内阁总理”。［50］赵尔丰则从四川秩序着想，认为一省两公即可，“一人督川，一人管军事，可速竣工”。［51］起初，針对岑春煊沪电影响川省政令执行，赵尔丰与赵尔巽排岑迎端，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或与岑春煊划清各省援军和川省水陆军节制调遣权。［52］然在七月二十八日岑春煊自请收回赴川剿抚成命不可得后，赵尔丰之兄赵尔巽则转而排端迎岑，“赵次帅又有电请饬岑速行而饬端回鄂”。［53］十一日，缘于岑策不得人心，岑春煊奏请开去差使，得暂不赴川谕令。［54］

关于端方路事态度骤变积极及与岑春煊争相入川，尹传刚认为，此系端方决心入川后渴望得到川督之职缘故。［55］笔者认为，端方态度转变更受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影响，是端方渴望督位而致。八月八日《民立报》称：“端方之放督办也，费去运动金数十万，本所以谋两湖者，当局者不过欲藉一督办名目，为署总督媒介耳。无何川乱適起，川督已将动摇，端忽怯不敢往，于是天外飞来一岑春煊，竟肯舍身当先，誓取成都。好端端一四川总督，定被后来者夺去。而端方由是迁延，且必取入川一行，枉劳道路，而来日如何，尚难预知，端颇忧郁，昨特函乃弟（端绪：编者注），令其再向当局前，速为设谋。顷得中间消息谓：俟端方由川返汉之日，当必能践前约，还以两湖缺也。”［56］可见，端方复出原谋鄂督之位，然在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后，端方踌躇不安。因而，笔者揣测，端方赴川态度骤变积极和与岑春煊争相入川，系谋督位而致，已不仅仅在于鄂督或川督之位。

三、端方入川路事主张转趋和缓及其与赵尔丰互讦

端方赴川查办态度转趋积极后，在清政府路事、乱事分治旨意下，对待川事态度转趋和缓。在七月二十七日《告川人解散告示》中，端方所言即为谕旨翻版：路事，端方力言铁路收归国有好处，并称百姓已出铁路股款“朝廷是不要他丝毫吃亏的”；乱事，端方按照民匪分治原则办理，“本大臣只要办那藉端扰乱地方的匪徒，那一时被匪徒逼到聚众闹事的人，从今日起，各归各家，各做各的生意，本大臣宽恕他一时之错，依然认他是善良的百姓，将来决不追究”。然此告示中，不乏威胁恐吓语气：“若仍要罢市罢课，意在要挟，朝廷是不怕要挟，本大臣也不怕要挟，归根结果，还是依理请求的好”。［57］八月九日行抵夔州后，端方接见为“成都血案”被捕之人辩冤的朱之洪、刘祖荫二人。致盛宣怀、载泽电文中，端方对此表示：俟与川省真正股东和主持路事之人会面后，相机应付此事。［58］可见此时端方川事主张基本依循清政府路事、乱事分治谕旨，然并未完全改变其强硬态度。

八月十四日端方抵达万县，二十二日进抵重庆且于此地逗留月余，这与“端方应立即赴省与赵尔丰妥筹布置一切事宜”谕旨相矛盾。［59］笔者揣测，此或受盛宣怀暗示端方进抵重庆即授川督电函“邸、贝皆谓公宜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60］和二十三日清政府补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谕旨影响。在重庆期间，端方发表《川人迅速解散告示》：“本大臣对此匪事，以分别民匪，力谋解散为主……川省真正士绅，对于路事，如有恐遭亏损不便于民之处，本大臣定当仰体朝廷德意，加意体恤。”［61］观此告示，与七月二十七日《告川人解散告示》相比，语气和办法已完全趋向缓和，民匪分治乱事变为力谋解散为主，路事也变为加意体恤。此外，端方于此地接见各界士绅，“关于被监禁的问题，他允许释放他们，只罗纶一人不放”。［62］二十八日具报成都血案查办折中，端方即要求释放被捕之人，将“成都血案”归咎于王人文、赵尔丰、田徵葵、周善培、王琰（棪）、王梓，完全忽略己未入川时的路事强硬主张对四川当局影响。［63］对于端方和缓政策，重庆海关英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予以评论：“端方阁下的调和政策至少是部分士绅态度的转变，好像是进一步给铁路问题提供了政府与士绅谅解的基础。但是我相信，现时的总督赵尔丰一定会成为牺牲品而被撤职。”［64］

端方偏向川绅的成都血案查办结果引起赵尔丰驳诘。九月十二日，赵尔丰直指端方所查失实，“查自尔丰到任之初，即迭接端大臣嘱令严办之电。……迨罢市以后，该逆绅等叛迹渐彰，抗粮抗捐，业以实行……又探息该逆绅等，定于七月十六日起事，始不得已，遵旨拿获”，将己于“成都血案”中的举动归咎于遵照清政府谕旨和端方严办电文所为，并称端方要求释放被捕之人实为济乱，“该逆绅等一旦放归，势必纠合徒党，与群匪联为一气”。［65］然赵尔丰对“成都血案”辩解未能改变其被指控现状。九月十六日，清政府下谕：端方于岑春煊未到任前暂署川督，赵尔丰则毋庸署理。［66］十八日赵尔丰具折参劾端方，直指端方查办成都血案结果牵掣将领剿办同志军和端方赴川行径之谬，且欲将端方排挤于川事之外，“川省军事准与岑春煊未到任以前，责成尔丰一人专办，庶可任事一日，勉尽一日之忱”。［67］

关于端方、赵尔丰互讦，有论者指出，两人实在争四川总督之职。［68］笔者认为，两人用意稍有区别：端方意在与川民和解而获川督之位；赵尔丰则为证督职正当以保自身安全。端方抵达重庆次日，清政府虽补授岑春煊为川督，然岑春煊多次辞卸，川督之位实悬而未决，其实仍被赵尔丰掌握。［69］端方和缓政策，亦有时人所言其意在“邀买人心，达其逐鹿之志”。［70］所谓“逐鹿之志”，即夺川督一席之谓。从端方行程观之，九月十六日端方获暂署川督职时始从重庆启程，亦是谋取川督之位明证。［71］而赵尔丰将成都血案归咎于被捕之人逆径和清政府严办电文，系为证督职正当。早在八月致赵尔萃电函中，赵尔丰即阐释己对川督之位态度：“兄近仍多病，初闻简署之命，自知才识薄弱，电奏恳辞，未蒙俞允。乃到任未久，即逢此变，亦由无才所致。故筹画一切，心力交瘁，精神益复不支。只以乱事未已，不便乞退。茲幸朝命端、岑两公入川，拟恳天恩，命一人督川，一人管军事，可速竣工。不然，一国三公，转恐误事，弟当谓然”。［72］可见，自赵尔丰领命川督之日起，即不执着于川督之位。

赵尔丰与端方互讦未能改变赵氏困局，九月二十三日清政府提解赵尔丰至京审讯，赵尔丰遂转向与川绅和解。至二十四日，赵尔丰将被捕之人全部释放，并将逮捕归咎于谕令所致，极力掩饰其于成都血案之责。英驻四川总领事务谨顺即言：“赵尔丰正尽力表明：北京政府的紧急命令强迫他逮捕这些人，而他本人是反对采取严厉措施的”。［73］赵尔丰释放被捕之人举动，亦得四川绅商学界称赞：“赵督帅蒿目时艰，为大局起见，与在省官绅协商，议请蒲、罗诸先生出，共图挽救之法，以期官绅一气，开诚布公，保地方之治安，拯生民于涂炭”。［74］此外，赵尔丰发表《为谋弭乱告全省官绅文》：一、酌减人民负担；二、官督商办整顿团防。然赵氏认为最要者乃“求同心以共济”，仍以川督身份表明挽救川乱立场。［75］笔者认为，之所以赵尔丰被开缺川督后仍以督位身份履行挽救川省秩序职责，系藉督职作为获取川绅支持和保自身安全，与端方争相运动四川独立事例即可说明：张夏独立于渝，端方派朱云石、刘申叔运动川人自治；赵尔丰遂派吴钟镕、周善培争先运动川人独立，甘愿扶持四川自治，遑遑交出军民财政各权。［76］

四、结语

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因应，可分为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举措和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两个方面。期间，除可窥探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四川总督赵尔丰、督办端方在路事应对上的合作与分歧之外，还可观察到三者应对路事前后态度变化及路事考量差异。

审视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因应始末，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经历了从消极赴川到积极赴川再到消极赴川的转变；盛宣怀经历了从支持端方复出和赴川查办路事到奏陈改派赴川查办大臣再到支持端方赴川的转变；赵尔丰则经历了从搁置端方严办电文到制造“成都血案”再到与端方互讦的转变。盛宣怀系从路事角度着想，故在端方意存推诿赴川时，奏陈改派岑春煊；而在岑策不符阁臣、疆臣之见时，转而催促端方赴川。赵尔丰系从督职角度考量，故在与端方就“成都血案”罪责交涉中，赵尔丰极力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端方则以督位为标准：出任督办和派遣赴川查办时，端方意在鄂督之位，故南下路程迟缓；待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时，端方对川督之位有所期许，故赴川行程加快，且对岑春煊加以抨击；俟盛宣怀暗示端方进抵重庆即授川督和岑春煊于端方抵达重庆次日即被补授川督时，端方于重庆逗留月余，转而采取完全缓和政策，指责赵尔丰于“成都血案”作为不正当。

应对四川保路运动，端方、赵尔丰、盛宣怀三者立场不一，且基于个人立场彼此指责，揭示了清政府末期官场分嚣与内耗的局面。《申报》对此有所披露：“四国借款之成立，铁道干路之国有，郑孝胥所主张之者也，盛宣怀所成立之者也，端方所奉命而行之者也。然而川乱事起，盛宣怀欲端方赴川，端方不肯，至假以朝命而后可。端方欲郑孝胥同赴川，郑孝胥不肯，而反至反唇相讥。借款有利，督办铁路有利，故群趋之赴川，有害故群避之。”后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赴川转趋有利，端方赴川查办态度骤变积极和路事主张转趋和缓亦是“趋利避害，中国近日官吏之同情也”［77］的明证。

〔参 考 文 献〕

［1］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清帝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G］.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

1994：527.

［3］清帝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谕［G］.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535.

［4］端方迁延不到川之原因［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12.

［5］湘鄂争路风潮未已［N］.申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张第三、四版.

［6］端大臣行辕之见见闻闻［N］.申报，宣统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一张后幅第二版.

［7］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七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3130-3134.

［8］端方致盛宣怀等报告川人反对铁路国有请饬地方官严禁保路同志会举行反抗性集会电［G］.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772-773；端方致盛宣怀建议收买李稷勋继续主持宜归路局电［G］.宣统三年六月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48-950.

［9］四川争路罢市罢课始末情形记［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889.

［10］玉昆等致内阁请代奏股东大会请将借款修路交资政院咨议局议决然后接收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五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48-950.

［11］鲜于浩：四川保路运动再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12］端方致盛宣怀奏请派重臣查办川路事折已拍發希于总协理处能为促成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四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6；端方凯觎湖广总督［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03.

［13］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并特派重臣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85-286.

［14］盛宣怀复端方候请派重臣赴川查办折到即密请载沣下谕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七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7.

［15］端方致盛宣怀川督赵尔丰已与川人沆瀣一气应派重臣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五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6.

［16］端方致盛宣怀商派瑞澂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7-998.

［17］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六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2857-2858.

［18］盛宣怀致端方请其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8.

［19］清帝派端方赴川查办路事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十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9；盛宣怀致瑞澂、端方商布置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8.

［20］盛宣怀致端方已有谕旨派其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9.

［21］端方致盛宣怀、载泽请准其带兵入川并得调遣川军电［G］.宣统三年七月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9-1000.

［22］清帝令端方迅速赴川不准藉词推诿谕［G］//宣统三年七月十二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001.

［23］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另派重臣赴川查办路事电［G］.宣统三年七月十二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001-1002.

［24］鲜于浩：保路运动时期的端方与赵尔丰：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

［25］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D］.暨南大学，2012.

［26］端方凯觎湖广总督［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03.

［27］端方致盛宣怀商派瑞澂赴川查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初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7-998.

［28］端方致盛宣怀、载泽表示不愿赴川电［G］.宣統三年七月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000-1001.

［29］清帝仍令端方赴川查办谕［G］.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002.

［30］端方致邮传部、度支部决定赴川查办路事电［G］.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002.

［31］清帝令赵尔丰切实弹压争路川民谕［G］.宣统三年七月初十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0-991.

［32］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川人不听解散必用武力请主持电［G］.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992；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川人刊布‘自保’拘捕首要蒲殿俊等及镇压聚集要求释放蒲等市民电［G］.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110-1111．

［33］赵尔丰致赵尔巽述拘捕蒲殿俊等及同志军围攻成都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160.

［34］清帝以四川逆党勾结为乱于路事已不相涉饬赵尔丰分别剿办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117-1118.

［35］劳祖德.郑孝胥日记：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1343-1344.

［36］清帝准端方调遣川军谕［G］.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002-1003；端方致盛宣怀述派其赴川查办路事于川人、川督两均挟疑请密陈内阁另简重臣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09.

［37］盛宣怀致赵尔巽请与瑞澂会奏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路事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54.

［38］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6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2864.

［39］清帝派岑春煊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谕［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56-1557.

［40］端方致内阁请代奏暂留宜昌镇抚路工由岑春煊会同赵尔丰专办川事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10-1512.

［41］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六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2877-2878.

［42］盛宣怀致岑春煊未起程入川何能济急且贻人讦侵载泽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62-1563.

［43］岑春煊奏宜先撰寄示谕解散附和良民，请调粤军随行赴川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63.

［44］盛宣怀致岑春煊未起程入川何能济急且贻人讦侵载泽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62-1563.

［45］清帝允岑春煊调用粤军，并令指挥川军及各省援军谕［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61-1562.

［46］端方致载泽、盛宣怀既以川事委岑春煊又责其前去必致掣肘请以粤责岑春煊以川事归其办理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08.

［47］岑春煊致盛宣怀川事解围当标本并治如不得请不敢冒昧从事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92；岑春煊致内阁请代奏外部通电成都乱民已被击退赵督力能镇压请收回入川成命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93-1594．

［48］盛宣怀致端方述摄政王载沣及载泽均不同意岑春煊和平主张宜速赴川待命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08-1609.

［49］端方致内阁请代奏起程日期及布置前进电［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20-1521.

［50］端方致载泽诋岑春煊请下诏罪己并建议还归商办及改线均暂缓办电［G］.宣统三年八月初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09-1610.

［51］赵尔丰致赵尔萃述那桐、徐世昌示勿杀蒲殿俊等必贻后患电［G］.宣统三年八月初四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162-1163.

［52］赵尔巽致内阁请分清岑春煊与赵尔丰权限电［G］.宣统三年八月初四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10-1611.

［53］赵尔巽请饬岑春煊赴川端方仍回鄂督办路事［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

1994：1603.

［54］岑春煊对川事所主和平政策内不见信于阁部外不能见谅于疆臣遂萌退志［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13；清帝准岑春煊请假暂不赴川谕［G］.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99。

［55］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D］.暨南大学，2012.

［56］端方迁延不到川之原因［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12.

［57］端方致四川各府厅、州、县寄发告川人解散告示［G］.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18-1519.

［58］端方致盛宣怀载泽述重庆商学界代表来夔力为赵尔丰逮捕九人辩冤［G］.宣统三年八月十二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25.

［59］清帝令端方速赴成都与赵尔丰妥筹剿办同志军谕［G］.宣统三年八月十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26-1527.

［60］盛宣怀致端方暗示进抵重庆即发表其督川电［G］.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14；清帝令袁世凯补授湖广总督岑春煊补授四川总督谕［G］.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23），1994：1625.

［61］端方晓谕川人迅速解散告示［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28-1529.

［62］重庆海关英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北京海关税务总署安格联报告端方在重庆对士绅采取和解态度信：第8函［G］.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29-1530.

［63］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参劾王人文赵尔丰始则纵放继乃操切请予惩处并释放蒲殿俊等九人电［G］.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43-1545.

［64］重庆海关英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北京海关税务总署安格联报告端方在重庆对士绅采取和解态度信：第八函［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29-1530.

［65］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参端方济乱电［G］.宣统三年九月十二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15-1617.

［66］清帝派端方暂署四川总督谕［G］.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33.

［67］赵尔丰奏劾端方诡谲反复只图一人安危并逗留不进牵制剿办同志军电［G］.宣统三年九月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

1994：1622-1624.

［68］鲜于浩：保路运动时期的端方与赵尔丰：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

［69］清帝不允岑春煊三谢辞卸川督荐人自代谕［G］.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26；岑春煊请内阁代奏无兵无饷恳辞川督电［G］.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29.

［70］端方请释放蒲殿俊诸人收买民心以夺川督［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

1994：1547.

［71］外务部参事端方子继先请代奏报端方被杀呈文［G］.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553-1554.

［72］赵尔丰致赵尔萃述那桐、徐世昌示勿杀蒲殿俊等必贻后患电［G］.宣统三年八月初四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162-1163.

［73］英驻四川总领事务谨顺致英使朱尔典报告释放蒲殿俊等及端方参劾周善培等情况并告知四川人起义时机已成熟函［G］.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動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40-1642.

［74］四川绅商学界通告川人蒲殿俊等九人已被释放铁路决不为外人所有请迅速解散函［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34-

1635.

［75］川督赵尔丰与四司两道及在省各界绅耆为谋弭乱告全省官绅文［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637-1639.

［76］赵尔丰与端方争先运动川人独立［G］//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1994：1865-1866.

［77］岑春煊入川［N］.申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张第三版.

〔责任编辑：包 阔〕

① 代表性研究如刘正祥、徐精鹏：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J］.社会科学研究，1998（4）；陈廷湘.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历史再思［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鲜于浩.四川保路运动再研究［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② 代表性研究如鲜于浩.保路运动时期的端方与赵尔丰：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D］.暨南大学，2012；李宏旭.论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态度之转变——兼谈资州起义若干问题［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收稿日期：２０23 — 01 — ０５

作者简介：葛明镜（1999—），女，河南新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