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多面课题

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厘清讨论共同富裕的具体语境与历史源流，才能在讨论原则内涵与具体实现路径时不会相互脱离甚至有所矛盾，进而可对照不同社会条件与发展阶段的目标辨析其中的异同，并据此提出具体的方案。本文对“共同富裕”这个多面议题分四个角度梳理，并提出符合当前阶段与中国特色的具体建议。

分配理论中的共同富裕

不同的分配理论体现了不同的经济体是如何构建的，相应也决定了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的被认为是最经典的分配理论，他关注的是生产函数，它的目标是通过寻找替代投入，覆盖资本折旧并提供人工必要的生活必需的前提下有剩余，即追求剩余最大化，这是生产要素收入的分配。到了大卫·李嘉图，他在《政治经济与税收原理》中指出，生产剩余的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而拥有流动与固定资本的资本家是这个阶段的核心角色，因为是他们组织和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租用土地，雇用劳动且在生产前向雇员预支薪资，他们投资资本设备并承担相应风险，基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与承担的风险，他们在生产过程享有的是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体现在剩余价值的大小上。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函数中地位是平等的，这样的生产函数代表的社会制度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于同等相待，劳动同样可以雇用资本，此时的分配理论就更类似一个普遍的定价理论。相应地在消费者偏好、技术、要素供应、偏好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的外生变量下就可得到一个静态的均衡。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讨论的分配理论就是一个长期的静态均衡。现代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讨论的是一个存在商品的无限期远期市场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和数量。这个模型重要的外生条件包括个体偏好、技术和制度环境。

后凯恩斯主义和新李嘉图理论中的分配理论都结合古典理论的制度设定，强调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后凯恩斯主义中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储蓄率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垄断和工会对分配的影响。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斗争此时就体现在货币工资率的经济压力。

把所有的分配理论放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比较，实际比较的就是剩余利润的空间大小。马克思的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比建立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上，因为最低工资决定了劳动的边际产出，马克思认为的最低工资就是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而大量的失业人口确保了这一点。但是经历了20世纪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是社会和文化共同决定的，尽管在一个具体时点上，它仍受到劳动供给和资本投入对劳动需求的两种力量左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最低工资通常会不断增长，当人们经历了更高标准的生活体验，能接受的最低工资就自然而然发生变化。此时最低工资是外生变量，先决定了之后就有了其他投入的相对价值，进而剩余价值就决定了。此时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它既是储蓄的来源，也是投资的来源，而资本的回报决定了人对当期收入和未来收入的跨期偏好。按照这个分配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劳动力价值是给定的，或者谈判得到真实工资报酬，进而决定了资本积累，所谓“分配必须服务于资本积累”，这是资本的剥削的体现。

后凯恩斯主义延续凯恩斯主义，倡导政府的积极角色，认为资本累积率取决于劳动力完全就业与长期均衡价格决定的资本设备的正常利用率。这样，利润率就由给定的资本积累率与储蓄倾向共同决定。此时，工资率变成剩余价值，由于利润与利润率由代表技术水平的生产函数决定，这与古典理论中的角色发生了颠覆（前提是工资率超过最低工资水平）。

至此，分配的先后顺序，即是资本还是劳动力取得剩余价值似乎决定了主动权，让资本和劳动力有一定对立的态势，其中马克思认为由于工资被定在最低工资水平上，以保证资本的剩余价值最大化，让这种对立尤其尖锐。

新李嘉图理论建立在斯拉法（Piero Sraffa）的《商品的再生产》（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回归到经典生产函数，认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循环过程中创造的，而工人的回报就是对剩余价值的索取。工资率或者利润率其中之一是外生于生产和市场交换系统的，其余的变量作为剩余价值，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同时被决定。此时无论是工资率还是利润率这些外生给定的分配变量决定了其他变量的值，并且两者呈现出相互替代的曲线关系。对于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决定有很多理论，其中荣卡格利亚（Alessandro Roncaglia）从工资和利润率有效前沿上的一点出发，遵从斯拉法的理论，认为其代表了由历史、惯例和制度因素决定的分配形式。

斯拉法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对经济学发展有一些更基础的哲学意义，根据他的理论，对当前的互相交错的生产系统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只需要简单的变换，无须知道价格的情况下，就可得出整个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因此这种生产体系中的价格只是用来决定分配的名义量，但价格对分配不起到任何调节作用。根据斯拉法的观点，所有投入产出价格都是由分配变量连续决定的，这与经典理论中生产要素的量价同时决定截然不同。斯拉法的体系里净产出与资本的比率是固定的，独立与价格，斯拉法把不同行业标准化了，代表性行业实物量关系起到决定作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工资与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就相应决定了。

帕西內蒂（Luigi L. Pasinetti，1981）认为，斯拉法的两个外生变量之一利润率的决定使用“后凯恩斯主义”方法，即分配变量受资本积累的过程影响，在资本产出比固定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率决定了利润率。资本主义社会中价格的决定过程是根据所需投资水平的融资成本来定，这被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描述为凯恩斯的因果链，首先是由企业家基于对未来的长期预期形成的“动物精神”，决定投资水平，同时也就决定了分配情况。帕西内蒂使用了“自然利润率”的概念，它独立于社会制度安排，它是既定技术发展、人口增长与消费者偏好的经济系统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利润率是在所有结构变化下达到均衡状态（完全就业与产能充分利用率）的利润率水平，此时所有行业的利润率水平必须保证均衡投资水平，即人口增长率、所有消费品人均资本需求的增长之和，这样在行业层面产能与需求同步增长，就业与劳动供给同步增长，那么利润与总产出水平同步决定，工资就是一种剩余索取权了。因此，就不存在剥削一说。

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强调了经典理论中利润决定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以及投资率决定利润水平。卡莱斯基从一个较短的时间区间出发，当期的资本设备、技术水平、劳动技能是上一期的决策结果，这样和凯恩斯观点一样，认为短期均衡是由一系列事件驱动，企业家短期预期决定了投资计划。卡莱斯基更注重投资对利润的影响，因为利润相较消费更不稳定，于是得到当期投资支出（前期的投资决策）是当期利润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利润决定投资决策，最终利润是由往期的利润水平以及基于它的投资决策所决定，这样长期来看，企业家的长期预期和企业的融资能力决定长期利润。利润和投资虽然看上去存在时序差，但长期看两者相互决定了。卡莱斯基的时序设定，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际中经济周期波动，同时也准确刻画了实际中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生产函数是一个社会的分配基础。从上文可以看出，如果利润决定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一个经济体长期发展的基础，那么在实际中观察到的企业家获得高于平均的收入就有它的合理性，并且劳动者获得的也正是剩余价值的索取，劳动者收入的改善正是需要通过资本积累、经济发展来实现，因此分配理论并不是如何切蛋糕更合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也决定了共同富裕必须落脚于经济发展，先决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或者干预资本的回报，可能会影响长期资本积累，让经济陷入共同贫穷。当然收入不平等问题也随着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后文再进一步讨论。

平衡、效率和公平中的共同富裕

当把资本和劳动力对立起来后，自然就面临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更棘手的是进而还会面临对公平的判断，从上文可见资本和劳动力并不对立，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也并不对立。如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实现最有效率的社会与经济安排可能就是总体最有效率的经济安排。

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最广泛意义上的正义的概念，这个更广泛的正义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包括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我尊严的社会根基，都应当平等及人，除非任何一种社会价值或者所有社会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所有人是有利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正义的基本原则：1）每个人平等地享有最广泛的基本平等的自由权利，且这个权利与其他人享有的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得到重新规划，以达到：形成他对各方都是有利的合理预期；新的制度涉及的机会与公共部门的职位对所有人是开放的。

这些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并决定权利和责任的匹配，还规范着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从第二原则看，涉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设计不同的机构来更好地发挥不同机构权责能力的组织结构构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须平均，但它必须对所有人有利，与此同时，公职必须平等面向所有民众。

第二原则同时认为每个个体是受益于基本制度所容忍的不平等的，即由这个基本制度所决定的一个典型个体，出现他所担忧的问题时，仍倾向于不平等下的环境而不是绝对平等的环境。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的利益总和大过另一具体的社会角色的损失并不能支持收入或者是公职权责的差异。当然对自由的侵犯更不能以利益补偿为理由而合理化。

在基本社会组织中权利和责任的安排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是有效率的，即当且仅当通过改变这些规则，重新界定权利和责任，以提升一个代表性个体的预期的同时不会降低另一个代表性个体的预期。同时，这些改变不能与第一原则相违背。可以改变的就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具体的可以规范合作行为的权责部门的手段。

对分配正义的讨论容易陷于仅关注影响分配的社会规则系统的道德评价。影响分配的制度包括决定获取、转移、放弃与罚没的相关法律和其他社会规则，市场与生产体系的具体组织，甚至是涉及贸易与货币政策的决策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决定这些具体社会与经济运作机制的制度理念，即从最广泛意义的社会正义到经济社会制度重新安排时追求最正义的初衷。否则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都将变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同时也不能改善效率状态。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2008）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法律上的权力可能会在实际制度运行中被侵蚀，因为社会参与者会大力投资与增加自己实际权力的政治活动。这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比如利益相关方影响地方法律执行者，影响具体政策落实的行为，这样实际上仍然控制着实际的政治过程。这是法律上的正义和实际中的正义可能存在显著偏离的原因。这意味着要强化法律的可落实性，增加法律形成过程中大众的参与性，通过确保程序正义增加法律的实际保护力度。

虽然正义论指出效率和公平间的兼容性，在基本制度确保正义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解，但并不否认再分配在改善初始禀赋差异方面的作用。再分配一方面调节过度的财产聚集带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通过福利社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教育、医疗与生存的权利。

解决不平等问题下的共同富裕

皮凯蒂（Thomas Piketty）是专注收入不平等问题最重要的研究者，他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著述很多。他认为，所有社会收入不平等可以拆分为三个主要来源：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资本占有及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不平等。

皮凯蒂认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产生的制度性来源包括对不同技能的供需、教育体系的状况，以及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的各种规则与机制；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产生的制度性来源包括投资和储蓄的选择、规制赠与与继承的相关法律，以及房地产与金融市场的运作。而正是由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特征塑造了资本积累和财富分配的方式。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不同国家之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体现了公共政策和国家发展理念的不同。劳动收入不平等即使可以归于劳动技能和技术对技能的需求，但劳动技能的获取本身或者说教育体系就是不平等的根源，而技能需求与技能供给之间的白热化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因为教育体系的民主化之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虽然在最低工资引入后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的状态（体现了对工资的体制性要求，另一个体制性的影响就是工会）。皮凯蒂也认为它不是无穷尽的，它的好处会因影响就业而终结，最终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仍然是投资于教育与技能。当然，以美国最顶尖的百分比人群带来的不平等比欧、日都要严重为例，他认为这部分没办法由生产力和技术解释，而是可以由一些超级管理者赚取了过度的超额收益来解释，因此需要限制超级管理者的收入。

比劳动收入分配更不公平的是财富集中与它所带来的财富。历史上法国实施了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如推动改变限嗣继承，民法典赋予每个人进入市场和取得财产的平等权利，并取消了同业公会。之后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效仿。但从法国的情况看，贯穿整个19世纪财富集中的趋势在强化，即竞争并未改善不平等的状况。反观20世纪上半叶全球出现过一波不平等状况的改善，其主要的驱动是战争对资本存量的摧毁，打破了过去经由很长的历史积累带来的资本占有带来的不平等，另一个原因是直到战后各国才开始大力对资本和大宗固定资产征税，这相当于改变了投资净回报与经济增速的对比关系。

税收调整是否可以解决资本积累带来的不平等？从有较完善和最长历史的法国财富数据看，在19世纪以前财富的积累主要来自资本的回报，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各国的经济增速，当时各国的经济增长普遍十分缓慢，在年均0.5%～1%，而劳动力基本没有什么回报，因此资本积累得很快，也拉开了不平等的差距。即使上溯到更久远的时代，资本的回报也往往是产出增速的10～20倍，而这也许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能够使一部分人追求除了自身利益改善之外的其他更高目标的基础，也有消费时间偏好的解释。资本回报是保证未来和当下消费无偏好的时间价值，综合来看它是技术、心理、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的年回报率在历史的大多数阶段保持在4%～5%的区间，财富积累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在一战后有所改善，在20世纪的后半叶明显改善则主要得益于经济增速的提高。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经济快速增长，按上文的理论推导，全球的不平等状况会得到极大改善，现实世界也观察到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状况。以21世纪之交的前后20年为例，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源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资本的集聚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这样有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最富有的群体加入全球最富有群体之中，从而资本的不平等在国家间的不均得到极大改善。但由于顶级富豪的资本回报已无法用资本和经济增长的一般性模型去刻画，要扼制这部分财富的趋势，可能只有通过税收手段。不过，在现实中这些人也许并不是简单地如财富所显示的影响力仅局限在经济领域，隐藏的对社会政治的左右能力可能让任何扭转他们财富趋势的变革难以取得成功。

另一方面，如果顺着皮凯蒂的分析，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如果把经济总产出的来源按生产函数分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而现代社会技术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又相当显著，那么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可能需要与它带来的技术进步综合看待，同时把主要国家总产出中不同要素的贡献对比而看，可能很大程度上生产函数就可以解释收入的分配格局。皮凯蒂也认为资本的回报往往有异常值，它是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可能正是资本回报的异常值推动了经济、科技或者是生产力的快速进步。

不平等问题很容易与共同富裕联系到一起，共同富裕只有在解决不平等的制度原因的层面上是与解决不平等相通的，因为解决不平等不一定就能实现共同富裕，它并不保证是一种正义的制度安排。但是根据上文罗尔斯的理论，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制度安排，一定是在分配上有效率的，又根据上文的分析，资本获得均衡状态下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利润率，而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则获得相应的剩余收入，不同行业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和风险偏好要求是不同的，也就实现了相对平等，那么就解决了有效率发展下的平等。这恰好满足在发展要义下的共同富裕的概念，此时共同富裕与解决不平等可以对等。

由此经济发展会带来甚至彰显不平等问题，但解决不平等的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则是经济发展，如果资本的回报在历史上并没有明显变化，说明资本并没有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剩余价值，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劳动收入增长，从而改善了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与高福利社会体制对比共同富裕

通过再分配再配合一些制度安排，完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在竞争环境下有效率地提高劳動者收入是高福利社会解决不平等、走向共同富裕的具体实现路径。

从历史上看，国家实际上自20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用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代替衡量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参与度，它从20世纪初的10%上升到1980年发达国家的30%～50%不等的水平。直到20世纪初期欧洲国家的支出都主要是提供王室公共服务，比如制定法律、维持秩序、国家防卫、行政服务和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但是20世纪开始出现的福利国家才开始提供教育、幼托、医疗、养老和对特殊人群的一系列收入补贴，福利国家的出现才帮助一些人实现无法自我满足的需求，它被认为是人类的进步，税收是一种共享人们共同劳作成果的分配方式。福利国家最早的雏形始自19世纪的普鲁士和美国，最开始是提供大众教育，要求最低教育年限以及提供一些政府资助，这些看似是政府的分配行为，但实际上教育是公认的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制度性安排。

现代意义上的再分配并非富人向穷人的财富转移，它主要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中所有人应当公平享有一些基本福利的权利和原则的运用。即再分配的政治和哲学的理论背景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享有教育、医疗、养老和基本的生活保障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差别是改进共同福利的无法避免的结果，这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致的。

19世纪末开始出现基于公民身份或职业身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分野，采用公民为基础的机制（比如英国），公共福利主要用于弥补劳动工会没有覆盖的互助项目的空白，区别于之前广泛存在私有的职业福利，推出国家福利面向未被覆盖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沿着这条路发展的就更倾向于年轻人福利社会，因为它的重点是离劳动力市场远的社会群体。而以职业为基础的机制，实际上是把私有职业福利回收到国家福利覆盖范围，这个路径最后就向着倾向于老年人的福利社会演化，因为它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结合，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普遍模式。

二战前后的20年福利国家开启了福利制度的变革，大部分基于职业的福利制度开始转而考虑向更广泛的以基于公民身份的福利制度转型，引入了覆盖儿童、妇女和其他一些与劳动力市场弱相关的群体的福利安排。但也有一部分国家继续朝着倾向于老年人的职业体系福利社会发展。

福利国家并非简单的再分配制度安排，因为福利国家往往与生产制度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相对应。首先，有组织的劳动与资本不仅是福利国家版图拓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改革路径。雇主与工会间的集体谈判对社会的福利结果有重要影响，其结果反过来直接影响雇佣关系，实际的结果是强化了自由市场或者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关系。其次，通常福利被认为是去商品化和非市场化的社会政策，但实际上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是对雇主的有益约束，因为它促使雇主改变生产策略，强调质量和差异化，从而决定了公司治理的模式。最后，福利政策很多是公共和私人共同提供的，养老金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突显，有不少研究表明养老金通过金融深化促进了经济发展。

福利国家的出现是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的制度变革。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同时劳动力市场在改变，家庭结构也在转变，过去男性供养家庭的社会组织模式是建立在男性稳定且终身受雇的前提下，但是进入工业化后，人们失业的时间越来越长。希望国家来弥补个人在自由市场上无法满足的需求的要求不断提高，在当前的人口、劳动力和家庭变化下，福利国家如何面对公民在不同年龄阶段面临的不同需求，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应对新的挑战的能力。

当前中国共同富裕的具体实现路径构想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迈向新发展阶段之际提出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理念。结合上文的剖析，笔者提出共同富裕的几条实现路径。

消除城乡间的制度性不平等，建立普遍公平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城乡差异在快速工业化阶段迅速拉大，这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形成很大反差。同样经历了工业化和农村改革的台湾地区，在二战后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收入分配也得到极大改善，这得益于土地改革、基本制度安排改革以及农业定价策略。

台湾地区的经验有几点启示：土地是提高农民资产性收益的重要来源，应放开农村土地流转，资产性收益改善比起农户农业收入改善更能改善不平等状况；农民的非农收入改善主要受益于工业化农村人口的流转，并伴随城市化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民的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有极大改善；农作物的集中采购压低米价，但主要的动机是推动农业种植的多元化，实际上极大改善了农民的农业收入。而农民联合会对农业和农民的出于自身的利益和专业性的保护总体上有利于农民的农业收入改善。

对中国来说，首先，应当相应放开农村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极大改善农民的资产性收益；另一方面，可增加城市居民的资产配置方式，增加城市和农村的流动性。其次，应当加快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一方面，可以快速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市民化可以提高非农收入水平，减少身份歧视。最后，快速城市化可以更集中地提供相关政府公共服务，改善政府的支出效率。

向服务型社会转型，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

从上文对经济学分配理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讨论可以看出，劳动收入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中扣除决定资本积累的资本收入后的剩余，因此提高勞动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是转变经济结构，向服务型社会转型。

提高企业职工待遇，改善企业职工福利

在西方社会，工会对雇员收入和福利待遇改善起到重要作用，这对于持续改善劳动收入在国民产出中的占比有很大帮助。收入有一定刚性后，雇员的流动性可能会变大，那么国家也要相应增加生活保障和生存安全垫，这些对于实现共同富裕都有切实的帮助。

企业也参与到提高职业福利不能简单地从增加企业负担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现代经济中福利安排被很多雇佣者接受，其原因包括：避免单个企业间因为福利待遇竞争；可以预防由于没有福利保障而引发社会动荡，可以平滑经济周期带来的不确定性；福利国家的干预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并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劳工获取特殊的职业技能，以利于国家的产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保证劳动力的群体的弹性以应对波动的社会经济；重视在自由贸易市场下福利国家的补偿角色。

建立公务员的平等制度，取消年龄限制

建立公务员与社会人员的正常流转渠道，打破壁垒，取消公务员年龄限制。中国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应当从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消除年龄限制。把公务员纳到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保险并轨，建立更为公平、效率的基本社会制度。

更为细致地探究收入不平等的源泉，提出有针对性的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比如研究税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不同收入水平税后收入与税前收入的比，与其他国家的税收累进程度进行比较；研究不同收入水平的有效收入税率，进行历史纵向比较，看不平等性是否有改善；研究直接税前和直接税后收入的不平等系数。

（秦勇为太平洋保险集团高级经济学家。本文编辑/孙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