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趋势与对策

收入不平等是衡量消费者福利的一个重要指标。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共识为收入不平等是一个不好的社会指标。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政府设计相关政策来减少收入不平等，以达到社会正义。本文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和相关政策做相关分析，希望对国内的政策制定有所帮助。

美国家庭收入分配现状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简称新冠）大流行严重地影响了美国人民的收入。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以应对新冠大流行。美国政府通过第三轮刺激付款和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劳动收入税收抵免以及儿童和受抚养人护理抵免，为家庭提供额外收入。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的报告，2021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为 70784美元，与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71186美元在统计上没有差异，但比新冠大流行前的2019年中位数低2.8%。2019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2613美元，为自196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家庭的收入存在大的种族差异。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划分，美国的主要种族人群包括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非西班牙裔亚裔，西班牙裔等。在种族群体中，亚裔家庭在2021年的中位数收入最高（101418美元），其次是非西班牙裔白人（77999美元）和西班牙裔（57981美元）。黑人家庭的中位数收入最低（48297美元）。美国人口普查局通过计算特定群体的中位数收入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中位数收入的比率来比较不同群体的相对中位数收入。 2021年，亚裔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中位数收入之比为 1.30。换句话说，亚裔家庭中位数收入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中位数收入的 1.30倍。黑人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收入之比为0.62，而西班牙裔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收入之比为 0.74。 这些种族差异自从统计数值公布起的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形成，已持续了40多年。

收入不平等是指收入或收入增长在人口中的分布情况；收入不平等加剧意味着收入分布或增长不平等。在关于美国家庭收入的年度报告中，美国人口普查局使用六个指标来测量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收入百分位数的比率；五分位数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泰尔指数（类似基尼系数，具有不同组别可以相加的优势）；平均收入的对数偏差（用于测量中位数收入和平均收入的差距）；阿特金森测度（用以决定收入分布的哪一端对不平等的贡献最多）。以下对前三项指标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統计指标，范围从0.0到1.0。 它衡量任意两组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平均差异量，表明收入彼此相距多远或“分散”。值0.0表示完全平等，值1.0表示完全不平等。根据货币收入基尼系数，收入不平等在2020年至2021年间增加了1.2%（从0.488增加到0.494）；这是基尼系数自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增长。基尼系数上升表明收入分布越来越不平等，但并不能表明分布的顶部与分布的中间相比是否不成比例地增加（“上尾”不平等）或者分布的中间是否比下端（“下尾”不平等）增加更多。

百分位收入比率，尤其是总体收入分布的第90、50 和10个百分位的收入比率，可提供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的额外信息。第90个和第10个百分位的比率从2020年的12.90增加到2021年的13.53，这意味着第90个百分位的收入是第10个百分位收入的13.53倍，增幅为4.9%。第50个和第10个百分位数（“下尾”不平等）的比率增加了4.0%，从2020年的4.34增至2021年的4.52，而第90个和第50个百分位数（“上尾”不平等）的比率没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2020年至2021年间，第10个百分位的家庭收入下降了4.4%，而第90个百分位的收入变化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收入分布底部的收入下降可能导致基尼系数的提高。

家庭总体收入的五分位数份额提供了有关收入如何在人口中分布的更多信息。五分位数是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五个相等组之一，因此每个组中有20%的家庭。2021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获得了家庭总体收入的2.9%，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获得了家庭总体收入的52.7%。在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获得了家庭总体收入的23.5%。2020年至2021年间，最低五分之一（从 3.0%下降到2.9%）和第二个五分之一（从 8.2%下降到8.0%）家庭总体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其他五分之一家庭收入的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

2021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区间为28007美元或更少。第二个五分位的家庭收入区间从28008 美元到55000美元，第三个五分位的家庭收入区间从55001美元到89744美元，第四个五分位的家庭收入区间从89745美元到149131美元。最高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区间为149132 美元或更多。收入分配中排名前5%的家庭的收入区间为286305美元或更多。

美国家庭收入分配趋势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2019年的报告，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在近40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布顶端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例如，1975年，收入分布顶端五分之一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收入分布低端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收入的10.3倍；到了2019年，这个比率增至16.6倍。

从长期趋势看，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种族差异略有减缓。2019年，黑人和西班牙裔户主家庭在低收入五分之一人口中的比例过高（尽管比近几十年有所减少），而白人和亚裔户主家庭在收入高端五分之一人口中的比例过高。近几十年来，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尽管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比今天的美国更平等，并且不平等的加剧程度没有美国最近几年那么大。

家庭不一定年复一年地保持在给定的收入分布的某一个五分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份新工作或成功的投资可以将一个家庭从较低的五分位推向较高的五分位；同样地，收入损失可能导致在收入分布中的地位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收入分布中的这种变动被称为收入流动性。流动性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衡量。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研究者考虑了短期、长期和跨代的流动性分析，使用政府来源的数据揭示了三大趋势：家庭和个人的流动性并不完全，即他们当前的分布排名与过去的排名相关；流动性在更长的时期内更大；美国的代际流动性差异很大。

经济学家已经确定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可能导致不平等扩大的几个因素。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衡量不平等的方式和时间段。这些因素包括四类：一是劳动收入变得不那么平等，因为相对于高收入工人，有些因素倾向于抑制中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增长。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变革、全球化、工会化程度下降和最低工资波动。二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推动的其他变化，例如规模经济、赢家通吃市场和超级明星现象，提高了高薪工人的工资。薪酬动态和社会规范的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企业高管的薪酬上涨。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通过财富产生的资本收入影响收入不平等。四是不断变化的家庭人口结构也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职工家庭、女性单户主家庭以及收入或教育程度相似的夫妇结婚的情况有所增加，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后果。经济学家调查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更大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增加或减少经济增长，反之亦然。从实证研究上看，更多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也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

美国应对家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对策

美国政府主要靠符合经济状况标准的转移支付和联邦税收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转移支付指来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现金支付和实物福利，旨在帮助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和资产很少的家庭。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2年的报告估计，1979年至2019年期间，收入最低的五分位家庭接受了所有符合经济状况标准的转移支付的一半以上。作为转移支付和税前收入的百分比，这些转移支付在过去41年期间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受医疗补助支出增加的推动。高收入家庭支付的平均联邦税通常高于低收入家庭。从1979年到2019年，整个收入分布的平均联邦税率都下降了，处于收入分布最低五分位的家庭下降幅度最大。根据转移支付前后和税收前后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在1979年至2019年间有所上升。转移支付和税收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同一时期有所增加。

转移支付和税收前的收入包括市场收入和社会保险福利（例如来自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福利），不包括符合经济状况标准的转移支付和联邦税。转移支付包括来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旨在帮助低收入和资产较少的个人和家庭的现金支付和实物福利。例如医疗补助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以前称之为食品券计划）和补充保障收入。联邦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净值，例如挣得收入所得税抵免和儿童税收抵免）、工资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

符合经济状况标准的转移支付主要流向收入分布底部的家庭。2019年，超过一半的符合经济状况标准的转移支付流向了收入最低的五分位家庭。1979年至2019年间，转移支付率在最低五分位家庭中翻了一番，其增长既归因于领取福利的人数增加，也归因于每个领取者平均福利的增加。自1979年以来，关于获得转移支付的资格有所扩大。因此，1979年至2019年期间，向第二和中等收入五分位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的转移支付有所增加。

在这41年期间，转移支付率的增长主要是由医疗补助支出推动的，这是最大且增长最快的符合经济状况标准的转移支付。在此期间，参加医疗补助支出计划的人数增加了近五倍，从1979年的约2000万人增至2019年的9500萬人。此外，每位接受者的平均福利水平（以2019年美元计算）从1979年的1800美元增至2019年的5900美元。与此同时，其他转移支付的总支出在1979年至2019年期间占收入的比例大致保持不变。

联邦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工资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来自家庭的税收约占2019年征收的所有联邦收入的93%。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是最大的税收来源，其次是公司税和消费税。对家庭收入的考察基于平均联邦税率，计算方法是将一个收入组的联邦税收总额除以该组转移和税收前的总收入。平均联邦税率通常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在2019年获得了家庭总体收入的约55%，当年缴纳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联邦税。相比之下，最低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占家庭总体收入的4%左右，当年净缴纳的联邦税约为 0.1%。处于最低两个五分位的家庭中，个人所得税平均为负，因为它们包括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属于政府的净支付。许多低收入家庭不但不用交税，反而实际上获得政府补贴。

平均联邦税率的逐年波动是由收入分布的根本变化和联邦税收规则的立法变化引起的。对于大多数收入群体来说，平均联邦税率在41年期间下降；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下降幅度最大。处于收入分配中间的家庭的平均联邦税率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及处于最低五分位的家庭。相比之下，1979年至2019年期间，在收入分布第81至99个百分位数的家庭的平均联邦税率相对稳定。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平均利率比其他收入群体的平均利率波动更大。

美国减少收入不平等办法的借鉴

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来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符合标准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帮助低收入家庭。如果满足有关低收入的条件，这些家庭可以得到政府在医疗、住房和食品方面的补贴。 例如医疗援助计划是美国低收入人群医疗和健康相关服务的最大资金来源。截至2017年，它为7400万低收入和残疾人（占美国人的23%）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支付2019年美国一半的出生费用。这是一个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资助并由各州管理的经济状况调查计划，截至2017年，医疗补助的年度总成本刚刚超过600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出资3750亿美元，各州额外出资2300亿美元。

各项税收政策也是尽量让低收入家庭少交税、不交税甚至得到负税（政府倒贴）。例如，美国联邦收入税中的赚得收入抵免。如果个人或家庭满足相关低收入的条件，不但不用交税，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负税）。2022年，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得到高达6164美元的负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有关单位也可以考虑这些政策。

（肖经建为美国罗德岛大学消费经济学教授。本文编辑/王茅）